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论日本思想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人物，想必很多人会下意识地想到福泽谕吉。不过话说回来，尽管关于他的论著汗牛充栋，但各界对他的评价往往莫衷一是。

要论日本思想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人物，想必很多人会下意识地想到福泽谕吉。不过话说回来，尽管关于他的论著汗牛充栋，但各界对他的评价往往莫衷一是。

有人赞誉他是推动近代日本走向“文明开化”的伟大启蒙思想家；有人认为他的思想当中存在“国权压倒民权”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倾向；还有人批评他的“脱亚论”是支持日本对外扩张的理论源泉。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西方文明尤其是自由民权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庆应义塾大学校内的福泽谕吉雕像

在福泽谕吉的自传中，记录了一件发生于1873年的小事儿。

某日，他正在路上行走。突然，对面走来了一个骑马的农民。后者见福泽谕吉“一身的士族的蛮横之气”，立刻从马上跳了下来，一脸惊恐地向他道歉。

福泽谕吉制止说：“不要胡说！更不要这样！这匹马是你自己的吧？！”“是！是！”那个农民连连点头。

“自己骑自己的马有什么关系？不要做这样的糊涂事！快点骑上走！”福泽谕吉冲他摆了摆手。可即便如此，这位农民依然不肯上马。

乌德勒支大使馆前的访欧团成员，左二为福泽谕吉

不得已，福泽谕吉对他讲：“你不准这个样子。现在政府的法律规定，农民与商人都可以随便骑马。不论谁骑着马遇到谁都没有关系，快骑着走吧！”

讽刺的是，当福泽谕吉使用十分和蔼的语气向另一个过路人问路时，后者习惯性地将他视为一个“低贱的大阪商人”，因此表现得十分傲慢无礼。

此情此景，令他哭笑不得，最终无奈地表示：

古来之习惯真可怕。此等百姓只因未受过教育，便不明事理，也不知有法律。庶民如此状况实在无法！

青年时代的福泽谕吉

需要指出的是，在颁布于1871年8月的官方布告中，明治政府就明确宣布要废除“秽多（即贱民）”、“非人”等名称，并将之统一编入民籍，保证他们的身份与职业“皆与平民同等对待”。

但在福泽谕吉看来，哪怕维新已经过去了5年，但日本民众依然无法摆脱传统的“名分”观念的束缚。须知，这样的现状将会严重阻碍日本迈向近代化的脚步。

幕末日本地图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日本民众难以摆脱这种“名分”观念？福泽谕吉认为，这与古代日本统治阶层的不断强化息息相关。

至于后者之所以选择这么做，就是为了将民众约束在固定的框架中，使之听命于专制政治的统御。

其结果就是，广大民众没有自由独立性，不具备活泼的创造力，智力和才能也被严重压制，普遍沦为了一个个“非人格化的、被给予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惨淡局面。

葛村北斋笔下的日本桥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福泽谕吉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专制制度下的日本民众的生活现状。

在他的笔下，他们不仅没有言谈举止的自由，一些人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只能提心吊胆地勉强度日。

与此同时，“士尊民卑”的陈腐习惯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传统思维习惯一直大行其道，即便是“有才智者”，“倘若不能凭借门阀施展其才能，便将无所作为”。

日剧《西乡殿》中的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

福泽谕吉进一步指出，德川幕府之所以被迫“开国”并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是因为“千年以来的专制制度以及专制政府所制定的虚张声势的高压政策”，致使民众长期无权，“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气力”。

针对这种落后的社会状况，他明确表达了反对专制、主张民权的思想：

日本国古来就有专制之流弊，人民之气力为之退缩，恐不堪与外国交际。故我素志仅在于勉力纠正此弊，主张民权，防范国力之偏重，巩固规则，张政府之实威，养全国之力抗衡外国，以保我独立。·

“黑船事件（1853）”主图绘作

在他看来，日本要想恢复民族独立，培养与外国抗争的国力，就要尽快纠正长期以来权力偏重于政府的弊端。

一方面，保证政府拥有真正的威望；另一方面，让人民拥有正当的权利。

为了号召民众与这种源远流长的、无视个人权利的等级观念彻底决裂，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发出了这样的呼吁——“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换言之，“天生之人，即便成千上万也一律地位平等，并非生来就有贵贱上下的区别。”

众所周知，《劝学篇》是当时日本最畅销的书籍之一，据说“每一百六十人当中，必有一人读过此书”。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反对等级贵贱制度、主张社会权利平等的思想，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给予了充分认同。

日本版《劝学篇》内页

值得一提的是，福泽谕吉在发表于1873年11月的《人与人的平等》一文中，对专制体制下的官民关系，做出了毫不客气地批判：

在亚洲各国，称国君为民之父母，称人民为臣子或赤子，称政府的工作为牧民之职，在中国有时称地方官为某州之牧。

这个牧字，若照饲养兽类的意思解释，便是把一州的人民当作牛羊看待。把这个名称公然标榜出来，真是无礼至极。

在他看来，无论是民众将官员视为父母官的心态，还是政府推行“仁政”的举措，本质上都是将传统伦理观念泛化在政治领域的结果，在近代化文明中是行不通的。

大臣跪拜乾隆皇帝，刊印年代1840年

在充分学习了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之后，福泽谕吉指出，“民众与政府应该是一种契约关系”。其中，民众是主体，绝不能局限于“被动地接受恩赐”，要在尽义务的同时享受应有的权利。

与此同时，它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其殖产事无一人专为国家者，彻头彻尾以自私自利为目的。若一国之公乃国民之私集合构成，集私利而为公利，积家财而为国财，以致今日各国之富强者也。

简言之，倘若没有个人财产的积累，就不会有国家的富强。

明治时代的京都

鉴于此，他认为社会实际情况应是“先私后公”：

没有后私利而先公益者。偶有此事也全为谎言之表，仅为胆大欺人者之口实。私利为公益之基础，公益可能依经营私利而起。

一言概之，即“国家政府成立最终也是为了维护人民的私利”。

明治时代的京都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福泽谕吉特意提出了土地私有权观念。

在他看来，民众争取民权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充分利用土地等自然资源，使自己的生活品质变得更加美好。因此，民众即便将部分土地“私用”，并将产自这篇土地上的物品作为私有财产“也未尝不可”。

说到这儿，福泽谕吉特意强调，“以政府之权干涉人民之私，或特别勉励保护之，或特别妨碍禁止之，结果皆事实上有害无益”，即要求政府不应当干预人民谋求私人权利。

用发展的眼光看，这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明治政府以保护民众为借口，干预人民私人事务的可行性。

浮世绘中的日本议会

福泽谕吉认为，民众应该享有对专制政府的抵抗权。

实际上，他在成书于1866年的《西洋事情》中就曾提出，倘若政府颁布的法令“悖戾了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民众不仅有权“改变或废除之”，还可以“给予保障人类的安全幸福而设立新政府”。

《西洋事情》日文版内页

1877年2月，西南战争爆发。9月，作为反政府军最高领袖的西乡隆盛兵败自杀。

事态平息后不久，福泽谕吉撰写了《丁丑公论》一文，不仅对日趋专制的明治政府提出了隐讳的批评，还主张民众应该享有对专制统治予以反对和抵抗的权利。

他先是在文中指出，“凡作为人，没有不欲施行我所思者”，即肯定了“普通人都具有权力欲，总希望能为所欲为地驾驭他人”的观点。那么，既然“人如此，政府也不得不如此”。所以，“政府之专制亦不可咎也”。

可即便如此，倘若政府“放纵便无限制，又不可不防备此”。

《丁丑公论》日文版原文

那么问题来了，民众如何防范政府的这种专制倾向？对此，福泽谕吉表示，“世界上专制肆行时，需要对之进行抵抗之精神。其意如天地之间有火只能用水浇灭”。所以，民众人民决不能丧失对专制统治进行抵抗的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福泽谕吉敏锐地意识到，维新后的日本民众普遍认为，社会已经实现了“文明开化”。所以，他们对日趋专制的明治政府的“抵抗之精神已逐渐衰颓”。

日趋西化的明治日本

鉴于此，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假若仅仅具有“政府”这一名义“便不可颠覆”，而“颠覆者便为永远无穷之国贼也”，那么从古至今在全世界，“任何时代也不会没有国贼”。

原因很简单，倘若使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专制政权的人都被称为“国贼”，那么当今经过维新后进入明治政府担任要职的高官显贵们也都难逃其咎。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当今社会舆论“不云之贼而称之义耶”？这是因为经过维新后，日本社会“公认旧幕府虽有政府之名，而事实上不能保护事物之秩序，促进人民之幸福。乃为可公认有名无实之政府”。

但用发展的眼光看，福泽谕吉之所以会发出的这种论证，就是在很大程度是借西南战争来批评日趋专制的明治政府。

明治维新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左起：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那么问题来了，民众抵抗专制的具体手段都有哪些？对此，福泽谕吉给出了自己的“药方”，即“或有以文，或有以武，或有以金钱者”。

简单地说，人民可以发表言论公开谴责政府的违法行为，也可以使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推翻这个专制政府，还可以模仿中世纪西欧一些商业城市那样，使用金钱来“赎买”自己的权利。

对此，有学者认为，“这种对人民抵抗权利的多元化理解，体现出福泽谕吉一贯主张政治平衡的思维方式和相对稳健的政治态度”。

明治政府颁布新宪法

在《劝学篇》中，福泽谕吉一直倡导民众要具备“独立自尊”，即实现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重独立。

所谓物质独立，就是要求人在物质生活上的自食其力，通过自己的努力积累财富，并合理地使用它，既不依赖别人，也不为物所役。

所谓精神独立，主要是指人对自己的地位、价值和人格的肯定，对自己作为自己的主人以及对任何外在力量保持自己立场的清醒自觉。不过话说回来，人也要必须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完成自己的职责，承担个人选择的责任。

为此，他大力提倡与传统“虚学”对立的“实学”，希望民众致力于实学，保证自己不仅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还能将所学转化为实际“效用”。

晚年的福泽谕吉

难得可贵的是，福泽谕吉一生都在践行自己所提倡的观念，成为了民众眼中独立自尊的榜样。

一方面，他在自己创设的庆应义塾内建置了演说馆，经常举办演说会；另一方面，为了打破传统的官本位主义，他一生坚持不做官，始终以一个独立市民的身份发展教育，宣传启蒙思想。

正因如此，纵观近代日本的政治、经济、教育乃至外交等众多领域，处处都能看到福泽谕吉的影子，以至于一度流行着“文部省在竹桥，文部卿在三田”的说法——这里的三田，正是福泽谕吉的住处所在地。

老照片中的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

二战结束后，日本开启了新一轮的经济发展热潮。伴随着物质文化的飞速提升，业已全面冷静下来的日本民众们，再度对福泽谕吉的那句“先有独立人格之国民，才有强大安宁之国家”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对此，学者丸山真男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今日经过惨痛的战败，日本维新以来走过的“近代化”路程的扭曲状态，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下，人们痛感到必须从头开始学习近代的自由思想。过去，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曾一度被加上坏名声。但今天，福泽谕吉似乎又作为这种主义的代表，被重新唤出舞台。

福泽谕吉雕像

由此可见，福泽谕吉的近代民权思想之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当时，而是一直延续到现当代，依然对日本社会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