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观察》是在中华美国学会青年分会支持之下，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战略青年（CISS Youth）推出的专注于观察美国的栏目，既有围绕美国问题的基础研究，也有针对美国问题的深度思考。投稿要求和联系方式详见：《美国观察》长期征稿启事。
编者按：《美国观察》是在中华美国学会青年分会支持之下，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战略青年（CISS Youth）推出的专注于观察美国的栏目，既有围绕美国问题的基础研究，也有针对美国问题的深度思考。投稿要求和联系方式详见：《美国观察》长期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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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周馨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
2017年，特朗普在入主白宫后立即展开对华贸易战，而2025年特朗普再次执政带来了新变化：除了对中国继续施加关税外，特朗普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推动激进的贸易攻势，指望通过实施“美国优先”战略，实现经济复苏、政治稳定和社会繁荣以及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作为特朗普2.0时期出台的重大举措，关税政策深刻体现其经济政策持续性与连贯性。为何特朗普如此执着于关税政策？在更趋复杂的国际背景下，理解特朗普关税政策背后的深层逻辑，对深入了解美国内部政治经济社会变化，处理与美国经贸关系，以及评估其对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特朗普最新关税实施清单
北京时间4月3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发表演讲，表示对所有美国贸易伙伴征收10%的基准关税，并对包括中国、欧洲和日本在内的约60个国家征收更高的“对等关税”。10%的基准关税于4月4日生效，“对等关税”4月9日生效。特朗普还宣布对所有外国制造的汽车征收25%的关税，该税率于4月3日生效。特朗普在发布会上展示了一张关税图表（如下图），并指出几十个国家将因贸易不平衡问题而遭遇更高税率。
资料来源：White House
（注：蓝色数据是美国调查得出的各国对美国商品实际税率，黄色数据是美国对这些国家加征的“打折”的关税。）
特朗普最新关税政策重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一）基准关税税率
首先是全球统一基准税率，对除加拿大、墨西哥外的所有国家进口商品统一征收10%基础关税，自2025年4月5日生效。其次是对特殊行业高关税：针对汽车及零部件，对所有外国产汽车、卡车及零部件加征25%关税，汽车关税自4月3日生效，零部件关税延至5月3日。以及针对摩托车单独征收2.4%关税。
（二）对等关税（差异化附加税率）
对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定制化的“对等关税”。即针对贸易逆差较大或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国家或地区加征附加税，税率为其对美贸易壁垒的50%。特朗普政府采用的是如下计算公式：（
）/2 （（
）/2），通过这种计算方式，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施加不同关税税率，比如柬埔寨、越南将分别面临49%和46%的关税税率，欧盟、日本、马来西亚、韩国、印度、瑞士、印度尼西亚、中国、泰国等将面临20%至36%的关税税率。
（三）平均关税基础上的精细关税
对于美国想继续发展的产业，在基准关税和对等关税基础上，进一步叠加产业关税。如对钢铁或铝制品，在基础税率25%上叠加新关税，总税率达35%。但对金铜及钢铝制品以及美国无法获得的能源和部分其他矿产则不受“对等关税”约束。对中国产新能源汽车叠加反补贴税后税率达54%（基准10%+附加34%+反补贴10%）等。
由此可见，特朗普最新关税政策呈现 “三层叠加体系”：通过基准税率建立统一威慑框架，通过差异化附加税针对特定国家精准施压以及通过特定产业的加征与豁免保留弹性操作空间。这一政策体系背后，映射多维逻辑透视与多重战略考量。
特朗普关税政策多维逻辑解读
（一）历史逻辑—保护主义基因
美国高关税贸易保护主义思想的形成有其浓厚的保护主义基因底色，与美国从殖民地开始不断崛起的道路密切相关。
首先，贸易保护主义以孤立主义为背景。孤立主义立足于美国特殊国情与地缘战略格局，最初主要是为避免卷入欧洲事务，专注国内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美国经济政策逐渐倾向于以内需为主导，庞大的国土面积和不断增长的人口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巨大的内需市场，西进运动也进一步拓展国内市场，促进商品流通和工业品销售。[1] 为保护国内新兴工业，美国对外实行高关税政策限制外国商品进入，以免受国际竞争冲击，同时不断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1816年关税法案（Tariff Act of 1816）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贸易保护主义立法，标志着美国正式进入贸易保护阶段。该法案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提高关税来保护国内新兴产业，减少外国商品的竞争冲击。内容包括对国内有足够供应的工业产品征收高关税，保护棉纺、毛纺等特定产业等。[2]
其次，美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工业化道路受益于贸易保护和国内发展。与英国依赖海外市场扩张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不同，美国走出一条以庞大国内市场、资源禀赋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内需驱动型发展道路。制造业是工业化的基础与核心，对美国工业化道路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建国初期在欧洲列强环伺中谋求生存，农业立国路径并不能够抵御外部干涉与竞争。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认为必须重视工业发展才能使美国不断强大，认为制造业可以生成更高效的生产工具，从而扩大市场需求，促进技术创新，是美国独立和发展的基础。他在1791年发表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系统阐述利用关税“保护幼稚产业”( Protection to Young Industries) 的思想，提出并且推行了可以称之为“师英长策以制英”的发展战略，其工商立国战略构想对美国政策演变产生了方向性影响，认为美国应大力发展处于劣势的工业制造业，因而主张实行高关税政策来保护国内刚起步的制造业。
首任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虽然最初倡导以农业立国，主张实行低关税政策。1806年“切萨比克号”事件后，美国实施的禁运政策虽初衷未达，却意外推动了国内制造业蓬勃发展，这为杰斐逊后续关税政策的调整与转向奠定了坚实基础，开启美国经济政策新篇章。到南北战争前夕，美国已经大体拥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3] 此外，美国在第一次全球自由贸易浪潮中，通过实施高关税政策，成功保护国内农业和制造业，使其成为西方世界保护主义的坚固“堡垒”，并借此快速崛起，在20世纪成功超越英国。
由此可见，美国初期工业体系的发展以及随后的崛起，极大程度上得益于关税保护与国内发展。保护主义成为美国深刻的基因底色和独特的国家记忆，这种国家记忆对美国后辈政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特朗普一系列关税举措也都有鲜明的孤立保护色彩。
（二）霸权思维——经济霸权奠基
经济霸权是全球霸权的坚实物质根基，强大的经济实力赋予一国在政治、军事、科技等诸多关键领域更强大的辐射力与拓展力，使其能够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深远影响力。美国为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离不开特殊经济地位支持。但美国长期以来存在巨额贸易逆差，近年来规模不断持续扩大，2023年9月至2025年1月，美国贸易逆差从615亿美元攀升至1314亿美元，增幅超113%，尤其2025年1月逆差同比对比2024年1月的674亿增长近95%。 2024年全年逆差总额9184亿美元，较2023年增加1335亿美元。以下是美国2023年1月至2025年1月贸易赤字变化情况以及截止2025年1月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分布图：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BEA）
2025年1月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分布图（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特朗普看来，这是不公平贸易行为的直接后果，他尤其认为中国通过倾销、补贴、强制技术转让等削弱美国制造业竞争力，而关税能作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通过提高进口关税，增加进口商品成本，美国巩固经济霸权的第一步是减少进口量从而缩小贸易逆差，通过不断缩小逆差，增加顺差而增强美元信用。
顺差的增加能够增加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是国家经济稳定的重要工具。由于汇率的波动会带来额外风险，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会使本国货币汇率更加稳定，可以增加国际市场对本国货币的信心使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更具吸引力。货币霸权是经济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在全球体系中不断流动和再分配，不仅使美国金融市场能够以较低成本筹集资金，其流动性也吸引广泛的外国投资，由此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一机制持续性依赖其霸权地位和强大的美元信用体系。[4] 特朗普意在先通过不断减少贸易逆差获得更多经济利益进而巩固全球霸权。
（三）本土主义——国内利益考量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承载着三重国内战略意图：其一，通过保护主义政策稳固“铁锈地带”等传统制造业区选民基本盘；其二，以关税保护工人利益，重塑“美国制造”竞争优势；其三，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构筑技术主权屏障，同时将国家安全与非法移民等议题相联系。
首先，特朗普意在通过关税政策兑现选举承诺，稳固选民基本盘并为未来累积政治资本。美国政治地理特征由经济区位决定，经济区位与各州经济利益紧密相关，这导致关税政策会直接影响国内选民区经济利益。美国政治版图的经济区位特性形成“关税敏感度差异指数”——五大湖区的钢铁关税、艾奥瓦州的农产品反补贴、得克萨斯州的能源设备壁垒，皆以产业地理为标尺定向调节关键选区的损益分配，最终实现“关税保护带”与“选民联盟带”的战略重叠。特朗普早在竞选宣言中承诺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尤其针对摇摆州经济复苏需求。比如意在通过关税政策迎合中西部“铁锈地带”（Rust Belt）传统产业工人和蓝领工人，兑现其“保护美国就业”的选举承诺，使其支持群体受益于关税保护政策从而锁定关键票仓以巩固政治基础。2024年，特朗普成为三十多年来首个两度攻克“蓝墙”的共和党总统，在成功当选之后，第一要务不仅在于尽快兑现承诺以巩固选民支持，也在于为之后累积政治资本。[5]
其次，特朗普关税保护主义旨在保护工人利益并促进制造业回流。近年来美国不断将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外包，集中发展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业，造成国内实体产业逐渐空心化。产业空心化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外流，新一届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是特朗普第一届政府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的副手，其贸易政策也基本贯彻莱特希泽的贸易政策主张。莱特希泽认为制造业是国家繁荣基础，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传统制造业遭受大规模冲击，导致产业空心化和保护国内产业。在其著作No Trade is Free: Changing Course,Taking on China, and Helping America’s Workers中，莱特希泽在第二章中指出制造业对美国的重要性，从制造业对创新的动力作用，对就业岗位的增加，减少贸易逆差，对环境可持续贡献，对普通工人和高中毕业生等获得自尊和自豪感对国家长期经济能力的提升等方面进行充分解释。同时制造业的发展对于间接提升国家军事国防能力至关重要，即减少对外依赖，依靠以国内本土制造业为基础的坚实且完整的工业链对国家长久生存及发展能力密切相关。[6] 万斯在3月18日的活力峰会演讲中聚焦美国制造业重要性进行了阐述，从人们陷入“信息茧房”的设计与制造分离逻辑，制造业对美国创新发展的重要性，外包对美国创新优势的侵蚀，以及提出“赋予劳动尊严”等观点再一次强调了制造业回归美国的重要性[7]。总之，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本质上是一套精密的选举政治算法：通过关税杠杆构建“政策承诺—产业保护—选民回馈”的政治回报体系，精准锚定摇摆州经济地理格局。
此外，美国将半导体供应链安全纳入“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框架，通过关税和出口管制试图切断中国获取先进芯片的渠道，旨在进一步削弱中国高端制造与军事现代化能力（如高超音速武器研发）。[8] 除了在半导体领域，特朗普还将关税与国家安全问题联系起来。认为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问题严重威胁到了美国国家安全。他声称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毒品，尤其是芬太尼通过非法途径流入美国，贸易伙伴未能有效管控边境，导致美国面临严重的非法移民和毒品危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表示，2023年10月至2024年7月期间，美国北部边境哨所共遇到19498名非法移民，美加边境接触到的非法移民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前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基思·科辛（Keith Cozine）表示，北部边境的数字“相当于过去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总和”。2024年前五个月，CBP探员在美墨边境遇到了90多万名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关于毒品流入，墨西哥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毒品供应地，其中96%的大麻、64%的可卡因和58%的海洛因，以及大多数冰毒来自墨西哥。墨西哥毒贩手中的武器90%来自美国，每年从美国流入墨西哥的枪支高达2000支。2023年在美墨边境查获的芬太尼达10吨。[9]
总体来说，加拿大非法移民数量持续攀升，墨西哥非法移民及毒品流入问题愈发严重，均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构成了重大威胁。特朗普认为美国贸易伙伴应对美国边境安全问题负责。因此他试图将关税作为杠杆，迫使其他国家配合美国边境安全政策。特朗普在演讲中援引非法移民犯罪的《莱肯·莱利案》（Laken Riley Act），强调国会需要立即通过“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驱逐计划”，以应对严峻的非法移民犯罪问题。[10]
（四）商人思维——国际博弈手段
特朗普关税举措还旨在将其作为国际谈判手段，以推动其他国家在特定领域采取让步或妥协。特朗普曾公开表示，关税是“创收密码”，通过增加关税，美国政府可以增加数万亿美元收入。同时，这一手段也被视为对外“武器”，美国可以随时通过关税问题对他国进行施压。随着新一轮关税政策推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透露，已有超过75个国家致电美国寻求谈判，特朗普本人也表示，如果其他国家愿意作出让步，美国可能会降低关税。
加征税率的差异化设计使得特朗普政府可以根据谈判进程灵活调整税率，比如对愿意妥协的国家降低关税，而对强硬的国家威胁再加征关税，将经贸手段不断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当前特朗普关税政策已引发多国采取不同策略应对，印度表示愿意与美国进行贸易协议谈判以争取关税豁免，提出降低对美国商品进口关税，增加对美国农产品和能源采购。越南迅速调整战略并与美国沟通，提议对美商品实施零关税，希望美国降低对越南商品的关税税率。而中国则予以坚决反击，针对自10日起美国政府宣布中国所有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累计税率达到145%（包括125%的对等关税和20%的芬太尼关税），以及最高对华关税可达245%（主要针对注射器和针头等特定商品）。中国政府已打出一系列“组合拳”予以回击，宣布自 12 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由 84% 提高至 125%，并将12家涉及军工、通信技术的美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6家参与对台军售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包括美国光子公司，BRINC无人机公司等。中国早在之前就向WTO提交抗议，指责美国“滥用关税威胁全球贸易稳定。观望派国家如澳大利亚、乌克兰等国暂以外交抗议为主。[11] 由此可见特朗普将关税作为国际谈判筹码和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些国家的让步与妥协，但总体仍存在诸多内外部阻力和挑战。
特朗普2.0关税政策影响分析
在体系层次，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无差别、多领域加征关税的做法势必冲击现有全球关税与贸易体系，对全球贸易秩序产生的负面影响较难估量。多边贸易机制的破坏会削弱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贸易壁垒也可能进一步激化贸易摩擦，从而抑制投资与消费，阻碍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速。这种对抗也会逐渐从单个领域扩展到多个领域，加剧全球范围内的对抗与撕裂风险。对WTO等国际贸易组织而言，将进一步削弱国际贸易安排框架的有效性，使全球贸易不断从“基于规则”转向“基于权力”。
在国家层次，加拿大与墨西哥一直是美重要贸易伙伴，三国在汽车，能源等行业产业链相互依存。美国加征关税不仅会影响整个产业链的发展，也会使其商品降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加拿大则遭受了近一百年来最大的贸易冲击，如果关税政策长期实施，GDP可能陷入危机降至零，对加国内消费者，制造业等都会受到相当程度损失。对于墨西哥而言，美国是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美对墨频繁且不断升级的关税举措，会使墨西哥的制造业、农业等诸多领域都将遭受沉重打击，经济发展也会面临严峻挑战。[12] 相比之下，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具备强大的供应链韧性，并已广泛开拓国际市场，很难对美提出的要求妥协。在历经2018年贸易冲击之后，中方已具备充分的经验与应对能力。美国若凭借对加拿大、墨西哥、中国等国家施加关税威胁以期获取让步与妥协，这种单边主义策略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
首先，其一系列关税举措已经引发了多国反制：自4月12日起，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由84%提升至125%，覆盖工业品、农产品等领域，直接冲击美国对华年出口额的80%以上，针对钐、钆、铽等7类中重稀土实施出口限制，指向美国军工、新能源等关键产业（超1000个武器系统依赖中国稀土供应), 并将美国光子公司等12家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禁止向其出口两用物项；另将6家涉及军工技术的美国企业（如Shield AI、Sierra Nevada）纳入不可靠实体清单，限制其在华投资与贸易活动等。[13] 加拿大政府早在之前就宣布，对总计298亿加元（约合201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25%的反制关税。这些商品包括钢铁、铝产品、电脑、运动器材等。[14] 其他受到冲击的国家也都相应出台反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特朗普所期望的政策目标进程受阻。
其次，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产业链深度融合，已形成高度相互依赖的经济共生关系。特朗普政府若未能充分考虑长远效益，一味通过加征关税等手段试图获取短期利益，不仅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反而可能对自身经济利益造成损害。这种短视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最终可能使美国自身陷入由其关税政策引发的负面经济循环之中。
最后，对美国自身而言，关税政策未必能实现预期效益，美国国内不仅出现了此起彼伏的抗议浪潮，在国际上也引来了多方势力“围攻”。在此情况下，“美国优先”下的制造业回流，创造就业，巩固经济霸权，巩固选民票仓等目标或可无法实现，理由如下：
第一，制造业回归需要大规模更新基础设施，改造需要巨额投资，且耗时较长。而美国长期以来将大量资源用于对外战争，近几年来更甚，因此并不具备一定的财力和建设效率。而且美国产业结构早已脱离制造业，若要推动制造业回归，必须进行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而在资本主义政治主导之下，不符合增值规律的变化很难实现这一目标。[15] 不仅如此，当前美国制造业大量依赖进口工业的中间品而非制成品，关税将推高美国国内的生产成本，损害其国际竞争力。
第二，美国国内消费者均对关税政策持反对态度，若一系列政策没有发挥竞选承诺应有的作用，必将招致更大的反对浪潮，从而动摇选民基础并影响连任。加之本届美国政府内部分歧理念存在较大差异，政策执行凌乱无序，都将极大削弱政策的可信度与可操作性。
第三，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无差别攻击的关税政策损害了与盟友关系，不断逐渐减少对美依赖，对美信任度降低。若贸易战升级，可能加速“去美元化”与区域供应链重组，最终削弱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此外其反复和多变的贸易政策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会极大影响全球范围的投资者信心，从而削弱美国经济霸权。
由此可见，若特朗普未能审慎考量而过度执着于“美国优先”战略，诸多决策不仅难以发挥积极作用，反而存在引发逆向效应的潜在风险。其最终结果是美国自身承受政策反噬的恶果。
结语：战略逻辑与现实困境交织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是“美国优先”战略的集中投射，其本质是一套体系效益算法。这一政策既根植于美国历史上的贸易保护基因，也反映了美国国内深刻的政治诉求，更是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在国际舞台上博弈的重要筹码。目的在于通过经济手段重塑国际规则、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和社会繁荣以巩固美国全球霸权地位。从实践效果看，无差别关税攻势正陷入多重矛盾：一方面，对加拿大、墨西哥等盟友的反复施压削弱了传统盟友信任，同时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对华长期关税战未能阻断中国产业升级，反而加速了全球供应链多元化。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反对浪潮此即彼伏，都会使特朗普关税政策受到国内掣肘。
对中国而言，这一现实提供了双重启示：短期需以灵活策略应对关税压力，通过技术创新与市场开放提升抗风险能力；长期则需在数字经济、绿色技术等新兴领域构建规则话语权，推动多边贸易体系改革。当单边主义冲击全球秩序时，深化国际合作、维护开放包容的贸易框架，才是应对变局的关键路径。
编：赵书韫
审：孙成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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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华战略安全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