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虽地处中国西北内陆地区，但因为在这个黄河之滨聚集了肩 负着中国革命希望的一群革命者，而慢慢在国内外有了极大的影响。偏 于一隅的延安，因了自己的作为和声音，走向世界，不断向世界展示自 己的风采。延安处在内地，却不闭塞，而是向世界开放。
延安虽地处中国西北内陆地区，但因为在这个黄河之滨聚集了肩 负着中国革命希望的一群革命者，而慢慢在国内外有了极大的影响。偏 于一隅的延安，因了自己的作为和声音，走向世界，不断向世界展示自 己的风采。延安处在内地，却不闭塞，而是向世界开放。
来自海外的有识之士，不远万里，来到这块中国的红色土地，冒着 风险，向世界介绍红色中国的情况；而中国共产党也利用各种机会，宣 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表达自己的见解，让世界了解自己的情况。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一些革命领导者，都先后接受过来到延安 的外国记者的各类采访，介绍了共产党的历来主张。当时还有一位革命 者，也引起了外国记者们的兴趣和注意，他就是时任陕北中央苏维埃医 院院长的傅连暲。
除了上面提及的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撰文介绍过傅连暲外， 1937年，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斯诺的夫人艾伦 · 斯诺到延安采访时，也特 地访问了傅连暲。后来，斯诺夫人在所著《续西行漫记》中，对傅连暲作 了高度评价。
有位法国记者也来到延安了。得知傅连暲曾是个基督教徒时，他十 分惊讶，怎么也不懂： 一个信奉上帝的人，居然会参加红军，而且非常希望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他怀着浓厚的兴趣找到傅连暲，说明了采访要 求。傅连暲先是有些吃惊，但想到毛泽东等领导人都接受了采访，特别 是认为可以由此扩大苏维埃革命的影响，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也就欣 然接受了。
面对高鼻子白皮肤蓝眼睛的法国记者，傅连暲第一次完完全全地 坦言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的自述变成法国记者的文字后，是这般叙述 的 ：
我的家离汀州约五十里，境况非常贫苦，我的母亲现年八十岁。父 母双亲均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因之我童年亦即成了基督教徒。
当我幼 时，一位外国教会医生，名叫锡依布莱尔，英国人，帮助我和我的妻在一 个初级学校读书，他每月给我们大洋四元。我们毕业后，我的妻即在一 初级小学担任教师之职，而我仍由该医士的帮助，进入一个中学校。还 有一位外国医生，名叫米企尔者，加拿大人，也帮助我受教育。
中学毕业后，我即开始在亚盛顿医学校学医。五年毕业后，即在八 个县内做旅行的医生。这样经过了四年后，我又在该医校担任了普通医 药教职四年，同时也是该校及省立男中与女师的医生。1918年我被举为 汀州红十字会的主任医生。后来我因肺痨病而卧床两年，又于1925年回 来继续工作。
1925年，因为五卅爱国运动，我曾通电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汀州一 切外国医生慑于群众反帝声威，均离开了该城，而我遂被推为汀州福音 医院的院长。
次年，我读了一本书，即瞿秋白所著之《新社会观》,它给了 我一极深刻的印象，使我更懂得革命的人生观，因此更加同情革命，并 进而直接参加革命 ……
傅连暲平时不很健谈，但今天是谈自己革命的亲身经历，尽管简 单，他却是讲得很认真，很有条理。
接着，傅连暲从自己如何接收南昌起义伤员，为他们治病，从此走 上革命道路讲起， 一直讲到随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担任陕北中央 苏维埃医院院长的经历。
“你作为一位基督教会医院的院长，有了不错的名誉和地位，你是如何走上这条道路的呢?”显然这位记者对革命还是比较陌生，于是他 又深入地问。
傅连暲不假思索地侃侃而谈：
“我自1927年南昌起义后参加红军工作以来，即下定了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到底的决心。我留在红军中这么 多年(十年)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第一，我感觉到我是属于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和受压迫的阶级；
第 二，我受共产党教育家瞿秋白氏的感动；
第三，责任所在义不容辞，因为 红军在最初时虽然有许多伤病员，然没有医生，我就感觉到我应当去做 这个工作。
“红军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真正人民军队——这个事实我从多 年经验中认识清楚了。它是一个保护祖国和人民群众的最有纪律的军 队。红军战士对医生的态度不是骄横的，而是尊重信赖的，在这方面与 雇佣军队完全不同。还有我之所以留于红军中者，是因为我深信它指示 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大众之解放的道路。”
“请问你参加红军至今，有没有感到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受到过歧 视?”法国记者问。
“我是一个基督徒，这是每个红军战士过去所知道的，他们现在也 知道。但我从来未曾因为信仰基督教而被红军或共产党所迫害或歧视。
说因为信仰基督教而被红军或共产党所迫害或歧视，说红军因为信仰 不同而迫害基督徒是不正确的，那只是反动派之造谣。如果很久以前， 有些基督徒与红军发生过不良的关系，那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而是 因为他们反对革命的活动。
我是一个基督徒，而我经常地受到红军共产 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保护和尊敬。”
傅连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在红 军队伍中并没有因为信仰不同而受到歧视。在谈话中，他回避了过去在 中央苏区险被打成AB团的经历。
“你的回答很说明问题。我知道你在红军中受过一些委屈，经过很 多险境，能否请傅医生详细说明一下，你有很多机会脱离红军而仍留在 红军内不去的原因。”没想到，法国记者消息灵通，对问题穷追不舍。
傅连暲沉思了一会儿，坦然地回答：
“从前我由行医每月可获大洋 二百元，此外还有教会医院所领的薪金，我和我的家庭得以饱食无虑。后来因为对革命的信仰，我把自己的医院和家产全部献给了革命，其后 又把我的老母妻室和四个儿女留在江西而我自己随着红军参加了长 征。
我很甘愿，虽然有好多人怕我受不了这样的艰苦，确实的，我两次几 乎丧命。一次是在湘南落马坠入深河中， 一次是过雪山时因空气稀薄而 昏迷不省人事。四十天四十夜和其他人员共尝草地上的困苦，我曾泻 肚，痛苦不堪。医务人员和给养时常受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但是我的信 仰毫不动摇。
我经过许多的危险，但这样的危险都赶不上当时国民党军 队把我包围起来，把我的亲戚和学生杀死，并指控我是一个共产党的同 情者那样的危险。”
“像你这种情况，在红军中是不是极个别的呢?”法国记者又问。
“我并不是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内之唯一的基督教徒。红军由国民党 军队方面过来很多医生，中间许多是基督徒，大多数起初是不同情于共 产主义的。但这对于我们无关紧要。我们照例开会欢迎他们，请他们拿 他们的医学知识为中国人民服务。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时常把我在红军 内的经验告诉他们，请他们毫无疑惧地和我们合作。后来他们在实际锻 炼中，许多人不仅成了同情者而且加入了共产党。”
“据说，中国军队的医生和看护当中，很少受过现代的训练。再者受 过最新式训练的医生，都乐意在大城市里居住工作，去替他们的家庭赚 钱，谋安乐的生活，还有在知识分子内，尚存着对军队和兵士不正确的 观念。是不是这样?”
法国记者的问题不少，傅连暲尽量做到有问必答，满足他的愿望：
“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对待革命军队尤其不应有这种态度。医生们可 说是全体都喜欢红军，都喜欢在苏区内工作。没有人不为红军为人民大 众自我牺牲的精神所感动。
我们按照我们医生的工作，得到衣食住各方 面的照顾和每月的津贴。如果我们的工作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 就马上去。因为外面的包围和内战，我们的经济状况是艰难的，然而我 们还是喜欢红军内的生活，这个生活有民族的目的，而不是只为了谋生。”
法国记者点点头，继而又问：“请你谈谈陕北苏区红军的卫生工作 情况。”
“我们在红军内有许多医药问题。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去照顾红军 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如果只是这个问题，那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 是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住在什么地方，我们还必须照顾当地的一切 居民。
在旧的统治下，这些地方的人民从没有得到任何无报酬的医疗。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的医院马上成为周围居民的公共医 院了，而且他们的需要比我们红军和政府还要大些。我们的医生和药品 马上给人民服务，有时为此而不得不牺牲我们对红军的照顾。”
“哦……”法国记者明显对傅连暲的这个回答感到震惊。
为了说明问题，傅连暲随意举了个例子：
“例如在西北有广布的社会疾病和传染病，人民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是个人或公共卫生。我们发现 此地有许多传染病如伤寒、鼠疫、瘟热病和其他流行疾病如花柳、肺痨 和砂眼。我们常有铲除这些流行疾病和传染病的任务。
因为近年来的包 围和内战，我们的这项工作受到了不少的阻碍。我们缺乏受过现代训练 的医生和看护、药品和急性传染病用的血清以及医院设备种种。”
傅连暲看着法国记者，又说了下去：
“从1935年起，中国共产党在新 的环境下，实行了新的政策，因此医药界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我们是 日益扩大的反日军，我们准备来日的抗日战争。
我们一如国内其他反日 军队，迫切地需要近代的各种医生，不管其为外国人、本国人、男人或女 人。我们需要军医和各种的专家。在没有科学的接生和科学的妇女病治 疗方法的地方，我们需要女医生。无论我们工作怎样努力和勤奋，尚不 能满足我们面前之各种需要。”
谈话中，傅连暲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我倡议，全国的医生、看护 和我们的医科学生必须为来日的战争去准备自己，以便把我们的国家 和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和厚颜无耻的汉奸手中解放出来。
在这个任务上，各种医学工作人员必须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担负起这一光荣的使 命。因此我们号召一切医生、看护和公共卫生的工作人员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国的一切抗日军队，把他们的最新的科学知识带来，尽力在此施 用。”
傅连暲作为中华医学会的老资格会员，有许多会员都认识他。他认 为中华医学会可以在这些方面做许多的事情。在与法国记者谈话时，他 屡次以中华医学会会员的身份讲话，并且向医学界发出号召：“我盼望 这个组织内的人在抗日战争时会援助我们和其他的抗日军队。我们盼 望全国许多医生、看护将以极诚恳和最大的注意力去准备自己以便在 抗日军队内工作。”
“你认为你们现在最需要什么?”这位同情中国革命的法国记者问道。
傅连暲显得有些激动：
“我可以给你开一个很长的单子：
第一，我们 需要停止内战；我们需要能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的现代医生和看护；我们 需要关于战时外科、公共卫生和军队卫生之各种书籍；我们需要外科器 械和各种医院设备；我们需要各种免疫血清去预防、治疗残害西北人民 之各种传染病和社会疾病；我们需要医院之一切给养和流动的医药器 材等；我们需要急救药品、器具和人员；我们需要现代实验室的工作人 员、用具、显微镜、微生物工作人员和设备…… ”
很快，傅连暲对法国记者发表的谈话，于同年5月在法国出版的《救 国时报》上刊发，后来印成小册子发行，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成为许 多有志青年献身革命，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运用到革命事业上的有力号 角 。
这位法国记者在访问记中写道：
“他(指傅连暲)在中国红军内的经 验对于一切医生是具有极大的趣味的，因为这些经验使他的医疗的学 术和社会思想更形丰富。他对于基督教义之人类的弟兄爱，是严格地身 体力行的，同时医务之人道观点，他正是实践了。”
继这位法国记者后，美国著名记者尼姆 · 威尔斯带着译员也到中央 医院拜访傅连暲来了，正埋头处理一大堆要求供给新药品的货单的傅 连暲，见是美国朋友前来，极热诚地用早已多年不曾使用的英语欢迎他 到延安来，并爽快地接受了尼姆 ·威尔斯的采访。
“我作为一个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督徒，真诚地请求你设法将 我对于全世界基督徒的热切期盼刊出来，努力去产生一个新的革命的 基督教，这新的革命的基督教将会同一切进步的势力合作，尤其对于眼 下在严重的危机中的中国将会给予援助。作为一名医生而言，我愿意欢 迎一切种类的医务工作者到中国西北来。我们尤其需要牙医 …… "
听着傅连暲的话，尼姆 ·威尔斯问：“你对基督教批判的同时，是不 是呼吁基督教在中国对日作战中开展慈善事业?”
傅连暲点点头，并说：“我时常奇怪为什么有组织的基督教中途停 止慈善事业，也从不解决中国的任何社会问题。尤其是一当‘红'字跑到 他们的头脑里时，他们就丝毫不管什么人道主义了。我认为，用一个政 治标准来区别伤者，这对于医生表示全然丧失职业的光荣。这就是我对 基督教的批判。”
说话间，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陈赓刚巧跑进院落里来，极其亲热地 和傅连暲打了招呼。尼姆 ·威尔斯事先已知，陈赓曾救过蒋介石的命，而 傅连暲也曾医好过陈赓的腿。他们之间传奇式的经历，很令他感兴趣。
在介绍了与陈赓的交往后，傅连暲继续说：
“等我同红军和共产党 领袖接触后，我这才知道他们有真正的救世精神，因此我决定加入他 们。我已经同红军相处了十年，我从没有一分钟的懊悔，虽然我自己的 女儿，只有21岁，并非共产党，却因为我的缘故，被处死刑，还有她的丈 夫，我的学生也在汀州处了死刑 …… ”
一个热心的基督教徒，从信仰耶稣，到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真是 个巨大的转变。尼姆 · 威尔斯虽然对共产党的了解还处于模糊阶段，但 通过接触共产党的官兵，却对这个群体有了极为强烈的好感。
在去视察医院和药房时，这位美国记者看到： 一切都是临时布置 的，但却干净得很。看护全都穿着白的制服，必要时也戴口罩。出于对红 军的尊敬，尼姆给这些医护人员拍了照片。
临别时，傅连暲对美国记者说的最后一番话是：
“你碰巧同任何外 籍牙科医生谈谈的时候，就请他们进西北来帮助我们。请对一切外国传 教士说，我们极希望他们来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这样既可救中国，同 时也救护基督教的好名声。”
傅连暲的谈话，传到了美利坚，传过太平洋、印度洋，让异域的各界 人士对红军又增进了了解。随着红军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外国著名医 生和国统区的医疗专家，不辞辛劳和危险，来到延安参加医疗救护工 作，如苏联的阿洛夫，印度的爱德华、柯棣华，印尼的毕道夫，奥国的傅 莱，德国的米勒，捷克的罗别愁等，以及来自国统区的何穆、李志中、魏 一斋等。傅连暲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热情关心支持他们的工作，使他们 更好地发挥了作用。
1949年6月，在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陆定一的指示下，《人民日报》 将法国记者与傅连暲的谈话重新发表。老卫生工作者黄树则(后任过中 央卫生部副部长)受命撰写了“编者按”,指出：
这篇谈话不仅叙述了他个人从一个旧的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历 史，而且反映了当时红军卫生工作的真实情况，以及共产党与党外人士 合作的情况。
由于这篇谈话说明了以下两个问题，所以它在目前还保有 现实的意义。
第一，它说明了：虽然在思想上，在思想的社会根源上，基 督教——而且任何其他宗教的教义与共产主义思想之间，有着截然的 不同，但是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共同行动上，在以其生产技 能(包括一切科学技术部门生产部门)为人民服务的共同行动上，共产 党人则不分宗教信仰诚恳地与一切党外人士合作。共产党的这一政策， 过去是如此，现在仍是如此。
第二，它说明了： 一个宗教信仰者经过了以其生产技能为人民服务的行动，走到从思想上信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 巨大的转变，巨大的进步，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里，在无产阶级 领导的人民政权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这一转变，这一 进步，对于人民行列里任何一分子——只要他自己努力于这一转变，都 是可能的。
来源：大肥肥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