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牛津大学出版社日前公布了今年的年度词汇——“脑腐”。说的是一个人的精神或认知状态退化,尤其是由于过度沉迷于网络的低质内容,就像大脑被腐蚀了一样。与其说“脑腐”,不如说“认知浮肿”更为形象。当一个人长期接触大量浅层化、碎片化和低质量的信息后,容易形成一种认知错觉
汤景泰
牛津大学出版社日前公布了今年的年度词汇——“脑腐”。说的是一个人的精神或认知状态退化,尤其是由于过度沉迷于网络的低质内容,就像大脑被腐蚀了一样。与其说“脑腐”,不如说“认知浮肿”更为形象。当一个人长期接触大量浅层化、碎片化和低质量的信息后,容易形成一种认知错觉:以为自己懂很多,但实际认知能力却差得远。这就是典型的“认知浮肿”。
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信息生产、存储与传播成本大幅降低,特别是社交媒体、智能手机以及云计算的普及,使信息传播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形成全球化的即时交流网络。同时,随着大众媒体话语权的分散化,信息的生产主体从传统精英机构扩展到普通个体,“人人都是信息生产者”的格局成为常态。此外,人工智能算法的介入,不断推高信息生成与分发的速度和效率。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正如畅销书作家尤瓦尔·赫拉利所言,人类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过剩时代。
信息过剩时代呈现出诸多值得关注的特征。首先,信息生产的低门槛和传播的高效率使信息呈现指数级增长,传统的供需平衡被彻底打破,受众的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其次,碎片化和浅层化成为信息内容的显著特点,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等媒介通过算法驱动,使用户更加倾向于快速消费即时性和情绪化的信息,而深度分析和系统知识被边缘化。再次,信息茧房效应加剧。个性化推送机制虽然提高了信息的匹配度,却也削弱了信息的多样性,相对封闭的认知环境使受众难以接触到异质化观点。最后,信息质量的参差不齐进一步增加了认知负担,虚假信息、标题党和噪音性信息的泛滥,使受众对信息的信任感下降,形成“信息泛滥,真相稀缺”的矛盾局面。
需要注意的是,信息过剩时代并非仅指信息数量的单纯增长,而是一个涉及信息供给、传播与消费方式全面转型的复杂现象。其核心问题在于,信息的可得性远远超出人类的处理能力,导致信息这一社会资源从稀缺转向过剩。在这一过程中,碎片化、情绪化和娱乐化的信息传播模式,进一步重塑了信息消费的逻辑,弱化了受众的系统性认知和辩证性思维能力。正如当年物质过剩出现后肥胖症流行一样,信息过剩也导致大量垃圾信息摄入过多、信息消化不良等普遍存在的心理与社会现象,“认知浮肿”就是其中一个典型问题。
“认知浮肿”的核心表现是个体的信息摄入量显著增多,但信息理解的逻辑性、深度和有效性却仍然较低,从而导致个体对自身知识水平产生过高评价,但实际认知能力未能同步提升。这些典型特征贯穿个体的信息接触、判断与传播行为中,并主要体现为个体对信息的理解停留在浅层化、碎片化的水平,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他们往往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或新闻标题获取信息,却不加以深入分析。这种信息摄取方式导致知识的片段化堆积,而非结构化增长。
“认知浮肿”导致部分网民倾向于用简单的二元对立逻辑理解复杂问题,缺乏对多维因素的全面考量,并且更倾向于参与表面化和情绪化的讨论,而对复杂问题缺乏多角度分析的兴趣和能力。这不仅会固化他们的认知偏见,使其更难接受与自身观点相悖的信息和证据,还会削弱舆论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深度,从而影响舆论的建设性。另外,“认知浮肿”者由于对信息真伪缺乏辨别力,常成为虚假信息的无意识传播者,这将加剧虚假信息的传播力与破坏力。与此同时,劣质信息的情绪化特质还会进一步放大社会群体间的偏见和对立,在重大公共议题上导致舆论场分裂、极化,使得舆论失焦,进而影响社会共识的形成。因此,“认知浮肿”现象不仅是个体层面的认知偏差问题,更是一个与舆论生态和社会治理深度关联的结构性问题。
“认知浮肿”现象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主体难以完成全面治理,需要社会多方力量协同参与。更重要的是,从个体的认知偏差到群体性的社会效应,其影响机制也是多维且复杂的。只有通过系统性的教育、技术优化和治理措施,才能有效缓解这一现象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为构建健康的舆论环境和网络空间提供保障。
内容推荐算法是“认知浮肿”现象的重要推手,通过技术手段优化算法设计是治理“认知浮肿”的关键环节。平台应减少对情绪化和片面化内容的优先推荐,增加高质量信息的曝光率,特别是在科学、教育和公共政策相关议题上,优先推送多元化和专业化的内容。虚假信息的泛滥也是“认知浮肿”现象的核心诱因之一,应通过法律法规加大对虚假信息制造与传播者的打击力度。同时,信息平台需建立健全内容审核与举报机制,并与事实核查机构合作,对虚假信息进行快速甄别与标记。
在信息过剩时代,信息获取的便利并未带来同等程度的认知收益,大量碎片化、浅层化甚至虚假信息的泛滥,不仅加剧了受众的甄别与消化负担,也对知识体系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构成挑战,并催生了知识结构的碎片化和深度认知的匮乏。因此,从长远来看,应对“认知浮肿”问题还是需要人类社会对信息的感知、处理与应用方式的系统性重塑。(作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