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真是比我当年聪明多了，小明。＂我轻拍这个刚拿了数学竞赛一等奖的少年肩膀，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欣慰，＂将来有出息！＂

＂你真是比我当年聪明多了，小明。＂我轻拍这个刚拿了数学竞赛一等奖的少年肩膀，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欣慰，＂将来有出息！＂

一九八五年盛夏，我从省城师专毕业，怀揣着改变山区教育的理想，背着一只发黄的帆布包，坐了一天摇摇晃晃的长途汽车来到梨花坳中学报到。

汽车沿着崎岖的山路颠簸前行，车窗外，成片的梨树林掠过，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偶尔有戴着草帽的农民赶着牛车经过，朝我们挥手。

下车时，我猛地打了个喷嚏。黄土飞扬中，一排低矮的平房映入眼帘，墙皮斑驳，门窗残旧，六间教室外的水泥地上，长着稀疏的野草。

＂新来的老师啊？等你好久咯！＂一位花白头发的老校长迎了上来，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脚踩一双解放鞋，看上去六十出头，精神矍铄。

老校长把我领进办公室，递给我一杯冒着热气的浓茶，茶叶末在杯底打着旋儿。＂这儿条件苦，年轻人熬不了几年就走了。＂他眼里带着考量，＂就怕你这大学生也是来镀金的。＂

＂我不怕苦，来这就是想干点实事。＂我笑着回答，心里却忐忑不安。校长笑笑没说话，只用那双浑浊却有神的眼睛打量着我。

分给我的是初二（3）班，三十六个学生，大多是附近生产队的孩子，有几个还要走五里山路上学。

教室里的木桌椅早已坑坑洼洼，缺胳膊少腿的，黑板褪了色，一到下雨天，屋顶总漏水，我们就搬着桌椅躲来躲去，像下棋一样。

第一天上课，我紧张得手心冒汗。讲台下，男生普遍穿着打补丁的衣裤，女生多是麻布衣服，扎着朴素的辫子。

角落里坐着个瘦小的男孩，头发乱蓬蓬的，低头摆弄着什么，对我的提问充耳不闻。

＂你叫什么名字？＂我走到他跟前问道。

＂李小明。＂男孩抬起头，眼神倔强。

＂上课不听讲，在忙什么呢？＂

＂做弹弓。＂他没有半点遮掩，反而得意地展示手中的木叉，＂上完课去打鸟。＂

班上响起一阵哄笑，我一时语塞，只好继续讲课。后来才知道，李小明是出了名的＂刺头＂，经常逃课去山里野，成绩垫底，前任老师拿他没办法。

那年秋天，我跟几位年轻老师去省城参加教学培训。坐上省城的公共汽车，心里别提多兴奋了。车窗外，水泥路面平整宽阔，两旁高楼渐渐多了起来，橱窗里摆满了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等新潮玩意儿。

这次进城，我特意戴上了那只红塑料表壳的上海牌手表，那是大学毕业时父母送的礼物，平时舍不得戴。

记得那天下午，培训结束后，我站在十字路口等红灯，看着马路对面的百货商店里人头攒动，心想着要不要进去买几尺布回去做件新衣裳。

一辆凤凰牌自行车铃铃铃地从旁边驶过，我扭头看了一眼，突然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的喇叭声震天响，接着——一片漆黑。

等我醒来，躺在省城人民医院的病床上，消毒水的气味刺鼻。病房里的日历显示仍是一九八五年，而我的脑中却清清楚楚地多了十年记忆！

那些还未发生的事情，改革开放的浪潮如何席卷全国，乡镇企业如何崛起，邓小平南巡讲话怎样掀起新一轮热潮，未来十年的教育政策变革，甚至下一届高考题目的走向，全都印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得不能再清晰。

＂醒了？感觉怎么样？＂病床边，一位护士正在调整输液的速度。

＂我这是怎么了？＂我揉着胀痛的脑袋问道。

＂被卡车擦了一下，幸好只是轻微脑震荡，没什么大碍，观察两天就能出院。＂护士说着，递给我一杯温水。

那晚，我望着窗外的月亮，听着远处传来的《今天是你的生日》歌声，思绪万千。这是梦吗？可为何如此真实？

若这是上天给我的机会，我该如何利用这十年的＂预知＂，改变那些孩子的命运？

回到梨花坳，我开始了自己的＂改革＂。最先注意到变化的是李小明，这个平时最爱逃课的男孩。

＂李老师，您今天讲课怎么不一样了？＂他放学后站在我办公桌前，眼睛亮亮的。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窗外传来蛙鸣声，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他那张脏兮兮的小脸显得格外认真。

＂哪里不一样？＂我笑着问，手里继续批改作业。

＂您把数学题编成故事讲，还用咱村里的事做例子，一点都不枯燥。＂他挠挠头，＂我第一次觉得数学这么有意思。＂

这正是我的目的。在＂前世＂教书十年，我深知山区孩子最缺的不是聪明才智，而是与外面世界的连接。

我开始用未来的教学方法：情境教学、启发式提问、小组讨论……把抽象的知识变成孩子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

＂你们村打井要挖多深才能出水？＂＂造一间砖房要多少块砖？＂＂如果把你家的土地分成几块种不同的庄稼，怎么规划产量最高？＂这样的问题立刻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

李小明的变化最大。我注意到他算术特别快，空间想象力极强，是块数学的好料子。

课后，我把他叫到办公室：＂小明，你很聪明，如果好好学，以后能考上重点高中。＂

他低头不语，半晌才说：＂我爷爷说，种地不识字也能过日子，何必费那劲。＂

原来，李小明的母亲早逝，父亲去南方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爷爷是老农民，认为念书无用，常常叫小明逃学帮忙干农活。

＂现在不同了。＂我递给他一本《少年科学画报》，＂你看，这是我从城里带回来的，知识就是力量，将来的世界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

小明翻看着画报，爱不释手，眼中闪烁着渴望。

那个周末，我特意去了小明家。他家住在半山腰上，是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门前的空地上堆着柴火，几只老母鸡在啄食谷物。

屋里昏暗潮湿，老式的火炕上铺着打满补丁的被褥，墙上贴着几张发黄的电影明星照片，这是小明从县城电影院墙上揭下来的。

＂老师来啦！快坐快坐！＂小明的奶奶热情地招呼我，连忙掸去八仙桌上的灰尘，从柜子里取出一包珍藏的奶糖。

小明的爷爷坐在矮凳上抽着旱烟，看我的眼神充满警惕：＂老师来做啥？是不是小明又闯祸了？＂

我笑着摇头，接过奶奶递来的大碗茶：＂我是来看看小明的学习环境，他在学校表现很好，数学特别有天赋。＂

爷爷哼了一声：＂读那么多书有啥用？他爸当年初中毕业，还不是去南方打工，一年到头寄不回几个钱？＂

我没急着反驳，而是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跟老人家聊起了外面世界的变化，讲几年后乡镇企业会如何发展，识字认数有多重要。

＂老师，您咋像神仙一样，能掐会算呢？＂老人家怀疑地看着我，手中的烟袋锅敲了敲炕沿。

＂不是算，是看趋势。＂我耐心解释，＂就像您看天气一样，乌云压顶了，肯定要下雨。＂

我还偷偷告诉老人家，明年小麦亩产会因为县里推广新品种而增加，后年会有农业税减免政策。

＂您要是不信，咱们打个赌，若我说错了，我给小明补课一年不收一分钱。＂

老人眼中闪过一丝狡黠：＂行啊，我就看看你这个秀才说的准不准。＂

回校后，我开始对小明特别关注，找来市面上还没有的奥数题让他练习，还把我的收音机借给他，让他每天收听教育频道的英语节目。

小明的进步神速，两个月后，他的数学成绩已经跃居班级前列。更重要的是，他那双眼睛里有了光彩，不再是那个消沉倔强的＂问题少年＂。

办公室里，语文组的王老师递给我一杯热茶：＂钟老师，你对学生真有一套。＂

王老师比我大两岁，是师范大学毕业的，温婉贤淑，扎着整齐的马尾辫，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是学校里少有的几个女教师之一。

她穿着朴素，却总是整洁大方，一条藏青色的确良裙子，一件白色衬衫，裙角处还绣着几朵小花，据说是她自己的手艺。

＂你不知道小明以前多难管，上课捣乱，考试作弊，被老师叫家长都是家常便饭。＂王老师感叹道，＂现在安静多了，还帮着管班级纪律，简直像变了个人。＂

我们常常讨论教学问题，有时也聊聊各自的理想。她总说想去大城市的重点中学教书，在这山沟里教书没前途。

那年冬天特别冷，教室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小火炉，孩子们围坐一圈取暖，外圈的孩子冻得直搓手。

我去县里借了辆自行车，沿着山路颠簸了半天，终于找到一家废品收购站，买了几块废铁皮回来。周末，我带着几个男生在学校操场上，按照我＂预知＂的设计，做了个简易的＂火墙＂。

这是用砖头砌成的长条形矮墙，墙心是空的，上面覆盖铁皮，两端留进煤和排烟的口子。点燃后，热气沿着墙体散发，整个教室都暖和起来。

＂这是什么稀罕物件？＂梁校长闻讯赶来，惊奇地围着火墙转圈。

＂城里人叫＇火墙＇，取暖省煤，还能烧开水。＂我故作神秘地说。

很快，其他班级也效仿起来，整个学校因为这个小发明暖和了不少。

一天放学后，我在办公室备课，王老师突然推门进来：＂钟老师，我申请调走的手续办得差不多了。＂

窗外飘起了雪花，煤炉里的火苗＂噼啪＂作响，照得她的脸一明一暗。我的心突然揪紧了。

在＂前世＂，王老师确实离开了，去了省城一所学校。而我，在她离开后才后知后觉，发现自己对她的感情不只是同事之谊。

＂为什么突然要走？＂我放下粉笔，直视她的眼睛。

＂这里太偏了，再待下去，青春都要荒废在这山沟里。＂她低头整理教案，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失落，＂再说，梁校长要撤并咱们学校，以后这里可能就没有初中了。＂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我知道，在农村学校撤并潮中，许多像梨花坳这样的小学校都消失了。孩子们要么辍学，要么走更远的路去镇上读书。

。

＂不行，我得想办法。＂我暗下决心，脑中已经开始盘算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我一面加强教学，一面琢磨保住学校的办法。我记得＂前世＂县里要举办首届中学生科技创新大赛，获奖学校能得到额外经费支持。

我把李小明叫到身边，说出了我的计划：＂小明，我想带你参加一个比赛，但需要你课后多花些时间。＂

＂什么比赛？＂他眼睛一亮。

＂科技创新，我们要做一个太阳能热水器模型。＂

李小明挠挠头：＂那是啥？我没见过。＂

我笑了：＂这正是创新的地方。我教你怎么做。＂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利用废旧材料，按照我＂预知＂的设计，开始制作模型。玻璃碎片、废铝罐、旧自行车内胎……看似无用的废品，在我们手中变成了宝贝。

小明对这个项目特别感兴趣，放学后总缠着我问这问那。有时候，我们忙到深夜，教室里的煤油灯发出昏黄的光，照着他那专注的脸庞。

＂钟老师，您怎么懂这么多？＂他好奇地问，手上还在认真调整反光板的角度。

＂书本上学的，还有自己琢磨的。＂我笑笑，没敢说这是＂前世＂我在科技馆看到的设计。

比赛前一天，王老师来帮忙，她带来了一卷彩色纸，帮我们装饰展板。

＂我看过你们的模型，真的很棒。＂她一边剪纸一边说，＂如果能得奖，对学校是个大好事。＂

＂你不是要走了吗？＂我忍不住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手上的剪刀停下来：＂我还在考虑……＂

比赛那天，我带着小明和几个学生去了县城。县文化馆里人山人海，各校的作品琳琅满目。

我们的太阳能热水器模型虽然做工粗糙，但原理先进，展示时引来不少参观者。评委们围着我们的作品转来转去，不停点头。

梁校长也专程赶来，站在展台边上，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钟老师，这个真行啊！＂

当我们的作品获得一等奖时，小明激动得跳了起来。他那张黝黑的小脸上，泪水和笑容融在一起，闪闪发光。

回程的汽车上，梁校长坐在我旁边，递给我一根＂大前门＂香烟：＂钟老师，你这半年干得不错，学生成绩提高了，还给学校争了光。＂

我接过烟，说了句＂谢谢校长＂，心里却想着怎么提撤并的事。

＂校长，我听说学校要撤并？＂我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他叹了口气，取出火柴点燃香烟，深深吸了一口：＂上头的意思，说咱们学校太小，办学条件差，要把初中部撤了，学生并到镇中学去。＂

＂可孩子们呢？小明家就指望他一个读书出去，镇上学校那么远，他爷爷肯定不会让他去的。＂

汽车颠簸着，窗外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夕阳西下，山影斑驳。车厢里弥漫着烟草味和汗味，夹杂着农村特有的那种泥土气息。

＂我也为难啊。＂老校长搓着手，眼神有些飘忽，＂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咱们学校能出点成绩，让上头觉得保留价值。比如高考升学率提高，或者在全县统考中名列前茅。＂

我心中一动：＂给我两年时间。＂

回校后，我加紧对初三复习备考，晚上还点着煤油灯给学生们补课。王老师的调令下来了，却迟迟不走，也加入了我的＂战斗＂。

她编写了一套语文复习资料，把课本知识点和她大学时积累的资料融合在一起，言简意赅，直击考点。

那个冬天，办公室里常常灯火通明到深夜。有时候，我和王老师背靠背坐着改作业，只听见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偶尔交流一下教学心得。

那种默契，那种共同为一个目标奋斗的感觉，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和温暖。

王老师看着我忙前忙后，有一天突然问：＂钟老师，你为什么这么拼命？＂

窗外飘着雪花，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煤炉发出轻微的噼啪声，照得她的脸庞一明一暗，眼镜片后面的眼睛清澈而美丽。

＂因为我知道这些孩子的未来。＂我轻声说，＂如果他们能上完初中，甚至考上高中、大学，人生会完全不一样。＂

＂可你自己呢？你年轻有为，完全可以去更好的地方。听说县教育局想调你去当教研员呢。＂

我笑了笑：＂我在这里，就挺好。这些孩子需要我，我也需要他们，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比什么都重要。＂

煤炉的火光映在她脸上，我似乎看到她眼中闪过什么。她低下头，长长的睫毛在灯光下投下阴影：＂我的调令批下来了，下周就走。＂

我心头一紧，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办公室里一时沉默，只有窗外的雪花无声地飘落。

那晚，我辗转难眠。窗外，雪花依然在飘，皎洁的月光洒在雪地上，映得整个山村如同白昼。

我想起＂前世＂王老师离开后，我的懊悔和思念；想起小明和其他孩子们若是辍学，将会怎样的命运；想起梨花坳中学若是撤并，这个山村将失去希望的种子……

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清晨，王老师来到我宿舍门前，她裹着厚厚的棉袄，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结：＂钟老师，我决定不走了。＂

我愣在那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决定不走了，我要留下来，和你一起把这些孩子教好。＂她重复道，声音坚定，＂昨晚我想通了，成为一名真正的教师，不是在哪里教书，而是教出怎样的学生。＂

雪地里，她的脸颊被冻得通红，眼神却无比坚定。我们相视而笑，默契地没有说破彼此心中所想。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未来——不是＂前世＂的那个未来，而是一个全新的、充满可能的未来。

春天来临时，李小明的爷爷来学校找我。他拄着拐杖，脸上的皱纹里藏着笑意：＂老师，你说的那些事，还真准。县里真的派人来收购新麦种，说亩产能高一倍哩！＂

我笑而不语，心里却暗暗庆幸自己的＂预知＂开始起作用。

＂小明这孩子变了不少，回家还给我念报纸上的新闻，说什么改革开放，振兴中华。＂老人家摸着胡子，＂我想通了，让他好好读书，争口气！＂

那年冬天过后，是我在梨花坳的第二个春天。梨花开了，洁白的花朵点缀在山坡上，如同雪花。

我带着学生们去山上植树，一边干活一边讲解植物学知识。李小明甚至能说出每种树木的学名和生长习性，惊得村里人直说他是＂小诸葛＂。

。。

梁校长乐得合不拢嘴，逢人就夸我和王老师是＂教育界的及时雨＂。

我和王老师的关系也在这段共同奋斗的日子里悄然升温。我们一起备课，一起家访，一起走遍梨花坳的每一个角落。

有一天，趁着周末，我鼓起勇气邀请她去县城看电影。那是八十年代最流行的约会方式，虽然朴素，却充满真情。

电影院里放着《牧马人》，荧幕上的故事感人至深，我偷偷瞥了一眼身旁的王老师，发现她眼中含着泪花。

出电影院时，夕阳西下，街道上行人匆匆。我们在一家小饭馆吃了碗阳春面，算是约会的结束。

回程的汽车上，她靠在我肩上睡着了。摇晃的车厢里，我闻着她发间淡淡的香味，心中满是幸福和踏实。

那个初夏，我向王老师求婚了。没有鲜花，没有戒指，只有一颗真心。我们在梨花坳的山坡上，望着满山盛开的梨花，许下了相守一生的诺言。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在学校操场上，梁校长当主婚人，全校师生都来祝贺。小明特意穿上了新衣服，还送了我们一幅他亲手画的山水画。

十年后，当年那批学生大多已经大学毕业，走出了大山。李小明考入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学习物理，后来成了一名教授。

我和王老师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名叫梨花，寓意生命如花般绽放。

我被提拔为教育股长，参与制定全县教育发展规划。王老师成了县里远近闻名的名师，她编写的教材被全县推广使用。

梨花坳中学也焕然一新，砖瓦结构的教学楼取代了老旧平房，操场上铺了水泥地，还添置了图书室和实验室。

那天，我和王老师专程去省城，站在十年前那个改变我命运的十字路口。车水马龙中，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辆大卡车。

＂在想什么？＂她轻声问，手轻轻握住我的。

＂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重生＇，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省城已经大变样了，高楼林立，街道宽阔，人们的衣着时尚而多彩。我们曾经以为遥不可及的现代化生活，如今就在眼前。

王老师笑了，眼角已有了细纹，却依然美丽：＂你啊，就爱胡思乱想。不管是不是＇重生＇，你都会成为一个好老师的。＂

我们走过那个十字路口，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温暖而明亮。。

梨花坳中学四十周年校庆那天，李小明特意从北京赶回来。他已经是一名大学教授，发表了多篇国际论文，却依然保留着当年那股倔劲儿。

＂钟老师，王老师，好久不见。＂他热情地握着我们的手，眼中满是感激，＂如果不是你们，我可能早就辍学了，现在还在地里刨食呢。＂

典礼上，李小明发表了感人的演讲，讲述他如何从一个调皮捣蛋的山村孩子，成长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台下，不少老同学热泪盈眶。

看着满堂桃李，看着焕然一新的校园，我突然明白，教育的真谛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点亮每一盏心灯，照亮他们走向未来的路。

回家路上，我和王老师手牵手走在乡间小路上。夕阳西下，远处的山峦如墨如黛，风吹过梨树林，发出＂沙沙＂的响声。

＂你后悔过吗？＂我突然问她，＂留在这里，而不是去大城市发展？＂

她停下脚步，望着远方的山峦：＂从来没有。这里有我们的学生，有我们的家，有我们共同守护的梦想。这就是最好的人生。＂

我紧握她的手，心中满是感动。也许，这就是我＂重生＂的意义——不是为了成就自己，而是点亮他人，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天色渐暗，我们向家走去。灯火已在村庄亮起，如同星星点点的希望，照亮前行的路。

来源：天哥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