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播学者对媒介传达信息的意义、角色和影响一直有不同的看法。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认为媒介不仅在信息传达方面具有关键作用，还具有改变思维模式与互动结构的深层功能。另一种视角是“媒介即环境”，即媒介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构成人类生存的框架，形成了日常互动和文
传播学者对媒介传达信息的意义、角色和影响一直有不同的看法。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认为媒介不仅在信息传达方面具有关键作用，还具有改变思维模式与互动结构的深层功能。另一种视角是“媒介即环境”，即媒介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构成人类生存的框架，形成了日常互动和文化认同的环境。
翁贝托·埃科作为知名的媒体人和传播学者，对媒介及媒介阐释有着自己的理解，其结合符号学思想和大众传播理论，提出了媒介符号—阐释学和媒介批判理论，构成了独特的媒介阐释学路径。在《阐释的界限》中，埃科认为阐释学不仅是一种解读的技术，更是与文化、历史和读者经验相关的动态过程。他强调，文本意义并非单一或确定的，而是受解读者的背景、文化和主观能动性影响而生成的。这一观点突破了传统的单一解读模式，强调“文本与读者的互动”，从而使受众在解读中扮演了积极能动的角色。
塑造社会认知的新解读
“媒介阐释学”在理论上源于阐释学与传播学的交叉领域，尽管尚未确立为独立的学术分支，但一些学者已在此框架内分析媒介如何塑造社会意义。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和多模态传播的发展，“媒介阐释学”作为理解媒介符号系统的理论工具逐渐受到关注。
当下学术界的相关讨论如“数字阐释学”和“媒介生态学”，均在不同程度上关注媒介在现代生活中对意义生成的深层影响。在数字阐释学领域，研究者将阐释学拓展到数字环境中，分析数据、算法和社交媒体等新媒介如何引导个体和群体的理解过程。阿尔贝托·罗梅莱（Alberto Romele）指出，数字阐释学关注算法与大数据如何改变人类的解读路径，这一视角揭示了数字环境中信息生成的深层机制。此外，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学者提出的媒介公共领域概念认为，媒介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载体，还是公共意见的讨论和社会交往的场域，凸显了媒介在社会认知建构中的独特作用。
在媒介阐释学的相关讨论中，学者们普遍认同媒介作为符号系统在传递信息之外的意义生成能力。尤其在全球化与数字化背景下，学者们认为媒介不仅改变了沟通模式，还促使个人与社会对意义生成进行多元化解读。例如，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提出，受众对媒介内容的解读受到其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解码方式可以多样化。与此类似，学者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在《文本与读者》一书中指出，受众的解读总是依赖于其特定的视角和情境，这一观点为媒介阐释学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综合来看，媒介阐释学的核心作用在于提供理解媒介内容的多层次框架。通过强调受众的文化嵌入性和能动性，媒介阐释学揭示出媒介在社会意义建构中的关键角色。这一理论对媒介化社会的启示在于，随着信息多元化传播与受众个性化解读的加深，社会成员对媒介内容的理解变得更具批判性和多样性，这一发展推动了媒介生态的多元化与复杂性。
埃科的阐释学理论强调文本的开放性与多义性，即任何文本都是开放的，都具备多重可能的解读，即便是同一文本，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都可能被解读出迥然不同的信息和意义。埃科在《开放的作品》中指出，文本（尤其是媒介内容）具有开放性，解读者在接收信息时可以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形成不同的意义。这一观点与媒介阐释学的“多义性”和“文化嵌入性”观点相契合，强调媒介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文化符号的生成器。所以，很多学者把埃科视作为构建媒介阐释学理论的先行者。
现代数字媒介的
阐释学转向
数字媒介的复杂性体现在互动性、个性化和去中心化等新特征，这些特征显著影响了信息解读的方式。阿尔贝托·罗梅莱等学者在其《数字阐释学》一书中指出，数字媒介的互动性和即刻反馈机制使得用户可以同时扮演信息的接收者和生产者。这种互动性使得受众不再仅仅是被动的观众，而是能够参与信息内容的生成与传播，极大地扩展了意义生产的主体。与此同时，大数据和算法的个性化推荐加剧了“过滤气泡”现象，使得用户只能接收到符合其既有观念的信息，进一步推动了信息解读的偏向性和偏差性。
此外，数字媒介的去中心化特点打破了传统媒介对信息的垄断。去中心化使得信息可以在多个平台上快速传播，降低了信息来源的层级控制和垄断权力。阿尔贝托·罗梅莱等学者指出，去中心化的特性使数字媒介更具民主性，信息不再被少数媒介机构所垄断，而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等平台实现广泛传播。
上述数字媒介显露出的新特性为阐释学带来转变契机。阿诺德（Arnold）与费舍尔（Fischer）在探讨品牌传播中的阐释学时指出，媒介用户在实时互动中“创造性地调整意义”，从而生成个体化的阐释路径。例如，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分享和点赞行为不仅是信息的再传播，也是用户对内容的解读和反馈，这种即刻性反馈使得阐释行为更加动态化。而个性化推荐系统的出现则加剧了信息的自我强化效应，使得用户长期处于过滤气泡中，限制了其接触多元信息的机会。威尔森（Wilson）指出，由于数字媒介中的信息源复杂多样，受众在解读过程中需要具备更高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以便在多源信息中识别出可信内容。
数字媒介时代受众的积极能动性的极大张扬和埃科的主张如出一辙。埃科的阐释学理论推崇读者的能动性，即读者根据自身经验和文化知识参与到解读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意义，体现更多的个人色彩。文本生产完成之后，意义阐释和知识建构就是受众的事了。在这里，文本信息是开放的，受众的解读也是开放的，和受众自身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经验息息相关。
数字阐释学的新方向
在数字化浪潮下，媒介阐释学逐步向多模态和沉浸式阐释学发展。在多模态阐释学中，信息通过视觉、听觉、文本等多符号系统整合交互，使得受众在多层次解读中构建意义。威尔森指出，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的多模态特点要求用户整合文本、图像和音频信息，从而生成跨模态的理解。这种整合方式尤其适用于社交媒体与短视频环境，使受众能够在多模态信息中进行深层次的解读。
沉浸式媒介（如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带来了身临其境的阐释体验，使用户能够在情境中进行意义建构。齐泽克（Zizek）指出，虚拟现实技术将用户置于情境之中，受众在互动中产生“实时的意义生成”，从而强化信息的沉浸式体验。这种沉浸式媒介使得受众的情感性和感知性更强，推动了媒介阐释学在现代科技场景下的拓展。
埃科对媒介的未来既不是启示录派的悲观主义，也不是综合派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理性的发展主义。在埃科看来，未来是不确定的、开放的，符号阐释和文本信息也是开放的，数字时代传受信息的双方都是开放的，所以数字阐释学也许就是媒介阐释学的新方向，而埃科的阐释学理论也就内含于媒介阐释学和数字阐释学的新发展之中。
来源：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