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的12月1日，我国迎来了第37个“世界艾滋病日”，我国今年的宣传活动主题为“社会共治，终结艾滋，共享健康”——终结艾滋乃至所有疾病，始终是人类对无病无忧未来的终极憧憬，但治愈艾滋，何其之难。
引言
今年的12月1日，我国迎来了第37个“世界艾滋病日”，我国今年的宣传活动主题为“社会共治，终结艾滋，共享健康”——终结艾滋乃至所有疾病，始终是人类对无病无忧未来的终极憧憬，但治愈艾滋，何其之难。
01 HIV来自哪里
在20世纪80年代初，科学界首次正式确认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存在，这一发现与艾滋病（AIDS）的广泛传播紧密相关。然而，HIV的起源及其在人类中的初次出现时间，一直是病毒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HIV分为HIV-1和HIV-2两种类型，其中HIV-1的流行更为广泛，传播性更强，致病性也更为严重。HIV-1进一步被细分为M、N、O和P四个组群，而M组不仅是其中最为古老的一支，也是全球艾滋病病例中最为常见的类型。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逐渐发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存在着多种与HIV相关的病毒，这些病毒被统称为猴免疫缺陷病毒（SIV）。通过先进的分子流行病学工具，科学家们对大量HIV和SIV的核苷酸序列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HIV-1和HIV-2均起源于SIV，是这些病毒从猿猴向人类跨物种传播的结果。
为了追溯HIV的起源，科学家们采用了“分子钟”技术，这是一种基于病毒基因序列变化速率来估算病毒进化时间的方法。通过对从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时间点采集的人类和非人类动物的血液及组织样本中的病毒DNA（或RNA病毒的cDNA）序列进行比对，科学家们能够构建出病毒的进化树，并估算出病毒分支之间的分化时间。
研究结果显示，HIV-1的M组很可能是在20世纪前30年代，在喀麦隆东南部地区，由一只感染了SIV的黑猩猩通过某种方式传播给人类的。这种传播很可能涉及到了直接的血液接触，这是SIV/HIV最为高效的传播途径。
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假设是“猎人割伤理论”，即一名猎人在处理受感染的黑猩猩尸体时不慎割伤自己，从而被病毒感染。随后，这名猎人在性活动中将病毒传给了配偶，再通过流动诊所中未消毒的注射器和针头，病毒进一步在人群中传播开来。
随着病毒的传播，HIV-1沿着桑加河流传至利奥波德维尔（现金沙萨），这座城市成为了HIV-1全球传播的中心。病毒在该地区迅速扩散，并通过多种途径传播至海地，最终在全球范围内流行。
02 8300万人 仅7人迎来惨胜结局
在艾滋病抗争史中，有一个数据堪称残酷：
8300万人，7人治愈——即治愈率仅有0.000008％。
世界上第一例治愈病例名为蒂莫西·布朗（Timothy Brown），又称“柏林病人”，他是千万例艾滋病人心中希望的代名词，却也揭示了治愈之路的艰难与残酷。
布朗，自1995年在德国柏林被诊断出携带HIV病毒来，一直在与艾滋病抗争，与此同时，他兼有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是一位白血病患者。
2006年底，蒂莫西·布朗的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在经历四轮化疗后复发。
面对这一困境，他的医生建议尝试骨髓干细胞移植。考虑到艾滋病的情况，为了同时治疗他的两种疾病，医疗团队提出了一个创新方案：寻找携带抗HIV基因（CCR5 Delta 32）的捐赠者，通过干细胞移植重建他的造血系统，并消除他的HIV感染。
理想很美好，现实却残酷—干细胞移植技术的风险不低，布朗一开始的接受度并不高。
但保守治疗已无太多效力，肿瘤的复发迫使他最终选择了这种高风险的治疗方案。
这是一场豪赌，所幸，布朗赌赢了。
医疗团队为他找到了一位合适的捐赠者。在2007年和2008年，布朗成功接受了两次来自同一捐赠者的干细胞移植。
移植后的效果超乎所有人想象。第一次移植后，布朗就能够停用抗艾滋病药物，并且在仅仅3个月后，他的体内就检测不到HIV病毒了。
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他2020年因癌症复发去世，整整13年间未曾复发。因此，布朗成为了全球首例艾滋病治愈患者。
但代价也是巨大的。
为了找到那万分之一的配型成功概率，以及携带抗HIV基因（CCR5 Delta 32）的捐赠者，布朗经历了267场艰难的配型，这对于一个重症血癌患者来说，无异于去地狱走了一遭。
布朗的成功，让科学界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却也暴露了现实的残酷。在他之后，有无数患者尝试复制这一奇迹，但成功的案例却寥寥无几。
截至2019年，全球范围内仅有包括“伦敦病人”、“杜塞尔多夫病人”以及“日内瓦病人”在内的7人实现了艾滋病的治愈，每个人的治愈经历都难以被简单复制，更遑论推广。
用干细胞治愈艾滋病，首先就需要考虑诸如配型困难、手术复杂度高、排斥反应剧烈等风险，这些便已经将绝大多数患者拒之治愈门外。
以蒂莫西·布朗为例，他在接受第二次骨髓干细胞移植后，经历了脑部撕裂伤的严重并发症，导致几乎失明、神志不清，甚至无法行走。为此，他不得不接受三次脑部手术，并在一家专门治疗重度脑损伤患者的中心重新学习行走。
另一例治愈者，即2019年公开身份的“伦敦病人”亚当·卡斯蒂列霍，在移植后一年内也遭遇了多种感染的并发，多次手术接踵而至，最终还面临听力损失的后遗症。
再深入探究这7例罕见的治愈案例，科学家们遗憾的发现，这些成功案例间除了共享的治疗方法——干细胞移植，以及特定的基因变异外，并无其他明确的共通治愈要素。治愈似乎更多地取决于患者个体的身体状况、免疫系统的独特反应，以及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未知因素。
可以说，在所有治愈案例中，干细胞移植的初衷均是为了治疗血液肿瘤，而HIV的治愈只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附带结果。这一过程之艰难，堪称“惨胜”。
因而目前的临床证据不足以支撑干细胞移植成为普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常规治疗。
03 艾滋病治疗征程
早期，艾滋病的治疗手段相对有限，主要依赖单一药物如齐多夫定（AZT）来控制病毒复制，但这种方法效果有限且易产生耐药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家们逐渐认识到联合用药的重要性，1996年提出的“鸡尾酒”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成为艾滋病治疗的新标准。
通过联合使用多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HAART能够最大限度地抑制病毒复制，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然而，这种疗法需要终身服药，且无法彻底清除体内的病毒。
近年来，科学家们开始尝试更为激进的治疗方法，以期实现艾滋病的彻底治愈。
其中，基因编辑技术如CRISPR-Cas9展示了巨大的潜力。通过直接编辑患者的基因，科学家们希望能够彻底清除体内的潜伏HIV DNA，从而达到治愈的目的。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但初步的实验结果已经显示出令人鼓舞的前景。
另一种备受关注的治疗方法就是上文所说的干细胞移植。但我们已经知道干细胞移植治愈案例似乎更多地取决于患者个体的身体状况。
此外，疫苗研发也是艾滋病治愈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尽管目前尚无针对HIV的有效疫苗问世，但科学家们仍在不断努力，试图找到能够预防或控制HIV感染的疫苗。这些疫苗可能基于mRNA技术、腺病毒载体等多种平台开发，旨在诱导机体产生针对HIV的强效免疫反应。
除了上述方法外，科学家们还在探索其他可能的治愈途径，如免疫调节治疗、生物标志物检测等。这些治疗方法或技术旨在恢复或调整机体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并为艾滋病的彻底治愈提供新的思路。
尽管从根本原因探索或成功案例分析，当前医学界尚未发现直达“治愈”HIV的途径，彻底根除体内HIV病毒的道路依旧漫长且充满挑战。然而，在现有治疗手段已能有效控制病情的基础上，“治愈”的概念正以一种新的形态逐步显现：长期控制病情，让艾滋病病毒不复制、不传染，可视作一种变相的治愈方式。
写在文末
面对艾滋病，人类不仅仅只有“惨胜”这一种结局，长期控制，是另一种层面上的胜利。请记住，艾滋病本就没有那么可怕。无病无灾，会是人类未来。
来源：体外诊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