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1861年总理事务衙门的设立视为洋务运动的发端，这一时刻标志着中国人开始平心静气地正视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在此之前，我们不愿承认“天朝”制度之外尚存在其他制度。即便如此，我们对此仍持有一种俯瞰的姿态。洋务运动的核心议题是如何使中国免受外国欺凌，最终聚焦于解决

洋务运动的起初焦点是什么？它的起始又是怎样的呢？

将1861年总理事务衙门的设立视为洋务运动的发端，这一时刻标志着中国人开始平心静气地正视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在此之前，我们不愿承认“天朝”制度之外尚存在其他制度。即便如此，我们对此仍持有一种俯瞰的姿态。洋务运动的核心议题是如何使中国免受外国欺凌，最终聚焦于解决具体的海防问题。而海防问题的核心，又回归到器物层面，即坚船利炮的装备。当时，尚未意识到支撑坚船利炮的，背后隐藏着更为庞大的体系支撑，而那仅仅被视为一种军事举措，其核心宗旨在于国防。海防的必要性与政府立场相契合，因此得以获准实施。

首要任务是购置船只。起初，江苏巡抚曾委托美国人士亨利·华尔赴美打探购置船只事宜，但此计划中途搁浅。随后，总理衙门海关税务司赫德提出，派遣李泰国前往英国购置战舰，并组建阿斯本舰队。至于如何驾驭这些船只，以及如何与外国人交涉、签订合同，当时的我们尚一无所知。然而，迈出了这一步，后续的发展便可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就这样，洋务运动在充满挑战中艰难起步。

起初，我们仅目睹了船舶的轮廓，却未曾料想这艘抵达我国海岸的船只背后，隐藏着整个西方体系的身影。那么，从这艘船只的引入这一微小举措出发，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触发了后续的一系列变革的呢？

我对北洋海军的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奥秘：近代海军的魅力，源自其独特的风采与深邃的内涵。这不仅是一部军事史，更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扇重要门户。这扇门，为我们敞开了一条光明磊落、通往近代化的道路，而其他领域在当时的中国，却似乎并无可行的途径。1865年，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上海创设江南制造局，起初并未急于造船，而是专注于军火的生产。李鸿章本人对造船之事把握不定，认为其构造复杂，成本高昂。然而，真正解开这一难题的是左宗棠。1866年，他在福州马尾设立造船厂。在当时的奏折中，他透露自己已为此进行了三年的前期准备和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引进西方技术，自行造船的方案，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船舶问题。左宗棠持有“权操诸我”的重要观点，与沈葆桢不谋而合。左、沈二人的共识在于，在引入外来技术或物品时，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主动权，绝不能将主导权拱手相让于外国人。我们与外国的交往，应当维持雇佣关系的基础，因此，与外国人签订合同便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策略。正是基于此，船政事业得以启动并发展。左宗棠亦深谋远虑，他意识到，须得有人能操舟掌舵，亦需有人能够治理船厂与造船事宜，这便涉及到了教育领域的范畴。

自福州船政的工程启动以来，曾国藩心中渐生焦虑。彼时，他于1867年着手船舶制造，不久便成功打造出一艘船舶。曾国藩遂向朝廷上奏，宣称我国已成功研制出首艘船只，此前未先行汇报，实因初期对能否成功持谨慎态度。如今我国第一艘船舶问世，标志着自强之路在江南拉开序幕。起初，江南制造局与福州船政双方你追我赶，竞相争先。待两局船舶制造完毕，却又面临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挑战：需组建一支海军力量。1870年，曾国藩向清廷上奏，提议将船只编练成一支舰队，近代化进程由此从单船扩展至整支军队，这堪称开创先河之举。朝廷遂下令福建组建一支名为“轮船”的部队，上海方面则称之为“江南轮船”，两支舰队自此开始编制。

左宗棠曾言，教育乃立国之基，需兴办学校。此宏伟蓝图在船政局的认可下亦获批准，遂成立了著名的船政学堂。这在中国教育体系中堪称一场革命，它为青年人开辟了一条迥异于科举制的全新路径。国家不仅认可其存在，更准许人们堂堂正正地学习西方的智慧。船政前学堂与后学堂的设立，正是为了拓宽视野，让青年们真正踏入世界的怀抱。历经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其发展脉络始终紧密围绕海防一环，开拓出广阔的天地。然而，到了1874年，日本竟悍然侵犯台湾。面对这一突发状况，我国及时调整了南北洋海军的战略部署，分别由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各自组建了一支舰队。正是这一举措，最终催生了北洋海军的辉煌篇章。

为保障沿海地区的通讯联络，电报线路的铺设工程亦随之展开。我国首条电报线路便是马尾至福州的线路，其建设亦顺应了1874年的时代需求。当年，台湾的电报传输颇为不便，需借助船只运送至福州省城，随后还需继续北上，通过水路传递，这在战争期间导致信息传递滞后。正是基于这一需求，电报线路得以搭建。此后，台湾海峡海底电缆亦得以铺设。

企业衍生多与海防需求相关。在福州船政初期，船舶建造采用木质材料，随后转向金属。金属船制造面临难题：如何获取钢板铁板？这促使采矿业的兴起，进而催生了炼钢厂和炼铁厂。船舶燃烧煤炭，故而煤炭开采业随之发展，基隆煤矿在台湾启用机械开采，北方则成立了开平矿务局。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曾有总结称其为“先求强后求富”，强调追求强大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故而需创办近代工业企业以筹集资金。实际上，他们后续建立的众多工厂，无不围绕解决船舶问题展开。当时，尚未萌生盈利与致富的念头，资本主义的思想尚未渗透其中。财富的积累，依旧依赖于海关的税收。

福州马尾造船厂

铁路建设亦然。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线路，被视为中国铁路事业迈出的关键步伐，其根本原因亦在于北洋海军对煤炭的迫切需求。自唐山开始挖掘煤炭以来，依靠传统运输手段已无法满足如此庞大的运输需求，因而建造一条铁路成为最高效的解决方案。正是通过逐一解决这些具体问题，才逐步构建起了如今的格局。

其一，他们遵循学校的培养宗旨，学成之后成为工程师，为国家设计战舰与轮船，亦或投身海军，成为如邓世昌那样的海军将领。其二，部分学子步入学堂，广泛涉猎英文与法文著作，学业有成后，被选送至欧洲深造。在留学过程中，他们开始接触更多西方典籍，引发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他们意识到，我国之落后并非仅限于海军一隅，而是涵盖全局，对西方的城市、经济及文化均有了更为深刻的洞察。这些学子思维日渐敏捷，开始对诸多议题展开深思。严复堪称一位极为重要的典范。近代海军学校不仅培育了众多专业人才，更在中国社会播撒了众多领域的启蒙之火。这些火种，正是推动近代化变革的星星之火，诸如詹天佑与李四光等人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探索近代诸多杰出人物的私人档案与生平，你会发现，他们与“海军”一词或多或少的有着某种关联。

在发展造船业、开设工厂以及构建海军的过程中，是否催生了一些新型的组织形式？

福州船政的历史上留下了诸多创新之举。其与外籍人士的合作模式，采用的是合同制度，即与外国人个体签订合同，而非与外国政府达成协议。沈葆桢与左宗棠秉持“主权在握”的信念。当时马尾地区设立了众多车间，确保船上所需物品皆能自给自足：需铁则设立铁厂，需炮则设立炮厂；若船上装备有欧式指南针，便建立仪表钟表厂；锅炉内需耐火砖，便创设专门车间研发其生产技术；甚至船体最核心的蒸汽机部件，也是自行设计并制造的。自1866年合作起，至1873年便成功实现了这些宏伟目标。在当时，中国人独立设计和制造蒸汽机，堪称奇迹，这曾是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景象。十年前，这样的机器尚属未知之物。一群技艺精湛的工匠聚集一堂，在十数位来自异国他乡、在他们本国亦属基层的外国技术专家的指导下，将这些先进机械一一研发成功。

李鸿章治理北洋海军的策略，后世称之为“买办路线”。他主张无需为舰队支付过高的费用，直接购买即可。北洋海军的组建，主要依赖购置。李鸿章的理由在于，同等级别的舰艇，国产的造价往往比欧洲同类舰艇高出数倍，且初期需要投入巨额建设成本，资金压力巨大。而随着时间推移，资金短缺的问题愈发严重。庞大的农业帝国财政难以支撑起这样规模的工业化进程。

清朝官员在涉猎西方事务方面尚显不足，对国家间的交往之道尚欠了解。在此背景下，商人和买办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李鸿章身边有盛宣怀这样的幕僚，而左宗棠的幕下则有胡雪岩等买办。他们凭借与外国人交往的经验，擅长签署合同、订立条约等事宜，这些皆得益于他们昔日与西方商人往来的交涉之道。这些商人将商业理念融入洋务运动之中，其间存在着相互对应的联系。

古代治理系统

何时财政问题初现端倪？农业帝国又是如何运作其财政体系的？

自近代海军建设伊始，便面临资金来源的难题。起初，海关税务司从关税中划拨资金，每月向福州船政和北洋海军提供银两，数额固定为每年五万两。然而，至沈葆桢卸任船政之际，即1872年至1873年间，海关税务司已无力继续承担这笔开支。直至1876年《烟台条约》签订后，资金问题方得以缓解。

农业大国的财政政策秉持着量入为出的原则，通常情况下并无盈余。财政年度的拨款总额达到两千万两白银，收入与支出严格匹配，账目清晰：用于八旗的款项，专款专用；分配给绿营的资金，明确无误；内务府的经费，划分得井井有条；至于地方政府的办公费用，也都各有归途。如此一来，若需额外拨付资金，便显得颇为繁琐。清朝的财政体系构成了洋务运动及工业化进程的一大掣肘。

洋务运动获地方财政支持？

每年从地方财政上缴国库的额度中，划拨一部分资金自行留存，用以支持相关事务。中央财政并不会从国库中单独立项拨付此笔资金，此类情形实属不可能。此后，南北洋海军的年度财政资助高达400万两白银，但这并非直接由国库划拨，而是将这笔款项分散至各省份的“协饷”之中。以江苏省为例，原本每年需向朝廷缴纳40万两白银的税赋，自次年起，仅需上缴35万两，剩余的5万两则被指定运送至天津，作为李鸿章的海军专项资金。

筹措“定远”和“镇远”铁甲舰的经费，其中大半由福建省承担。若资金尚有缺口，则转而向安徽等地进行劝募，并呼吁财力雄厚的商界友人慷慨解囊。再者，福州船政所造之众多舰船，其维护运营亦是一笔不菲的开支。鉴于此，我们采取了将舰船赠送的策略：河北如有需求，便立即派遣一艘，该舰即归属河北使用，舰上人员的薪资亦由河北承担，而舰船所有权仍属船政，使用权则转让给河北，以此分摊部分负担。此外，南洋与两江地区的协调工作亦不容忽视，两江从海防经费中拨付部分资金以支持南洋的船舰建造。两江负责提供材料费用，而南洋则负责提供人力，不收取任何费用，正是凭借这种权宜之计，我们方才勉力维持。船政体制历来并非资本主义经营模式，每年都依赖财政资金注入，严格核算成本与支出，缺乏追求利润的驱动力，亦无具体的生产指标。即便无法达成生产目标，亦不会追究相关责任。

近代海军的构建并非依赖所谓的“激励机制”，实则源于那些重臣们起初对朝政的深切担当与对国家海防的炽热关切与责任感。若无所作为，固然无甚问题，然而一旦着手，便需直面种种挑战，承受诸多成本，同时还要应对诸多闲言碎语和反对之声。舰船虽已建造，却与个人利益无涉，还需承担起管理和运营的负担，以及协调解决财务难题的重任。造船动机源于士大夫精神。

在甲午战事后，江南制造局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于是，两江总督作出改革举措，将原本负责造船的部门独立出去，自此对其生产运营不再直接干预。该部门获准承接商业订单，并需每月上缴一定租金。若经营盈利，管理者有权分配利润；国家如有造船或修船的需求，则须承担相应任务。像国企改革，实行了承包制。历经洋务运动的沧桑，几家造船厂仅存江南船务一家，独立于制造局之外，此乃昔日分家而去的产物。江南船务凭借其实力，直至民国时期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盈利丰厚，声名远扬。

沈葆桢、左宗棠与李鸿章在处理事务的方法上，彼此间亦存有显著差异。

对比这两者，我心中不禁感慨良多。我将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倾注心血与左宗棠在船政建设上的投入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其间显现出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左宗棠与沈葆桢共同推动的船政建设，直至1874年“船政成功”的8年间，总计投入银两超过500万两，不足600万两。这超过五百万的银子，换来的不仅是六艘坚固的军舰，更有一个关键性的船厂。而更重要的是，他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学校培育了众多人才。这种影响如同不断延伸的链条，其持久性无可限量。

自1875年起，李鸿章着手打造北洋海军，直至1888年，投入的巨额资金高达2000万两白银。这些资金换来的是25艘战舰以及威海军港与旅顺军港的建成。然而，在甲午海战中，这些成果几乎荡然无存。福州船政的愿景是构建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尽管最终未能如愿以偿，但船政学堂培育的人才及其独特的教学模式，后来却扩散至整个中国。近代我国海军教育的兴起，无不源于船政学堂的先驱模式。从天津学堂、威海学堂、江南学堂，到广州的黄埔学堂，其师资队伍亦多源自船政学堂。船政学堂的成效虽显缓慢，短期内难以窥见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更遑论思想界广泛的反响。然而，长远来看，其影响力却是历久弥新。随着时光推移，船政学堂的优秀学子大多投身北洋，沈葆桢先生亦颇具远见，根据李鸿章先生的需求，输送所需人才。左宗棠与沈葆桢的地方主义观念并不鲜明，他们更着眼于全局；相较之下，李鸿章则更倾向于积聚个人力量。

在福州船政遗址深处，始建于1867年的那座国产蒸汽机生产车间，历经百年风雨，直至2006年才完成搬迁，继续其历史使命。

沈葆桢的行事风格，受其出身豪门的背景与个性所塑造。然而，我认为其健康状况亦不容忽视。沈葆桢自幼体弱多病，至担任江西巡抚时，年已四十有二，哮喘之疾始终如影随形。他内心深处认为，担任巡抚已达到人生之巅，无需再有所追求。对他而言，最佳的归宿不过是返回故乡，侍奉父亲以尽孝道。他的进取心并不强烈，亦无扩张势力之念。秉持这样的立场，他敢于提出各种出格的观点，即便皇帝不悦，令其退朝归家，他也能坦然离去，毫无犹豫。他从不顾虑周全，因此一旦坚信某事正确，便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拥有极大的发挥空间。

左宗棠早年亦颇具此等风范，他未曾谋求组建团队或集结势力，而是敢于放手一搏，大胆行事。在清朝这片广袤的政治土壤中，唯有洋务运动的风潮中，才孕育出了如此杰出的人才。以清朝帝国的既定标准来衡量，左宗棠显然不具备担任高官的资历。他仅为举人，未曾成为进士，而进士是通往高级官职的必备条件，他终究未能跻身其中。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因军功卓著，曾国藩特地将他破格提拔，直至总督之位。对他而言，个人的抱负与野心早已不复存在，人生的目标已远超预期。他秉持着“无欲则刚”的信念，一旦认定对国家有益，便会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无需过多关注官场地位的高低。相较之下，李鸿章的处境更为微妙。他时刻警醒，深谙自身所处的位置。一旦某项决策可能危及他的地位，他便不敢轻易行动。毕竟，他身边聚集了众多追随者，若他有所变动，那些依附于他的淮军兄弟或许也会遭遇不幸。

历史的十字路口

诸多历史文献将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进行对照，指出日本之所以取得胜利，得益于其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而中国之所以遭遇挫折，则在于其过于分散的地方势力。

天子坐镇一方，地方各自管理一域。甲午战争仿佛是李鸿章孤军奋战，对抗日本，这正是中国传统治理方式的体现：清政府下达命令，日本发动进攻，李鸿章便调动北洋的陆海军力量与日本交战，而其他沿海省份则负责坚守港口，严防日军舰船入侵。一旦有敌舰闯入，便予以痛击。在这场战争中，李鸿章亲自率领部队与日本作战，责任归属明确。总督这一职务本应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重任，凭借军事力量来捍卫。而皇帝，身为至高无上的仲裁者，不会亲自拟定战略并主导推动某项事务。在古代中国，鲜见有全国范围内的动员共同完成某项任务的现象。太平天国起义已颇具规模，而朝廷对此仅能召集数省兵力，共谋一策。

既然我们已达成建造舰艇的既定目标，该机构是否可以宣布解散？既然海军已正式组建，那么财政资助是否可以随之终止？1874年，争议激烈，有人主张关闭船政机构；1881年，户部亦暂停了对北洋海军的财政支持。至于接下来该采取何种行动，似乎并未深思熟虑。

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期展开，两国随后各自踏上了差异化的历史轨迹。这一历史分岔点究竟在何处显现？

长州藩与萨摩藩，作为当时两股强大的藩势力，而天皇则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傀儡。我时常沉思，这两个藩为何能如此独具慧眼。他们早在早年便与荷兰人有所交集，与外界交往的渊源或许更为深厚。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危机感，这一点与清朝的情形迥异。黑船事件后，日本虽曾犹豫于保留旧制度，但直至下关战争爆发，其激进态度才真正显现。在那场战争中，四国联军一举击败了日本两股最强大的藩镇，而这两个藩镇正是日本近代化改革的中坚力量。遭西方势力击败后，它们迅速转变为极为激进的改革派，进而成为推动日本向前发展的关键动力。日本深信，一旦陷入生死攸关的境地，便会进行深刻而彻底的自我革新与变革，全然将自己重塑为欧洲国家，以实现“脱亚入欧”的目标。相比之下，清王朝缺乏这样的危机意识，并未将自身传统制度与文化的弊端视为问题所在。

日本的激进精神潜藏着扩张的勃勃野心。其战略家们怀揣着对亚洲乃至全球秩序的宏伟构想，这愿景囊括了踏足大陆的雄心，融入国际秩序的蓝图，以及超越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远大目标。这种野心的爆发，促使日本迅速转变为一个欧洲式的国家，并被纳入一个新兴的世界秩序之中。日本旨在首先改变自身的命运，进而从这一新秩序的内部寻求突破，实现超越。该国国家战略布局理性且周密，然而其中亦不乏具有邪恶性质的策略，例如扩张主义和侵略战争。

福州船政遗址中，重现了清朝时期学员们刻苦学习建造轮船的历史场景。

清政府缺乏明确的中央战略以指导全局，洋务运动的实施程度全赖地方总督的自主发挥。在他们的施政过程中，若试图突破某一特定的天花板或障碍，便会呈报朝廷。若无法突破，该计划便会被搁置。一事之成，其高度与广度，皆源于个人之勤奋与机遇的眷顾。我们所处的是自发性发展的近代化进程，其宗旨仅在于开放与守御。清政府当时未曾深思如何将自己融入新兴的世界秩序之中。他们所追求的，不过是维系旧有的秩序——“天下”，即中华文明及其附属国。日本原本坐落在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地带，忽逢一股强大的外力侵袭，它意识到若追随这股力量，便有望先推翻清朝政权，最终跃升为中华文化圈的核心。

鸦片战争后，英国人之手开启了我中华之门户。面对威胁与屈辱，我国与日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这背后，与中日两国在东亚秩序中的心态差异不无关联：中国当时位居东亚文化圈核心，秩序运行尚可，对自身并无不满，无意变革，只想迅速驱散西方势力；我国的知识分子与精英阶层亦深受此文化熏陶，要求他们在短时间内彻底摒弃旧有观念，进行自我革新，重塑全新世界观，这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近乎不惜引发革命或内战的决心。日本原本位于边缘地带，始终未曾展现出任何姿态。然而，在面对威胁与羞辱时，却意外地发现了一线希望：转向另一条道路，不仅转轨成本不会过高，反而可能迎来新的曙光。

秩序的崩溃

甲午一役的后果显著，它重塑了中日两国在东亚乃至全球秩序中的地位。而“天朝”衰败的起点又是如何触发呢？

随着日本模仿西方模式，着手与清朝签订条约，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随之而来。现代国际法，即源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西方国际法体系，其核心原则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地位，以及通过条约形式确立国家间关系的稳定性。然而，日本在与朝鲜、中国签订条约的过程中，却意外地引发了一系列纷争。

起初，朝鲜对与日本的签约持拒绝态度。于是，日本策划了“江华岛事件”，以此为契机对朝鲜进行武力打击，迫使朝鲜不得不屈服并签署条约。自此，原本为清朝藩属国的朝鲜，在条约层面上与日本实现了平等地位。随后，日本又与清朝达成协议，这标志着日本在条约上与清帝国亦处于同等地位。从日本人的视角来看，“天朝”的秩序已然瓦解。

仅需认同自己是文化圈的一份子，履行各自的职责便足矣。我们并未强加任何事务于你。若你行为失当，便会被视为异类。此联盟间并无契约之约束，故与条约体系相异。日本与朝鲜达成协议，实则是在挑战我国与朝鲜之间的外交关系：在国际舞台上，朝鲜究竟属于何种地位——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抑或是受制于你的附属国？若我国应对不当，日本便可能以独立自主的借口挑起战端。

威海市的刘公岛上，甲午战争博物馆中，重现了《马关条约》签订那一刻的生动场景。

当时，真正对西方文化与体制有所深刻理解的，往往是那些缺乏官场政治话语权的留学生群体，这一点与日本形成了鲜明对比。初抵美国之际，日本派往美国的镰仓使节团亦陷入了手足无措的恐慌之中。这正是初涉未知世界时人们常有的心境。同样，在同治五年（1866年），我国亦曾派遣一支级别较低的临时使团出访欧洲。三个月时光流转，我终于得以重返故土。此次归国，负责使团的重任仅由山西襄陵县的县令斌椿担纲，其地位较为低下，在权力架构中并无太大的发言权。他的归来，既不会带来显著的影响，亦不会对任何人的地位造成根本性的改变。众多权势显赫之辈对条约体系的认识往往模糊不清，或是仅停留在浅显层面，唯有郭嵩焘先生堪称例外，然而他的官职实则并不显赫，仅是一名三品外交官，无法对政治改革产生实质影响。甲午战争的惨败对严复产生了沉重的打击，他曾在英国深造，回国后担任北洋水师学堂的教员。自1895年起，他在报纸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大声疾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此后更是四次投身科举考试，力求通过科举之路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深知唯有投身科举，方能在那个时代获得一席之地，掌握话语权。然而，彼时的他内心饱受煎熬，痛苦不已。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对我们有何看法，我们又是如何看待日本的？

在明治维新初期，中国文化对日本岛国的熏染犹存，尤其在日本上层社会的文化修养中可见一斑。众多日本文人熟练掌握汉字书写，并能运用汉字与我国外交使节诗词酬唱。彼时，日本尚未踏上“脱亚入欧”的西化之路。

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对我国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剖析。当日本军队进军东北时，据文献记载，他们广泛张贴了一份名为《告十八省豪杰书》的布告。该布告内容大致表达了对大明王朝的怀念以及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宣称要替天行道，推翻清朝政权。这与李自成起义有何区别？当时的日本人已经形成了现代国家观念，在中国境内布下了众多间谍。他们深知中国人的心理仍根植于“天朝”秩序，因此利用这种心理战术，有效地赢得了民众对日本军队的支持。甚至有民众在家门口挂起白旗，上面书写“大明遗民”，还有民众协助日本人搬运物资。今日回望这段过往，心头不禁涌起阵阵苦涩。那是因为，我们当时尚未形成现代国家的意识，广大民众的国家观念和世界观仍停留在古老的层次，而日本却已经实现了近代化转型。

日本人的抱负在于重塑规则，进而独揽制定规则的权力。然而，他必须首先融入规则体系，方有机缘对规则进行修订。日本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其中的“欧”已不再仅仅是欧洲的代名词，而是指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化世界秩序体系，意图将中国从中华秩序圈的地位中取而代之。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战争目标直指将天皇迎至北京，并以此为首都。这这是一种融合了复杂秩序观念的产物：从近代的视角来看，它象征着对我国的侵略与吞并；而依照古代的传统理念，它则意味着对中原的征服。日本巧妙地利用了这两套秩序观念之间的缝隙。

清朝是怎么看待日本人的？觉得还是跟原来的皇朝更迭一样吗？

从清朝政府的立场来看，这无疑是外敌的侵略。日本并非我国的藩属，此非朝鲜之过，亦非越南之罪，它纯粹是入侵者。日本从未被视为我国的藩属，更未曾有过朝贡之举，清朝将其视为蛮夷之国，谓其“小国不驯”。

我们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位置转变，这一转变始于何时？

自甲午战事落幕，我国逐渐陷入低谷，民族自信亦随之动摇。然而，清朝依旧保持着那份自信，在文化领域，我们仍旧是历史悠久的大国，在世界舞台上亦有一席之地，对自身文化有着坚定的定位。然而，这种自信却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进入民国时期，我们在心理层面彻底崩溃，文化自信丧失殆尽，甚至将自身文化贬低至一文不值，认同自己为三流国家，对西方文化则抱以仰慕的态度。清朝未曾有此景象，它始终保持着那份傲气，即便掺杂着几分盲目的固执。

来源：眾說烽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