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9月,日本长野县一位76岁的老人竹上胜利,做了一件让全日本沉默的事——他公开了父亲生前绝口不提的秘密:一本记录侵华日军“荣字1644部队”细菌战罪行的照片集。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位老人的初衷并非揭露历史,而是想“证明父亲的清白”……
2024年9月,日本长野县一位76岁的老人竹上胜利,做了一件让全日本沉默的事——他公开了父亲生前绝口不提的秘密:一本记录侵华日军“荣字1644部队”细菌战罪行的照片集。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位老人的初衷并非揭露历史,而是想“证明父亲的清白”……
竹上胜利
当“恶魔后代”主动曝光家族黑历史,这本照片集瞬间引爆中日舆论。照片中,日军士兵戴着防毒面具在实验室操作培养皿,飞机向农田播撒不明粉末,甚至将霍乱病菌涂抹在水果上诱骗平民食用——这些画面彻底撕碎了“防疫部队”的伪装,揭开了“荣字1644部队”的真面目:一支以医学之名行屠杀之实的细菌战部队。
但诡异的是,日本政府至今拒绝公开该部队的完整档案。更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在战后竟以“获取实验数据”为条件,包庇了这些战犯。当科学沦为杀人工具,当正义被利益交换绑架,这段历史的真相究竟被谁掩埋?竹上胜利的“意外发现”,是否会成为撬动历史铁幕的第一把钥匙?
1939年4月,南京沦陷一年后,日军在市中心设立“华中防疫给水部”,对外宣称“保障军民健康”。然而,这支部队的真实代号是“荣字1644”——一个连日本战史都讳莫如深的编号。
表面上,士兵们穿着白大褂检测水质;背地里,他们用显微镜培养着鼠疫杆菌和炭疽菌。东京大学医学部的高材生们在这里“大显身手”:他们将霍乱病菌涂抹在西瓜表面,投放到中国村庄;用飞机向浙江农田播撒感染鼠疫的跳蚤;甚至将伤寒菌注入烧饼,分发给战俘营的囚犯。
荣字1644部队南京总部
讽刺的是,这支部队的首任部队长竟是被誉为“军医楷模”的增田知贞。这位京都帝国大学的医学博士,在1942年的浙赣战役中,亲自指挥将300公斤伤寒菌倒入水井,导致数万平民死亡。战后,他摇身一变成为美国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
竹上胜利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个致命矛盾:父亲三次赴华参战的记录清晰可查,唯独在“荣字1644部队”的履历一片空白。日本防卫省答复称“部队资料已毁于战火”,但一份1995年曝光的原队员证言显示:1945年8月15日,该部队接到密令,用三天三夜焚烧了所有实验记录。
日本爱知县圆光寺住持大东仁捐赠的荣字1644部队相关照片
更蹊跷的是,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文件显示,1946年东京审判前夕,美军情报官默里·桑德斯与增田知贞达成秘密协议——用731部队和1644部队的人体实验数据,换取战犯豁免权。当731部队因《恶魔的饱食》一书臭名昭著时,1644部队却像幽灵般消失在历史夹缝中,直到这场“家族背叛”撕开缺口。
在竹上公开的照片中,最骇人的是一组“水果实验”记录:日军将霍乱弧菌培养液涂抹在桃子和梨子表面,放置于中国村庄的集市。三天后,拍摄者冷血地记录下“效果”:一位母亲抱着全身抽搐的孩子倒在路边,整条街铺满尸体。
这种“低成本屠杀”背后是精密算计:霍乱通过消化道传播,且症状与普通腹泻相似,极易被误判为自然灾害。京都大学学者松村高夫的研究证实,1940年宁波突发霍乱大流行,死亡率高达90%,正是1644部队的“杰作”。而当年日军战报中轻描淡写的一句“防疫取得成效”,实为用消毒剂掩盖投毒证据的暗语。
2018年,浙江义乌的百岁老人王选仍在为细菌战受害者索赔奔走。她的父亲死于1644部队投放的鼠疫,而日本最高法院以“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诉讼。耐人寻味的是,日本政府至今拒绝承认1644部队的存在——尽管1997年日本学者在防卫厅图书馆发现了该部队的《战时月报》,其中明确记载“本月生产跳蚤15公斤、鼠疫菌液200升”。
更令人脊背发凉的是,这些“科研成果”从未消失。2014年,美国疾控中心在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意外泄露炭疽杆菌;2020年,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实验室存有1644部队同源的A型肉毒杆菌……当竹上的照片集引发全球哗然时,某国议员却在国会咆哮:“为什么要用80年前的旧事破坏日美同盟?”
当竹上胜利说“我想替父亲赎罪”时,评论区炸开了锅。有人痛骂“恶魔后代作秀”,也有人反问:“那些享用着731数据制造疫苗的国家,难道不是共犯?”
历史从来不是单选题。当增田知贞成为德特里克堡的座上宾,当731部队数据被写入美国生物战手册,当日本教科书将“进出”代替“侵略”——我们愤怒的,或许不是罪行本身,而是这套精密运转的“恶的体制”:它让刽子手变成学者,让屠杀变成数据,让真相变成“不合时宜的纠缠”。
来源:每日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