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写在前面的话：余身在军旅数十年，结识的老战友、老部下不计其数，但有几个人几十年后还能记得，原因是我评价一个人不看他职位多高，手里有多少钱，而是着重他在文化上的建树，在专业上的成就，是否有奋进的人生姿态，所以我这个系列的总名称叫《落潮再看腿长短——我所结识的军旅
写在前面的话：余身在军旅数十年，结识的老战友、老部下不计其数，但有几个人几十年后还能记得，原因是我评价一个人不看他职位多高，手里有多少钱，而是着重他在文化上的建树，在专业上的成就，是否有奋进的人生姿态，所以我这个系列的总名称叫《落潮再看腿长短——我所结识的军旅作家》。我在兰州军区宣传部时的老部下张林就是其中之一。
兰州军区政治部办公大楼
六
1996年11月，张林一行回到兰州后，举办了大型的《西北边防行影展》，让军区部队和机关更加了解边防，关爱边防。同时，张林的《天界》完稿，电视片《西北边塞》接近完工，仿佛一切都很顺利。一天中午，身在编辑机房的张林接到通知，让他到部领导办公室。双方见面，一句废话没有，领导给他念了一道命令：调张林进军区创作室，改为文职，技术7级。
张林说：“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听到这个命令，头都大了，不知道上级为什么用这种方式调整我的去向？这个命令的打击力度非常大，以至于听到命令的当晚，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看着天黑又看着天亮，想不通作为当年被军区党委通令记三等功的师职干部，为什么落个这样的结局？事情明摆着，你所谓的事业、仕途和军旅生涯基本上画句号了。”
兰州军区门前的街道叫南昌路
不久，有战友告诉张林技术七级如果没有职称待遇是正团。总政规定管理干部改为文职干部时，要先评定职称后定级。张林到干部部查到了相关文件后非常生气，回家就写了申请退休的报告递了上去。
张林回忆说：“我一直认为，咱不会吹牛拍马，靠出苦力出成绩也能在部队干好，这个命令让我知道了，你不想跟人站队，不想趟混水搞内耗，就别想混好！”
有了政策依据，张林找部领导询问究竟是咋回事？部领导说，我不知道。你这种职务的干部是政治部领导管。张林怒道：我在宣传部十几年，就算是一堆垃圾，也要雇个清洁工把我清理掉吧，怎么说你不知道呢？部领导抖着那张命令说，这也是一种通知嘛。张林拂袖而去。
多年之后，张林回顾这次打击，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一是自己那种浅薄、单纯、理想化的人生观被摧毁，原以为靠能力靠本事照样可以升迁，现在终于领教了现实世界复杂性、严酷性，潜规则和暗能量，想超脱就别混官场。二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可以心无旁骛，做自己想做的事。三是由官员变成普通的打工者，被淘汰的挫折感、无人理会的失落感，让自己的精神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磨砺，对民间疾苦从俯视到平视到感同身受，世界观和方法论改变了，吞下的苦闷变成了坚韧。所以，回望这个对我来说突如其来，对他人来说是谋篇布局的命令，我甚至要感谢这次强制性的人生转向。”
1997年8月1日，是建军70周年庆典，服役25年、视军旅如归宿的张林告别了军营。内心的伤感只有自己知道，他谢绝了军区政治部领导让他去文工团当团长的安排，前往深圳三九集团试用。当时的三九集团是总后勤部的直属企业，张林是通过总后的朋友推荐去试工的。在那里，他一个人也不认识，前程未卜，心中惶恐，第一时间给几个战友打电话，求见面。
战友们都很热情，但都很忙，都说一定要见，但都没有来。
这时候，只有他在老山前线认识的“床友”、三句话都没说够的傅乐平颠颠地跑来了。傅乐平原先是47军宣传处干事，张林在老山采访时曾在他的床上睡过两晚。张林见到傅乐平，心里那份感激真是要满满地溢出来，握着他的手半天没松开。
身在老山前线时的傅乐平
三九集团安排张林当宣传部副部长，集团报副主编，接替的正是傅乐平的位置。张林在作家李部长领导下工作。李部长是全国知名作家，曾经写过多篇全国闻名的报告文学，特别是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先后登了几个整版的关于三九集团的报告文学，其中一篇叫《三九集团党旗红》，还有一篇是论述三九与其母体第一军医大学的矛盾应该如何处理的文章，影响力颇大，帮助三九集团与第一军医大学彻底脱钩。三九集团的老总赵新先非常感恩，称他是三九集团必须终生养老的人之一，让他当了三九的宣传部长、集团报总编，配了专车和司机。李部长说，我奋斗一生没得到的东西，赵总一天之内全给我了。
三九集团当时正值上升期，员工工资高，傲气，上下洋溢着自信和雄心，觉得只要亮出三九的牌子，天下没有办不成的事。张林一报到，就被派去了解企业兼并的情况，总结成功经验，写出报告文学或通讯发表在《三九集团报》上。
张林先后去了广东、江西、湖北、河南、黑龙江等地，写了十余篇关于三九搞企业兼并、让一些濒临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让失业工人重回岗位，让知识分子得到重用的长篇报道。文章的长度一般是一两万字，也有更长的。
张林到三九集团后，也曾想过下决心改掉清高孤傲的毛病，与领导搞好关系，心想拍马屁的话谁不会说呢，咱还能说得更艺术更高级呢。然而，张林很快就在现实世界里败下阵来。企业吹牛拍马之风更强更盛更热烈，有时候差不多就是谄媚表演，吹捧大赛。被捧的人乐呵呵地听，吹捧的人口沫横飞地捧。每逢见到这种场合，张林一句话也说不出，目瞪口呆地看人性弱点那可耻与无奈的一面。
张林承认，吹牛拍马是一种技术含量非常高的活计，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没有一套取悦对方的说话技巧，是不可能成功的。张林叹喟：“性格决定命运，我只能是我，我成不了别样的人。”
七
1997年3月，中央电视台的编导李鹰通过《西北边塞》，认识了张林，与三九集团商量，有偿借调张林三个月，参与《解放战争著名战役系列》的拍摄，负责淮海战役卷《中原虎啸天》（三集，每集45分钟）的拍摄。这次拍摄，张林等人寻访旧战场，采访了8位当年参战的将领，其中有4位是国民党的中将少将。这个系列因其纪实性、生动性受到观众的喜爱，在央视播出后反响很大。
1998年春，张林的《天界》荣获当年解放军新作品一等奖，电视专题片《西北边塞》在中央台一套播出，作词的歌曲《黑不溜秋的你》获奖并入选建国六十周年歌曲集，还有许多新闻报道稿件获奖。某日，接兰州军区宣传部通知，让张林回兰州一趟，说按规定要给他记三等功云云。
张林回到兰州，下决心一定要把退休的事办妥。张林找时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冬冬，讲了诉求，刘冬冬表示理解并同意。但在具体办理的过程中却磕磕绊绊。无奈之下，他第一次为自己的事送了礼。
张林办完退休手续回到三九集团，准备大干一番时，又一个意外出现了。1998年五一节那天，他正同战友傅乐平看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宣传部李部长打来电话，通知他被三九集团的赵总解聘了。张林问李部长：“前几天我在兰州时你不是还打电话说让我赶快办完手续，回深圳大干一番么？我手续已经办完了，这结局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你能不能给赵总解释一下？”李部长说：“这是赵总的意思，赵总就是咱们三九集团的毛主席，他发话了，你还需要解释什么？”
现在，让我们看看张林是怎么回忆的：——
这下子，刚在部队办完手续的我顿时成了无业游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瞬间脆断。我当时不懂企业解雇人还会再发三个月工资是规矩，因我的工资还在发，我还在为三九干活，自以为是公司把我留下了。结果过了“八一”，企业规定我三天内交出住房钥匙。我慌了，赶快联系三九集团一个当过兵的姓王的同事，他在三九家属院有一套公房，曾说过让我住在他那儿。我打通他的电话，他说你可以去住，不过我不在深圳，你去找我的司机吧。我心存感激，雇了一辆小货车，把我的东西装上，开到三九集团的家属院，找到了那位的司机。司机一反往常的笑脸相迎，拉下脸说，不好意思，我家属来队了，我现在住在那房子里。我说，王总答应过我，你看天也下雨了，要不我把东西先放到你哪儿？他坚决地说，那不行。没地方。我又打电话给三九电视中心的同事求助，他是我从兰州军区招来的，但他说正在开会出不来。
细雨濛濛中，我拉着半车行李站在三九南方药厂的大门口，四顾茫然，心中崩溃得无以复加。
——此时，电话铃响，是一位战友的亲戚、一直向我推销保险的小姑娘。我说，别烦我，我在雨里站着还没地方去呢。她问，为什么呢？你要上哪儿呀？我说，被人扫地出门了。小姑娘说，大哥你要不嫌弃，先在我租的房子里住几天吧，我这些天在宝安同事家里住。我的钥匙在房东手里，我打电话给他，你到后让他领你进去。
雨下大了，我只能如此了。
车开到城东一处城中村的农民房边上，为我搬行李的工人说：“先生，你给我买瓶可乐吧。”
我有点生气：“你要求还挺高！”
他说：“我一天没吃饭了，上不去楼。”
他这句话击中了我的心窝，原来同是天涯沦落人呀。我跑去为他买了面包、榨菜和可乐，让他垫个半饱。
城中村里拥挤着村民们的六七层小楼，一般情况下，一层是商铺，三层以上出租给打工者
——为了回报卖保险的小姑娘，我答应买她一份保险，并按天付房租。此后半个多月，我白天窝在屋里看报看书，饿了就打电话让楼下的小饭店送份快餐，晚上就在这个城中村里闲逛。一天说不上十句话。在这个年轻的移民城市里，43岁高龄的我，想找工作已经不容易。在我为数不多的来电中，总有47军的傅乐平。他带我去见了两个大企业的高管，隆重热烈地向他们推荐我，但可惜没有回应。不久，他又和战友董兵团一道，请深圳某区宣传部西安籍领导吃饭，竞争这个区电视台的台长。那个领导是个尾巴快翘上天的家伙，可惜我这人傻不拉叽，不会送也没钱送，结果可想而知。记得区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把我的文学作品和电视片退给我时叹道：“哎呀，太可惜啦！”不久，那个部长因醉酒开车被撞死了。我震惊之余明白，傲慢是一把杀人的刀。
深圳的城中村
——兰州我不愿回，深圳没人要，怎么办呢？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央视认识的编导小林打来电话，说他们组在深圳接的电视片烂尾了，问我愿不愿接，但费用很低，解说词一集一千五。我说小林，这活你一定帮我接上，一集一千我也干，我现在必须找个活干，不然我要得精神病了。
这个活是深圳电视台的，我第二天就搬到了电视台的招待所，成了剧组成员。
我接手的那个10集电视系列片是《使命——深圳改革开放二十年》，制片人是个漂亮干练又有些霸气的女编导，当过电视剧《大宅门》的制片人。开始她天天骂之前烂尾的那个剧组，说他们是一帮骗子。女编导的老公是个教授，当过国务院经济研究办公室的处长，他说，我觉得你没吃亏，他们走了好，你不是找到张林了吗？这可是个能给人民日报写社论的人！落魄的我听到这种赞美，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为了有更多的收入，以便在深圳落脚，我还在外面揽了两个电视片的拍摄和制作。为了节省编辑制作经费，我只能私下租用三九电教中心的机房，那是我一手创办的机房，设备都顺手，可是此时我成了外人，对方说，为了防备外人看见你，你晚上8点以后去编辑，早上6点以前离开。那些天，每天清晨我都会站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等很长时间的车，然后回到十几公里外的住处。无人的街区让我心中的充满了苍凉。
——我落魄的样子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军队转业干部》杂志的女编辑乔荔早先喜欢我的文章，多次约我写稿，她到深圳出差，不知从哪儿要到我的电话，要我去参加一个饭局。出席的人除了我和她，都是穿军装的。我吃完饭回到住处，夫人打来电话，说乔荔专门给她打电话，只说了一句话：“张林的状态太差了，你让他回家吧。”
夫人问我怎么办？我说，别的事都好办，唯一不能变的是我绝不再回兰州。我不会回到一个把我赶走的单位去让人看笑话。虽然迄今为止我在所有的人生节点上都失败了，但是，唯一能自我安慰的是，我没有向我不堪的那些事低头，我没有在内斗中选边站队，没有失守我的人生底线。此时如果我掉头回兰州，那就是彻底败了。纵然是一只被打断翅膀的鸟，我也向往飞翔，哪怕心中的梦想已经破碎成一地鸡毛。
——这时候的傅乐平的友情，成了我心理上的唯一安慰。我住深圳电视台的时候，每天除了吃饭，几乎都在写稿改稿或采访拍摄。因拍摄的企业，涉及二十个不同的行当，我搞得很苦。这时候，乐平还是一如既往地过来看我，叫我出去吃饭。吃饭无一例外是乐平埋单，可是我总是辜负他的好意，说是没时间，不能去。有一次，乐平在楼下打电话叫我，我居然没心没肺地说，不行呀，兄弟，事太多了，不能去。乐平说：“我车都开到你楼下了，吃完饭我送你回来！”可是我仍坚持不去。如此不近人情，搞得乐平很受伤。不过，我心里清楚，乐平这人，够朋友。
——后来我接手的那个系列片《使命——深圳改革开放二十年》在深圳台播出了，我甚至为这部片子写了片尾歌：二十年前我还不认识你，如今你出落的如此美丽……北京广院的老师给了好评，深圳相关部门的评价尚好，这让我重新找回了一点自信。
——我在深圳还有两个朋友，都姓黄。他们是战友安晓平的夫人黄汗青和内弟黄肃。黄汗青在深圳特区报当编辑，经常约我写稿子，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点用。我向她表示感谢，她说我要谢谢你，你的文章在报社评比时总能拿高分，还有一个版得了广东好新闻一等奖，对我评职称很有帮助。
黄汗青与安晓平
黄汗青是诚信之人，她为我申报了优秀通讯员，得了1500元的奖金，但因我离开了深圳，没有去领。数年后我见到她，她打开柜子拿出一个封着口的信封，里面是奖金和证书。黄肃转业前是二炮某旅的副旅长，喜欢我的文章，经常约我去聊天。因其父是武威炮校的领导，他从小生活在我们师驻地——甘肃武威新城大院里，所以我俩的共同语言比较多。黄肃是某城管部门负责人，他见我为工作的事发愁，就说，我给你选个热门地方，你买两间门面房，开两个小超市，雇几个人，一年只卖矿泉水最少也挣十几万。你坐在屋里安心写书就行了。
黄肃这个主意让愁眉不展的我哈哈大笑，“你看我是干这种事的人吗”？
他正色道，你相信我，绝对比你挣稿费强。
来源：云卜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