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大学毕业生必须先到农村劳动锻炼。我从北京毕业后到内蒙古临河县劳动一年，就地分配到县里工作。想不到，我还没有打开行李，就受命带民工到黄河岸边去防凌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大学毕业生必须先到农村劳动锻炼。我从北京毕业后到内蒙古临河县劳动一年，就地分配到县里工作。想不到，我还没有打开行李，就受命带民工到黄河岸边去防凌汛。

“凌汛”是北方河流解冻时的专用名词——我是第一次听到——特别是气势磅礴的黄河，冰封一冬之后在春的回暖中慢慢苏醒，冰块开裂，漂流为凌，谓之开河。开河又分“文开”“武开”两种。慢慢融化，顺畅而下者谓之“文开”；河冰骤然开裂，翻江倒海者谓之“武开”，这时流动的冰块如同一场地震或山洪引发的泥石流，你推我搡，挤挤擦擦，滚滚而下。如果前面的冰块走得慢一点，或者冰面还未化开，后面的冰急急赶来叠压上去，就会陡立起一座冰坝，横立河面，形成类似电视上说的堰塞湖。冰河泛滥，人或为鱼鳖，那时就要调飞机炸冰排险了。无论“文开”还是“武开”都可能有冰凌冲击河堤，危及两岸，所以每年春天都要组织防凌汛。我就是踏着黄河开裂的轰鸣声走向社会的。

虽然我在临河县已生活一年，但还未亲见过黄河。在中国地图上，黄河西出青海，东下甘肃，又北上宁夏、内蒙古，拐了一个大弯子，如一个绳套，被称为“河套”。在这里，黄河造就了一块八百里冲积平原。我这一年在河套平原生活劳作，虽未与黄河谋面，却一直饱吸着黄河母亲的乳汁。每当我早晨到井台上去担水时，知道这清凉的井水是黄河从地下悄悄送过来的；当夏夜的晚上我们借着月光浇地时，田野里一片“噼噼啪啪”庄稼的生长拔节声，我知道这是玉米正畅快地喝着黄河水。

河套平原盛产小麦、玉米，还有一种别处都没有的“糜子米”，粒金黄，比小米大，味香甜，是当地人的主食，也是供牧区制作炒米的原料。在河套，无论人还是庄稼都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片刻不曾脱离。生活于斯，你才真切地体会到为什么黄河叫“母亲河”，是她哺育了我们这个古老的农耕民族。前几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普查农业遗产，在陕北佳县黄河河谷发现了一千四百年前的古枣园，在山东黄泛区发现了六千亩的成片古桑园，可知我们的先民早就享受着黄河的养育之恩。沿黄河一带的农民说：“枣树一听不到黄河的流水声就不结枣了。”

我受命之后，匆匆奔向黄河。一辆毛驴车，拉着我和我的行李，在长长的大堤上，如一只小蚂蚁般缓缓地爬行。堤外是一条凝固了的亮晶晶的冰河，直至天际；堤内是一条灌木林带，灰蒙蒙的，连着远处的炊烟。最后，我被丢在堤内一个守林人的小屋里，将要在这里等待开河，等待春天的到来。一般人对黄河的印象是飞流直下、奔腾万里，如三门峡那样湍急，如壶口瀑布那样震耳欲聋。其实她在河套这一段面阔如海，是极其安详平和、雍容大度的。

我的任务是带着二十多个民工和几辆小毛驴车，每天在十公里长的河段上来回巡视，备料，检查和修补隐患，特别要警惕河冰的变化，与指挥部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民工都是从各村抽来的，大家也是刚刚认识，都很亲热。河套是我国传统的四大自流灌溉区之一，黄河水从上游的宁夏流过来，顺着干渠、支渠、斗渠、农渠、毛渠等大大小小的河道，让庄稼灌饱喝足后，再经排水网络流向下游。因水过沙淤，每年冬春修整河道就成了当地必不可少的工作。在还没有机械施工的年代，全靠人工把泥沙一锹一锹地挑出去，俗称“挑渠”。

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是年轻人欢乐的聚会，类似南方少数民族的“三月三”，不过那是纯粹地唱歌游戏，我们这里却是借走河工而欢聚。民工出发前会往毛驴车上扔几口袋糜子米，在铁锹把上挂几串咸菜疙瘩，富一点的生产队还会带上半扇猪肉。人们难得享受一次大干、海吃、打牌、摔跤、说笑话的集体生活。我现在参与的也属这类劳动，不过不是“挑渠”而是“护渠”，规模也小，人也少，民工的年纪也略大，气氛就安详了许多。

住下以后，我到堤上的工棚里看了炉灶、粮食等生活用品的安排，就出来和他们一起装土、拉车。这时一个民工们都叫他王叔的中年汉子突然走上前来拦住我说：“头儿，这可不行。你是县里的干部，张张嘴、指指手就行，哪能真干活？”这一句话把我说蒙了，我怎么一夜之间就从一个学生、一个在公社劳动的临时农民变成“头儿”，成了干部？从此就可以只要张张嘴，不用动手干活了？真是受宠若惊，我还很不习惯这个新身份。就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站惯了不敢坐，我这双手动惯了，一时还停不下来。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人，莫非这一年的劳动就把我改造成了另一个人？我一高兴也吹起牛来，我说：“这点活算什么，我在村里整担了一年的土，担杖（扁担）都记不清压断了几根。”他们看着我笑道：“除了衣服上有补丁，怎么看，也还是个学生娃哩。”大家嘻嘻哈哈，一会儿就混熟了。

因为是上堤第一天，为了庆祝，中午就在工棚里包饺子。当地盛产胡麻油，生胡油拌饺子馅特别香。一脸盆肉馅拌好后，王叔提出一把装满胡油的大铝壶，就像提水浇花一样，对着脸盆大大地转了三圈，看得我目瞪口呆。你要知道那是在物资极端缺乏的年代啊，城里每人一个月才供应三两油。但是生产队自家地里长胡麻，自家油坊里榨胡油，吃多吃少，谁管得着？况且出工就和当兵出征一样，是要格外优待的。那年我在村里，春天派河工时，无肉不行。队长无奈，就发话杀了一头毛驴为大家壮行。今日我们在黄河大堤上吃开工宴，真有点梁山好汉初上山来喝聚义酒、大块吃肉的味道。这时大堤内外寒风过野，嘶嘶有声，而工棚内热气腾腾，笑声不断。我内心里觉得，这就是冥冥中给我办的一个劳动毕业典礼，也是身份改变，从此由学生转为干部的加冕宴。

我白天在河堤上和民工们厮混在一起，晚上就回到自己住的林间小屋里，静悄悄地好像退回到另一个世界。这林子是一大片与河堤平行的灌木，专为防风、固沙、防止水土流失而栽。树是北方沙地一种永远长不大的“老头杨”。护林员姓李，一个五十多岁的朴实农民。他的任务是每年春天把这些灌木贴着地皮砍一次，叫“平茬”，促使它根系发达；平时则看护好林子，防止牲畜啃食。这是黄河的一条绿腰带。这个林间小屋里热炕、炉灶等生活用具应有尽有，老李白天在这里煮饭、干活、看林子，晚上回村里去和老婆孩子挤热炕头。

他临走时问我：“你晚上一个人住在这片林子里怕不怕？”我说：“不怕。”我心想，说怕又有什么用？他说：“我把这条大黄狗给你留下。你现在就喂它一块骨头，先建立一下感情。”在这个半农半牧区，吃肉是平常事，我一进到这个小院就发现半人高的矮墙头上摆满了一圈完整的羊头骨，如果是哪个画家来了一定会选一个回去当艺术品。我接过黄狗摸摸它的头，算是我们俩击掌为友了。

后半夜一钩弯月挂在天边，四周静极了，风起沙扬，打在窗户纸上沙沙作响，大黄狗不时地汪汪几声。微风抚过林梢掀起隐隐的波涛，我这个小屋就像大海里的一只小船。我怎么也睡不着了，突然想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一个人过夜，而且还是在万里黄河边的旷野上。大约这就是在预示一个人将要独立走向社会。上大学之前我从没有离开过家，在大学里条件有限，一间宿舍上下铺八个人，再后来就是到农村劳动，四人睡一条土炕。而今天，脱离了家庭，离开了集体，像被母亲推出了怀抱，说你已长大，快快出门而去吧。我感到几分孤单，又有一点兴奋。人生本是一场偶然，命运之舟从来不由自己掌舵，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如鹰雁在空，借气流滑行。我从北京来到塞外，从学校到生产队，再从生产队来到黄河边，被一双无形的手推过一程又一程。

我辗转难眠，就去想那些类似今夜光景的诗篇。苏东坡有一首《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不好，太凄苦了。我虽分配塞外，但还不似苏轼发配黄州。又想起辛弃疾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现时大漠孤烟，河堤上吃肉，倒有几分身在沙场的味道。你看，堤外漠漠层林，堤上车马工棚；千万里大河东去，枕戈静待凌汛。那么，凌汛过后的我又将漂向何处呢？

天气渐渐转暖，脚下的土地也在一天天地变软，有了一点潮气。按照老河工的经验，今年的开河将是“文开”，不会有太大麻烦。我作为“头儿”，紧张的情绪也有了缓和，不过倒从心里生出一丝遗憾，既为凌汛而来，却没有看到冰坝陡立、飞机投弹炸冰，好像少了点什么。人生就是这样，想要又怕，又爱又恨。民工们已经在悄悄地收拾行装，我无事可干就裹上一件老羊皮袄在堤上漫不经心地巡走，有时遥望对岸，对岸是鄂尔多斯高原，成吉思汗的发家之地。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上曾演绎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而我一出校门就投向黄河的怀抱里。

中国民间风俗：孩子满周岁时，在他面前摆上各种小件物品，看他去抓什么，以此来卜测孩子将来的作为，名为“抓周”。《红楼梦》里贾宝玉抓到的是女孩儿用的钗环脂粉，贾政因此心中不悦，说这孩子将来必无所成。现代也有类似的新说：小儿断奶后吃的第一口菜是什么味道，就决定了他一生的饮食习惯。我出校门后正式受命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黄河上带工，这也是一种“抓周”，而且十分灵——果然，从此我的后半生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黄河。几十年的记者生涯，我上起青海黄河源头，下到山东黄河的出海口，不知走了多少遍，采写了多少文字，至今还有一篇《壶口瀑布》在中学课本里。这是黄河发给我的最高奖。

一天，当我照例巡河时，发现靠岸边的河冰已经悄悄消融，退出一条灰色的曲线，宽阔的河滩上也渗出一片一片的湿地。枯黄的草滩隐约间有了一层茸茸的绿意。用手扒开去看，枯叶下边已露出羞涩的草芽。风吹在脸上也不那么硬了，太阳愈发地温暖，晒得人身上痒痒的。再看远处的河面，亮晶晶的冰床上撑开了纵横的裂缝，而中心的主河道上已有小的冰块在浮动。又过了几天，当我迎着早晨的太阳爬上河堤时，突然发现满河都是大大小小的浮冰，浩浩荡荡，从天际涌来，犹如一支出海的舰队。阳光从云缝里射下来，银光闪闪，冰块互相撞击着，发出隆隆的响声，碎冰和着白色的浪花炸开在黄色的水面上，开河了！一架值勤的飞机正压低高度，轻轻地掠过河面。

不知何时，河滩上跑来了一群马儿，有红有白，四蹄翻腾，仰天长鸣，如徐悲鸿笔下的奔马。在农机还不普及的时代，同为耕畜，南方用水牛，中原多黄牛，而河套地区则基本用马。那马儿不干活时一律褪去笼头，放开缰绳，天高地阔，任它去吃草追风。

尤其冬春之际，地里还没有什么农活，更是无拘无束。眼前这群撒欢的骏马，有的仰起脖子甩动着鬃毛，有的低头去饮黄河水，有的悠闲地亲吻着湿软的土地，啃食着刚刚出土的草芽。忽然它们又会莫名地激动起来，在河滩上掀起一阵旋风，仿佛在放飞郁闷了一冬的心情，蹄声叩响大地如节日的鼓点。我一时被眼前的情景所感染，心底暗暗涌出一首小诗：

河边马

俯饮千里水，仰嘶万里云。

鬃红风吹火，蹄轻翻细尘。

时间过去半个世纪，我还清楚地记着这首小诗。那是我第一次感知春的味道，也是我会写字以来写的第一首古体诗。

我激动得甩掉老羊皮袄，双手掬起一捧黄河水泼在自己脸上，一丝丝的凉意，一阵阵的温馨。开河了，新一年的春天来到了，我也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明天将要正式到县里去上班。

我此生只打过一次猎，打黄羊。按现在的说法，黄羊为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是不能打的。但那是什么年代？一九七二年。我国直到一九八六年才有了第一部野生动物保护法。那时正处于物资匮乏的特殊时期，不要说保护野生动物，连人的最基本生活状态都很难维持。每人每月二十八斤口粮、三两油，没有任何肉食供应。这三两油放到现在，还不够炸一根油条。“打猎”这个行为，现在主要是作为一种高档的游乐，要申请特别的指标，经过一系列的批准手续。而在那时，其实就是去找一口能填肚子的东西。

一九七二年我的第一个孩子降生。孩子母亲缺奶，因为大人除了一份口粮，也没有任何额外营养。“奶粉”这个词，我是多年以后才听说的。当时我在《内蒙古日报》驻巴彦淖尔盟记者站，一共三个人，三个民族，典型的民族团结小集体：站长包音乌力吉，蒙古族；还有一个叫恩和，达斡尔族；我，汉族，最小，才二十多岁，又是从城里来的外地人，干什么都一副怯生生的拘谨之态。他们俩四十多岁，又都是本地人，各方面都游刃有余。老包看见我窘迫的样子就说：“小梁，我们去打一只黄羊，好给你媳妇下奶。”

当时靠近国境线新成立了一个潮格旗（县）。野生动物无国界，那里常有大群的黄羊来回游走。我们决定去碰一下运气。一个冬日的晚上，我们宿在离边境不远的蒙古包里。地上放着一个用汽油桶改装的火炉，里面烧着牛粪。我原以为干牛粪松松软软的，如草一样一烧即过，没想到它竟如炭块一样，直烧得炉火纯青，连炉筒都烧红了。虽然是出于生活窘迫前来打猎，但我这时却起了玩心。我看看蒙古包的穹顶，摸摸身下的毛毡，又仔细打量那菱形的支撑蒙古包四壁的红色栅杆，这是蒙古包的脊梁，如折扇之骨，可随时折叠迁移，所以又叫“围扇”，蒙古语叫“哈那”。我平常在农区采访都是睡土炕，今天睡在蒙古包里，十分新鲜。

我一个在北京学档案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本该去故宫或中央档案馆工作，今天却睡在蒙古草原上。人生如一片树叶，命运就是潮水，自己不知将往何处去。我想当年苏武牧羊、文天祥被俘，在塞外住的也一定是这种毡包。秦时明月汉时关，两千年不变的“穹庐”。这时外面正下着小雪，雪片从庐顶的透气孔落进来，瞬间消融，而炉火只管“嗡嗡”地烧着，倒有一种“晚来天欲雪”“红泥小火炉”的诗意。老包用蒙古语与当地的朋友聊得正欢，我却急着想赶快出猎。他说不急，等雪再落得厚一点。

等到后半夜，我们带上一个当地小伙子巴特尔（蒙古语“英雄”之意），连同司机四个人开了一辆北京吉普，带了一条半自动步枪，出发了。无边的草原，在夜色中像一个看不透的深渊。车灯前，只有纷纷扬扬的雪花，而光带两侧就是铁壁般的黑幕。车轮滚滚，我们像掉进了一个黑洞。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突然担心地问：“不会跑出国境线吧？”司机半开玩笑地说：“索性，咱们就偷偷地出国遛他一趟。”因为国境线的两边都是平坦的草原，并无明显的地标，双方的人常有误出误入的情况。好在两国的关系还好，对方的骆驼、牛、马等大牲口走失时也会归还。

我们在黑暗中飞奔着，司机突然轻轻地喊道：“有了！”只见车灯的光束网住了一只飞跑的家伙。灯光中片片的雪花舞动着，又给它打上了一层网纹，忽隐忽现，确是一只黄羊。司机猛踩一脚油门追了上去，这东西很傻，只知拼命地往前跑，其实它只要左右一闪就坠入黑暗，我们的车灯就很难搜到它了。但它就是顺着光线一根筋地往前跑，倒像是我们给它照明，它给我们引路。原来它怕黑暗，只敢在车灯光里面走。奇怪，一个夜行动物，旷野独行不怕黑，而遇到一片光明后就再也回不到从前。

草原并不像公路那样平坦，时有土包、草根，所以车子颠簸，开不快。那只黄羊倒是蹦跳自如，像箭一样穿射。这时就看出车轮与四条腿各有优劣了。但是黄羊终归是要输给人的。它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不敢跃入黑暗，因此就被车灯锁定；二是它跑得再快，总有力气用尽的时候。而我们的车子是烧油的，只要油箱不干就不愁追不上它。于是就这样在黑暗中不紧不慢地跟着，距离逐渐缩短。直到只剩下几十米时，坐在第一排的老包从卸掉帆布风挡的右车窗伸出枪去“叭、叭”两声，黄羊应声扑地。

我们欢呼着跳下车，这个大家伙估计有六十多斤，三个人七手八脚抬着扔到后备厢。我一下来了劲儿，要求也坐到前排去。老包在车灯的光线里，隔着雪花，一个漂亮的动作顺手把枪扔向我，说：“试试你的运气。”话音未落，枪已飞过来，我顺势接住。这车灯就像舞台上的一束聚光灯，正照着我们上山打虎的一幕。我也觉得自己成了杨子荣，顿生豪情，坐到前排“啪”的一声拉上车门，把枪伸到窗外，说一声“：开车！”

车子在急急地跑，雪在慢慢地落，这个世界好安静，我们是来打猎的吗？人很有意思，常会因为某一种逻辑而推出另一种结果。最开始本是因为孩子无奶吃，想法子要给母亲补补身子，城里无肉可买，就想到来草原打黄羊，又因为赶上了下雪，所以就看到了这美丽的夜色，灯光、飞雪、黄羊。就是专门的舞美设计、精心导演的电影也没有这种效果呀。现在我们都成了剧中人，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有一种异样的神秘。什么苏东坡的“左牵黄，右擎苍”, “千骑卷平冈”，哪如今天我们这沉沉夜，雪茫茫，铁骑追黄羊？我正美滋滋地狂想着，随着路面的不平，车灯左右一晃，又网住了一只。比刚才的那只略微小一点，跑得更快，只是亦不敢跃入黑暗，这就注定了它难逃枪口的命运。

约跟行了二十多分钟，距离已经缩得很近。我一扣扳机，黄羊立马翻身倒地，一丝不动。停车，我慢慢靠近，这家伙却突然跃起身，挺着两只角向我冲过来。但它的腿已受伤，虽然气势很猛，还没走两步便又倒地。我一时没有了主意，明知它是食草动物，不会咬人，还是不敢靠近它。又明知我现在的身份是猎人，它是猎物，应置它于死地，但刚才是在远处开枪，就如同面对一个靶子，手指移动之间还没有多少心理压力，这时是在汽车的聚光灯下看着它棕黄色的漂亮皮毛和那流线型的腰身，特别是在车灯中反射着光芒的那双大眼睛，我一时手足无措，倒像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面对一个无言的大人。

我冷静了一下，努力战胜自己的自责心理。我给自己解释，家里养的羊不是也照样要杀着吃吗？我鼓起勇气扑上去，想按住它的身子。但它一甩头又换了一个姿势，拿眼睛瞪着我。这时坐在车后排的巴特尔走了下来。他可能是看见我实在窝囊，便两步抢到黄羊的正对面，双手抓住两只长长的羊角，然后发力一拧，整个羊头被转了一百八十度。稍停片刻，黄羊蹬蹬脚，便再不动了。这类似我们在电视节目《动物世界》里常看到的狮虎捕鹿羊时的锁喉功。还不等黄羊完全停止抽动，巴特尔就从腰间拔出一把半尺多长的蒙古刀，对准黄羊腹部正中划了一个小口子，左手伸入腹内，只一把就把内脏掏了出来扔在地上。他顺手将刀上的血在黄羊皮毛上擦了两下，提起四脚，一把将黄羊摔到后备厢里，直看得我目瞪口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软弱，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本来不管打猎还是饲养牲畜都是人类获取食物求生存的一种方式。我这个刚出校门的学生真不具备这种生存本领，活该挨饿。只有老包、巴特尔他们才是草原的主人，是有自主生存能力的人。孟子说“君子远庖厨”，可是一千多年了，也从没有误了哪个君子吃肉，可见人性之矛盾、虚伪的一面。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怀抱着一只冻僵了的黄羊回到县城的家里，刚推开门，就“轰”的一声把它扔落在地。妻子吓了一跳，说：“这是什么？”我说：“救命的东西来了，孩子有奶吃了。”我们把它靠在灶台旁，一直过了两天才慢慢地化软。这回再也没有英雄巴特尔帮忙了，只好自己动手用一把尖刀，慢慢地剥了皮，剔骨取肉。然后用一个袋子挂起来冻在外面的房檐下。这是孩子母亲的专供，每天给她煮一碗肉汤。我尝了一口，并不好吃，肉很粗，味亦膻。但妻子为了下一代也得硬着头皮喝下去。这只黄羊帮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那几个月。

多少年后，我读到女作家毕淑敏的一篇文章：母亲怀她时正随军在新疆，本来条件就很艰苦，孕期反应又特别大，什么都吃不下。一次，偶然发现唯有鸽肉可食，正好当时军用粮库里常飞来大批的野鸽子，很容易捕捉。长大后母亲对她说，怀你的时候大约吃掉了上千只鸽子，而吃进去的米加起来也不过十几斤。

等到我儿子长大后我也常对他说，你能有今天还得感谢那只黄羊。

其实黄羊之功，何止于此？一九六〇年的困难时期，内蒙古草原上的黄羊动辄一群数百上千头，在天边游荡，成了当地甚至北京地区的“救命粮”。前几年看到央视播的一部电视片，讲当时全国上下都处于饥饿的恐慌无奈之中，而紧张建设的核试验工程不能下马，将士们勒紧裤腰带在饥饿中苦斗。一次，主持军工的聂荣臻元帅招某位将军来汇报工作。将军敬礼毕，还未及落座，聂荣臻便盯着他容光焕发的脸严厉地问道：“人人都面有菜色，你怎么这样红光满面？是不是盗用了军粮！”对方连忙解释说，他们组织机关干部和战士到草原上打了一批黄羊，为大家补充了一点营养。聂荣臻元帅才半信半疑地让他坐下来说事儿。黄羊功大，大可救民度荒，小可救小儿无奶之急，真天之尤物也。

“挑水”也是一个淡出生活的词了，不但城市里早已使用自来水，现在乡村也都普及了饮水工程，一拧龙头，水就流到锅里。扁担和水桶也成了农耕文化博物馆中的收藏。

我之所以念念不忘挑水，是因为它刻骨铭心地记载了一段我初入社会的生活。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从六六届到七〇届，五个年级的学生都积压在校园里，史称“老五届”大学生。我是其中的六八届，年底才从北京毕业，被分配到内蒙古的临河县，先在村里劳动一年，就与担子结下了难解之缘。

先说一下这个劳动工具：“担子”，当地称为“担杖”。在我的印象里，其他地方都叫它“扁担”，扁而长。我的家乡是丘陵山区，多梯田，盛产麦子。麦子割倒后扎成捆，用一根铁皮尖头的扁担左右一插，担在肩上，挑回村里的场上碾轧脱粒。如果是挑水的扁担，则不用包铁皮尖头，而是平头带钩。那扁担的制作简直是一门艺术。先选一根笔直的一臂之粗的槐木，更讲究一点的人则不肯取大树上的旁枝，而要从地上蹿出的独苗，名“独蹿子”，纹路清晰，弹性更好，其意类似蒜里的独头蒜。

料选好后去皮，在烟火中煨烤使出汗，再阴干。这又类似古代的竹简制作，先将青竹烤出汗来，使其不变形，防虫蛀，才好刻字、书写，就是文天祥说的“留取丹心照汗青”之“汗青”。木料定型后，再刨成长条扁平状。这样处理过后木料更有柔韧性，挑担上路，两头重物上下弹动，再配合挑担人的步法，不用彩排，直接上台，就是最美的舞蹈。山里的路爬高、下坡、拐弯，全靠这纯熟的舞步与所挑之物的律动配合。如果走路累了，不用歇脚，只需将扁担在后脖颈上轻轻一捻，就实现了左右换肩，简直是在演杂技。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是家乡的温暖，更是生命中不可抹去的乡愁。而当我经历了大城市里的中学、大学生活，再到塞外农村时，见到所谓的扁担则是一根极不规整的柳木棍子，甚至皮都懒得褪，更不用说煨软、取直、出汗、修扁了，压在肩上硌得肉生疼。可见当地文化的落后和塞外生活的粗糙。肩上的这一根担杖让我水土不服，有一种身处异乡的孤独感。

在农村劳动一年后，我先被分配到县里工作，又调任省报驻当地记者，还是住在县城。虽不再下地劳动了，但过日子还是离不了担杖。当时县城还没有自来水，日常生活还得挑水。新盖的土坯宿舍旁配有一口手压水井，三口之家一天一担水足够吃用。

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未料之事。作为驻站记者少不了下乡，一年冬季正寒风凛冽，我接任务要到边境县去采访，前一天买好了长途公交车票，上午八点半发车。早晨七点钟起来，收拾行装，正要烧水下面，水桶里却没有水了。妻子就赶快把两个暖壶里的水全倒到锅里，我则急忙担杖上肩，到压水井上去挑水。走近井边，不想昨夜天气骤冷，手压铁柄与抽水井筒冻在了一起，比焊接的还牢，根本压不动。我的头“嗡”的一声炸了。一小时后我就要出远门，妻子带着一个两岁的孩子，母子俩没有水怎么过？

我让自己冷静下来，抬起头飞快地扫一眼这周边荒冷的郊野。不远处有一个村庄，村口有一眼水井。河套地区水位高，井水浅，伸下担子就能提上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心里闪过一线希望，飞快地向井边跑去。当我脱下担钩准备下桶，顿时傻了！原来天气太冷，众人打水，滴水成冰，井口越冻越小，已经伸不进一只水桶。这回可是陷入了灭顶之灾。扶着这根没有出过“汗”的柳木担杖，我头上却冒出涔涔的冷汗，天都要塌了。我摇摇晃晃地挑着一担空桶跑回家里，见一碗热腾腾的挂面正摆在灶台上，上面还卧着一颗鸡蛋，就更羞愧难当。

我将一对空桶摘下，把那根丧气的柳木棍子狠狠地摔在门外的台阶上。妻子连问：“怎么了？”怀里抱着的孩子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我说：“今天老天爷与人过不去，偏偏这个节骨眼上，两口水井都冻实了，一个压不出水，一个下不去桶！”妻子也倒抽了一口凉气。她在一所中学教书，现在上课铃声都快响了，仅有的两暖壶水都已用光，今天不要说吃早饭，连喝口水都不可能了。她把孩子送到邻居家，回来看见那碗面还在灶台上，就端起送到我面前说：“班车也快到了，快吃两口出门吧。”她说着，又急着去找她的课本、教案，一股脑儿塞进书包里。我接过饭碗，只挑了一筷子，两颗泪就滚过了腮帮。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是没有被生活逼到墙角里。

我哪里还能咽得下这口饭？看了一眼手表，抓过书包就往车站跑。老远就看见一辆老爷车正在靠站，我连喊带跑，跌跌撞撞地上了车，找个位子坐下。车开了，刺骨的寒风从窗缝里钻了进来，我能感觉到脸上的泪水冰凉，赶快转过身去怕人看见。想着家里已经没有一滴水，妻子中午回来怎么做饭？估计那一碗剩面条就是她们母子今天的午饭。她还得一手抱着孩子到井上去压一桶水，但是如果阳光不给力，到中午压井还不能解冻呢？我不敢接着往下想。都说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柱子一松，家就要塌的。

我看着车窗外，黄的天、黄的田野、黄的泥房子，北风呼呼地刮。汽车像一头老牛，喘着粗气，顶着黄风往前跑。我心里乱糟糟的，天地一片混沌。

一周后我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口大水缸，换了一只大水桶，又把那根该死的柳木棍子摔断，填到了火炉里。槐木——我的乡愁之木，这里是找不到的。我在附近工地上找到一根榆木棍，请木工刨平，又用砂纸精心打磨，两头装上绳索铁钩。我在努力追寻小时候那种家的温暖，而我现在已经独立成家，为夫为父，只好尽力苦中作乐，装点一下这苦涩的生活。

一个月后我回太原探亲，顺便联系工作调动。临走前最重要的事就是挑满水缸。这个新水缸足足装下了七担水，直到一周后我探亲回来，缸里的水还没有吃完，母子俩未受一日之渴。

年底我调回了太原。在省会城市当然不用再挑水吃了。但曾经共患难的两只大水桶我舍不得丢，搬家时带了回来，其中一只用来提煤，当时城里还没有通煤气，每天烧火用的煤要从楼下提到楼上，运水之桶变成了火神的摇篮；另一只桶反扣于地，上面铺上一块三合板，就成了全家的小饭桌。这两只桶与我厮守了十多年，直到我转了一个圈又调回北京城。

疾风知劲草，霜后枫叶红。在北京工作的那几年里，周围许多重要岗位上都是当年的“老五届”大学生。大家虽不是同校，但是同根，同是在基层摸爬滚打过来的人，见面自带三分亲。我工作的国家新闻出版署，每年开一次各省出版局局长会，这几乎成了我们“老五届”的“黄埔同学会”。白天议工作，晚上忆旧情。一次我说到当年的挑水之事，河北的张局长立即正襟而坐，也讲了他吃水难的一段往事。他亦是响应号召在北京毕业后去支边的，比我走得还远，一直到了新疆。

他刚结婚，小两口被安排在一个回民村劳动，环境之苦且不说，没想到在最普通的吃水小事上碰到了一个大难题。因为民族风俗之别，他不能用村里近在咫尺的水井。夏天吃水，要用毛驴车到五里外的水库上去拉；冬天就更麻烦了，要到水库里凿冰，拉回来化水。那时妻子已有身孕，他一个人赶车来到水库，先将毛驴车停在库外的大坝下，再翻过大坝下到库面去凿冰。坝坡很陡，返回时抱着一块大冰往上爬，经常滑倒，连人带冰又滚回冰面。呼天不应，四野无人，空旷的天地间一个男子汉也不知几回偷偷抹眼泪。赶车回到家里还得强装轻松，说什么“今天凿到了最好的冰”。天苍苍，野茫茫，相濡以沫唯有两个天涯沦落人。都说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其实一滴水里也浓缩着一个时代和一个人的影子。后来，老张退休后回到上海，“老支边”终于赶上了末班车，享受到一点大都市里的夕阳红。

水是生命的第一需要，它普通得常常被人忘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个时代的口号，曾让我们热血沸腾。而当理想变为现实，口号已经成为过去，细思量，最难忘记的却是那些再平常不过的故事。

来源：齊魯青未了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