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整体上看，晚清士人阅读报刊与其对“时闻新知”的接受有着直接关联。在过往的阅读史研究中，日记、书信、回忆录、档案等方面的史料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读者读报的个案研究也较为丰富。但是，晚清报刊在发行、传播与流转过程中出现的资源共享问题，尤其是士人之间的交往网络与报

从整体上看，晚清士人阅读报刊与其对“时闻新知”的接受有着直接关联。在过往的阅读史研究中，日记、书信、回忆录、档案等方面的史料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读者读报的个案研究也较为丰富。但是，晚清报刊在发行、传播与流转过程中出现的资源共享问题，尤其是士人之间的交往网络与报刊借阅、赠阅、寄阅、抄阅的关系，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事实上，由于报刊资源的稀缺，对于那些无缘订报的士人而言，他们通过与报刊订阅者或所有者的交往活动，可以“拉近”与报刊的距离。阅报场所的发展、士人的空间流动、报刊的“位移”能产生新的阅读关系，也就是说，报刊作为交往的中介，可以“媒介”更多的人，使处于不同时空的人有机会进行资源共享。本文关注报刊订户或“所有者”之外的读者阅读现象，倾听那些“边缘”读者的“低音”，“重访许多被忽略的面相”，[１]通过探究晚清士人的报刊传阅现象，“重演过去的事件”，[２] 进一步分析报刊媒介经由“所有者”如何“进入”其他读者的阅读生活和思想世界，尤其关注时政要闻和西学新知对传阅者所产生的影响。

一、阅报场所拓展与士人的阅读机缘

19世纪中后期，阅报社等公共阅读组织还甚为少见。但是，一些传教士在创办新式报刊的过程中，往往将报刊置于报馆、书局、教堂等场所，免费供人阅览。一些官衙也购置报刊，供官员和僚佐阅读。另外，一些学会、教会书院、新式学堂、茶楼购置新式书报，促进报刊资源的共享。这些被置于“场所”的报刊，有利于报刊的“组织化推广”，也为不少士人提供了阅读的机缘。从广采外报和“场所”阅读的角度看，林则徐于1839年抵达广州后，“刺取其新闻纸与月报，洞悉其情，持之颇坚”。[３]之后，他雇人翻译“夷人”所创办的“夷报”，为当政者提供了解“夷情”的资料。那些被聘任的翻译者，在特定的“场所”阅读和翻译外报，便成为这些外报的读者。

传教士不仅是办报者，他们当中不少人还是报刊的“真实读者”。传教士的办报活动不仅涉及报刊的编辑、出版、经营，也与他们广泛涉猎、传送报刊活动有关。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声称：“凡属呷地各方之唐人，愿读《察世俗》之书者，请每月初一、二、三等日，打发人来到弟之寓所受之。”[４]而早期在华办报的传教士还是西方报刊的热心读者，因为他们需要翻译“西报”的文章，然后在宗教刊物中登出。如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在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过程中，就经常通过外国船只带来的书报获得国际新闻。该刊1834年第4期的新闻栏目，开篇就言明：“本月内有英国船到粤，带来新闻纸。内言，以大英国主已派世袭侯爵、水师提督罗拿碧一位来粤，当正监督之任。”[５]对于这些外国报刊，郭实猎作为翻译者应该读过一些。

早期的一些报馆通过各种方式收集报刊，使一些报人兼具读者身份，有机会较早读到新式报刊。尽管鸦片战争之前有关传教士阅读报刊的史料较为少见，但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等人在《察世俗》《东西洋考》上发表的文章，不少内容是通过翻译各种外报而编撰的。尤其是《全地万国纪略》之类的栏目，应综合了西方报刊和书籍杂志的内容，通过编者翻译成中文向读者进行通俗性介绍。1843年，墨海书馆成立后，便成为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翻译和出版中心，它利用上海对外贸易崛起的机会，广泛收集各类西方书报，尤其是加强与西方各国至沪轮船的联系，获取西方报刊的大量新闻。《六合丛谈》“泰西近事述略”栏目的内容，便是翻译的西方新闻汇编。一些香港报刊也通过墨海书馆在上海发行。由于麦都思、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等多名传教士大力译介西学和编撰书刊，在馆内工作的华人助手便有机会阅读来自西方和香港的书刊。王韬在咸丰九年（1859）三月五日的日记中，就记载“偶阅香港新闻纸”一事，并摘录太平军攻陷大埔、围攻嘉应的新闻，强调“官兵出城接仗，屡次失利”。对于“地方粤官欲于佛镇行抽厘之举”，他认为“必致官民之心失和矣”。这说明，他对这份香港报纸阅读较为细致。另外，王韬还有机会看到外报，如当年五月四日，他特别强调“西人新闻纸至”，并在日记中总结法奥战争的进展：“奥地里与那不勒战，杀其王，法急出兵与之复仇，奥不战而溃”。他还记载另一则新闻：“红海中所制电气秘机已成，可由印度直达英国矣。”他认为：“秘机洵速而功巨价奢，在中国决不能行，不如战舰火器尚可仿其法而为之。”[６]王韬对国内外新闻的摘录和评论，应得益于墨海书馆提供的报刊资源。

由字林洋行出资创办的《上海新报》于1861年出版后，虽然发行量不大，但由于有字林洋行的资金支持，该报能够长期订阅当时上海、香港、广州等地出版的其他中文报刊，并大量转载其他报刊的新闻。如《京报》《中国教会新报》《香港近事编录》《香港新报》《中外新闻七日录》等报刊的新闻，占到新闻版面的相当篇幅，以该报1870年12月8日的新闻为例，便选录和转载了《教会新报》《香港近事编录》《香港新报》《京报》上的四则新闻。这说明《上海新报》的部分新闻具有摘编性质，也表明该报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需要通过转载其他报刊的新闻来充实版面。编辑和相关人员采编这些报刊的新闻内容，实现了新闻资源的共享，它体现了报人在报馆中阅读报刊的“地利之便”。

《申报》创办之后，一方面注重自办新闻的采写，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与其他报刊的合作，并为之刊登发行广告，如《教会新报》《格致汇编》等报刊的内容经常在《申报》上转载，《申报》编辑还为之评论和推销。《申报》对《格致汇编》的代理与推销，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其在报界的地位，而《申报》的华人编辑显然是利用报馆的便利条件，比一般读者更早看到《格致汇编》。同样，《万国公报》的编辑也经常阅读《申报》，如《万国公报》第385卷就刊登了有关《申报》报道的新闻，并进行了辩白。其文云：“昨阅《申报》，列疑问一条，谓瑞西为西国，非也。本报第三百零一卷刊有合约十四国一则，误写十五国，并误将瑞西一国入其中也，随即更正，谅阅报诸君早知之。”[７]这些编辑的读报活动，显然是利用了报馆这一办报场所与报界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

1884年，广州的《述报》馆主人在创刊号中指出：“我中国自咸同以来，香港上海始有报馆，初创时阅者寥寥，阙后渐多，咸知其益。”这大体说明了早期报刊阅读不广的事实。但是，作者话锋一转，接着说：“十余年来，此风日盛。本馆主人于诵习之余，颇好留心时事。中国现有之各报，靡不购阅。至于通商各国，其著名报馆，凡可邮寄者，亦必多方罗致，以便译读。” [８]这位报馆主人注重搜罗中外报刊，广采博闻，客观上为《述报》馆的同仁阅览报刊提供了条件。

可见，在各报对新闻版权没有法律界定前，报刊间的相互转载或传抄新闻，促进了新闻的“重复利用”和“资源共享”。1895年10月28日，《申报》的一则评论对各报间的新闻传递进行了解读：“本省之报，售与本省之人，易于周到。本省之人阅本省之报，亦不至迟缓。且本省之人访本省之事，登本省之报，则事更详明细切。至于外省别省之事，则各报馆相互阅报，以有易无，将天下一日之事，数日之间，各处皆可周知矣。上海为通商要道，消息最灵。外洋一切情形，各省报馆不能不采上海之报。而上海报馆可以转采各省之报，而无容另延访事矣。”[９]可见，报刊要利用各自的优势，在报道地方新闻的同时，注意广泛收集异地报刊并及时转载重要新闻。因此，报馆收集各类报刊是提高办报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报人在报馆读报，不仅是一种自我消遣，还必需承担采选国际国内新闻的任务。随着报刊发行量的扩大，报馆一般会雇佣多名报人进行采编分工，报人在报馆阅读各类报刊，是报刊新闻选编的必经程序，这就使报人成为许多报刊的早期读者，通过他们的阅读、采写和编辑，许多国内外新闻才能“重复利用”。

一些教会书院购存各类报刊置于院内，为师生提供了阅读的机会。1875年，格致书院董事会便规定：“院内备有各省现时及续增所刊新闻，……俾众备览。”[１０]同年，福建厦门的外国传教士与商人在创建博闻书院时，注重广泛采集各类报刊，“购备《万国公报》、中国《京报》、《中西闻见录》、上海《申报》、香港日报及各处新报，并买译成华文泰西格致各学书籍。存于院内”。[１１]显然，这些新式报刊作为教会书院资料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师生了解时政，学习西学。

其他如茶馆、钱庄、教堂等处所陈设的各类报刊，也为士人了解新闻提供了机缘。1870年，上海福仙园茶馆在《上海新报》 刊登广告声明：“本茶馆有字林洋行本地新闻纸给茶客看视，凡贵客来本馆饮茶者，轮流请看可也。”[１２] 1893年，常州府学教授姚福奎（字星五）及亲友曾多次到步瀛茶楼“看《申报》”，[１３]并重点关注科举新闻，说明此茶楼订有《申报》，免费供茶客阅览，这是常州已有公共读报场所的明证。对于茶客而言，到茶馆饮茶可免费阅看报纸，纵谈时事。这打破了茶楼传统的“闲话空间”，“新报”的介入，使报纸新闻能进入普通民众的眼帘。浙江绍兴江桥的升昌钱庄，在甲午海战期间便订有《申报》，甲午年（1894）七月六日，当地乡绅陈庆均在日记中写道：“又至江桥升昌钱庄阅《申报》，知六月廿六日中国同日本之战，日本大败，闻之欣喜无已。”[１４]清末一些教堂除了订阅宗教报刊之外，还备有商业报刊。如较为偏远的河北故城县耶稣教堂就订有天津《日日新闻》，1901年6月9日，贺葆真所读的天津《日日新闻》，“则借阅于耶苏教堂”。[１５]无论是茶馆、钱庄还是教堂，新式报刊的“进入”，促进了新闻的“二次传播”，使更多的民众有了阅读和交谈新闻的机缘，增进对时政的了解和对新知的体认。

二、士人的社会交往与报刊新闻传阅

士人的职业流动为报刊传阅创造了条件。如安徽桐城人萧穆于同治十二年（1873）进入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担任校对工作，从而有机会借阅《申报》。他在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五日记载：“又到静涵处坐谈久之并阅《申报》后，回室张灯。”这也说明他的同事赵元益（字静涵）处存有《申报》。之后，他多次暇阅《申报》。当年十一月三日记载：“乃回室，灯下阅《申报》”。光绪元年（1875）二月二十三日，他“灯下阅《申报》久之”。至三月二日，他阅《申报》后，恭录二月二十日两宫皇太后懿旨：“嘉顺皇后于本日寅刻崩逝，所有一切事宜，尚待各该衙门查照例案，随时安筹具奏也。”[１６]这是萧穆第一次在日记中记载《申报》新闻的具体内容，彼时，同治皇帝去世不久，嘉顺皇后去世的消息引发朝野议论，他摘录此条懿旨，表明对这则新闻予以特别关注。

萧穆独在沪上谋生，每年都会回桐城老家探亲，他的好友兼同事赵元益则在上海寄《申报》供他在老家阅读。如他在光绪四年（1878）六月二十八日记载：“收到赵静涵本月廿日发自上海寄信……又附寄本月《申报》十五张。”[１７]由于萧穆在上海的工作和交往经历，使《申报》有机会“下乡”。从发行地理看，早期《申报》以上海为中心向江浙逐步辐射。如果萧穆没有在上海谋生的经历，他不太可能读到千里之外的《申报》。通过士人之间的通信和夹寄，人的“流动”与报的“移动”便关联起来，朋友之间寄送报刊的活动，不在报馆发行体系之内，但他们将报纸“传送”给好友，扩展了报纸的传播范围和阅读地理。由于赵元益的寄递，萧穆在桐城老家所读的《申报》，能拉近他与时政新闻的“距离”。

士人在旅途中拜访故旧也可以“邂逅”报刊，了解新闻。光绪六年（1880），官至广东罗定直隶州知州的杜凤治因老病退职，启程回老家绍兴。十一月一日，他道经江西玉山县，遣仆人钟福见昔日同僚、前东莞知县张子鸿，张子鸿对钟福言：“我现于上海《申报》上看见齐世熙道台，冒澄、刘维桢均参矣，何运使亦开缺。”当日，杜凤治拜访张子鸿，“并将《申报》带归行”。这是杜凤治首次提及和阅读《申报》，他在日记中抄录该报转载的上谕：“张树声奏运司不能胜任请开缺另简等语，两广盐运使何兆灜着开缺送部引见。钦此。”[１８] 何兆瀛长期担任两广盐运使，杜凤治应该与之相识。他特地抄录这则上谕，颇有为昔日上司“作记”之意。他在归乡途中偶阅《申报》，从而与之结缘。返回绍兴后，杜凤治便订阅《申报》，之后，《申报》成为他了解官场动态的主要信息来源。

一些商绅由于与上海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他们通过接阅上海商人信件和附寄的《申报》，了解时政新闻。如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法国人由于侵占宁波同乡会所在地及宁波人的墓地，与宁波人发生暴力冲突，法国水兵打死7名市民，引发《申报》等报刊的高度关注，并加以详细揭示。苏州商绅尤春畦通过上海友人附寄的《申报》得知这一新闻事件，当月二十四日，龙春畦“接勉信，附来升结单，用信，附《申报》”，得知当时发生在“四明公所”的冲突：“十八之事，实毙七人，受伤二十人，其中重者七人云，均系看客，死于非命。听云，此事肇端由于法工部局总领事葛虽未能排解于前，当能弥患于后，惟太览过誉，殊可笑语。”[１９]此后，尤春畦多次记载接阅《申报》的情况。此类通过信件附寄《申报》的方式，为异地读者提供了较为快捷的报刊阅读渠道，读者通过新闻文本的记述和阐释，加深对新闻事件的认知和理解。

一般认为，《申报》发行初期的读者多为城镇社会的士绅，乡村社会的低级士绅很难有机会阅读。但早期《申报》通过在江浙一带的发行与传播，为士人辗转传阅提供了机会。正是由于报刊新闻的“稀缺”，其在朋友之间的传阅推动了时政要闻的传播。如在江苏吴江乡下，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便有《申报》在士绅间传阅。是年，日本侵略台湾，九月二十二日，中日在北京签订了《台事专约三款》，清廷与日本达成妥协。通过《申报》的报道，此事引起吴江乡绅柳兆薰的注意。十月七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至赵田，憩棠来谈，即至憩棠新宅畅叙……论及东洋日本事，大约可以讲和，以《申报》一束借阅，约岁底连旧同缴。”柳兆薰通过向好友袁憩棠交谈并借阅《申报》，对时政要闻颇感兴趣。之后，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阅读和传抄《申报》的情形。十月八日，他“暇阅《申报》”。十二月二十二日又记载：“颜竹村自苏来，抄自《申报》，确传十二月京中初五之事，变生仓猝，时事日非，幸已闻继承有主，中外臣民，当于痛切之余，共源爱戴。”这距同治帝“驾崩”仅17天，朝廷的“哀启”尚未向民间公开，柳兆薰通过友人的传抄获知这一重大新闻。三天后，他又通过友人交谈、信件和《汇报》新闻予以证实：“下午砺生自紫溪回来，确知大行皇帝初五戌刻龙驭上宾，豆症。变历七日，新天子恩诏已颁，年号未悉……接范甫札，抄录《汇报》，大略相同。新岁恭贺繁文均可删停矣。”[２０]同治帝去世的新闻，通过《申报》《汇报》的报道与人际交往网络，使身处乡下的柳兆薰能较快地知悉这一重大变故。

19世纪80年代，江苏荆溪（今宜兴）也有士人传阅《申报》。如松江府廪生姚之烜，曾任荆溪县学训导，与当地士人有着较为广泛的交往，他的友人庄衡、徐介在当地颇有声望。从光绪六年（1880）六月开始，他多次记载阅读《申报》的经历，当月十九日至三十日，他有9天在读《申报》。如六月十九日记载：“二月《申报》阅竟。”二十日，“□字致衡翁，换三、四两月《申报》来阅之”。二十九日，“衡翁送六月内《申报》至。嘱即看”。三十日，“看《申报》五纸”。得益于庄衡的慷慨借阅，短短十余天，姚之烜得以纵览四个多月的《申报》，可谓大开眼界。第二年五月，庄衡去世，姚之烜失去了借阅报刊的机会。闰七月十三日，他“遣人以《申报》费一洋送李含芳”。[２１]这说明他开始订阅《申报》。显然，从前期的借阅，到后来的自费订阅，《申报》已对他的资讯获取和阅读习惯产生影响。

向庄衡借阅《申报》的还有姚福奎，姚福奎曾长期担任松江府娄县学教谕，兼署松江府学教授、华亭县学教谕。姚福奎虽长期在松江（今上海）生活，却没有订阅《申报》，他在日记中第一次记载读《申报》的日期是光绪六年（1880）四月二十一日，是日，他“阅长班借来《申报》，会元吴树棻，山东历城人；常熟杨崇伊、庞鸿书，昭文曾云章。”姚福奎所见《申报》，是通过“长班”这位“第三者”借来的，他特地记载当年会试结果，说明他对科考新闻特别关注。五月九日早晨，他“向思泉处借阅《申报》”，他读后择要记载：“一甲一名黄思永，江苏江宁人；二名曹诒孙，湖南茶陵人；三名谭鑫振，湖南衡山人；传胪戴彬元，顺天宁河人。”他再次强调了《申报》的来历，并继续关注当年殿试的结果。此后，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向数位友人借阅《申报》的经历，如光绪六年（1880）五月十九日，他“访衡翁，见《申报》”， 这位“衡翁”便是庄衡。光绪七年（1881）三月二十日，他“从子砚处借阅《申报》。” [２２]此外，他还提及衡翁、达泉、健生等多名师友曾读过《申报》，与他讨论官场动态、科举放榜等方面的新闻。这说明在他周围已有一些《申报》读者，他们之间通过借阅、传阅与聚谈，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读者群。

在早期《申报》阅读史上，东北地区很少被涉及，早期《申报》很少在东北发行，东北士人阅读《申报》非常困难，但不能忽视书信夹寄报刊这一传播渠道。光绪六年（1880），顾肇熙任吉林分巡道，兼藩、臬两司之职，他为官清廉，在官五年，课崇文书院，颇有政声。他虽在边远的吉林为官，但通过他的交往网络，尤其与好友王念劬、沈子卿的书信往来，获知不少时政要闻。王念劬还随信寄送《申报》，使远在吉林的顾肇熙除了阅读邸报之外，能通过《申报》了解时政，扩展他的新闻视野。他在光绪八年（1882）七月二日记载：“《申报》六月初七日云：五月初四日，江西藩司牌示，南康县沈恩华据报病故，该县即饬以正任昌县何庆朝调置。”南康县令沈恩华去世一个月之后，《申报》才刊登新官调置的消息，顾肇熙读到这则不起眼的新闻已是近两个月后，通过《申报》，他得知老友去世的噩耗，大为伤感，他感叹：“忆与伟卿同年津门送别不过三年，遂成千古，亦未知其得子否？”之后，他多次收阅王念劬寄来的书信和《申报》。如当年七月二十八日，他“接沈子卿、王念劬书并《申报》，七月初八日发。”[２３]他特别标注信件寄收的日期，说明他收到的《申报》较为迟缓，但即便是一些“旧闻”，对身处吉林的他而言，《申报》提供了一个“新闻世界”，也打开了一个通往外界的窗口。

中法战争期间，通过朋友之间的讨论和报刊传阅，有关战事新闻进入一些士人的阅读视野，展现了重大新闻事件的社会影响。如苏州士人王伟桢在中法战争期间的阅读经历，证实了他对这一事件颇为关注。甲申年（1884）二月二十日，他在自己的药店遇到好友盛佑卿，“谈及越南之北宁为法人所夺，招商局来信是确。上海法人均升旗称贺云云。”对此消息，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加以分析：“此信予先得之《申报》。□未必的确，如佑卿言，已有证据，何华兵之能用若是，刘□守越南称为黑旗年余，法人见而生畏，中华兵守北宁……而中华败绩。岂胜仗均在后欤？”[２４] 在王伟桢看来，舆论一直对法越战争持乐观态度，对于北宁失守的传闻，他综合《申报》的报道，根据盛佑卿的转述，大致判断消息可靠。针对越南前线的败局，清政府对涉事官员进行处罚。三月二十二日，他“继至梦仙弟处见《申报》”，《申报》在当月二十日录中旬上谕，他阅后记载：“军机大臣自恭亲王以下尽退出，另进礼亲王等五人。法越一事从未见之邸抄。今悉见明文，以北宁之败，唐、徐二中丞革职拿问，委员押解进京，一总兵一副将即于军前正法。”他进而评论：“委[萎]靡之习为之一新，是日前一快事也。”[２５]通过借阅《申报》，他对中法战事新闻有深入了解，并对局势进行评论和研判。

在杭州，普通士绅也可能通过报纸获悉时政要闻。如副贡生楼汝同就借助报纸关注中法战事。光绪十一年（1885），他报捐通判，三月一日，他道经清江，第二天，他记载：“饭后至对门老店徘徊片刻，即前岁所住屋，店主人出《申报》阅看，知法事已有和议。相约三月初一日起，两边停战。未知确否。”[２６]在旅途中借阅《申报》，使他能够了解中法和议近况。但他对“停战”之说，并非确信。显然，这次读报活动，是旅店老板给予的机会。而彼时旅馆老板所订的《申报》能向旅客展阅，过往的旅客可由此“意外”打探到时政要闻。

在江苏东台县，通过信局寄递，一些士人也有机会接阅《申报》。出生于1867年的吉城，由于其二兄吉均在镇江开设“吉盈丰”商号，与吉诚经常保持书信联系，并随信寄赠《申报》，通过吉均的推介和寄送，吉诚经常收阅《申报》。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二十二日，他“晚接二兄信，又《申报》一纸”，“内记郑州决口拨帑银助工事，又招股印《九朝东华录》”。十月十三日，他又收到其二兄寄来的《申报》，“首载东台程孝子事”。十一月一日，他“接二兄来箴，并《申报》数条”。十二月十五日，他收到其二兄来信，“又《申报》数纸”。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在自家开设的“吉泰和”店内阅读其兄寄来的《申报》，摘录该报所载格致书院考题为：“水旱灾荒平日如何预备、临时如何补救论”。[２７]

维新前后，在江浙的一些乡村地区，士人之间通过借阅报刊也可形成新闻传播网络。周作人回忆维新之前绍兴乡下人传阅《申报》的情况：“我在故乡曾见有人转展借去一两个月前的《申报》，志诚的阅读，虽然看不出什么道理，却总不敢菲薄，只怪自己不了解，有如我们看禅宗语录一般。”[２８]此类现象，大致表明《申报》在绍兴乡下有着一定范围的传阅和影响。而在戊戌年（1898），周櫆寿（周作人）的读报活动，则缘于其兄周樟寿（鲁迅）购买的画报。他在正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记载：“兄往申昌购《徐霞客游记》六本……有布套画报二本。”辛丑年（1901），他已订阅报刊，并经常在日记中记载报刊新闻。他的表兄鲁延孙就多次向他借阅报刊。二月二十八日，他记载：“鲁延孙表兄来，……借去海上《文社日报》《游戏报》共一束，《觉民报》两本。”第二天，鲁延孙提出向他“借《申报》”。三月十九日，他托三弟寄鲁延孙兄函，“借《申报》，并索取《文社日报》”。 [２９]这表明他当时已收藏有多份报纸，其表兄也通过借阅而从中获益。

在江苏武进（今常州），17岁的庄先识于1899年开始记日记，彼时，其父庄清华特别重视报刊的作用，经常托人从上海带交或在信中附寄报纸，使其能了解时政要闻。他多次在日记中提及其父从上海托交或寄送报纸的情况。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九日记：“永杏舅父自江西解京饷至都毕，抵家过沪时，父亲托带转初一至初五报五张。”九月十一日又记：“今日父亲于家信中附回初六至初八报三张。”九月十六日再记：“家中送到上海带回初九至十三《中外报》五张。”[３０]此类记载，在他的日记中多处可见。他在日记中标明所读报纸的来源，并非有意炫耀其家庭背景，而是对这些经过邮递或传送的报纸有着深刻的印象。

在浙江台州葭沚镇，由于士人黄沅（后改名为黄秉义）订阅了《申报》，他的亲友也由此得以传阅。黄沅虽非科举正途出身，但他家境富裕，学养较深，在葭沚、海门一带交游甚广。在黄沅看来，报刊是传递外部信息的重要来源。黄沅所订阅的《申报》，往往通过借阅的方式在当地的朋友间传播。如他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二十二日记载“叔父、妹丈向余借《申报》”一事。十月二十七日又记载：“静斋宗叔来借《申报》，余遣阿香向作羹兄取，转借，共计报两张。”第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他“送《申报》一卷与秦楩友先生”，十二月十一日还记载：“逸仙先生假去《申报》一卷。”[３１]这说明在葭沚镇，报刊的订阅尚不普及，黄沅所订的《申报》被其亲友视为重要的资讯来源，经常被人借阅。此类朋友之间的“共享”报刊现象，不仅是他们交往的“见证”，也推动了时政要闻的传阅。

三、时务报刊传阅与士人求新趋向

甲午之后，时务报刊因应了变革的诉求，成为“新”的象征。时务报刊通过制度化发行和士人的社交网络，引发了阅读上的“扩散效应”，推动了新学的广泛传播。其中，不少士人以《时务报》为媒介，纵谈时政，探究新学，以趋新为时尚。而《时务报》的借阅、传阅，范围不断拓展。即便是在一些小城镇和乡村社会，也有不少士人通过各种途径获得阅读的机缘。如浙江海宁盐官镇由于离沪、杭较近，消息较为灵通。《时务报》发行后不久，王国维便经常阅读，并将《时务报》带给其父王乃誉看。王乃誉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五日记载：“静儿持《时务报》第一、第三册，上海新设，七月初一开馆，总理为汪穰卿（壬辰进士），执笔新会梁启超，所陈通变议，颇洽时政，诚此时之要务。”王乃誉迫不及待地浏览，“三更起，两册大略已审”。当年十二月，王乃誉抄录《时务报》第16册《盛京卿宣怀自强大计举要胪陈折（附片二件）》一文，并部分摘录梁启超《论学校五》一文。第二年十月十四日，王国维又带回《时务报》，王乃誉当日记载：“静儿携借到《时务报》四十五、六两册，烧烛观之。”并评论道：“甚谓中朝不能骤更新法，一切杂乱无章，恐迟延不达，则世界早变，奈何！”三天后，他回忆前一日读到《时务报》的内容：“有中国译日本书论甚佳，又兴女学会于沪”。[３２]这表明，王国维在1898年2月至《时务报》任书记之前，就已经对该报较为熟悉，并让其父有机会接触到这份当时极为新潮的刊物。

维新时期，孙诒让虽偏居浙江瑞安，但他与全国各地的维新派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一些维新派报人通过私人赠阅的方式，为孙诒让寄送新出的时务报刊。除《时务报》之外，仅在1897年，年谱中记录他收阅的报刊有：“上海友人寄赠蒙学会创刊发行之《蒙学报》；杭州友人寄赠新出之《经世报》；湖南长沙友人寄赠新出之《湘报》及南学会发刊之《湘学新报》。”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旋以所办《清议报》旬刊横滨寄赠。”[３３]作为经学大师和著名教育家，孙诒让对维新派有着巨大的影响，各地维新派人士主动赠阅新出版的报刊，使孙诒让能够在瑞安小城纵观维新时局，并积极推动新学传播。

孙诒让的弟子张在瑞安乡下也有机会通过阅读时务报刊而了解时局和新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二十七日，《时务报》创办不久，他便寄信给瑞安城里的好友项申甫，委托其购买《时务报》。八月十三日，他“抵城即过项君申甫处，取来《时务报》四册”。第二年四月四日，他从其内兄林骏处借到“《时务报》二册”。[３４]此后，林骏数次送来《时务报》，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阅读《时务报》的情形。壬寅年（1902），张还借阅《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三月七日，他在内兄林骏处看到《新民丛报》第一、二册，评论道：“议论精警，识见透彻，洵中国近年来报界中巨擘。” 癸卯年（1903）正月十九日，张从林文潜处第一次看到《新小说》，并称赞梁启超文笔甚好，“其《中国未来记》一种，尤有无穷新理，不得与寻常小说一例观也”。[３５]由于张的朋友圈多为维新人士和留学生，他们所订阅的报刊在无形中影响到张的新学认知和政治立场。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对维新报刊自然情有独钟。他在家乡浏阳筹划算学馆时，就注重新式报刊在师生中传阅和学习的作用。他在《兴算学议》一文中指出：“而尤要者，除购读译出诸西书外，宜广阅各种新闻纸，如《申报》、《沪报》、《汉报》、《万国公报》之属，公置数分，凡谕旨、告示、奏疏与各省时事、外国政事与论说之可见施行者，与中外之民情嗜好，均令生徒分类摘抄。”[３６]谭嗣同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叮嘱她留意新式报刊：“寄上《女学报》及女学堂书共一包，此后，如欲看《女学报》，可开出卖报之处，请唐次丞托人去买。唐如不能，可径托大兄设法在上海购买也（或函托秦生弟更好）。”[３７]谭嗣同的同乡和密友唐才常也通过书信，寄报刊给其弟唐才中。如在1895年6月21日的信中，他告知唐才中，“《时事报》寄淞兄函内。”[３８]1900年7月25日，他又告知其弟：“前草一函，并《苏报》《中外日报》一束，谅已入览。”[３９]这表明他对唐才中的报刊阅读颇为留意，期待其弟能勤阅报刊，关注时局。

一些志趣相投的官绅在维新时期通过“众筹”的方式购买时务报刊，降低个人的消费成本，达到报刊资源共享的目的。如蔡元培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联合籍忠宣、张检、吴仲篪等好友，创办求实书屋，共同集资订阅《湘学报》《蒙学报》《萃报》《农学报》等时务报刊，他们排定日程，轮流传阅，每10日在松筠庵集会座谈，讨论时政，畅谈新学。蔡元培在日记中记载：“五月二十一日，《湘学报》第三十三册传到，二十四日传出”。“五月二十五日 《蒙学报》第二十三、第二十四传到，第二十七日传出。二十七日《湘学报》第三十四册传到，二十九日传出”。他还详细罗列了求实书屋存报和轮流阅读者的姓名及地址。[４０]

庚子事变之后，随着报刊逐步由都市社会向城乡社会推广，不少读书人有机会接触新式报刊，一些士人在日记中提及阅读报刊的经历，表明新式传媒已“介入”他们的阅读生涯，成为他们的“思想资源”。如一位佚名的士人于壬寅年（1902）二月二十日阅读《新民丛报》，四月十三日，他午后阅收《新民丛报》第四期，记载：“阅其论说，令人豪气勃勃。”四月二十五日又载：“原安《新民丛报》来还，借《清议报》第九十三册一本，看第七期《新民丛报》。”[４１] 这说明，他虽然直接记载阅读《新民丛报》的次数不多，但他可能订阅了该刊，包括之前留存的《清议报》，他的友人通过借阅，也成为这两份杂志的读者。

而在大都市，新式学校的学生能够为家乡亲友寄递新式报刊，从而拓展阅读上的圈层。如南洋公学学生庄文亚在上海求学期间，深知常州老家的亲友难有机会读报，他利用自己的地利之便，经常给亲友寄送旧报或代订报刊。他在癸卯年（1903）三月一日记载：“与兆甲信一封，《选报》四十一（二本），四十二（六本），四十三（六本）期及《女学报》第一册，交招商公司往常州局前街史第。”这些报刊都是他之前读过的旧报，通过寄送，可以二次利用。三月二十日，他到中外日报馆，“代季叔父购壬寅年《杭州白话报》三十三本，计洋一元三角。”二十二日，他给“通哥”寄第二十号书一箴，“并附去《新民报》二十六号，《大陆报》第五期各本”。之后，他经常给这位通哥寄送书信和旧报刊。如四月二日上午，他上通哥第二十二号书一函，“并附去年《杭州白话报》三十三本，《选报》四十期一册，书目三张，托招商局公司带往常州”。五月十八日，他又上通哥第二十五号书一函，“附去诗筒六本，《新民报》三十号，《湖北学生界》第三期各一本，《女学报》第三期二册，《童子世界》二本，均交招商局小轮带往”。[４２] 这些给亲友寄送报刊的具体记载，他以信件编号的方式进行“链接”，作为报刊输出的“证据”。对于他的通哥和其他亲友而言，报刊代表了“外面的世界”，来自上海的各种报刊，使身处常州的通哥等人能够“资源共享”，这些报刊通过空间的“移动”，虽然在时间上较为滞后，但可以使更多的读者能够“旧报（刊）新读”，拉近与时政要闻的“距离”。

四、结语

如果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本质上是“复数的人”，[４３]阅读史的研究对象便是“复数的读者”。可以说，阅读史研究的关键是发现历史上的真实读者，并阐述他们具体的阅读活动。阅读史研究还特别强调人与时空的关系，是由于人与报刊媒介的流动能够创造阅读机会，实现报刊资源的共享。从读者、报刊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早期报人运用报馆报刊资源进行“读—写—编”活动，以及在教会、书院、学堂、茶楼等公共场所出现的读报活动，为士人提供了难得的机缘。而士人借阅、赠阅、传阅和抄阅报刊活动，进一步促进了报刊资源的重复利用，此类“一报（刊）多读”现象，表明报刊所有者与其他消费者之间存在阅读上的共享价值，在总体上有利于扩大报刊的消费地理和阅读圈层。报刊隐喻了“时闻”“新知”，通过士人的辗转传阅，报刊新闻和西学新知的传播空间得以延伸，传阅报刊本身也可以形成“事件”，对士人的“博闻”“求新”产生一定影响，从而进一步推动时政要闻和西学新知的二次传播。

注释

[１]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1页。

[２]丁耘等主编：《思想史研究》第1卷，陈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３] [清]梁廷枏：《夷氛闻记》，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70页。

[４]《告帖》，《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嘉庆乙亥年（1815）全卷，第33页。

[５]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17页。

[６]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王韬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83、302页。

[７]《书〈申报〉疑问后》，《万国公报》第385卷，1876年4月29日。

[８]《述报缘起》，《述报》光绪十年（1884）三月二十三日。

[９]《扩充报务议》，《申报》1895年10月28日第1版。

[１０]《格致书院第一次记录》，《万国公报》第357卷，1875年10月9日。

[１１]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32页。

[１２]《福仙园茶馆告白》，《上海新报》1870年5月9日第2页。

[１３] 姚福奎在日记中多次提及他和亲友到步瀛茶楼看《申报》的经历。如清光绪十九年（1893）五月五日记载：“健生自步瀛回，云见《申报》，云南主考吴嘉瑞、刘福姚，贵州陈伯陶、陈璧。”八月十日又记：“到步瀛看《申报》，各省题目已见。”九月五日再记：“率两孙偕襄伯锦泰祥定鞋子，步瀛啜茗点，见《申报》顺天乡试三场策题‘姜嫄生稷’误‘生契’，四主考自行检举，罚俸三月，为公罪耳。”九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他连续三天到“步瀛看《申报》”。打探顺天乡试放榜消息。[清]姚福奎：《姚星五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22年，第434、444、446、447页。

[１４] 陈庆均：《陈庆均日记》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23年，第24页。

[１５] 贺葆真：《贺葆真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69页。

[１６]周德明 、黄显功主编：《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3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43、310、364、367页。

[１７] [清]萧穆：《敬孚日记》， 周德明 、黄显功主编：《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32册，第443页。

[１８] [清]杜凤治：《杜凤治日记》第10册，邱捷点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079、5080页。

[１９] [清]尤春畦：《健忘略记》，苏州博物馆编：《苏州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日记稿本丛刊》卷15，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33页。

[２０] [清]柳兆薰：《柳兆薰日记》，苏州博物馆编：《苏州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日记稿本丛刊》卷11，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79、189页。柳兆薰为柳亚子的曾祖父，吴江芦墟胜溪人，长期在吴江生活，擅长诗文，在当地颇有声名。

[２１] [清]姚之烜：《姚之烜日记》，周德明、黄显功主编：《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8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77、379、437页。

[２２] [清]姚福奎：《姚星五日记》，第57、58、59、95页。

[２３] [清]顾肇熙：《吉林日记》，周德明、黄显功主编：《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5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39、240、247页。

[２４] [清]王伟桢：《潜园日记》甲申二月第16册，《修闲居士日记》（1878—1898），复旦大学图书馆稿本（善本，编号：3649），甲申年（1884）二月二十日。

[２５] [清]王伟桢：《潜园日记》甲申二月第16册，《修闲居士日记》（1878—1898），甲申年（1884）三月二十二日。

[２６] [清]楼汝同：《惜分阴轩日记》，清华大学图书馆编：《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第400页。

[２７]吉城：《吉城日记》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6、9、11、14、16页。

[２８]周作人：《知堂小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3页。

[２９]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上，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2、214-215、224页。

[３０]庄先识：《庄通百日记》第1册，上海图书馆稿本（编号78277—316），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九日、九月十一日、九月十六日。

[３１] [清]黄沅：《黄沅日记》，广东省立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清代稿钞本》第21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12、59、81页。

[３２]海宁市史志办编：《王乃誉日记》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707、754-755、790、791页。

[３３]孙延钊撰：《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84、288页。

[３４] 张：《张日记》第1册，张钧孙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97、338页。

[３５] 张：《张日记》第2册，张钧孙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759、820页。

[３６] [清]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一）》（1895年6—7月），汤仁泽编：《谭嗣同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3、354页。

[３７] [清]谭嗣同：《致李闰书（三）》（1898年8月27日），汤仁泽编：《谭嗣同卷》，第433页。

[３８] [清]唐才常：《致唐次丞书（六）》，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48页。

[３９] [清]唐才常：《致唐次丞书（八）》，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唐才常集》，第549页。

[４０]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5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9页。

[４１]佚名：《懒懒生日记》（1902—1903年），上海图书馆稿本（善本，编号：T29380—81），壬寅年（1902）二月二十日、四月十三日、四月二十五日。

[４２]庄文亚：《无逸窝日记》（1899—1907），上海图书馆藏稿本（编号：66580614），癸卯年（1903）三月一日、三月二十日、三月二十二日、四月二日、五月十八日。

[４３] [法]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6页。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