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6年3月初，苏联红军开始从东北撤军。由于当时苏联同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按照中苏协定，苏联红军撤出时，须将驻防城市交由代表中国政府的国民党军队接收。
第一次解放长春
1946年3月初，苏联红军开始从东北撤军。由于当时苏联同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按照中苏协定，苏联红军撤出时，须将驻防城市交由代表中国政府的国民党军队接收。
因此，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趁苏军撤军之机，大举抢占东北主要城市。3月13日，国民党军进驻沈阳。21日，国民党军又从东北民主联军手中夺占抚顺、辽阳。至此，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部队共6个军，连同收编的伪满军警、土匪武装，总兵力达30余万人。
面对严峻的形势，在中共代表据理力争下，美国和国共三方军事调停三人小组于3月底达成《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的决议》。但国民党拒不执行停战协定，仍乘苏军撤离之机，集中5个军11个师的兵力，继续向东北民主联军占领的城镇大举进犯。国民党的战略企图是:迅速占领四平、本溪、鞍山等战略要地和交通线，进而占领长春、哈尔滨，以达到占领整个东北的目的。
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长驱直入，配合谈判，促进东北和全国和平民主的实现，中共中央确定全力控制北满地区及长春、哈尔滨两市与中长路满洲里至绥芬河段。因此，中央要求东北民主联军迅速集中主力，坚决扼守四平，给北进之敌以有力的打击;南满主力集中于本溪地区，打击和牵制敌人;在苏军撤出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市后，迅速歼灭三市匪伪武装，夺取这三个城市。
当时，我们正在大赉周围几个县负责剿匪，接总部命令:南下攻打长春。我们大队立即从大责县城出发，向南经九台于4月13日到达长春东北地区集结待命。这时，夺取长春的战斗已布置完毕。总指挥为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参战部队有原山东八路军第七师主力和吉黑纵队等部。
攻击部队分为西南、东南和东北三个纵队。吉黑纵队编为东北纵队，任务是夺取长春火车站后，沿大同路，向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和伪中央银行进攻。
这时的长春形势，同半年前我们刚到时的情形大不相同。尽管苏军尚未全部从长春撤出，但按照中苏协定，国民党东北行营也已进驻长春，接管了部分城防。驻守长春的国民党军队有敌铁石部队二总队、四总队，以及吉林省保安司令部下辖的巧个保安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总兵力约两万人。总指挥为卖国求荣，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大汉奸姜鹏飞。
敌铁石部队原为伪满洲国军队。1932年由日本关东军铁石少将在中国东北收编土匪、地方武装组建而成，关东军定名为铁石部队，主要任务是同东北抗日联军作战。该部队装备颇佳，有一定的作战能力，极为凶狠。日本投降前，铁石部队进驻冀热辽，与八路军为敌。日本投降后，改换门庭，被国民党收编为东北保安部队，用飞机空运到长春，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了长春。国民党在东北原本没有留下一兵一卒，为了和共产党抢占胜利果实，他们就大量收编伪军。当时活动在北满、西满一带的所谓“国军”，大都是原来的伪军。
我们攻打长春时，守城的两万多敌人都是国民党收编的伪军，根本没有见过中央军的影子。事后，国民党总结大陆失败的教训时，胡说什么当时中央军进东北，拒绝接收伪军，全让共产党军队接收了，这是失掉东北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自欺欺人的论调，同事实完全不符。
4月14日中午，苏军全部撤离长春。晚8时，东北民主联军开始攻城。我东北纵队先后夺取宋家洼子、长春广播电台，占领长春市北郊。
第二天，东北纵队集中主力，向敌铁石部队四总队固守的长春火车站发起攻击。张庆和副司令员、冯致远参谋长一人驾驶一辆坦克，开道攻击。三个大队在炮兵的配合下，轮番进攻，直到夜幕降临，仍未攻下火车站。傍晚，经审问俘虏，我得知敌人的一个团指挥所就设在火车站对面的几幢楼房里。同时，我们还让俘虏画了敌人的炮兵位置、防御情况图。这时，纵队又将纵队步兵炮连、迫击炮连配属给我们，要求晚11时拿下火车站。我立即召集各连长开会，重新进行部署，并要求炮连作好炮火准备。
晚8时整，纵队炮兵连的15门步兵炮、迫击炮，发出怒吼，直击敌团部。炮弹从窗口钻进，在屋里炸开，炸得敌人乱作一团。趁敌混乱，我们大队全体官兵，呼喊着冲向火车站，冲进楼内，与敌人逐楼逐层地争夺。经过四小时的激烈战斗，守卫车站的敌人大部被歼，小部逃进城里。俘敌500多人，缴枪1000余支。
17日一早，第二、第四两个大队在炮火支援下，跟随4辆坦克向据守关东军司令部旧址的敌人冲击。张庆和、冯致远再次驾驶坦克带部队冲击。步坦配合，开始还算顺利，不料坦克冲进一段距离后，连续坏了两辆，接着坦克上的炮弹也打完了。缺少火力掩护，部队晾在大马路上，既攻不上去又撤不下来，干挨打，伤亡很大。这一天，我军向敌人发动了多次进攻，但仅占领关东军司令部旧址以北的几栋高楼，尽管我们有了一些依托和掩护，但仍无力推进。
当晚，我到前沿阵地仔细观察后，向副司令员张庆和建议，二、四大队仍从正面进攻，我带一大队迂回到关东军司令部旧址以西，连夜向守敌发起攻击。得到张庆和的同意后，我即率一大队穿过原日本关东军命名的儿玉公园(今胜利公园)，埋伏在原关东军司令部西侧楼外。晚9时许，正面第二、第四大队发起新一轮攻击。趁敌人注意力集中在正面的时候，我命令部队突然从侧后发起冲击，迫击炮弹和手榴弹同时在敌人阵地开花，守敌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就冲进楼内，与敌人展开肉搏。随后，正面进攻的部队也冲了进来，很快消灭守敌，占领了关东军司令部旧址。
18日，攻城的三个纵队，分别扫清长春外围，攻人城内，齐头向敌铁石部队总指挥部伪中央银行推进。吉黑纵队沿大同路推进。纵队的四辆坦克也已修好，在坦克的引导下，部队经三四个小时的激战，攻占敌宫内府、康德会馆等要点。下午，攻城的三个纵队，分别推进到伪中央银行附近。这里还有4000多敌人，负隅顽抗，作困兽斗。
晚6时，吉林军区司令员、前线指挥周保中发出全面攻击命令。三个纵队的大炮齐鸣，伪中央银行变成一片火海。战至21时半，攻占了伪中央银行，长春全部解放。长春战斗，我大队歼敌1000多人，俘敌1000多人，缴获枪炮1000余件，受到上级嘉奖。
这次战斗，对东北战局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显示了我军的力量，积累了城市攻坚作战的经验。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支新组建的部队，锻炼很大。同时也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例如在街道巷战中，不能够沿着大街冲击，应该编为班排小组，发挥近战、夜战优势。此外，当我军向关东军司令部(旧址)进攻时，由于没经验，步兵跟随坦克沿大街冲击。坦克炮弹打完撤走后，给步兵造成很大伤亡。同时，我军还要加强步炮协同作战，明确步兵、炮兵的具体任务。我军进攻火车站时，由于步、炮兵任务明确，炮火准备后及时发起冲击，迅速歼灭敌人，保证了战斗的顺利进行。
1946年4月长春解放后，遵照上级指示，吉黑纵队分为两部，由曹里怀率一大队、骑兵大队和炮兵大队、直属队各一部到吉林，改编为吉林军区，曹里怀任司令员，袁任远任政委。其余人员由张庆和、冯致远率领，留守长春。留守部队不久分别编人东北野战军一纵、六纵。我部到达吉林后，第一大队改编为吉林军区警卫一团，贺炎藩任团长，我仍任政委。全团三个营，一千多人，战斗力有所加强。一营营长胡斌、教导员王志。二营营长朱以武、教导员龚定尘。三营营长鲜富文、教导员商东吉(朝鲜人)。从此，我们团由地方部队向正规部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我和参谋长胡更生带三个连到蛟河县剿匪，经过半个月的合围奔袭搜剿，基本肃清了土匪，稳定了局势。
苏军撤兵后，为了阻止国民党军的长驱直人，按照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在解放长春、哈尔滨的同时，集中主力部队坚守四平。四平位于中长铁路沈阳、长春之间，又是中长、四梅、平齐三条铁路的交会点，是连通东、西、南、北满的重要交通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从4月中旬开始，我军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四平街保卫战，这是我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城市防御战，为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四平保卫战历时一个多月，毙敌一万余人，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我军也付出了较大代价，有8000名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从关内调赴东北的骨干。
5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奉命从四平撤退。四平失守，客观上是由于敌强我弱。最初，我军还准备在长春继续阻击敌人，并开始挖工事。彭真在动员大会上对我们讲要变长春为马德里。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后方又不巩固，没有根据地，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中央和东北局决定放弃长春，部队分别向松花江以东、以北地区撤退。四平撤退后，毛主席特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各解放区指出:“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
部队在撤退时组织得很周密、隐蔽。当我军主力后撤几十里后，敌人才发觉。我军撤出四平后，一部分主力于6月初到松花江北岸休整，其余部队分别转移到东满、西满地区休整，并从事根据地建设。国民党军占领四平后，又继续向北推进。26日，国民党军占领长春，三天后进占吉林。
东北民主联军战略撤退时，我团在吉林北山同一纵一师负责掩护主力撤退，并奉命炸毁吉林南江铁路、公路大桥。当时团里没有工兵，不知道如何有效地安装炸药。我们团临时招募了三十多名懂爆破技术的日本人，在大桥结构最佳位置安放好有效数量的炸药，才顺利完成任务。
我团负责防守的地方是主力部队撤退的主要方向，大部分部队都从这里北撤。28日，林彪乘坐卡车北撤时路过我们团，还到团部休息了一个多小时。他说话不多。临走时我问他:“首长，您还有什么指示?”他只是说:“没什么。
现在的形势你们都知道，我们暂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你们完成掩护任务后，迅速向舒兰山区撤退，整顿好部队，发动群众，一定要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
当晚，我们炸桥后即向江北舒兰县转移。敌人到了松花江后，由于战线拉长，兵力不足，暂时没有力量继续向北进攻，基本与我们隔江对峙，除派小股部队过江侦察骚扰外，没有大的进攻行动。
守卫舒榆江防
从1946年3月苏军撤兵、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开始，到6月我军退守松花江以北的这段时间，是东北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也是国民党军队最猖狂的时期。国民党集中了八个军的优势兵力进攻，来势凶猛。整个松花江以南地区除临江周围几个县外，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特别是敌新一军、新六军是国民党五个王牌军中的两支劲旅，全部是美式装备，参加过缅甸作战，战斗力最强。而我军大多是新组建的部队，新兵多，缺乏训练，战斗力弱，通讯联络不畅。出关的主力部队也多是来自各个根据地，还未能建立一个高效灵活的指挥系统。
我军后撤时由于撤退距离较远，从而造成部队一定程度的混乱。很多部队纷纷减员，而新组建的部队和地方武装叛变逃亡现象更是严重，有的团甚至跑了一半以上。当时，黄克诚曾将我军这段时期的不利因素总结为“七无”，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的影响。根据情况的变化，此时我们没有独占东北的可能。因此，林彪提出我们当前的任务:必须先肃清土匪，整训部队，充实后勤，建立根据地。
国民党军队虽然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但由于占地广，战线延长，兵力分散，且在作战中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部队疲惫，继续组织大规模进攻，攻占哈尔滨、齐齐哈尔已力不从心，无力继续向我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军则利用这段有利时机，大力整军，开展根据地建设，十万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从而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我军后撤之初，上级曾一度要我们撤到舒兰以北山区。但国民党军到松花江南岸后，为了巩固新占领的地区，也没有力量再向北进攻。
我团虽然是一支组建不久的新部队，但由于提前进行了充分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注意发挥党、团员的骨干作用。加之我们是从吉林北撤，渡过松花江，撤退距离比较短，所以，我们在撤退中只跑了几名战士，部队损失相对较轻。
吉林军区撤至舒兰后，改编为吉北军分区，曹里怀任司令员，伍晋南任政委。我团改编为吉北军分区基干一团，我仍任政委。此后半年，我们在舒兰一带除防守松花江东岸，阻止老爷岭、江密峰一线的敌人进攻骚扰外，努力加强自身建设。
为了巩固吉北根据地，我们首先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实行减租减息，努力培养地方干部，建立基层革命政权。
舒兰、榆树两县是吉林省的产粮区，丰收一年够吃三年。这一地区人口约60万，有粮吃，人口多，为扩大部队创造了条件。为此，我们积极扩兵，及时补充部队兵员、武器。
到9月，全分区扩充新兵千余人，我团也补充了很多新兵，并组建了一个朝鲜营，全团达到1500余人。这次扩兵，我们采取自愿报名参军和先参加民兵、武工队，然后择优录取的办法，保证了兵员质量。上级还分配到我们团几十名关内来的营、连级干部。新兵主要成分是翻身农民，他们怀着保卫家园，保卫胜利果实的心情来到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锻炼，很快成了部队的骨干。部队扩大后，我们努力加强部队思想工作，揭露国民党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宣传全国各个战场的胜利，树立战胜敌人的信心。我们又分阶段、有计划地进行军事训练，努力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使部队战斗力得到很大提高，全团兵员充实，装备改善，训练有素。这期间由于团长贺炎藩身体不好，部队主要由我负责指挥训练。
我们刚到舒兰、榆树时，国民党军队经常派遣小股部队从乌拉街北上骚扰，我们都将来犯之敌打了回去。为了锻炼部队，巩固根据地，我们积极寻找战机，先后两次主动出击，受到上级的表扬。
第一次是大榆屯战斗。当时国民党保安团利用江面结冰，人员车辆可以自由通行的条件，不断过江骚扰挑衅。11月的一天，我接到报告:敌保安团约800人向江北进犯。我立即命令二营迅速占领江边大榆屯，断敌退路，并率一、三营从驻地秀水河子沿江边攻击敌人。秀水河子到大榆屯约10公里，我带部队很快接近敌人，并沿江边展开。不料敌人一触即溃，向后逃跑。我们随后紧追不舍。原以为前面有二营负责围堵，我们前后夹击，可以全歼敌人。可是二营长因畏敌怯战，擅自撤退，结果逃敌大部分通过大榆屯逃回江南。我们只是在追击中抓了十几个俘虏，歼灭了部分敌人，缴获了几十支枪，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二营营长为此受到撤职处分。
第二次是岔路口战斗。我团驻防秀水河子后，侦察发现江对面岔路口镇驻有敌人两个连，孤立无援。于是，我决定过江打掉它。12月底，我命令三营提前穿插到敌后，断其退路，我率一营从正面向敌发起攻击，敌人不明我方虚实，稍做抵抗，就弃镇而逃。我率部队随后紧追，原想一营在前面一打，三营从后面一拦击，必能全歼敌人。可是在追击中迟迟不见三营打响，致使敌人大部分逃回德惠县城。原来三营同样因不敢阻击逃敌，眼睁睁地看着敌人逃跑。
这次战斗只消灭了几十个敌人，捉了部分俘虏，缴获了一些武器。三天后，我们主动撤离岔路口，回到江北。
这两次战斗，我们情况掌握得比较准确，兵力部署得当，本来可以取得更大的战果，但因个别指挥员畏敌情绪严重，临阵退缩，丧失战机，未能全歼敌人，令人感到非常惋惜。这也说明我们这支新部队还缺乏锻炼，战斗作风不够勇敢坚强，需要加强教育，提高干部素质。
两次战斗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战果也不算大，但毕竟是在国民党军队处于优势，我军处于守势的不利情况下主动过江，追歼正面敌人。作为一支新组建的部队，敢于积极寻找战机，与敌作战，不但消灭了部分敌人，还抓了几十个俘虏。应该说是经受了一次重大的考验。此举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从此敌人不敢轻易过江北犯，保证了后方安全，也提高了吉北军分区的威望。
1947年元旦，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对我团的两次战斗通电表扬:吉北分区部队主动出击，敢于主动进攻敌人，精神可嘉。同日《东北日报》头版显著位置报道说:“目前，吉北分区部队由秀水河子地区过江南下，勇猛冲击，击溃敌新一军一个营，歼敌数十人，敌军向德惠城逃去。”以后一四O师师史对我们这段时间的表现评论道:“全分区为三千五百余人，以基干一团战斗力较强，为当时吉北分区之主力，经常在榆、永、舒一带进行剿匪活动。当时吉林外围之敌经常出来袭扰，并向缸窑地区侵犯，自派遣该团前去后，给敌以不断打击，有效地制止了敌之骚扰窜犯活动，为稳定吉北地区局势起了很大作用。”
这段时间，我们作为吉北军分区的主力团，在完成各项任务和剿匪、保卫边境的战斗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部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同时，我们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成效突出，部队综合素质提高较快。为此，吉北军分区推荐我为优秀团政委，到哈尔滨参加东北民主联军政工会议。
在会上，我介绍了基干一团从组建时仅有400余人，发展壮大到1500多人的过程和经验教训，得到东总首长和与会人员的肯定和好评。政治部主任谭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副主任周桓(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还单独接见了我，向我详细了解基层政治思想建设情况，肯定了我们的做法，鼓励我继续抓好部队建设，带好部队。
来源：白马茶馆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