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错了，刘邦不是“汉高祖”，明辩“汉高祖”称谓之误

摘要：中国历代帝王身后皆需接受庙号与谥号的双重评定，这两套评价体系共同构成了后世对帝王的主流称谓。以宋代为例，宋太祖、宋太宗是取庙号为称，而汉文帝、汉武帝则是以谥号相呼。这两种称谓制度虽同源，却蕴含着截然不同的历史信息。

中国历代帝王身后皆需接受庙号与谥号的双重评定，这两套评价体系共同构成了后世对帝王的主流称谓。以宋代为例，宋太祖、宋太宗是取庙号为称，而汉文帝、汉武帝则是以谥号相呼。这两种称谓制度虽同源，却蕴含着截然不同的历史信息。

庙号制度源于宗庙祭祀体系，是帝王在太庙中受享的专属称号，通常以“祖”“宗”为后缀。按礼制，“祖”多用于开国奠基之君（如明太祖朱元璋），“宗”则用于守成之主（如唐高宗李治）。特殊情况下，非开国君主若立有再造之功，亦可获“祖”字殊荣，如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重定江山。

谥号制度则是对帝王生平功过的终极评定，具有强烈的褒贬色彩。单字谥号时代，“文”“武”为至美之谥（如汉文帝、汉帝），“炀”“厉”则为恶谥之极（如隋炀帝、周厉王）。自唐代始，谥号渐趋冗长，至清代达于极致——康熙帝谥号“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竟达23字之多，堪称礼制异化的典型。

中国历史上唯一未获庙谥的开国君主当属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不仅废除分封制，更以雷霆手段革新礼法。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认为谥号制度“子议父，臣议君”有悖纲常，遂废止谥法，自号“始皇帝”，欲以“二世三世至于万世”的数字化传承永续秦祚。这种激进的制度变革虽随秦亡而终结，却为后世留下深刻的制度反思。但秦始皇在后世文人笔下也拥有了一个霸气的尊号“祖龙”!

汉高祖刘邦的称谓争议堪称历史称谓的经典案例。据《汉书·高帝纪》明确记载：“谥曰高皇帝，庙号太祖。”按此，规范称谓应为“汉太祖”（庙号）或“汉高帝”（谥号）。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开“高祖”之例，其《高祖本纪》开篇即称：“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三国学者张晏对此解释：“礼谥法无‘高’，以为功最高而为汉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

意思是过去起“谥号”没有这个“高”字。因为刘邦的功劳最高而为汉朝所有皇帝的太祖，因此司马迁特地给刘邦起名为“汉高祖”。可见“高祖”实为司马迁独创的复合称谓，将谥号之"“高”与宗法地位之“祖”熔铸为一。

其实司马迁在文末也称呼过刘邦的谥号：“高帝八男：长庶齐悼惠王肥；次孝惠，吕后子……”上文说过“（刘邦）上尊号为高皇帝”，在汉朝还没有“谥号”这个概念，皇帝生前死后定的称号都叫“尊号”。比如康熙生前尊号是“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去世后谥号是“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

有些皇帝生前没有尊号，去世后被推翻着给起的名号自然不能称之为尊号了，所以只能换个名称叫谥号，比如隋炀帝，唐朝给他的谥号叫“炀”，是“好内远礼、逆天虐民”的意思，也是对他一生的评价。

关于这个庙号也有后来更改的，唐玄宗李隆基的庙号为“玄宗”，我们习惯上称呼他为唐玄宗。可是到了清朝康熙时期唐玄宗的“玄”字就和康熙的汉名“玄烨”撞车了，清朝人为避讳“玄”字，官方文书、科举考试及刊印典籍时，需将“玄”字改写为“元”或省缺末笔。因此，清代文献中“唐玄宗”常被写作“唐元宗”，甚至直接叫他的谥号“唐明皇”（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

太史公这一创造性笔法影响深远。历代史家虽知“太祖”方为正统庙号，却难抵《史记》的权威性传播。至班固修《汉书》时，也在《高帝纪》中混用“高帝”“高祖”二称。这种称谓的嬗变折射出汉代谥法制度尚未完全定型的特点——正如文中所述，汉初仍延续秦制“尊号”概念，直至后世才明确区分生前尊号与身后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