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一九九四年的夏天，我从省农校毕业。那时候，国家还保留着大中专毕业生的统一分配制度，能分到一个体面的工作，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站在台上，我的脚尖悄悄一垫，却还是让话筒离我的嘴足足有一寸远。

台下一阵窃笑，我听到有人嘀咕：＂瞧，小不点去做大干部了！＂

那是一九九四年的夏天，我从省农校毕业。那时候，国家还保留着大中专毕业生的统一分配制度，能分到一个体面的工作，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分配大会在农校那间贴着标语的大礼堂举行，墙上挂着的黑白照片里，历届优秀毕业生正襟危坐。我被叫到主席台，手里紧攥着那张分配通知书，身高一米六的我在台上如同一个晃动的小豆丁。

通知书上写着我被分配到柳河乡政府当农业技术员。我们那一届，除了成绩最顶尖的几个被分到了县里和市里，大多数同学都去了乡镇。但至少，我没有像上届有些同学那样，被分到更偏远的村办企业或农场。

那天晚上，舍友老张开了瓶二锅头，几个人围坐在宿舍的铁架床边上，用搪瓷缸子碰杯。＂小李啊，你可有福了，进了乡政府，以后就是坐办公室的人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什么坐办公室，还不是要跑田间地头。＂

＂总比我去砖厂好啊！＂老张灌了口酒，＂以后你小子当上领导，可别忘了哥几个！＂

柳河乡政府的大门口有棵老槐树，据说有五十多年的树龄，夏天能遮得住小半个院子。

我到报到那天，树下一群干部正喝茶纳凉，竹板凳摆得七零八落，几个人围着一台老式收音机，听着京剧《智取威虎山》。有人远远看我背着帆布包和铺盖卷走来，打趣道：＂哟，是来采访的小记者吧？＂

＂是新来的农技员，李明。＂我规规矩矩地站好，从衣兜里掏出皱巴巴的报到信。

坐在藤椅上的刘科长——一个五十来岁、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啜了口茶，上下打量我一眼：＂农业技术员？你够得着玉米穗子吗？＂

周围人哄堂大笑，我的脸唰地红了，感觉血液一下子涌到了头顶。

＂行了行了，别笑了，＂乡长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伸手接过我的报到信，＂来得正好，最近农忙，你先跟着刘科长熟悉一下情况。＂

刘科长摆摆手：＂哎哟，带个娃娃，我可没这闲工夫。＂

办公室里给我安排了张桌子，在最靠墙的角落，一张老式的木桌，上面的漆已经斑驳脱落，抽屉把手还缺了一个。桌子腿有些高，我坐着时脚尖总够不到地，只好悄悄在下面垫了块砖头。

王大姐是办公室的勤杂工，五十多岁了，每天负责打扫卫生、倒茶水。她打扫卫生时发现了那块砖头，第二天全办公室都知道了＂小李同志脚够不着地＂的新闻。

＂小李同志啊，要不给你找个小板凳？＂会计老李笑眯眯地问我。

＂用我闺女的小板凳不？粉红色的，可漂亮了！＂文书小张也起哄。

我只能装作没听见，低头继续研究桌上的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手册。

往村里跑才是最难的。头两个月，我每天骑着乡政府那辆老旧的二八大杠，走遍了乡里的十几个村子。

记得头一回去刘家坡，村口的石碾子上坐满了纳凉的老人。看见我骑车过来，村支书拄着烟袋锅子，老远就高声喊：＂谁家孩子走丢了？到这儿来了！＂

＂你找谁啊，小同志？＂等我停下车，他又问。

我拿出工作证：＂我是乡里新来的农技员，来了解一下你们的小麦苗情。＂

老支书一怔，随即咧嘴大笑，露出半口黄牙：＂瞧我这眼神，以为是哪家孩子呢！走走走，去看地！＂

坐在拖拉机后斗上颠簸着去田间，我心里发苦：这种笑话，什么时候是个头？

乡政府的伙食很简单，一个大铁锅，几个菜，大家排队打饭。我总是最后一个，盛饭时常常够不着锅底，食堂阿姨笑着说：＂小同志，要不我给你添把长勺子？＂

每次回到办公室，我都悄悄把凳子垫高一点，但总是被人发现，成了新的笑料。

五月的一天下午，天空突然乌云密布。我正在刘家坡东头的棉田里检查病虫害情况，突然接到电话，西边王家湾的棉田大面积发现棉铃虫，情况危急。

当时乡村通讯还不发达，电话是打到村委会的，村里广播员扯着嗓子在大喇叭里喊：＂李技术员，有你电话！紧急电话！＂

我跑到村委会的办公室，拿起那个黑色的手摇电话。＂小李啊，西边王家湾棉田出了问题，棉铃虫严重，你看看能不能过去一趟，＂电话那头是刘科长急促的声音，＂不过天看着要下雨，你要不先回来吧，明天再说。＂

我抬头看了看窗外越来越暗的天色：＂科长，再等一天，棉花就毁了。我这就过去。＂

挂了电话，门外已经开始落下豆大的雨点。我背起装着农药和喷雾器的背包就往西走。

雨越下越大，泥泞的田间小路几乎难以辨认。我穿着单薄的蓝色工装，裤腿很快就湿透了，解放鞋里灌满了水。背包越来越重，雨水顺着脖子往衣服里钻。

＂后生，下这么大雨干啥去啊？＂路过一个村子时，屋檐下避雨的老人喊住我。

＂去王家湾，棉田里有虫害。＂我顶着雨喊道。

＂进来避避雨吧，这哪走得动啊！＂

＂谢谢大爷，我赶时间！＂

就这样走了约摸一个多小时，远远看见王家湾的村口灯光。我的腿几乎灌了铅，每一步都异常艰难，背包里的药剂和器械仿佛有千斤重。

＂谁呀？这大雨天的！＂村口一位撑着雨伞的老农诧异地望着我，他身上穿着打了补丁的蓝布棉袄，手里提着一盏马灯。

＂乡里的……农技员……＂我气喘吁吁地回答，＂棉田……药……＂

＂快进来，快进来！＂老农二话不说，把我拉进他的土坯房，屋里点着煤油灯，墙上贴着几张泛黄的剪纸和一张＂全家福＂老照片。他倒了杯开水递给我：＂先喝口热水，暖暖身子。＂

不一会儿村支书也闻讯赶来，看着我浑身湿透的样子，连声道：＂使不得使不得，小伙子，这么大雨跑来，这是何苦啊！＂

＂棉铃虫不等人，＂我脱下湿透的外套，挂在屋里的木桩上，＂这一批药要是不及时打上，损失就大了。＂

雨中的田地更加泥泞，我们打着手电筒和马灯，几个人踩着泥浆给棉田打药。雨水不停地冲刷着我们刚喷上的药液，我们就一遍又一遍地补喷。

＂小伙子劲头不小啊！＂一个老农踩着泥水，向我竖起大拇指。

＂再认真点，药都往你自己身上喷了！＂另一个人打趣道。

一直忙到深夜，药全部打完，我整个人已经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嗓子也哑了。村支书硬是留我在他家住下，给我借了套干衣服——他儿子的衣服，对我来说还是大了一号。

第二天一早，雨停了。我从村里搭拖拉机回乡政府时，浑身还是湿漉漉的。办公室里，刘科长看着我红肿的脸和满是泥点的裤子，少有地没开玩笑，只是默默递给我一条干毛巾。

＂小李，你这是要拿命拼啊？＂他难得严肃地说，＂你年轻，吃得消，但农活这东西，急不得，来日方长。＂

那场雨后的半个月，我发起了高烧，一度烧到三十九度，在乡卫生院躺了三天。小小的卫生院只有一位老医生和两个护士，设备简陋，却也算干净。

出院那天，刘科长来接我，骑着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车后座绑了个软垫。路上他少有地沉默，只是时不时问我：＂好点没？还难受不？＂

到乡政府门口的槐树下时，他突然停下车，掏出一包＂红塔山＂，递给我一支：＂抽烟不？＂

我摇摇头：＂不会。＂

他自己点上一支，深吸一口：＂小李，有些话我得对你说。＂

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有些模糊：＂你别看我平时爱开你玩笑，但我知道，个子高矮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那天晚上，下着那么大的雨，换了别人，早回家了。＂

我有些惊讶地望着他，他竟然有点不好意思，搓了搓手：＂那片棉田保住了，村里人都说，小个子有大能耐。＂

七月底，乡里要选一个人主持新推广的水稻高产示范项目。乡党委会议室里，橱窗里摆着几个奖状和一面锦旗，墙上贴着的宣传画已经有些褪色。

乡长提议让我来负责：＂小李这半年表现不错，又有专业知识，让他去做这个项目吧。＂

会议上，刘科长突然表示反对，他猛地一拍桌子：＂让这小娃娃出面，谁会听他的？＂

我心里一沉，刚才还以为他对我改观了，看来那天的话只是客套。

＂刘科长，小李同志虽然年轻，但专业知识扎实，又肯吃苦...＂乡长皱眉道。

＂正因为我了解他，才更不能让他去！＂刘科长打断乡长，用力捋了把头发，＂这活太累了，村民们又不好打交道。再说，技术推广要有人服气才行啊。＂

几位村民代表也面露难色。大李村的村支书摇摇头：＂我们那些老把式，服谁不服啊？再说了，种地这活，是看天吃饭，万一失败了，谁担责任？＂

我站在角落，感到一股无力感涌上心头。也许刘科长说得对，我这样的＂小豆丁＂，确实难以服众。

会后，乡长还是决定由我负责。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倒了杯茶：＂小李啊，别听他们瞎说。年轻人就该多历练，我相信你能行。＂

我点点头，心里却没什么底气。

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去村里做动员。乡里给我配了一辆嘎吱作响的旧＂飞鸽＂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项目资料和几份农技手册。

刚到村口，几个老农就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赵大爷——村里有名的老把式，直截了当：＂小伙子，我种了四十年地，你娘肚子里都没你的时候，我就知道种啥好！＂

＂是啊，你才多大点？懂啥呀？＂另一个老人附和道。

张婶子也撇嘴，她拍着晒得发黑的手臂：＂农校念几年书有什么用？书上种出来的稻子能吃吗？＂

村支书有些尴尬地打圆场：＂大家先别急，听听人家怎么说嘛。＂

我深吸一口气，把心一横：＂各位叔叔阿姨，给我三天时间，在试验田里演示。不成功，我给你们赔不是。＂

赵大爷哼了一声：＂行啊，年轻人有志气。就给你三天，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接下来的三天，我带着自制的图表和种子样本，天不亮就到田边，一直忙到星星出来。白天太阳毒辣，我的脖子和手臂晒脱了皮；傍晚还要点着煤油灯在村委会给村民讲解。

我跪在泥地里，一点一点讲解插秧的行距、施肥的时机、水位的控制，尽量用最简单的话，配上手势和图示。

＂你看，这水稻秧苗，要这么插，保持二十厘米的距离...＂

＂施肥有三次，第一次是基肥，第二次在分蘖期...＂

膝盖磨破了，手上起了水泡，嗓子哑得几乎说不出话。有时候，我能感觉到村民们怀疑的目光，但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

晚上回到宿舍，我瘫在床上，浑身酸痛。每天写一份详细的工作日记，记录每个试验田的数据和变化。

第三天傍晚，我正在收拾工具准备回去，忽然看见刘科长背着手站在田埂上。夕阳的余晖洒在他身上，拉出一个长长的影子。

＂他们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刘科长递给我一瓶水，＂老百姓实在，不会说话罢了。＂

我愣住了：＂科长，您不是反对我来吗？＂

刘科长摘下草帽，擦了把汗，摇摇头：＂我是怕你吃不了这苦啊。你看看你，这几天跟什么似的，黑瘦黑瘦的。＂

原来他不是看不起我，只是担心我。这认知让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科长，我没事，我能行。＂我接过水瓶，一口气喝了大半瓶。

他拍拍我肩膀：＂知道你能行。这几天我查了不少资料，有啥技术问题随时问我。别看我老，学新东西还不算太慢。＂

我忍不住笑了：＂科长，您什么时候偷偷来的？＂

＂来好几回了，＂他指着远处的一棵大树，＂就躲那儿看着呢。怕你知道了，有压力。＂

回乡政府的路上，他突然说：＂你知道我为啥在会上反对你吗？＂

我摇摇头。

＂因为这活儿真不好干。要是你失败了，别人会说是我故意坑你；你要是成功了，那就是你的本事。＂他笑着眨眨眼，＂你小子有本事，我想看看到底有多大本事。＂

＂可您会上那么反对...＂

＂那是给你撑腰呢！＂他叹口气，＂你不懂，这乡里乡亲的，关系网错综复杂。越是大家伙儿都反对的事，成了，才越有面子。我要是一开始就支持你，反倒给你添麻烦。＂

这番话我半懂不懂，但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秋收时节，试验田的收成比普通田高出三成多。曾经不信任我的农户，这时带着自家种出的特大稻穗，笑呵呵地来找我。

＂小李啊，看来是我们眼拙了，＂赵大爷摸着胡子笑道，＂个子虽小，学问不小啊！＂

＂这种法子真行，我明年也要试试，＂另一个农民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得常来指导啊！＂

张婶捧着一个罐子：＂给你送点自家做的辣酱，下饭可香了。＂

看着他们真诚的笑脸，我百感交集。或许，获得尊重本就需要时间和证明。

回到办公室，乡长笑着送来红头文件：＂小李，县里要表彰你这个项目，还要在全县推广呢！＂

刘科长坐在一旁抽烟，嘴角挂着笑意：＂小豆丁有出息了，以后谁还敢小瞧你？＂

从那以后，我在村民们心里的分量重了许多。走村入户时，人们不再拿我的身高开玩笑，而是认真询问农技问题。有些老农甚至专门来乡政府找我，带着自家的作物样本，讨教种植方法。

办公室里的气氛也变了。王大姐总是在我的水杯里加满水，文书小张有问题时会征求我的意见，会计老李不再拿我的＂小板凳＂开玩笑。

！＂虽然这话里还有点调侃的意思，但已经不再让我难堪了。

九五年春节前，乡里开年终总结会，乡长当众表扬了我：＂小李同志虽然来乡里时间不长，但工作兢兢业业，尤其是水稻高产项目做得好，为乡里增收不少。这样的年轻同志，我们要好好培养。＂

会后刘科长悄悄告诉我：＂乡长说了，明年可能提拔你当技术组组长。＂

我受宠若惊：＂我才来多久啊，资历太浅了吧？＂

刘科长拍拍我肩膀：＂干得好就行，资历算什么？何况，你现在在村民心里的威信，比我们这些老家伙都高！＂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渐渐融入了这个小乡镇，也学会了如何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村民不再因为我的身高而轻视我，同事们也开始真正尊重我的专业能力。

三年后的夏天，刘科长调离柳河乡。那时的农村正经历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刘科长被调去负责全县的农业产业化工作。

临走那天，办公室里摆了几桌简单的饭菜，大家围着他敬酒。喝到一半，他突然站起来，走出去，不一会儿抱着个东西回来。

那是一个木凳，不太高，但十分结实。凳子侧面刻着四个字：＂站得高，看得远＂。

＂小李，这个送你，＂刘科长神神秘秘地说，＂我找木匠做了好久呢。＂

办公室里霎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和那个木凳。

＂个子不高没关系，站得高就行，＂刘科长拍着我的肩膀，眼圈有些发红，＂你小子有真本事，比我们强。以后坐到乡长那个位置上，可别忘了我这个老头子！＂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他曾经的嘲笑或许只是一种别扭的关心方式。如今他要走了，终于能坦然表达这份情谊。

我接过木凳，一时语塞，只能用力点点头。

那天晚上，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坐在那个新木凳上，思绪万千。回想起刚来乡政府时的窘迫，下雨天跋涉的艰辛，试验田前村民们怀疑的目光，以及如今获得的尊重和认可，恍如隔世。

木凳上的四个字——＂站得高，看得远＂，不正是刘科长对我的期望吗？不是身高决定一个人的高度，而是眼界和胸怀。

如今，我已坐上了乡政府的＂高堂＂。每当新来的年轻人到我办公室报到，我总会想起那个拄着拐杖打趣我的刘科长，想起那些泥泞的田间小路，想起雨夜里老农递来的那杯热水。

办公室里，我依然用着那个木凳，虽已有些陈旧，却比什么都珍贵。有人问起，我就讲起刘科长和那段故事。每每讲到动情处，总有年轻人感慨：＂那个年代，真不容易啊。＂

是啊，那个年代确实不容易。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农村，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物质条件艰苦，但人心却很温暖。乡亲们也许言语粗犷，但内心纯朴；同事之间也许明争暗斗，但关键时刻总会守望相助。

如今的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泥路通到了每家每户，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成了标配，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和孩子。柳河乡政府后来也撤并了，并入了更大的镇区。

但我始终记得刘科长的那句话：＂个子不高没关系，站得高就行。＂这话伴随我走过了三十年的基层工作，成为我人生的座右铭。

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我就会想起那个雨夜里的棉田，想起村民们从怀疑到信任的眼神，想起刘科长那句貌似调侃实则肯定的话语。这些回忆如同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人生路漫漫，高处未必远，低处亦可行。重要的从来不是你站在哪里，而是你把心放在哪里。

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老照片，是乡政府全体同事的合影。照片里，我站在最后一排，几乎被前面的人挡住了大半个身子，只露出一张笑脸。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都会感慨万千：人生就像这张照片，不是站在最前面的人才有价值，而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发光发热，才能组成完整的画面。

而那个木凳，已经成了我办公室的＂镇室之宝＂。三十年过去，它依然结实如初，那四个字也依然清晰可见。它提醒我：在这人世间，不是站得高才能走得远，而是怀揣着知识与真心，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真正赢得尊重。

来源：倒转流年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