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7年中国各项事务逐渐步入正轨，胡耀邦复出并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一职，他当时就提出要把之前被搞颠倒的思想是非、路线是非、理论是非等颠倒过来，这句话也说过好几次，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拨乱反正”的开始。

1977年中国各项事务逐渐步入正轨，胡耀邦复出并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一职，他当时就提出要把之前被搞颠倒的思想是非、路线是非、理论是非等颠倒过来，这句话也说过好几次，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拨乱反正”的开始。

全国范围内有30多个影响巨大的冤假错案，他第一个着手平反的，便是号称“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

草岚子监狱内的斗争

胡耀邦的女儿本名李恒，她早年间当过兵、还在医药行业做过12年总监，人生的奋斗过程中她从未提起过自己的家庭，那段时间她还说：“与其说我是隐瞒，倒不如说我是在刻意约束自己，父母对我影响最深的一点就是‘清清白白做人’。”

晚年养老生活中，她还曾为一些网络上的不实传言感到难过，当一些人理所当然的认为她应该住豪宅、送女儿出国留学后，她也特意进行了辟谣，表示：“我们夫妇长期租住在组织安排的单元房中，并一直按期付房租，没有其他房产；我们也没有女儿，更不可能有女儿在英国留学。”

那些熟悉李恒的老同志都称她为“满妹”，而满妹在退休生活中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回忆父亲。

《思念依然无尽》这本书就是她的一部回忆录，当中四处都透露着女儿的深情，朴实的文字和真实的内容更像是一泓清泉沁入人心，对于父亲的那些重要阶段的历史，她也记忆犹新。

1977年12月15日，是胡耀邦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天，中组部院里响起了鞭炮声，是他带着秘书穿过欢迎的人群径直步入大楼。

满妹曾说：“人们似乎有一种错觉，认为在选择改变中国命运突破口时，父亲是首先打破‘精神枷锁’后才着手打破‘组织枷锁’的，事实上这两个‘枷锁’被打破是同步进行的。”

早在那年初夏，他在家中会客厅与一位老同志谈话时就满脸忧心忡忡，说：“历史积累起来的冤假错案，各种错误把干部、知识分子压得抬不起头来，就连他们的亲属和朋友都失去了正当工作的权利，如此，如何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竞争呢？”

同时期的党的十一大上，华国锋便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对于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处理。”

有关纠正路线的文章也引起了热烈反响，不少群众来信支持，使得胡耀邦坚持以理论作为突破口，那份在当代史中举足轻重的刊物《理论动态》就是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出现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是一篇历史性的文章，不过很多事并非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做成，胡耀邦在与人会谈中还经常勉励对方：“我们既然已经向前跨出了有力的第一步，就绝不后退。”

平反冤假错案对于推动大家思想变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一些有影响力的大案。

全国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案子有30多个，最出名的就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他们61人都来自草岚子监狱，这件事还是全面抗战之前的事情。

那是在1931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罢工、罢课运动不断被敌人镇压，大批中共党员与革命群众暴露，国民党特务加大了行动力度，使得一批中共党员遭到逮捕；其中，河北省委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国民党在这里抓到的人都被关押进草岚子监狱。

草岚子监狱位于北平草岚子胡同，面积并不算大，但从1931年到1936年之间关押过400多人。

包括安子文、李楚离、薄一波等在内的61位中共党员普遍被关押了四五年。

国民党当时的主要处置方式是逼迫他们改变政治信仰，若是他们不从，到最后的可能性就是按照“军法处置”，国民党在这方面是极为残暴的，完全不按照法律程序行事，直接让军队采取肉体与精神双重折磨的方式。

中共河北省委常委郝清玉面对敌人的折磨，喊出：“应该反省的是你们，想让我叛党，我办不到！”

哪怕被摧残到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他都丝毫没有向敌人妥协。

其他党员们早已秘密在狱中建立起党支部，从精神上与国民党展开斗争，接连粉碎了敌人三次大审查。

到了1934年，狱中党支部还建立了“绝食斗争指挥部”，大家接连七天七夜绝食，要求国民党当局解除脚镣、允许公开读报等，初步斗争取得了明显效果。

不过第二年国民党军统政训处的宪兵团就来了，团长名为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子。

他想了个损招：派人假装被抓捕的共产党员，以求从内部打入共产党员组织，并获取他们的秘密。

好在中共党员们的警惕性都很强，很快就识破了敌人的想法，宪兵团眼见事情败露，他们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了，便要求将12名中共党员判处死刑，其中就包括安子文、杨献珍和薄一波等。

那一历史阶段，正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形成新高潮的时期，刘少奇抵达天津向北方局、河北省委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并阐明了当前政治形势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北方局经过研究后，想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让对方无法挑剔。

在中共的周密安排下，借助宋哲元的联系终于使得61名中共党员成功获救，他们经历过多年的生死考验，更是值得信任的坚强共产主义战士，在日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建设中都做出了卓越贡献。

可到了特殊时期，一些事情就发生变化了。

每一步都不容易

特殊时期，有人找到当年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要求他说出1936年61人出狱的经过，那件事已经过去了30年，至于具体时间问题和若干细节问题，张闻天已经记不清楚了，只是记得总体经过。

于是，他写了一份说明材料，同时他也意识到此事关系重大，就要求将相关情况请示中央。

可有人从中作梗，诬陷61人并非履行例行出狱手续，这才导致了后面的事情。

1967年，“六十一人叛徒案”爆发，一场“揪叛徒”的恶风席卷全国，许多在革命战争年代被敌人逮捕、或者经审查并无问题的干部被牵连进去，他们中还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于一些混乱情况也十分关注，不过当时很多事并没有办法得到根本处理。

又是近10年过去，当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后，便决定要先处理好这起案件，当年这起案件牵扯面广、影响大，还有老同志记得，胡耀邦急着为61位同志平反，那个时候他看起来更是一秒钟都等不及。

再者说，这件事一开始就是中央早都作过结论的，几十年过去又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去旧事重提，本就是不合理的。

胡耀邦在集中精力处置这件事时，61人中仍建在的有40人，他们中有22人都曾担任副省部级以上领导职务、13人曾是司局级干部，在当年被冤枉后，他们的家人、子女也都受到牵连。

薄一波当时请求胡耀邦派人来听他的申诉，于是胡耀邦特意派遣了秘书前往薄家。

秘书带着报告回来后，薄一波看着谈话记录写下了好几页批语，感觉到这件事不能再拖了，他还找来几位干部审查局的同志和几位研究室的同志，问他们：“现在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

能在这个位置做事的同志，心中都是怀揣着革命和热血的，过去的老同志连牺牲都不怕，如今他们蒙冤，更是应该想尽办法处理，大家都表示：“实事求是，该翻就翻！”

听到有这么多人愿意与自己做一样的事情，胡耀邦非常欣慰，叮嘱道：“此案关系重大，先不宜声张，踏踏实实地进行调查和研究，珍惜现有的每一份资料，争取在3个月内复查完毕。”

考虑到事关重大，他特意去找了中央高层领导。

对方听完后问道：“哦？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

胡耀邦点了点头，谈话虽然简短，但目的却已经达到了，因为不久后中央就作出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大家奔波了很久，走访了几十个与此案有关联的参与者，还找到了大量敌伪档案，终于完成了完整的调查。

1978年11月，“六十一人叛徒案”进入收尾阶段，这起沉冤12年的案子终于得到了公正的平反，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在回忆父亲的历史瞬间时，还着大量笔墨特意写了这部分的内容。

这不仅是61位老同志的事情，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说，此案更是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

在一切都接近尾声时，胡耀邦心情并没有放松下来，他立即部署着手复查刘少奇的案子。

刘少奇案是特殊时期的另一特大冤案，胡耀邦在着手调查此案时，刘少奇的子女联名给中央写信，要求释放王光美；他的儿子刘源、女儿刘婷还特意来到富强胡同6号探望胡耀邦，目的也是这件事。

胡耀邦当时给出承诺：“要逐一逐条地反驳，还刘少奇同志清白。”

王光美也是历经12年关押岁月后重见天日，出来的那天，她大哭了一场，刘源后来还对满妹说：“那天我们从你家出来，全家人都很振奋，我们非常感谢耀邦叔叔，他是最早对我们说这个话的人。”

紧接着到来的1978年更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关键时段，过去的思想被瓦解，使得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变得顺畅了很多，越来越多的大冤案都得以平反，新华社记者戴煌提供的数据显示：“仅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就有55万。”

特殊时期是1976年结束的，但过去那些人导致的各类错案在1982年才算进入尾声。

社会秩序得以稳固，也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时代真正到来，若没有这关键一步，后续的一切工作都不好推进，包括经济建设。

1.“文革”中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的真相 浙江档案

2.“61人叛徒集团案” 人民公安

来源：混沌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