摘要：莘县这片坐落在鲁西平原上的古老土地，承载着明代科举制度下独特的文化记忆。自洪武年间推行科举取士以来，这片沃土孕育出众多载入史册的进士群体，他们不仅以学识才华在殿试中折桂，更以经世之才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成化十一年（1475年），安徽含山曹氏家族的曹元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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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县这片坐落在鲁西平原上的古老土地，承载着明代科举制度下独特的文化记忆。自洪武年间推行科举取士以来，这片沃土孕育出众多载入史册的进士群体，他们不仅以学识才华在殿试中折桂，更以经世之才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成化十一年（1475年），安徽含山曹氏家族的曹元高中进士，标志着莘县进士群体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位官至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重臣，晚年选择退隐莘县通津街，其家族在此繁衍生息四代，先后培养出曹一贯等两位进士，形成“四世两进士”的独特文化现象。
明代科举制度作为士人晋升的核心通道，其严苛的三级考试体系深刻影响着莘县士子的命运。乡试阶段，莘县学子需在山东布政使司的考场上与全省精英角逐，万历年间孙肇兴在院试中“试屡第一”的经历，印证了本地教育的深厚底蕴。会试环节的激烈竞争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体现得尤为明显，曹一贯以第51名的成绩脱颖而出，其答卷中展现的兵政见解令主考官印象深刻。至殿试层面，天启二年（1622年）陈赞化以山东第一的成绩登科，其殿试策论中关于吏治改革的观点，成为后来监察御史任上弹劾权臣的理论基础。
教育资源的集聚为莘县士子提供了独特优势。孙肇兴家族创办的义学系统，采用“分级教学法”，将蒙学与经学有机结合，其编撰的《四书约说》被顺治帝钦定为全国科举教材。这种教育模式使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二年（1622年）间，孙氏门生中涌现出傅以渐、任克溥等七位进士，形成辐射山东的文化教育网络。曹氏家族则通过“族学共修”制度，将四书五经教育与军事韬略相结合，曹一贯在南京兵部武选司主事任上展现的军事才能，正是这种教育模式的直接成果。
家族文化的传承在进士群体形成中起着关键作用。曹元致仕后建构的家族教育体系，通过“元亨利贞”四房分工制，分别侧重经学、实务、算学和礼制，这种知识结构的分工协作，使得其曾孙曹一贯在嘉靖年间能够提出“边镇军屯改良策”。孙氏家族则通过“父子同科”的特殊传承，在天启与康熙两朝相隔六十年的两个壬戌年，先后培养出孙肇兴、孙玉泽父子进士，这种跨越朝代的知识传承，成为研究明清教育嬗变的重要案例。
这些进士在仕途上的作为深刻影响着明代政治生态。杨天民任礼科给事中期间，连续十三次上疏要求册立太子，其奏疏中引述的洪武朝典章制度，最终促成万历皇帝调整继位政策。陈赞化在桐城知县任上修筑的龙眠河石拱桥，采用“分段承建法”，既保证工程质量又节省财政开支，这种工程管理模式后被收录入《明会典》。曹元在陕西巡抚任上推行的“军屯赋税折银制”，有效缓解了西北边镇粮饷压力，其改革思路为张居正“一条鞭法”提供了地方实践样本。
廉政建设是莘县进士群体的显著特征。孙肇兴在山阳知县任上推行的“京田制”，通过土地等级细分实现赋税公平，这项创新使得该县田赋纠纷减少七成。杨天民弹劾延绥总兵赵梦麟虚报战功案中，运用兵部档案与前线塘报交叉验证的方法，开创了明代军事审计的先河。陈赞化临终时“四壁萧然”的境况，与其在太仆寺少卿任上推行的“驿站支出公示制”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清廉作风通过乡贤祠祭祀活动持续影响着地方官场文化。
文化遗产的存续见证着这段辉煌历史。矗立在莘县通津街的“壮猷坊”，其基座浮雕中暗刻的《武经总要》摘要，既是曹一贯兵学造诣的体现，也成为研究明代牌坊建筑艺术的重要实物。孙肇兴故居内保存的顺治帝御赐“斯文宗仰”匾额，与书房中《四书约说》的手稿相互映照，构成完整的教育史实证体系。这些物质遗存与《莘县县志》中记载的二十三位进士传记共同构建起立体化的历史记忆场域。
当代价值重构过程中，莘县进士文化展现出新的生命力。曹氏家族“九德训诫”中“勤施无私”的准则，被现代企业管理学吸收转化为社会责任理论。孙肇兴“伏龙洞”水利工程中体现的系统治理思维，为当前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提供历史借鉴。地方政府将杨天民十三疏立太子的事迹改编为廉政教育剧目，其“依法抗争”的精神内核赋予传统故事新的时代意义。
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在莘县燕塔景区得到空间呈现。景区规划巧妙融合曹氏军事文化、孙氏教育文化与陈氏廉政文化，通过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感受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文旅部门开发的“进士文化研学路线”，将散落的牌坊、祠堂、书院遗址串联成文化廊道，每年吸引逾十万研学者前来探寻。这种创造性转化不仅延续了文化遗产的生命力，更使其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本。
从曹元致仕归隐到陈赞化病逝舟中，莘县进士群体用两个世纪的时间书写了独特的文化篇章。他们既有传统士大夫“修齐治平”的理想追求，又在具体施政中展现出创新智慧，这种精神特质通过物质遗存、文献档案和口述传统得以永续传承。当游客驻足“壮猷坊”前观摩兵学浮雕，或学子在孙氏故居诵读《四书约说》时，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仍在继续，见证着一个地域群体如何通过科举制度实现自我超越，并在历史长河中刻下深刻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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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爱养花的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