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仅就现有的湖南、山东女兵进疆的名册来看，湖南女兵的文化程度要高许多，大部分是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也不在少数，文盲很少，进疆的基本上是学生，年龄也相对较小。
湖南、山东女兵进疆至今，已经七十多年了。
仅就现有的湖南、山东女兵进疆的名册来看，湖南女兵的文化程度要高许多，大部分是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也不在少数，文盲很少，进疆的基本上是学生，年龄也相对较小。
1952年进疆的山东女兵，高中生是凤毛麟角:初中生也不多，大多是高小以下文化程度，文盲不在少数。
特别是1954年进疆的山东女兵，总共6528人，大都是农村妇女，文化程度更低，高小程度的有625人，高小毕业的有1036人，初中程度的有80人，初中毕业的有12人，高中毕业的只有2人，其余均是文盲。
有山东女兵也承认:“我们这批山东女兵大都没文化，来了后，一边补文化、学生字，一边劳动，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儿。”山东是革命老区，来的基本上都是农村妇女;湖南来的仍主要是学生。
女兵的文化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们进疆后的工作性质。文化程度较高的湖南女兵，从事教师、医生、科研、艺术的人比较多，当干部的也比较多。
而山东女兵奋战在农业第一线的比较多，当劳动模范的比较多，通过当劳动模范见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主要是山东女兵。
从另一个角度讲，文化程度较高的湖南女兵，家庭成分也都比较高。
新中国诞生后，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不仅是政治上的“侏儒”，被打入了另册，而且会无端遭人歧视或攻击尤其是在阶级斗争严重的时候。
因而，许多成份不好的湖南女兵进疆，有逃避阶级斗争，寻找个人出路的想法。
因文化程度较高，却出身不好，湖南女兵进疆后“接受教育较快，教育一月后即分配了工作”，而“山东来的因多系农村妇女，因她们来的原先带队的工作人员，动员她们进工厂，学技术的，并说还允许她们三年后自由回家来后却不然，因而抵触情绪很大。
也因为出身好，文化程度低，山东女兵遇到不顺心的事，抵触情绪大，又无法排遣，所以进疆初期，山东女兵得癔病的现象比较严重。
因为湖南女兵来自伟人的家乡，又和新疆第一代领导人王震、陶峙岳是老乡，因而得到王震、陶峙岳的关心比较多，从许多湘女的回忆录里，经常可以看到她们与王震、陶峙岳拉家常，甚至到他们家里美餐一顿的回忆。
从婚姻来看，湖南学生兵进疆是从1950年开始，主要是解决驻疆部队团-级干部的婚姻问题，以后则陆续解决营、连、排干部的。
山东女兵进疆晚于湖南女兵，因此，她们结婚的对象则是更低一级的官兵和战士，到1954年最后一批山东女兵进疆时，则主要解决部队大龄战士的婚姻。
1954年前进疆的女性，主要是湖南、山东两大批参军妇女，因为诸多因素，在一些地方，两批女兵产生了一些摩擦和矛盾。
《农七师五三年妇女工作简结》这样记载道:“部队有两大批参军妇女。一是山东来的，一是湖南来的，这两批妇女是不够团结的，互相看不起讽刺打击，如75团生产队湖南女同志与山东女同志不愿意在一块工作，山东称湖南为'辣椒皮’，湖南则反称山东为'大葱’。”
随着了解的加深和共同的命运，地域的藩篱，文化的隔阂而导致出的摩擦和矛盾，经过时间的涤荡也就消失了，特别是以后内地人员越来越多地融入新疆兵团这个大家庭里，许多异质的东西已不着痕迹，沉淀出更多的共同东西。
无论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湖南女兵，还是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山东女兵对子女的文化教育都非常重视，毕竟“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根深蒂固。
因此，恢复高考后，这些女兵的孩子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恢复高考后的头几批大学生，很多家庭甚至出几个大学生。
因而，兵团的很多领导曾骄傲地说，兵团出中国最好的瓜果棉花，还出大学生!
女兵与丈夫的年龄一般相差十几岁，少者几岁，多者二十几岁。
她们的丈夫在战争年代出入死，浑身是伤;和平年代，又用凡身肉胎出死力地开荒垦地、兴修水利、劈山筑路;特殊年代中大都遭到非人的摧残折磨，任他是铜墙铁壁、钢铁之躯，也经受不了如此多的磨难。
因此，加上原本就有的年龄差距，还有性别的差异，女兵的丈夫大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留下中年丧偶的女兵，独自撑起家庭的重担。
尽管女兵的晚年有儿女陪伴，但俗话说“少来夫妻老来伴"。女兵结婚的时候，嫁的丈夫“爷不像爷，爹不像爹”，而且结婚后，夫妻都忙于各自的工作，聚少离多，老了却无人相伴，只留下女兵过着孤寂的晚年。
几十年的进疆岁月，已掠走了曾经映山红、荷花般娇媚的湖南、山东姑娘的容颜，当年的杨柳细腰已不再婀娜挺拔，昔日如瀑飘扬的青丝已蓦然变为华发银霜，只是，女兵们的根在大漠中扎得更深，似红柳，更似胡杨。
湖南女兵以知识改变命运，山东女兵以汗水浇筑边疆。她们是时代的缩影，更是女性的史诗——在政治与荒原的双重夹缝中，她们既是被选择的“棋子”，也是主动破局的“棋手”。如今，兵团棉田里的白发身影，仍无声诉说着：所谓“奉献”，从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一代人的青春、婚姻与孤独。致敬这些被历史遗忘的“母亲”！
文/姚勇
来源：修为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