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战结束后，德国战败，国家随即被四国占领并最终分裂为东西两德。面对战败、清算与分裂的现实，纳粹德国的将领们必须做出抉择：是向西方靠拢，还是接受苏联改造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其实也不出所料，原国防军承席自容克老爷为主导的一战德军，这批人的反苏思想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加

二战结束后，德国战败，国家随即被四国占领并最终分裂为东西两德。面对战败、清算与分裂的现实，纳粹德国的将领们必须做出抉择：是向西方靠拢，还是接受苏联改造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其实也不出所料，原国防军承席自容克老爷为主导的一战德军，这批人的反苏思想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加入东德的原德国军官不仅少，而且加入的理由也值得研究。如果是主观加入的那似乎就更有意思了。

在所有原德国高级军官中，真正明确加入东德军事体系者寥寥无几，最为人知的包括文纳·福斯特（Vinzent Müller）与阿尔诺·冯·列特维茨（Arno von Lenski）两人。

文纳·福斯特原为德军中将，在战争末期被苏军俘虏后，转向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成为苏联培养的“反法西斯军官”之一。战后，他被带回苏占区，担任“德国人民警察”的顾问，还参与国家人民军（NVA）的建设，是极少数获得东德信任的前将领。

阿尔诺·冯·列特维茨亦是国防军中将级人物，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俘，之后加入苏联支持的“自由德国国家委员会”（NKFD）。他虽没有在东德军中担任高级职务，但在政治宣传和军人再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军职权力。

这两人之所以能被接受，并非仅因其军衔或能力，更在于他们在战俘营中接受了长期的思想改造，并在苏联面前表现出彻底的忠诚。他们成为东德反法西斯建国叙事中的“范例”，是东德愿意吸纳的极少数旧军官。

苏联在战时便已考虑战后德国的改造问题，因此在1943年便成立了“自由德国国家委员会”（NKFD），在战俘中招募反纳粹分子。这些人被送往苏联的“安塔尔卡训练营”接受再教育，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斗争、苏联军事理论等。

战后，NKFD成员被分批遣返回德苏占区，成为东德政府与军队的早期骨干。这一机制为东德提供了初期的干部基础，既避免启用纳粹残余，又体现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但由于这些人在战争前多为中下级军官，最终东德军队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纳粹德国“将领”层参与。

东德的国家人民军（NVA）正式成立于1956年，其兵源主要来自以下几类：

NKFD出身的战俘群体：经过苏联政治教育的前国防军士兵，是军队基层建设的重要来源。青年志愿者（FDJ）与社会大学生：被吸收进入军队院校，接受苏式军事教育，逐渐担任军官职务。 人民警察武装部队（KVP）转编人员：在1950年代初期，东德建立起准军事的人民警察部队，这批人构成NVA的基础。 苏联顾问培训体系输出：大量东德军官在苏联接受正规军事训练，学成归来担任各级职务。

可以说，东德军队不是以“继承”旧军为基础，而是“重新塑造”。其军官构成更接近红军模式，强调政治可靠性胜过军事资历。

与东德的严控与再教育不同，西德在美英支持下采取了“实用主义”策略：一方面去纳粹化，但另一方面大量吸纳旧军骨干。联邦德国国防军（Bundeswehr）成立初期，就邀请了多位前德国国防军将领参与重建：

海因茨·古德里安：前装甲兵将领，担任西德国防顾问；汉斯·施派德尔：前陆军集团军参谋长，后成为北约欧洲司令部首任德国总指挥；阿尔贝特·施尔纳：前国防军元帅，虽因战后争议较大但仍被部分西德军界推崇。当然了，还有曼施坦因。如果莫德尔不是在鲁尔区自杀，那很大概率也会被纳入联邦国防军。这类做法虽受国际批评，但确实为西德提供了军事重建的技术与经验基础。况且这些旧军官本身就具有反苏思想，十分利于掌控。而东德则由于意识形态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自我割裂了与旧德军的联系。

东德是苏联在欧洲的“桥头堡”，不能容忍潜在的不忠与动摇，宁可从零建设也不愿吸纳可疑分子。东德政府声称自己是“反纳粹的新德国”，任何与第三帝国有明确联系的人物都必须被边缘化。 苏联不信任旧军人：苏方对德军旧部普遍怀有敌意，哪怕已被改造，也多予以监视，而非信任。相应的，东德军队连生产装备的资格都没有。所有装备只能采购自捷克斯洛伐克。而后者是日后东德最重要的装备生产国。

虽然确实存在个别纳粹德国将领在战后选择加入东德政权，但这只是极少数、经过彻底改造的例外。东德的建军逻辑与苏联一脉相承，更重政治可靠性与阶级出身，而非军事才能本身。相比之下，西德则更现实地利用旧军资源，为冷战对抗服务。两德的军队结构与用人政策，正是其制度分裂的一个缩影，背后反映的不仅是意识形态差异，更是对国家重建路径的根本分歧。

来源：浩瀚入海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