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刘院子里的柿子树又开始掉果子了,砸在水泥地上,黏糊糊的一片。我骑电动车经过的时候,看见他颤巍巍地拿着扫帚,把那些烂掉的柿子往院子角落里拢。柿子树是老刘儿子上初中那年种的,如今枝干粗壮,枝叶繁茂,只是结的果子越来越少了。
老刘院子里的柿子树又开始掉果子了,砸在水泥地上,黏糊糊的一片。我骑电动车经过的时候,看见他颤巍巍地拿着扫帚,把那些烂掉的柿子往院子角落里拢。柿子树是老刘儿子上初中那年种的,如今枝干粗壮,枝叶繁茂,只是结的果子越来越少了。
“老刘叔,我来帮你扫。”我把车停在路边,走进院子。
他抬头看我,眼神涣散了一瞬,才认出我来:“是小郑啊。”
他手上的老年斑密密麻麻地堆在一起,扫帚柄上沾满了泥垢,不知道有多少年没刷过了。我接过扫帚,开始替他清理地上的烂柿子。
“你儿子呢?怎么不帮你收拾?”我随口问道。院子里只有老刘一个人,电视机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是午间新闻联播的声音。
他叹了口气,没说话,转身往屋里走去。
我知道自己问错了话。村里谁不知道老刘的事?五年前他儿子小波高考前离家出走,至今没有音信。村里人背后议论纷纷,说是因为小波发现自己是被收养的。
扫完院子,我进屋坐了会儿。老刘给我倒了杯水,是用那种统一配发的退休纪念保温杯,边缘有几处磕碰的痕迹。水是凉的,可能放了好几天。
“吃了吗?”老刘问,眼睛却盯着电视屏幕,那里正播放着世界杯足球赛的新闻。
“吃过了。”我没有告诉他其实我是来送社区为老人准备的慰问品的。
茶几上堆着几本高考复习资料,上面落了一层薄灰。角落里还有一个拆了一半的快递盒,上面的标签已经褪色,隐约可以看出是寄给”刘波”的。
“小波还没回来?”我终于还是问了。
老刘的目光从电视上移开,慢慢转向我:“你也知道了?”
“叔,全村人都知道。”
老人的眼角湿润了:“谁让他知道的?谁告诉他不是我亲生的?”
五年了,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提起这件事。
1998年的春天,老刘在县城医院门口捡到了刚出生的小波。那天他去医院给病重的老伴送饭,回来时在医院后门的草丛里听到了婴儿的啼哭。他循声找去,发现一个用报纸草草包裹的婴儿,身上还带着血迹,脐带似乎是被匆忙剪断的。
老刘当时就愣住了。他和老伴结婚二十多年,一直没有孩子,两个人省吃俭用,治疗不孕不育花了不少钱,最后医生说是老伴身体原因,这辈子怕是无法生育了。
他抱着婴儿站在原地好一会儿,不知所措。这时医院后门出来一个护士,看见这一幕,喊道:“你干什么?”
老刘解释了情况,护士二话不说,把他和婴儿带进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婴儿可能是早产儿,但生命体征稳定,需要住院观察几天。
“这孩子怎么处理?”医生问。
“送福利院吧。”护士说。
老刘不知哪来的勇气,突然说:“我…我想收养他。”
医护人员面面相觑。按规定,捡到的弃婴应该先报警,再由民政部门送往福利院。但是九十年代的县城,这套流程并不严格。
“你有能力养吗?”医生问,“你自己也这么大年纪了。”
“我可以,我在县糖厂工作,有固定工资。我老伴也一直想要个孩子。”老刘说。
经过一番商量,医院帮他办了出生证明,上面写着”刘波”,出生日期就是被发现的那天:1998年3月18日。
回家的路上,老刘抱着小婴儿,心跳得厉害。他不知道老伴会不会同意,但他已经做了决定。
“就这样,小波成了我们的儿子。”老刘对我说,眼里有光。
小波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老刘的老伴在他三岁那年去世了,之后就是老刘一个人带着他。小波很少提要求,上学从不乱花钱,周末还会帮着老刘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他知道我们家条件不好,从来不像其他孩子那样要这要那。”老刘说,“有一次他发烧到39度,也不吭声,第二天上学差点晕倒,老师打电话来我才知道。”
老刘退休后,每月的退休金大部分都花在了小波身上。“他学习好啊,从小到大,考试成绩没下过前三。”提起这个,老刘的脸上有说不出的骄傲。
2019年,小波上高三,是县重点高中公认的尖子生。老师说他有希望考上清华或北大。为了让儿子安心备考,老刘做什么都轻手轻脚,生怕打扰到他。家里条件虽然不好,但小波需要的复习资料,他都想办法买齐。
“那天下午,我在厨房切菜,准备做他喜欢吃的红烧排骨。”老刘的声音开始颤抖,“他突然冲进来,问我他的出生证明在哪里。我当时就懵了。”
原来,学校要求学生们准备高考报名材料,包括身份证、户口本等。小波翻出了家里的户口本,发现自己的出生日期和身份证上的不一样,心生疑惑。
“我…我没敢说实话,说出生证明丢了。”老刘低着头,手指不停搓着那个泛黄的保温杯,“但他不信,一直追问。后来…后来我们吵起来了。”
那是老刘和小波第一次争吵。平时温和懂事的小波,像是变了一个人,执意要知道真相。
“他说早就有同学议论他和我长得不像,说我们家几代人都是单眼皮,他却是双眼皮。我…我没忍住,就全说了。”
当晚,小波没吃饭就回了自己房间。第二天一早,老刘发现儿子不见了,只在桌上留了张纸条:“谢谢您这些年的养育之恩。我需要时间想想。请不要担心,也不要找我。”
老刘起初以为小波只是一时接受不了,过几天就会回来。他没报警,也没告诉学校,每天就守在家里,等着儿子回来。一周过去了,小波没回来;一个月过去了,小波还是没回来。
村里开始有人议论纷纷。有人说小波是去寻亲了,有人说他是受不了即将到来的高考压力逃走了,还有人说他是被拐卖了。老刘不理会这些闲言碎语,他相信儿子会回来的。
“最难熬的是他该高考那天。”老刘眼中含泪,“我站在学校门口等了一整天,希望能看到他。但是…”
小波失踪后,老刘的生活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他每天机械地做着同样的事:早上六点起床,做两人份的早餐,然后坐在院子里,看着柿子树发呆;中午准备好两人份的午饭,摆在桌上;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就早早睡下。好像这样,小波随时回来,就能吃上热乎饭。
“叔,你有没有报警啊?”我问。
“报了,县里警察来过,记录了情况,说会帮忙找。但是…”老刘摇摇头,“都五年了,没消息。”
我注意到老刘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相框,是小波高二时的照片。照片里的少年眉清目秀,笑得灿烂,和老刘确实长得不太像。
“其实,有一次我接到过电话。”老刘突然说。
“谁的电话?”我问。
“不知道,对方没说名字。但我听出来了,是小波。”老刘的眼睛亮了一下,“他问我身体怎么样,问我院子里的柿子树结果了没有,说了几句就挂了。我问他在哪里,他不说。”
“那后来呢?”
“后来就再也没打过来。”老刘叹了口气,“我去电信营业厅查过,那是个公用电话,在广州。”
广州离我们这个小县城有一千多公里。老刘去过一次,但人生地不熟,在那里转悠了一周,一无所获,最后只能灰心丧气地回来了。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不想回来了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老刘不说话,眼泪却顺着皱纹淌下来。他转身去柜子里翻找什么,拿出一叠存折和银行卡:“这都是我给他准备的。”
我接过来一看,是几本不同银行的存折,上面的数字加起来有二十多万。对于一个月退休金只有三千出头的老人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积蓄了。
“这些年,我每个月省吃俭用,把钱都存起来。”老刘说,“我想着等他回来,万一想读书,或者想创业,都有个基础。”
我心里一酸,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那天从老刘家回来后,我总想着他的事。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一个人生活,还惦记着不知去向的养子,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心酸的故事吗?
又过了大半年,村里开始拆迁,准备建新农村。老刘的房子也在拆迁范围内。村委会派人去通知他,他却说什么都不肯搬。
“我儿子还没回来,我怎么搬?万一他回来找不到家怎么办?”老刘固执地说。
大家都劝不动他。最后村支书亲自登门,说可以在拆迁协议上注明新房子的具体位置,还可以保留原来的门牌号,这样小波回来也能找到。老刘这才勉强同意。
签约那天,老刘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在协议上按了手印。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晕倒在村口的大榕树下。
我正好经过,赶紧和几个村民一起把他送到了镇卫生院。医生检查后说是心脏有问题,需要转去县医院进一步治疗。
在救护车上,老刘突然抓住我的手,眼睛里满是急切:“小郑,答应我一件事。”
“叔,你说。”
“别让人翻我床底下。”他的声音很微弱,但语气坚定,“等我回来再说。”
我以为他是担心家里的积蓄,就答应了。
但那天晚上,老刘还是走了。医生说是心脏骤停,抢救无效。
按照老刘生前的要求,村里人帮他办了简单的丧事。因为没有亲人,骨灰暂时存放在村公墓的骨灰堂里。
在整理老刘的遗物时,我想起了他临终前的嘱托。带着一丝好奇,我掀开了他床底的木板。里面放着一个铁皮盒子,上面落满了灰尘。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些泛黄的纸张。最上面是一张医院的出生证明,上面的姓名栏写着”刘波”,出生日期是1998年3月18日。还有一张医院的病历,记录了婴儿被发现时的情况。
盒子底部,还有一封信,信封上写着”给小波”三个字。我不忍心打开看,但想了想,还是决定看一眼,或许能找到小波的线索。
信很短,是老刘写给小波的:
“儿子,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不在了。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问题想问我,但我可能没机会当面告诉你了。
你不是我亲生的,这点你已经知道了。但你永远是我的儿子,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那天在医院门口发现你时,你那么小,那么虚弱,我不忍心把你交给福利院。我和你妈商量后,决定收养你。这么多年来,我从没后悔过这个决定。
你妈生前常说,你是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她走得早,没能看到你长大成人,但她一定会为你骄傲。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离开家,也不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但我希望你能原谅我没有早点告诉你真相。我只是害怕失去你。
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否还认我这个父亲,我都希望你能好好的。记得按时吃饭,天冷加衣服。
如果有一天你想回来看看,家的门永远为你敞开。哪怕我不在了,这里也永远是你的家。
爱你的父亲”
信的最后附了一张纸条,上面是一串数字,应该是银行卡密码。
我合上信,泪流满面。老刘这一生,除了那个不知去向的养子,再也没有别的牵挂了。
两个月后,村里的拆迁工作全面展开。老刘的房子也在拆除名单上。我和村委会的几个人去清理最后的遗物。
就在我们收拾得差不多时,一个年轻人出现在门口。他穿着简单的T恤和牛仔裤,背着一个旅行包,站在那里有些犹豫。
“你找谁?”我问。
“我…我找老刘。”年轻人说,声音有些颤抖。
我愣住了,仔细打量眼前这个人。他看起来二十多岁,眉清目秀,和老刘床头相框里的少年长得很像,只是成熟了许多。
“你是…小波?”我试探着问。
他点点头,眼里含着泪:“我爸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该怎么告诉一个失联五年的儿子,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该怎么告诉他,他父亲一直在等他回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叔叔,我爸爸他…”小波似乎已经从我的表情中读出了什么,声音开始颤抖。
“小波,你爸爸他…两个月前走了。”我最终还是说出了这个残酷的事实。
小波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身体摇晃了一下,似乎要倒下去。我赶紧扶住他。
“不…不可能…”他喃喃道,“我前几天还给家里打电话了…”
原来,这五年来,小波一直在偷偷关注着家里的情况。他会时不时地打电话回来,但从不说话,只是听听老刘的声音。直到前几天,电话再也没人接,他这才意识到可能出事了,连夜赶了回来。
我把老刘留下的信和那些存折交给了小波。看着他颤抖的手和不停滑落的泪水,我知道他一定后悔莫及。
“我爸…最后有没有提起过我?”他哽咽着问。
我想起老刘生前经常坐在院子里,看着那棵柿子树发呆的样子;想起他每天做两人份饭菜,却只有他一个人吃的场景;想起他临终前那句”别翻我床底下”的嘱托…
“提起过,他一直在等你回来。”我说,“他说,等你回来,院子里的柿子树结的果子要比往年多。”
小波泣不成声,跪在地上,对着老刘生前住的房间磕了三个头:“爸,我回来了…”
一周后,拆迁队来到老刘家。按照村里的安排,他家的宅基地将被征用,建成一个小型社区公园。
在拆除房屋前,小波请求保留院子里的那棵柿子树。经过村委会商量,同意了他的请求。以后的公园里,这棵柿子树会成为一道风景。
小波说,他会留在村里,找份工作,安顿下来。每年清明,他会带着老刘最爱吃的红烧排骨,去看望这个养育他二十五年的父亲。
如今,每当我经过那片拆迁工地,总会想起老刘和那封他留给儿子的信。这世上,有些爱不需要血缘,却比血缘更深厚。有些等待看似徒劳,却在冥冥之中,牵引着远方的游子回家。
而那棵柿子树,依然年年结果,只是再没有人去扫那些掉在地上的烂柿子了。但我相信,老刘的在天之灵,一定会看到小波回来的那一天。他会知道,他的等待,没有白费。
来源:优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