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在前面（第1章第1节）已经指出，有些农业著作家在按主要的市场产品划分农业系统时，把工厂农业系统或技术农业系统划为单独的一类。这种农业系统的实质在于：农产品在进入消费（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之前要经过技术加工。从事这种加工的作坊，或者是出产原料的农场本身的一部

第四章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二）

七农产品的技术加工

我们在前面（第1章第1节）已经指出，有些农业著作家在按主要的市场产品划分农业系统时，把工厂农业系统或技术农业系统划为单独的一类。这种农业系统的实质在于：农产品在进入消费（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之前要经过技术加工。从事这种加工的作坊，或者是出产原料的农场本身的一部分，或者属于向农村业主收购原料的专门的手工业者。从政治经济学上来说，这两种作坊之间的差别不是非常重要的。技术性农业生产的增长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一，这种增长是商业性农业发展的一种形式，而且也正是这种形式才特别突出地表明了农业如何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工业部门。第二，农产品技术加工的发展通常总是和农业的技术进步密切联系着的：一方面，加工原料的生产本身常常要求不断改进农业（例如，种植块根作物）；另一方面，加工时剩下的废料往往可以用于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益，至少部分地恢复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和相互依赖关系，而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之一就是这种平衡和相互依赖关系的破坏。

因此，我们现在应该来评述一下改革后俄国技术性农业生产的发展。

（1）酿酒业

我们在这里只是从农业的角度来考察酿酒业。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谈论酿酒业集中于大工厂的过程如何急剧（多少是由于消费税制度的要求），工厂技术怎样迅速取得进步、降低生产费用，消费税的增长如何超过了生产费用的降低，以及过高的消费税如何阻碍了消费与生产的增长。

我们现在引用一下关于整个俄罗斯帝国“农业”酿酒的资料[注：1890年6月4日的法令规定农业酿酒的特征如下：（1）从9月1日至6月1日这段没有田间工作的时间为酿酒生产时间；（2）酒精酿造量与田庄内耕地的俄亩数相适应。凡部分从事农业酿酒、部分从事工业酿酒的工厂叫作混合酿酒厂（参看《财政与工商业通报》1896年第25期和1898年第10期）。]：

由此可见，9/10以上的酿酒厂（占全部酿酒量的4/5强）是直接同农业联系着的。这些工厂既然是大型的资本主义企业，就使一切建立有这种工厂的地主农场（酿酒厂几乎全部属于地主而且主要是贵族所有）也具有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我们所考察的这种商业性农业在中部黑土地带省份特别发达，俄罗斯帝国全部酿酒厂的1/10以上都集中在这里（在1896—1897年度共有239家，其中225家是农业酿酒厂和混合酿酒厂），酒精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4以上（在1896—1897年度酒精产量为7785000维德罗，其中6828000维德罗是农业酿酒厂和混合酿酒厂生产的）。因此，在工役制占优势的地区，农业的商业性质往往（同其他地区相比）表现在以粮食和马铃薯制造伏特加酒方面。用马铃薯酿酒在改革后时代发展得特别迅速，这从有关整个俄罗斯帝国的下列资料中便可看出[注：资料来源：《军事统计汇编》第427页，《俄国的生产力》第9编第49页和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14期。]：

可见，在酿酒用的粮食总共增加1倍的情况下，酿酒用的马铃薯增加了14倍。这一事实明显地证实了前面（本章第1节）所确定的论点：马铃薯的播种量和收获量的巨大增长，正是意味着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增长，同时意味着农业技术的提高和多圃轮作制代替三圃制等等[注：参看上引拉斯波平的著作——《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上引卷第14页。酿酒剩下的渣滓（酒糟）常被用来（不仅农业酿酒厂，就连商业性酿酒厂也这样做）经营商业性的肉用畜牧业。参看《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第7编第122页及其他各处。]。酿酒业最发达的地区，人均计算的马铃薯纯收获量也最多（俄罗斯各省，即除去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和西部各省）。例如在北部黑土地带省份，这个数量在1864—1866年间、1870—1879年间和1883—1887年间各为0．44、0．62、0．60俄石[注：俄石是俄国旧容量单位，装散体物等于209．91升，装液体物等于3．0748升。——编者注]，而整个欧俄（50个省）的相应数字为0．27、0．43、0．44俄石。早在80年代初，《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就已经指出：“种植马铃薯最普遍的地区包括有：中部和北部黑土地带各省，伏尔加河流域和伏尔加左岸以及中部非黑土地带各省。”（上引书第44页）[注：正是在中部农业省份，用马铃薯酿酒发展得极其迅速，这从下列资料中便可看出。库尔斯克、奥廖尔、图拉、梁赞、坦波夫和沃罗涅日等6省酿酒所用马铃薯，在1864—1865年度至1873—1874年度间平均每年为407000普特，在1874—1875年度至1883—1884年度间平均每年为7482000普特，在1884—1885年度至1893—1894年度间平均每年为20077000普特。而整个欧俄的相应数字为：10633000普特，30599000普特和69620000普特。上述各省用马铃薯酿酒的工厂数目，在1867—1868年度至1875—1876年度间平均每年为29家，在1876—1877年度至1884—1885年度间平均每年为130家，在1885—1886年度至1893—1894年度间平均每年为163家。而整个欧俄的相应数字为：739家、979家和1195家（见《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第7编）。]

地主和富裕农民扩大马铃薯的种植，意味着对雇佣劳动需求的增加；种1俄亩马铃薯比种1俄亩谷物所耗费的劳动量多得多[注：例如，据下诺夫哥罗德省巴拉赫纳县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的计算：种1俄亩马铃薯需要77．2个劳动日，其中有59．2个是从事栽种、培土、除草和刨马铃薯的女工劳动日。因此，对当地农村妇女日工劳动的需求大大增加。]，而机器的使用，例如在中部黑土地带还很不发达。因此，如果说专门从事酿酒业的工人人数减少了[注：据统计，1867年欧俄各地的酿酒厂有52660名工人（《军事统计汇编》。我们在第7章中将说明，这本资料一般说来大大夸大了工厂工人的人数），而在1890年则有26102名工人（据奥尔洛夫的《工厂一览表》）。专门从事酿酒业的工人为数并不多，同时他们和农业工人的区别也不大。例如，日班科夫博士曾经说过：“农村工厂因为工人夏天要下地干活而不常开工，这种工厂所有的工人，都同固定的工厂工人有着显著的区别，他们身着农服，保留着农村的习气，没有工厂工人所特有的那种风度。”（上引书第2编第121页）]，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栽种块根作物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对工役制的排挤，就增加了对农村日工的需求。

（2）甜菜制糖业

甜菜制糖业比酿酒业更集中于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它也是地主（主要是贵族）田庄的组成部分。从事这项生产的主要地区是西南各省，其次是南部黑土地带省份和中部黑土地带省份。甜菜的播种面积，在60年代约有100000俄亩[注：《财政部年鉴》第1编。《军事统计汇编》。《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2卷。]，在70年代约有160000俄亩[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在1886—1895年间有239000俄亩[注：《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41页。]，在1896—1898年间有369000俄亩[注：《财政与工商业通报》1897年第27期和1898年第36期。欧俄除波兰王国而外，在1896—1898年间甜菜的播种面积为327000俄亩。]，在1900年有478778俄亩，在1901年有528076俄亩（1901年《工商报》第123号），在1905—1906年度有483272俄亩（1906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12期）。可见，在改革后时期甜菜的播种面积增加了4倍多。至于甜菜的收获量和加工量，更是增加得迅速无比：俄罗斯帝国平均每一年甜菜的加工量，在1860—1864年间为410万别尔科维茨[注：旧俄重量单位，等于10普特或163．8公斤。——编者注]；在1870—1874年间为930万别尔科维茨；在1875—1879年间为1280万别尔科维茨；在1890—1894年间为2930万别尔科维茨；在1895—1896年度至1897—1898年度间为3500万别尔科维茨[注：除上面指出的出处而外，见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32期。]。从60年代以来，甜菜的加工量增加了7倍多。可见，甜菜的单位面积产量，即用资本主义方式 组织起来的大田庄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注：在1890—1894年间，俄罗斯帝国平均每年的甜菜播种面积为285000俄亩，其中118000俄亩属于工厂，167000俄亩属于种植园主。（《俄国的生产力》第9编第44页）]。把甜菜这种块根作物纳入轮作制，是同施行更完善的耕作制度、改进土地的耕种和牲畜的饲养等等密切相关的。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中有这样一段话：“甜菜田的耕作，一般是相当复杂和费力的，但是在我国很多甜菜农场里都达到了高度完善的程度，特别是在西南各省和维斯瓦河沿岸省份。各地在耕作时使用各种多少经过改良的工具和犁，有时甚至还使用蒸汽动力耕地。”（第109页）

随着资本主义大农业的这种进步，极大地增加了对农业雇佣工人——雇农、特别是日工的需求，同时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也使用得特别广泛。（参看《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2卷第32页）在邻近各省的农民中便形成一种特别的外出做零工项目——外出“制糖”。（同上，第42页）据计算，包种1莫尔格（＝2/3俄亩）甜菜需要40个劳动日（《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第72页）。根据《欧俄农村居民经济状况统计资料汇编》（大臣委员会版）的计算，用机器耕种1俄亩甜菜需要12个男劳动日，而使用手工劳动则需要25个男劳动日，妇女和少年还不算在内（第Ⅹ—Ⅺ页）。这样看来，要耕种俄国全部甜菜地，大约至少需要30万个农村男女日工。但是根据甜菜播种面积增加的俄亩数，还不能够完全知道对雇佣劳动的需求量，因为有些工作是按每1别尔科维茨甜菜来付钱的。例如，在《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1894年圣彼得堡国家产业部版第2卷第82页）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不论是城里的或县里的〈这里指的是切尔尼戈夫省克罗列韦茨城〉妇女都很重视甜菜地里的工作。在秋天每削1别尔科维茨甜菜的工资是10戈比，两个妇女1天能够削6—10别尔科维茨。不过有些人约定在甜菜生长期间做除草、培土这些管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全套管理工作外加刨出和切削，每1别尔科维茨削好的甜菜能拿到25戈比。”甜菜种植园工人的状况是最苦的。例如，《哈尔科夫省医务通讯》（1899年9月，转引自1899年《俄罗斯新闻》第254号）举出“许多说明甜菜种植园工人状况极其悲惨的事实。如阿赫特尔卡县科捷利瓦镇地方自治局医生波多利斯基写道：‘秋天，伤寒病的蔓延，常常是从那些在富裕农民的甜菜种植园中工作的青年人那里开始的。这些种植园主为工人休息和过夜而准备的工棚真是脏极了，工人睡觉铺的禾秸到工作结束时简直都成了垃圾，因为从来没有换过，因此这里就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曾经一下子就检查出了四五个伤寒病患者，他们都是从同一个甜菜种植园送来的。’这个医生认为，‘大部分梅毒病患者都是从甜菜种植园那里出现的’。费恩贝格先生有充分根据地指出：‘种植园的工作就其对于工人本身和附近居民的有害影响来说，并不亚于工厂的工作，种植园的工作所以特别有害，是因为在这里作工的有大批的妇女和少年，这里的工人连最起码的社会保护和国家保护都没有’；基于上述一切，作者完全同意罗曼年科博士在哈尔科夫省医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意见：‘在颁布强制性决议时，也应该关心甜菜种植园内的工人状况。这些工人缺乏最必需的东西，一连数月在露天下住宿，在一个锅里吃饭。’”

由此可见，甜菜生产的增长大大地提高了对农业工人的需求，使附近农民变成了农村无产阶级。农业工人人数的增长，只是由于专门从事甜菜制糖业的工人人数有些减少而稍受影响。[注：1867年在欧俄的甜菜制糖厂和精糖厂做工的有80919名工人（《财政部年鉴》第1编。《军事统计汇编》在这里也把这一数字夸大为92000人，这可能是把同一些工人作了重复计算）。在1890年这类工人为77875人（奥尔洛夫的《工厂一览表》）。]

（3）马铃薯淀粉业

我们上面谈的是地主农场中所独有的技术生产部门，现在来谈一谈农民多少也可以办到的技术生产部门。这里首先要谈的是用马铃薯（部分也用小麦或其他粮食）制造淀粉和糖浆的加工业。由于需要用淀粉的纺织工业的巨大发展，淀粉业在改革后时代增长得特别迅速。广泛从事这种生产的地区，主要是非黑土地带省份、工业省份和北部黑土地带的部分省份。根据《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2卷）的统计，在60年代中期，这类工厂约有60个，生产总额约为270000卢布；而在1880年则有224个，生产总额为1317000卢布。根据《工厂一览表》的统计，在1890年有192个工厂，工人有3418名，生产总额为1760000卢布[注：我们所以采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的资料，是因为这些资料性质最相近，最便于比较。《财政部所属各机关的通报及材料汇编》（1866年4月第4号）认为，根据工商业司的官方资料，在1864年俄国有55家淀粉厂，生产总额为231000卢布。《军事统计汇编》认为，在1866年有198家工厂，生产总额为563000卢布，但这里显然把一些如今未被算作工厂的小作坊也统计在内了。总的说来，这一生产部门的统计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小工厂有时候被统计在内，有时候（更经常得多）又被略过不算。例如，奥尔洛夫的《工厂一览表》认为，雅罗斯拉夫尔省在1890年有25个工厂（《工厂索引》认为在1894—1895年度有20个），而《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第2编）则认为，仅在罗斯托夫一县就有810个马铃薯糖浆厂。因此，正文中引用的数字只能说明现象的动态，决不能说明生产的实际发展情况。]。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中指出：“淀粉业在近25年中，按工厂数量来说，增加了3倍半；按制成产品的总额来说，增加了9+（3/4）倍；尽管如此，这样的生产率还远远不能满足对淀粉的需要”（第116页），外国淀粉进口额的增加便证明了这一点。《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分析了各省的资料以后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马铃薯淀粉业（和小麦淀粉业相反）具有农业的性质，因为它集中在农民和地主手中。它不仅在将来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就是现在也给我国农村居民带来了很多好处”。（第126页）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是谁得到了这些好处。但是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在淀粉业发展中，必须把两个过程区别开来：一方面是新的小型工厂的出现和农民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生产集中于大型的使用蒸气机的工厂。例如，在1890年，77个使用蒸气机的工厂集中了工人总数的52％和生产总额的60％，其中只有11个工厂是在1870年以前建立的，有17个是在70年代建立的，有45个是在80年代建立的，有2个是在1890年建立的（奥尔洛夫先生的《工厂一览表》〉。

为了要了解农民淀粉业的经济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地方的调查资料。在莫斯科省，1880—1881年度有4个县的43个村庄从事淀粉业。[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1882年莫斯科版第7卷第1编。]有130个作坊，780名工人，生产额不下137000卢布。淀粉业主要是在改革后才推广开来的，而且它的技术逐渐改进，一些需要大量固定资本和具有高度劳动生产率的较大的作坊也建立起来了。改良磨碎机代替了手工磨碎机，接着出现了马拉传动装置，最后采用了滚筒——一种能大大改进生产和降低生产费用的装置。下面就是我们按作坊的大小编制的一份“手工业者”按户调查资料：

[注①：见第5章附录中第24号手工业。]

总之，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小型的资本主义作坊，随着生产的扩大，这些作坊对雇佣劳动的使用在增加，劳动生产率也在提高，这些作坊使农民资产阶级获得了大量利润，并且提高了农业技术。但是由于工作条件极不卫生和工作日过长[注：上引书第32页。农民小工厂里的工作日长达13—14小时，而在同一工业部门的大工厂里（根据杰缅季耶夫的材料），工作日大多是12小时（见叶·米·杰缅季耶夫《工厂，它给予居民什么和从居民那里取得什么》1893年莫斯科版第88—97页。——编者注）。]，这些小工厂里的工人状况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

凡有“磨碎机”作坊的农民，他们的耕作条件都很有利。种马铃薯（在份地上，而主要是在租地上）所得的收入比种黑麦和燕麦所得的收入大得多。工厂主为了扩大自己的经营，便极力租进贫苦农民的份地。例如，齐比诺村（布龙尼齐县）的18个淀粉厂主（该村的业主共有105个）都向那些外出做零工的农民以及无马农民租用份地，因而他们在自己所有的61份份地上又加上了133份租来的份地；他们一共集中了194份份地，即占该村所有份地的44．5％。汇编指出：“在其他淀粉糖浆业多少有所发展的村庄，也可以看到与此完全相同的现象。”（上引书第42页）[注：关于这一点，可参看瓦·奥尔洛夫对莫斯科全省所作的总的评论（汇编第4卷第1编第14页）：富裕农民时常租用贫苦农民的份地，有时在自己手中集中有5—10份租来的份地。]淀粉厂主饲养的牲畜要比其余农民饲养的牲畜多1倍：他们平均每户有3．5匹马和3．4头奶牛，而当地全部农民平均每户有1．5匹马和1．7头奶牛。在68个工厂主（按户调查所包括的）当中，10个有购买地，22个租用非份地，23个租用份地。总之，这是农民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弗拉基米尔省尤里耶夫县的淀粉业具有完全相似的关系（上引维·普鲁加文的书第104页及以下各页）。这里的工厂主主要也是靠雇佣劳动来进行生产的（在30个工厂的128名工人中，有86名是雇佣工人）；这里的工厂主经营的畜牧业和农业也比群众经营的强得多，而且他们还用马铃薯渣喂牲畜。农民中甚至出现了真正的农场主。普鲁加文先生描述了一个农民的农场，这个农民有一个淀粉广（约值1500卢布），雇了12个工人。他在自己那个靠租地而扩大了的农场中种植马铃薯。他实行七圃轮作，种植三叶草。雇有7—8个工人从事农业，从春季一直雇到秋季（“包季工”）。马铃薯渣用来喂牲口，而淀粉沉淀后剩下的水，业主打算用来浇地。

维·普鲁加文先生断言，这个厂“完全是例外的情况”。当然，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村资产阶级在农村人口中总是为数很少，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是一种“例外”。但是这种说法抹杀不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在淀粉业地区，或是在俄国其他一切商业性农业地区，一个组织资本主义农业的农村企业主阶级正在形成。[注：我们要指出一件怪事：普鲁加文先生（上引书第107页）和记述莫斯科的副业的作者（上引书第45页）以及瓦·沃·先生（《手工工业概述》第127页）都认为，某些磨碎机作坊属于几个业主共有这种现象包含着“劳动组合基础”（或“原则”）。我国眼光敏锐的民粹派能够从农村企业主的合伙经营中看出某种特殊的“基础”，而在农村企业主阶级的存在及其发展中倒看不出任何新的社会经济“基础”。]

（4）榨油业

用亚麻、大麻和向日葵等榨油也是一种常见的农业技术生产部门。关于改革后时代榨油业的发展，可以根据下列材料来判断：榨油业的生产总额在1864年为1619000卢布；在1879年为6486000卢布；在1890年为12232000卢布。[注：《财政部所属各机关的通报及材料汇编》1866年第4号。奥尔洛夫的《工厂一览表》第1版和第3版。我们不引用有关工厂数目的资料，因为我国的工厂统计混淆了小型的农业油坊和大型的工业油坊，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省份里，小型的农业油坊有时被统计在内，有时又未被统计在内。例如，在19世纪60年代，许多小型油坊都算作“工厂”。]在这个生产部门中也存在着两种发展过程：一方面，在农村里出现了农民经营的（有时是地主经营的）为出卖而制造产品的小型油坊；另一方面，一些使生产积聚和排挤小作坊的使用蒸汽机的大型工厂也在发展。[注：例如，1890年有383个工厂，生产总额为12232000卢布，其中11个工厂便占有7170000卢布。工业企业主对农村企业主的这种胜利，引起了我国大地主（如上引谢·柯罗连科先生的书）和我国民粹派（如尼·—逊先生的《论文集》第241—242页）极大的不满。我们是不同意他们的看法的。大工厂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社会化。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大工厂里工人的状况大概比小型的农业油坊要好，而且不仅在物质方面。]这里我们关心的只是油料作物的农业加工。《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2卷）写道：“拥有大麻油坊的都是富裕农民”，他们特别重视榨油业，为的是能够获得喂牲畜的上等饲料（饼渣）。普鲁加文先生（上引书）指出弗拉基米尔省尤里耶夫县“亚麻籽榨油业得到广泛的发展时”，断定农民从中获得“不少好处”（第65—66页），断定有榨油厂的农民所经营的农业和畜牧业比农民群众经营的强得多，而且有些油坊主还雇用农业工人（上引书，表，第26—27页和第146—147页）。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也同样表明，手工业者油坊主所经营的农业要比群众经营的强得多（播种面积较大，牲畜多得多，收成较好等等），而且随着农业的这种改善，产生了雇用农业工人的现象。[注：弗·伊林《经济评论集》[78]1899年圣彼得堡版第139—140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64—265页。——编者注）]在沃罗涅日省，在改革后时代，当地油坊用来榨油的向日葵的商业性种植特别普遍。据统计，俄国向日葵的播种面积在70年代约为80000俄亩（《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在80年代约为136000俄亩，其中有2/3属于农民。“然而从那时起，根据某些资料来看，这种作物的播种面积就大大增加了，有的地方增加了百分之百，甚至超过百分之百。”（《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37页）我们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2部里可以看到：“仅阿列克谢耶夫卡一个大村〈沃罗涅日省比留奇县〉就有40多个油坊，而且这个大村本身只是由于种了向日葵才富起来的，由穷村变成了富村，出现了有铁皮顶的房屋和店铺。”（第41页）至于农民资产阶级的这种富裕对农民群众有什么影响，这从下述材料中便可看出：在1890年，阿列克谢耶夫卡大村登记的户口是2273户（男女人口共13386人），其中1761户没有役畜，）1699户没有农具，1480户没有种地，不从事副业的只有33户。[注：《沃罗涅日省比留奇县统计资料汇编》。这个大村的工业作坊计有153个。根据奥尔洛夫先生的《工厂一览表》，这个大村在1890年有6个榨油厂，34名工人，生产总额为17000卢布；根据《工厂索引》，这个大村在1894—1895年度有8个工厂，60名工人，生产总额为151000卢布。]

总之应该指出，在地方自治局的按户调查中，农民的油坊往往列入了“工商企业”，关于这些企业的分配和作用，我们在第2章里已经讲过了。

（5）烟草业

最后，我们引用一下关于烟草业发展的简短报道。在1863—1867年间，俄国平均每年的烟草种植面积为32161俄亩，收获量为1923000普特，在1872—1878年间，平均每年的烟草种植面积为46425俄亩，收获量为2783000普特；在80年代，平均每年的烟草种植面积为50000俄亩，收获量为4000000普特。[注：《财政部年鉴》第1编；《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俄国的生产力》第9编第62页。每年烟草的种植面积都很不稳定：例如，在1889—1894年间，平均每年种植面积为47813俄亩（收获量为4180000普特）；而在1892—1894年间，平均每年种植面积为52516俄亩，收获量为4878000普特。见《俄国资料汇集》1896年版第208—209页。]在上述几个时期中，烟草种植园的数目分别为75000个、95000个、650000个；这显然表明：被卷入这种商业性农业的小农数目有很大的增加。种植烟草需要大量工人。因此，在各种外出做农业零工中，人们也指出了到烟草种植园去做零工这一项（特别是在南部边疆地区各省，那里的烟草业近来发展得特别迅速）。在书刊中已经指出，烟草种植园的工人状况是最恶劣的。[注：上引别洛博罗多夫的文章，载于1896年《北方通报》第2期。1897年《俄罗斯新闻》第127号（5月10日）：对20名女工控告克里木某烟草种植园主一案审理的结果是，“在法庭上弄清了许多事实，说明烟草种植园工人的状况是极端恶劣的”。]

关于商业性农业的一个部门的烟草业问题，我们在《俄国烟草业概况》（第2编和第3编。根据农业司的决定，189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中看到许多特别详细和特别重要的资料。弗·谢·舍尔巴乔夫先生在叙述小俄罗斯的烟草业时，引证了有关波尔塔瓦省3个县（普里卢基县、洛赫维察县和罗姆内县）的极为精确的资料。这些资料是由作者收集并经波尔塔瓦省地方自治局统计室整理而成的，包括了所有这3个县的25089个种植烟草的农户，他们的烟草种植面积为6844俄亩，粮食播种面积为146774俄亩。这些农户的分配情况如下：

我们看到，无论是烟草种植面积或是粮食播种面积，都大量地集中在资本主义农户的手里。不到1/8的农户（在25000户中占3000户）集中了全部粮食播种面积的一半以上（在147000俄亩中占有74000俄亩），几乎每户平均有25俄亩。这些农户占有将近1/2的烟草种植面积（在6800俄亩中占3200俄亩），平均每户的烟草种植面积为1俄亩以上，而其余所有各类农户的烟草种植面积，每户不超过1/10—2/10俄亩。

此外，舍尔巴乔夫先生还提供了这些农户按烟草种植面积分类的资料：

从这里可以看到，烟草种植面积的集中程度远远超过了粮食播种面积的集中程度。这一地区的特种商业性农业部门比一般农业更加集中于资本家手中。在25000户农户中，仅2773个农户便集中了6844俄亩烟草种植面积中的4145俄亩，即集中了3/5以上。324户最大的种烟户（占全部种烟户的1/10多一点）占有的烟草种植面积为2360俄亩，即占全部烟草种植面积的1/3强。平均每户的烟草种植面积在7俄亩以上。在判断这类种烟户应该属于哪种类型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种植烟草是需要很多人手的。根据作者的计算，每1俄亩至少需要两名工人，根据烟草的不同品种，做4个到8个夏季月份的工作。

因此，有7俄亩烟草种植面积的私有主至少必须有14名工人，也就是说，无疑必须依靠雇佣劳动来经营。某些品种的烟草每1俄亩所需要的不是2个而是3个季节工，另外还要添用日工。总而言之，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农业愈是带有商业性质，它的资本主义组织就愈发展。

小农户和最小的农户在种烟户中占多数（在25089户农户中，11997户的烟草种植面积不到1/10俄亩），但是这丝毫也不能否定这一商业性农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组织，因为在这一大批最小的农户手里，掌握的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生产（11997户农户即将近一半的农户所有的烟田，总共只占6844俄亩烟田中的522俄亩，也就是说还不到1/10）。人们经常所使用的“平均”数字，同样也不能说明问题（平均每一农户所有烟田为1/4俄亩稍多一点）。

在个别县份，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和生产的集中还要厉害些。例如，在洛赫维察县，5957户农户中，粮食播种面积在20俄亩以上的有229户。在全县44751俄亩粮食播种面积中，这些业主占22799俄亩，即占一半以上。每一业主几乎有100俄亩播种面积。在2003俄亩烟草种植面积中，他们占有1126俄亩。如果按照烟草种植面积的多少来分类，那么在该县的5957个业主中，有132个的烟田是在两俄亩以上的。在全县2003俄亩的烟田中，这132个业主占有1441俄亩，即占72％，每个业主的烟田平均超过10俄亩。在同一个洛赫维察县的另一极，我们看到有4360户农户（全县共有5957户），每户的烟田不到1/10俄亩，在全县2003俄亩中一共才占133俄亩，即占6％。

不言而喻，生产的资本主义组织在这里引起了商业资本的猛烈发展以及超出生产范围以外的一切剥削的空前加剧。小的种烟户没有晾烟房，不能使产品发酵（完成发酵过程）并且把它（经过3—6个星期后）作为成品卖出去。他们用半价把产品作为非成品卖给包买主，这些包买主往往本身也在租地上种植烟草。包买主“千方百计地压榨小的种植园主”（上引版本第31页）。商业性农业就是商业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烟草业这一农业部门中也可以明遍：第一是城市附近；第二是工厂居住区和工商业村附近以及显地观察到（只要善于选取正确的方法）这种关系。

八工业性蔬菜业和果园业；市郊经济

随着农奴制的崩溃，曾经相当发达的“地主果园业”“几乎在全 俄国一下子就迅速破产了”。[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第2页。]铁路的修筑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大要了解这种商业性农业中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就必须研大地推动了”新的商业性果园业的发展，引起了这一商业性农业部究特别发达的蔬菜业地区的地方调查资料。例如，在彼得堡附近，门的“全面好转”。[注：同上。]一方面，在从前普遍经营果园业的中心，由于外来的罗斯托夫人菜园主所兴办的温床和温室蔬菜业就发展得很南方廉价水果的输入，果园业受到了破坏[注：例如莫斯科省就是这样。见谢·柯罗连科《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第262页。]；另一方面，随着销售市场的扩大，工业性果园业在科夫诺、维尔纳、明斯克、格罗德诺、莫吉廖夫和下诺夫哥罗德等省得到了发展[注：同上，第335、344页等]。瓦·帕什凯维奇先生指出，1893—1894年度果园业状况的调查表明，果园业这一工业部门近10年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对园艺师和园艺工人的需求有了增加，等等。[注：《俄国的生产力》第4编第13页。]统计资料证实了这样的说法：俄国铁路的水果运输量在增加[注：同上，第31页和《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31页及以下各页。]，改革后头10年间增长起来的国外水果输入量在减少[注：60年代国外水果的输入量约为100万普特；1878—1880年间为380万普特；1886—1890年间为260万普特；1889—1893年间为200万普特。]。

不用说，比果园业向更广大得多的居民群众供应消费品的商业性蔬菜业，发展得更迅速更广泛。工业性菜园在下列地区很普遍：第一是城市附近[注：我们提前在这里指出：欧俄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1863年有13个，在1897年有44个（见第8章第2节）。]；第二是工厂居住区和工商业村附近[注：见第6章和第7章中关于这种类型的居民点的例子。]以及铁路沿线；第三是全国各地因产蔬菜而驰名的个别村庄[注：见关于维亚特卡、科斯特罗马、弗拉基米尔、特维尔、莫斯科、卡卢加、奔萨、下诺夫哥罗德，以及其他许多省份（雅罗斯拉夫尔省就不用说了）中这类村庄的报道，载《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第13页及以下各页和《俄国的生产力》第4编第38页及以下各页。也可参看下诺夫哥罗德省谢苗诺夫县、下诺夫哥罗德县和巴拉赫纳县的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必须指出，需要这种产品的不只是工业人口，还有农业人口。我们记得，根据沃罗涅日省的农民家庭收支表来看，每一个人的蔬菜支出为47戈比，而且这笔支出一半以上用在买来的蔬菜上。

要了解这种商业性农业中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就必须研究特别发达的蔬菜业地区的地方调查资料。例如，在彼得堡附近，外来的罗斯托夫人菜园主所兴办的温床和温室蔬菜业就发展得很广泛。大菜园主的温床框数以千计，中等菜园主的温床框数以百计。“几家大菜园主制作几万普特酸白菜供应军队。”[注：《俄国的生产力》第4编第42页。]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在彼得堡县当地的居民中，经营蔬菜业的有474户（每户的收入约为400卢布），经营果园业的有230户。资本主义关系，无论以商业资本的形式（“这个行业受着投机商人极其残酷的剥削”），或者以雇用工人的形式，都发展得非常广泛。例如，在外来的居民中，蔬菜业主有115个（平均每个业主的收入在3000卢布以上），蔬菜工人有711个（平均每人的收入为116卢布）。[注：《圣彼得堡省国民经济统计材料》第5编。实际上，菜园主要比正文中所指出的多得多，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属于地主经济，而我们所引用的资料只涉及农民经济。]

莫斯科附近的菜农也是这种农村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据粗略计算，莫斯科市场每年上市的蔬菜和青菜在400万普特以上。有些村庄做大批的酸白菜生意，例如诺加季诺乡卖给工厂和兵营的酸白菜约有100万维德罗，有时甚至还把酸白菜运到喀琅施塔得去……在莫斯科省所有的县份中，主要是在城市和工厂附近，到处都有商业性的菜园。”[注：《俄国的生产力》第4编第49页及以下各页。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村分别专门生产某几种蔬菜。]“砍洋白菜的工作是由来自沃洛科拉姆斯克县的雇佣工人来做的。”（《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第19页）

在雅罗斯拉夫尔省罗斯托夫县的一个著名蔬菜区，包括波列奇耶和乌戈季奇等55个菜园村，也存在着完全相同的关系。全部土地，除了牧场和草地以外，很早以前就作了菜园。蔬菜的技术加工——罐头业非常发达。[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奥尔洛夫先生的《工厂一览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14编斯托尔皮扬斯基先生的论文；《俄国的生产力》第4编第46页及以下各页；《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2编。把斯托尔皮扬斯基先生的资料（1885年）和《工厂一览表》的资料（1890年）对照一下，可以看出这个地区的工厂罐头生产有很大的增长。]土地本身和劳动力也同土地的产品一样，都变成了商品。尽管有“村社”，但是土地的使用很不平均，例如波列奇耶村就是这样：有的一家4口人种7个“菜园”，有的一家3口人种17个“菜园”；这是因为该地区没有进行过彻底的土地重分，只进行了局部的土地重分，而且农民还可以“自由交换”自己的“菜园”和“份地”。（《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97—98页）[注：因此，这本书完全证实了沃尔金先生对所谓“菜园地时常进行重分”所表示的“怀疑”。（上述著作第172页脚注）]“大部分的田间工作……由男女日工来做，其中很多人是在夏天劳动季节从附近的村庄和附近的省份来到波列奇耶村的。”（同上，第99页）据计算，在整个雅罗斯拉夫尔省，“务农和种菜”的外出零工共有10322人（其中7689人是罗斯托夫人），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些从事这种职业的雇佣工人。[注：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农业特有的专门化：“值得注意的是，蔬菜业已经成为一部分居民专业的一些地方，另一部分农民则几乎根本不种任何蔬菜，而到集市上去买。”（上引谢·柯罗连科的书第285页）]上引关于农业工人流入首都省[79]和雅罗斯拉夫尔等省的资料，不应该只是同牛奶业的发展联系起来，也应该同商业性蔬菜业的发展联系起来。

温室蔬菜栽培也属于蔬菜业，这一行业在莫斯科省和特维尔省的富裕农民中发展得很快。[注：《俄国的生产力》第4编第50—51页；上引谢·柯罗连科的书第273页；《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7卷第1编；《特维尔省统计资料汇编》第8卷第1编中特维尔县：根据1886—1890年的统计，该县174家农民和7家私有主共有4426多个温床框，即平均每户约有25个。“它〈这一行业〉对于农民经济有很大帮助，不过这只是对富裕农民有帮助……如果温室超过20个温床框，就要雇用工人。”（第167页）]据1880—1881年度的调查，莫斯科省共有88家温室，3011个温床框；工人有213人，其中雇佣工人有47人（22．6％）；生产总额为54400卢布。一个中等的温室经营者，投入“事业”的资本至少是300卢布。在有按户调查资料的74个业主中，有购买地的41个，租地的也是41个，平均每个业主有2．2匹马。可见，只有农民资产阶级才能从事温室业。[注：见第5章附录中关于这一行业的资料，第9号手工业。]

俄国南部的工业性瓜田业也属于上述商业性农业。《财政与工商业通报》（1897年第16期）刊载了一篇谈“西瓜的工业性生产”的有趣文章，描述了一个地区的情况，现在我们引用一下关于这个地区瓜田业发展的简要报道。这种生产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贝科沃村（阿斯特拉罕省察廖夫县）开始出现的。起初产品只行销伏尔加河流域，后来随着铁路的敷设而运到了首都。在80年代，产量“至少增加了9倍”，这是因为这项事业的首创者们获得了巨额利润（1俄亩获利150—200卢布）。这些人都是真正的小资产者，他们千方百计阻止生产者数量的增加，非常谨慎地向邻居保守这项有利可图的新活路的“秘密”。不言而喻，“农夫-庄稼汉”[注：尼·—逊先生对俄国农民的称呼。]为制止“命定的竞争”[注：维·普鲁加文先生的用语。]所作的这一切英勇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这项生产远远地扩展到了萨拉托夫省和顿河州。90年代粮食价格的跌落，“迫使当地的农民从作物轮种制中去寻找摆脱困难处境的出路”[注：种西瓜要求好好整地，以便后茬种粮食时获得更高的产量。]，因而更加推动了这项生产。生产的扩大大大地提高了对雇佣劳动的需求（种瓜需要大量劳动，每种1俄亩瓜地要花费30—50卢布），因而也就更大地提高了企业主的利润和地租。“洛格”火车站（格里亚齐—察里津线）附近的瓜地面积，1884年为20俄亩，1890年为500—600俄亩，1896年则为1400—1500俄亩，在上述年代，每俄亩瓜地的地租就从30戈比增加到1卢布50戈比至2卢布，甚至增加到4卢布至14卢布。瓜地面积的急遽扩大终于在1896年引起了生产过剩和危机，完全证实了这一商业性农业部门的资本主义性质。西瓜价格跌落到连铁路运费都不能收回了。西瓜扔在地里不去收获。企业主们过去尝过巨额利润的甜头，现在也尝到亏本的滋味了。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选择的克服危机的手段。这就是：争夺新市场，降低产品价格和铁路运费，使产品从“奢侈品变成居民的消费品”（而在出产地则变成喂牲畜的饲料）。企业主们断言：“工业性瓜田业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除了运费以外，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它进一步发展。相反，目前正在修筑的察里津—季霍列茨卡亚铁路……为工业性瓜田业开辟新的广阔的地区。”不管这一“行业”未来的命运怎样，“西瓜危机”的历史总是很有教益的，它是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一幅虽然很小但很鲜明的图画。

我们现在还要简单谈谈市郊经济。市郊经济同上述各种商业性农业不同的地方在于：商业性农业是指整个经营都适应于某一种主要的市场产品，而市郊经济是指小农把各种东西都拿来做点买卖，如自己的房屋（出租给避暑的人和房客）、自己的院落、自己的马匹，自己农业上和宅旁园地上的各种产品——粮食、饲料、牛奶、肉类、蔬菜、浆果、鱼类、木材等等，出售自己老婆的奶（首都附近的哺乳业），为外来的城里人进行各种花样繁多的（有时甚至不便说出口的）服务来赚钱[注：参看乌斯宾斯基的《乡村日记》。]，以及其他等等[注：为了举例说明，我们不妨再引证一下上面已经引证过的关于彼得堡县农民经济的《圣彼得堡省国民经济统计材料》。各种各样的小买卖在这里采取了不同的“行业”形式：出租别墅，租赁房屋，出售牛奶、蔬菜和瓜果，“用马拉脚”，哺乳，捕虾，捕鱼等等。图拉县郊区农民的行业也完全相同，见《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9编波里索夫先生的文章。]。旧的宗法式农民完全被资本主义改造了，他们完全屈服于“货币权力”，这种情况在这里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民粹派通常都把市郊农民划分出来，说他们“已经不是农民了”。但是，这类农民同上述各类农民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资本主义对小农进行的全面改造的政治经济实质，到处都完全一样。城市、工厂和工商业村、火车站增加得愈快，我国“村社社员”向这类农民的转变就会愈广泛。不应当忘记亚当·斯密早就说过的话：完善的交通将使一切乡村变成市郊。[注：“完善的道路、运河和通航的河流降低了运费，把全国遥远地区置于和市郊一样的水平。”上引著作第1卷第228—229页。]现在已属少见的穷乡僻壤，会日益变成稀有的古迹，农民也会愈来愈迅速地变成受商品生产一般规律支配的工业者。

在结束对商业性农业增长资料的评述时，我们不妨在这里再说一遍，我们的任务只是考察最主要的（决不是所有的）商业性农业的形式。

来源：精神分裂之脑电波幻听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