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次年改年号为“弘治”。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十八年间，励精图治，任用贤能，清除奸佞，推动政治改革，使得明朝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繁荣的时期，历史上称之为“弘治中兴”。

弘治元年（1488年），明宪宗驾崩，太子朱祐樘顺利继位，成为明孝宗。

次年改年号为“弘治”。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十八年间，励精图治，任用贤能，清除奸佞，推动政治改革，使得明朝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繁荣的时期，历史上称之为“弘治中兴”。

成化年间，宦官专权，朝政腐败，奸臣横行。孝宗即位后，在用人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调整，大力清除奸佞之人，起用正直贤能的大臣。

明宪宗时期，太常寺寺丞李孜省因贪赃枉法而臭名昭著。明孝宗朱祐樘登基仅六天，就将李孜省贬谪至边疆卫所。不久之后，明孝宗朱祐樘又下令将其逮捕入狱，最终李孜省死于狱中。

太监梁芳是宪宗时期的宠臣，深受万贵妃信任，因此在宫中权势极大。“擅宠于内”的他吸引了众多趋炎附势的小人投靠，其中便包括李孜省和妖僧继晓等。

就在孝宗罢黜李孜省的同一天，梁芳也被发配到南京净军。随后，他也被收监审查。

大学士万安，他从成化五年起进入内阁参赞机务，但他却是一个昏庸无能之人。为了讨好宪宗，他热衷于搜集所谓的“房中术”进献给皇帝，以此获取宠信。

孝宗身为太子时，就听闻过他的种种劣迹。即位后，有一天孝宗在宫中偶然发现了一箱奏疏，内容皆与“房中术”相关，且每一份都署名为“臣安进”。

孝宗对此感到十分愤怒，立即命令太监怀恩带着这些奏疏前往内阁质问万安：“大臣应当做的事情就是这些吗？”万安看到这些证据后，羞愧难当，惊恐万分。

孝宗随即命其致仕，将他逐出朝廷。

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孝宗成功肃清了朝中的腐朽势力，为“弘治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宪宗时期，对僧道颇为尊崇，成化年间曾三次大规模度牒，致使全国僧尼道士人数飙升至50余万，这一现象逐渐演变为社会的一大顽疾。

明孝宗即位后，在短短一个月内便采取果断措施，遣散禅师、真人253人，佛子、法王、国师、喇嘛789人，并禁止他们滞留寺院，一律遣返回乡。同时，限定一个月内将这些人全部逐出京城，并下令拆毁所有私建及新建的寺庙，以肃清乱象。

妖僧继晓在宪宗时期备受宠信，被封为“通元翊教广善国师”。他诱使宪宗沉迷佛事，在京城西市大兴土木建造大永昌寺，耗费国帑数十万两，导致数百户百姓流离失所。因其罪行累累，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继晓被革职为民。

孝宗登基仅两个月，便将其逮捕并处以极刑，此举对奸佞之徒和邪术之风形成了强有力的震慑。

此外，明孝宗朱祐樘大力裁减冗员，尤其是传奉官，一次性罢免了两千余人，并依法惩处了一批触犯刑律的官员。同时，他还着重整顿中下级官僚队伍，通过革职、降级、调任或令其致仕等方式，精简了大量行政人员。这一系列改革举措显著提升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与廉洁程度，为明朝中后期的政治清明奠定了基础。

在革除邪佞、铲除奸臣和纠正弊政的过程中，明孝宗不仅展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还积极任用贤能之士，为国家注入了新的活力。他提出“选用贤能者为辅臣，召纳正直敢言的忠臣，选拔公正无私的人才，杜绝奸佞小人”的治国理念。

在弘治年间，明孝宗广纳贤才，众多杰出人才被引入朝堂，共同参与国家治理。例如，以清廉公正著称的王恕、彭韶；以处事干练闻名的马文升、刘大夏；以老成持重见长的刘健、谢迁；以文章才华出众的王鏊、丘濬；以及在刑法宪政方面颇有建树的闵珪、戴珊等。这一时期，明朝迎来了人才济济的繁荣景象。

王恕，陕西三原人，以其正直敢言而备受赞誉，当时民间甚至有歌谣称颂他：

“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

然而，在宪宗时期，王恕的报国理想屡遭挫折，不仅未能施展抱负，还因触怒宪宗而被迫归乡。直到孝宗继位后，王恕才得以重获重用，先后担任吏部尚书和太子太保等要职，并一直任职至弘治六年（1493年）五月。

王恕为人严谨，从不徇私舞弊，经他举荐的人才如彭韶、耿裕、何乔新、周经、张悦、李敏、刘大夏、倪岳、章懋、戴珊等，皆成为一代名臣，为朝廷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文升，湖广均州人，是一位才智过人且应变能力极强的官员。在成化二十二年，他曾因受到小人诬陷而被调往南京。

但随着明孝宗即位，马文升迅速得到重用，先被任命为左都御史，不久又受命提督十二团营，为巩固国防和整顿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才干与忠诚，为弘治年间的政治清明与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弘治二年（1489年），马文升被提拔为兵部尚书。当时由于军事管理长期松懈，西北地区有人暗中策划威胁边疆安全。

马文升严格审查各位将领，罢免了三十多名贪污怯懦的官员。这引起了一些奸邪之徒的极大仇恨，他们计划在某个夜晚加害于他。

明孝宗得知后，立刻命令锦衣卫逮捕这些歹徒，并派遣十二名骑士保护马文升。

到了弘治十四年，马文升转任吏部尚书。他在兵部任职的十三年间，始终尽心尽力处理各项事务，在屯田、马政、边防和守备等方面为朝廷做出了显著贡献。

刘大夏是湖广华容人，弘治二年（1489年）调任广东右布政使。因吏部尚书王恕的推荐，弘治六年（1493年）升任右副都御史，负责治理张秋河。他如实向孝宗汇报民间实情，帮助皇帝真正了解百姓疾苦。弘治十五年，刘大夏升任兵部尚书。

徐溥来自江苏宜兴，是景泰年间的老臣。

弘治初年，他被提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要事务，随后晋升为礼部尚书。

弘治五年（1492年），他接替刘吉成为首辅大臣。徐溥与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齐心协力辅佐朝政，纠正失误。他任职二十多年间，政绩斐然，为人诚实宽厚，深受孝宗信赖。

刘健，河南洛阳人士，在成化年间担任少詹事，并且是东宫的讲官，深得孝宗信任。孝宗即位后，刘健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要事务，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成为首辅。

谢迁，浙江余姚人，在孝宗为太子时就担任讲官。在弘治年间，他致力于通过日常讲解来诚恳地启发皇帝的心意，在革除政治弊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李东阳，湖南茶陵人，于弘治八年与谢迁同日被任命，进入内阁协助处理政务。谢迁、刘健和李东阳三人对朝廷忠心耿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们的建议大多被孝宗采纳，孝宗对他们非常尊敬，尤其对刘健更是尊称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

当时人们对这三位大臣的评价是：“李公谋略深远，刘公决断果敢，谢公尤能直言不讳。”

孝宗不仅重用贤臣，还倡导言论自由。在他继位后，迅速形成了朝臣积极上书的局面，甚至连太学生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

孝宗刚登基时，打算在万岁山修建一座棕棚以供登高远望。太学生虎臣得知此事后，上疏强烈劝谏，指出此举不妥。国子监祭酒费訚担心受到牵连，于是将虎臣绑在一棵树上。

不久，虎臣被召至皇宫左顺门听旨，得知棕棚已被拆除。从此，虎臣因这件事在京城声名大噪。不久之后，孝宗授予他七品官职，担任云南知县。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月，明孝宗朱祐樘离世前的三个月，依然心系朝政，叮嘱大臣：“朕乐于处理新政务，也愿意听取建设性建议。”

同年三月，户部主事李梦阳上书揭露寿宁侯张鹤龄“招揽无赖，聚集恶民”。

张皇后的哥哥被举报后，她与母亲金夫人一起向孝宗施压，要求严惩李梦阳。迫于无奈，孝宗将李梦阳投入大牢。

然而，金夫人仍不满意，在孝宗面前哭诉不已。明孝宗朱祐樘勃然大怒，在法司提交的判决书上批示：“李梦阳官复原职，并额外发放三个月俸禄。”

数日后，明孝宗朱祐樘夜晚巡游南宫，张鹤龄在一旁侍酒，张皇后和金夫人也在场作陪。

饮酒正酣时，皇后与金夫人暂时退下更衣，孝宗单独召见张鹤龄，对其严厉训斥。最终，张鹤龄脱帽叩头谢罪才得以了结此事。

李梦阳复职后，某日路遇仇人张鹤龄，一时激愤将其两颗牙齿打落。张鹤龄再次告状至孝宗处，但明孝宗朱祐樘对此事置之不理，未作任何追究。

明孝宗朱祐樘对正直敢言的大臣如此庇护，在整个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实属罕见。

与此同时，明孝宗在政治领域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首先恢复了经筵制度（是指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这一制度始于明初，起初并无固定规则，直到正统年间才成为每月二、十二、二十二日举行的常制。

然而，由于先前宪宗沉迷于后宫享乐，每逢春秋季节便自动中断，导致经筵制度几乎名存实亡。孝宗即位后不久，采纳朝臣杨守陈的建议，重新恢复了经筵制度，并鼓励讲官直言不讳，无需顾虑。

弘治九年（1496年）闰三月，少詹事王华在文华殿为明孝宗朱祐樘讲解时，引用唐朝李辅国与张后内外勾结的故事，暗指当时李广受宠的现象，希望孝宗引以为戒。

明孝宗朱祐樘听后不仅没有责怪王华，反而心领其意，还特意设宴款待王华，彰显其虚怀若谷的态度。

除了恢复经筵制度，明孝宗朱祐樘还重新实施了明英宗时期已被废弃的一日三朝规矩，以便及时了解朝廷动态并迅速处理政务，这充分体现了他对政事的高度重视。此外，朝臣们时常向孝宗提出建议，如提倡节俭、体察民情以及救济灾民等，而孝宗均予以采纳并付诸实践。

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马文升向朝廷进言，陈述了十五件时政要务，其中便提到“节费以苏民困”。奏疏中写道：“陛下每减少一分开支，百姓便能多得一分恩赐。”这类建议通常都能得到孝宗的认可。

到了弘治十四年（1501年）八月，大学士刘健等人因战事兴起导致军饷短缺，上疏批评光禄寺岁供增加了数十倍，“太仓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难以满足战士的需求，而内府动辄提取四五十万之巨”。同时，刘健呼吁将供奉削减至弘治元年的水平，并提出一旦发生灾情，官府应拨出财物进行救济，同时减免灾区赋税。

此外，弘治朝还十分重视边防建设，加强防御准备。自“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北部边防逐渐废弛，即便到了成化年间，也未见明显改善。然而，在弘治朝期间，由于重用了众多贤能之士，如余子俊、刘大夏和马文升先后担任兵部尚书，使得边防中的诸多弊端得以消除。

余子俊在成化中期曾负责延绥地区的边墙修筑工作。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他总督大同与宣府军务，并在这两镇推广了延绥边墙法。

进入弘治初年，余子俊出任兵部尚书后，针对北部边防问题，制定了一套系统性的总体防御规划。他认为，随着蒙古三大部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防御重点应放在宣府和大同两地。为此，他提议对边镇守将实施每年考核制度，并建议构建以大同为中路，天城、阳和为东路，洪州城、宣府、大同左右卫、威远、平虏、井坪堡、朔州卫为西路的三路防御体系。孝宗对此计划表示赞同，并下令立即执行。

余子俊于弘治二年（1489年）二月离世后，马文升接任兵部尚书一职，直至弘治十四年（1501年）十月，他始终延续并执行着余子俊所制定的防御策略。此后，马文升调任吏部尚书，刘大夏接替其兵部尚书之位，继续秉持以守为主的边防方针。

明孝宗曾提出效仿明成祖，主张以进攻代替防御，但从当时国家实力来看，这已不切实际。为了确保北方边疆的稳定与安宁，刘大夏坚持认为应采取防御为主的策略。

纵观弘治朝，这一时期的政策对巩固明朝江山起到了重要作用。明初洪武、永乐时期国力强盛，仁宗、宣宗时期亦能维持，然而英宗在位期间因“土木堡之变”，国力逐渐衰弱；至宪宗时，皇帝沉迷后宫，并重用奸臣汪直，致使政事荒废，国运日衰。

直至弘治年间，国家运势得以扭转，诸多弊政被清除，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并发展，边防建设也得到了加强，因此赢得了“弘治中兴”的美誉。

弘治元年（1488年）二月十三日，明孝宗朱祐樘亲自参与了籍田耕作仪式。

籍田是中国古代专为帝王举行耕作仪式而设置的一块特殊农田。早在明朝开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在南京南郊划定了籍田，并在其北侧修建了先农坛用于祭祀先农。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率领文武百官祭祀先农后，首次举行了象征性的耕籍田仪式，这也标志着明朝籍田制度的正式确立。

所谓耕籍田，是指皇帝在籍田上象征性地使用耒耜等农具进行耕作，以此表达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与关心。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在北京划定了六百亩土地作为籍田。同时，还修建了先农坛、斋宫、具服殿和神仓等一系列配套设施。从永乐年间起，每一位明朝皇帝都需要在此举行耕籍田典礼。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皇太子朱祐樘继位成为皇帝。即位不久，他就按照祖制要求礼部准备有关皇帝耕籍田的礼仪规范并呈报给他。

明孝宗朱祐樘对洪武年间确立的耕籍仪式进行了调整，规定自今以后每年二月的春耕时节都要举行籍田典礼，将其作为固定制度，以此彰显他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并期望百姓也能关注农事。

在明孝宗朱祐樘的推动下，弘治元年（1488年）二月，他仔细审阅了礼部呈上的耕籍田仪式方案后表示认可，决定于弘治元年（1488年）二月十三日正式举办耕籍田活动。

籍田仪式是一项既庄严又复杂的活动。太常寺早在二月初十便开始为这场仪式做准备，朝廷文武百官也为此忙碌起来。

到了十一日，顺天府官员依照礼仪规范，将用于耕种的耒耜和种子送至京城，并交予负责的宦官。宦官将这些物品带入宫中后，又重新交还给顺天府官员。

随后，顺天府官员恭敬地接过耒耜与种子，迅速退出午门，并将它们小心翼翼地放置在早已等候在外的彩车上。伴随着鼓乐齐鸣，车队从皇宫出发，一路驶向籍田。

弘治元年（1488年）二月十三日，初春的北京虽仍有几分寒意，但阳光明媚，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无数百姓从各地赶来，聚集在通向籍田的道路两旁，期待着目睹新皇帝的风采。整个古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巳时（清晨九点），明孝宗朱祐樘头戴翼善冠，身着黄袍，乘坐辇车，在庄重的宫廷仪仗队护送下，带领文武百官走出宫门，沿着御道前往先农坛。

辇车停稳后，明孝宗朱祐樘步履稳健地走下辇车，在礼官的引导下径直走向具服殿更换祭祀礼服。换上衮衣和皇冠后，他率领百官来到先农坛前。此时鼓乐齐鸣，声势浩大，明孝宗朱祐樘在悠扬的乐声中完成了祭祀先农的仪式。

祭祀结束后，明孝宗再次回到具服殿，换回了耕籍时所穿的黄袍和翼善冠，随后走出殿门。此时，导驾官与太常寺卿早已等候多时，见到皇帝现身，连忙上前恭请陛下前往籍田。

在导驾官和太常寺卿的陪同下，明孝宗朱祐樘来到籍田，并面向南方站定于事先安排好的位置。随行官员们也依照规定各就各位。

准备就绪后，明孝宗朱祐樘右手从户部官员手中接过耒耜这一传统农具，左手则从顺天府官员手中接过鞭子。接着，他左手扬鞭，右手扶着耒耜，向前推动三下，象征性地进行了耕地的动作。

完成耕地动作后，他将耒耜交还给户部官员，把鞭子递还给顺天府官员，然后回归原位。而就在明孝宗刚刚站定之际，顺天府尹快步上前，将带来的种子播撒到皇帝刚刚耕过的土地里。

根据礼部制定的仪式规程，孝宗皇帝在完成三推耒耜后，接下来是三公进行五推，九卿则需完成九推。太保庆云侯周寿、泰宁侯陈桓、镇远侯顾溥、瑞安伯王源，以及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刘吉、吏部尚书王恕、兵部尚书余子俊和礼部尚书徐溥等人依次进行了推耒仪式。明孝宗朱祐樘端坐于具服殿前的观耕台上，目睹这宏大壮观的籍田场景，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当百官完成耕籍田仪式后，明孝宗朱祐樘再次步入具服殿，逐一接见顺天府的官兵、绅士与农夫，并命令30位农夫将剩余未耕的籍田全部耕完。至此，整个耕籍田仪式正式宣告结束。

不久之后，鸿胪寺官高声宣布：“亲耕已毕，当行庆贺之礼。”

随后，明孝宗朱祐樘下令尚膳监准备膳食，宴请众位官员。三品以上高官被安排坐在上席，四品以下官员则就座于台下，而顺天府的绅士们则在先农坛旁设席。宴会结束后，明孝宗朱祐樘示意户部赏赐每位参与耕作的农夫一匹布。之后，在锣鼓齐鸣的欢送声中，孝宗乘辇返回皇宫。

尽管明孝宗朱祐樘在弘治元年（1488年）确立了每年二月举行一次耕籍田活动的规定，但在他执政的十八年间，这项活动仅在弘治元年实际举行了一次，最终这一制度形同虚设。

这场盛大的仪式结束后，明孝宗朱祐樘设宴款待群臣，席间教坊司献上各类杂技表演以助兴。

然而，艺人们在表演时却时不时夹杂一些轻浮污秽的话语。马文升听后坐立不安，立刻站起来严词斥责道：“新登基的天子应当了解农耕的艰辛，这种低俗下流之语，绝不能污染圣听！”

话音刚落，他便下令将所有艺人和乐伎撤下场。明孝宗朱祐樘对此并未怪罪，反而认为马文升做得合情合理。但此事刚平息不久，又发生了另一件事。

事情发生在二月下旬。那天，御马监左少监郭璇向孝宗建议，预先挑选一批淑女充实后宫，并增加两位妃嫔。

当时，宪宗皇帝的陵墓尚未修建完成，大臣们对某些事情表示强烈反对。左

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谢迁首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先皇驾崩未满三年，怎可如此迅速遗忘？如今先帝的陵墓都还未竣工，怎么能够谈及选妃之事？”他明确表示不赞同郭镛所提出的建议，这一立场也得到了马文升的支持。监察御史更是以郭镛违反礼制为由，请求将其下狱治罪。

马文升得知此事后，立刻向孝宗皇帝上奏道：“陛下刚刚登基，不应轻易治人之罪。若轻易惩处进言者，日后将无人敢直言相谏。如此一来，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便会被埋没。倘若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国家治理大有裨益。”明孝宗朱祐樘听后欣然采纳了马文升的建议，否决了监察御史要求治郭镛罪的请求。朝臣们在讨论此事时，纷纷称赞马文升的见解中肯，同时也对孝宗皇帝的英明决策表示赞赏。

明孝宗朱祐樘是明朝历史上一位以善于纳谏著称的好皇帝，但他也并非完美无缺，偶尔也会被一些擅长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奸佞之臣所迷惑。例如，他对内阁大学士刘吉的态度就颇具代表性。尽管科道官们多次上疏弹劾刘吉，揭露其种种劣迹，但明孝宗却始终被刘吉伪装出来的表面形象所蒙蔽，迟迟没有下定决心将其罢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一时未能看穿刘吉的真实面目。

明孝宗朱祐樘即位之初，内阁共有三位阁臣：首辅万安、次辅刘吉以及刚刚入阁的尹直。其中，尹直与万安关系密切，两人长期相互勾结，营私舞弊，共同谋取私利。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月，万安因丑闻缠身而被罢黜，随后在同年十一月，尹直也因受到牵连而被解除职务。随着万安和尹直相继离职，刘吉的地位逐渐稳固起来。此时，刘吉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开始排除异己。他指使心腹魏璋向明孝宗举报汤鼐和刘概二人，诬陷他们散布妖言、诽谤朝廷。

不久之后，刘吉亲自觐见明孝宗，进一步添油加醋，诋毁汤鼐等人。孝宗听信了刘吉和魏璋的谗言，勃然大怒，下令将刘概和汤鼐逮捕入狱，并对庶吉士邹智实施严酷刑罚，进行拷问。

汤鼐一案虽未引起明孝宗朱祐樘的注意，却被朝中一些有识之士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深知这是刘吉为报复言官而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

大理寺评事夏金侯向孝宗皇帝上疏指出：“庶吉士邹智、主事李文祥、御史汤鼐等人皆系被诬陷，实为内阁大学士刘吉借陛下对其的信任与重用，肆意妄为所制造的冤案。刘吉的罪孽，难道陛下尚不察觉？其严重程度实际上与万安、尹直之罪相差无几。”

然而，这份奏章却遭到孝宗皇帝留中不发。夏金侯久等无果，最终以病辞官归乡。

刘吉早已意识到，在与科道官员的对抗中，自己的首辅地位渐趋动摇。为了稳固这一位置，他调整了策略。一方面开始笼络人心，例如允许科道官员越级升迁，并向宪宗提议对弹劾他的言官表面上表示宽恕；另一方面，继续打击那些曾与他作对的官员。

弘治元年（1488年）四月，右庶子张升向孝宗皇帝呈递了一份奏疏。他在奏疏中提到：

“之前，众多科道官员纷纷上书，弹劾刘吉、万安和尹直三人。然而结果却是，唯有刘吉得以留任，而万安与尹直先后被罢官。因此，刘吉提出了科道官员可以越级升迁的建议。自从这项提议通过后，科道官员便无人再敢弹劾刘吉。不仅如此，这些官员不分是非，全都依附于他。刘吉的行为如同唐朝的李林甫般口蜜腹剑，又如南宋的贾似道擅专言论。他将李林甫与贾似道的品性集于一身。恳请陛下顺应天意，尽快罢免刘吉，以消弭灾祸。”

此外，张升还列举了刘吉十大罪状，包括广纳姬妾、收受贿赂、纵容儿子作恶、沉迷淫乐、攀附权贵万喜以及利用“夺情”制度重新任职等。

对此，刘吉心生怨恨，再次指使魏璋弹劾张升，最终导致张升被贬为南京工部员外郎。孝宗皇帝再一次被刘吉蒙蔽。

为了讨好孝宗皇帝，刘吉费尽心思，只为稳固自己首辅的地位。当时新入内阁的徐溥和刘健都是干练之才，常常提出一些对国家和百姓有益的建议。为了迎合明孝宗朱祐樘，身为首辅的刘吉开始模仿他们的做法，却只是挑选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奏。

弘治二年（1489年）二月，明孝宗朱祐樘因久旱无雨，打算让内阁大臣安排儒臣撰写祈雨文章。

刘吉得知后，借机上疏反对："近日有奸臣效仿李孜省、邓常恩的道术，刚建好月华宫，声称能求雨。其实无需祈文，若采用其他方式即可，否则可能招致祸患。"

明孝宗觉得有理，便放弃了让儒臣撰文祈雨的想法。此后，刘吉常常把"谨小慎微"挂在嘴边。他还经常在他人奏章上署名，欺骗明孝宗。

刘吉善于钻营，导致明孝宗对弹劾他的奏章视而不见，并对他格外宠信，不断加官晋爵。因此有人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刘棉花”，意指越弹劾他，他越得意。

刘吉知道后很生气，派人查到是位屡试不中的老举人所为。于是他建议禁止三次会试未中的举人继续参加考试。不过，随着刘吉被罢免，这项禁令也成了一纸空文。

弘治初年，明孝宗朱祐樘对刘吉极为信赖。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明孝宗朱祐樘逐渐发现刘吉为人阴险狡诈，内心对其厌恶渐增，而刘吉却对此毫无察觉。

到了弘治四年（1491年），明孝宗朱祐樘计划册封张皇后之弟张延龄为伯爵，并依照惯例命刘吉起草诰券。

然而，刘吉却故意摆出一副严守礼制的姿态，拒绝起草，并称：

“吴、王两宫太后家族中尚有未受封之人，怎能优先册封张皇后家族？实属不妥。唯有先册封吴、王两宫太后的子弟，方可再议张延龄之事。”此言显然意在为难皇帝，借两宫太后之事压制张皇后。

明孝宗朱祐樘听后勃然大怒，随即派遣内官前往刘吉府邸，暗示其主动辞官归乡。

刘吉察觉到自己已失宠于皇帝，不得不上书请求致仕。于是，在内阁任职长达十八年之久的刘吉，最终被明孝宗朱祐樘驱逐出内阁。

弘治五年（1492年）三月八日，明孝宗朱祐樘举行隆重仪式，正式确立储君。

弘治四年（1491年）九月二十四日，明孝宗的第一位皇子诞生了。这位皇子由张皇后所生，他就是后来的明武宗朱厚照。

根据历史记载，这位皇子有着极为特殊的身世和命运：

首先，他的出生时间非常特别。出生于弘治四年（辛亥年）九月甲戌月丁酉日申时，其地支顺序“申、酉、戌、亥”恰好与当时的时间节点完全吻合。这种命格在当时被认为极其尊贵，预示着大富大贵。

其次，在明代历史上，由皇后所生且为皇帝长子的情况十分罕见。朱厚照作为张皇后所生的嫡长子，是继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子朱标之后又一位具有如此身份的皇子。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在皇位继承上具有无可争议的地位。

最后，这位皇子的到来让明孝宗等待了整整四年之久。对于渴望子嗣的皇帝来说，朱厚照的降生无疑是天大的喜事。

因此，当张皇后为孝宗诞下皇子的消息传出后，整个朝廷都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无论是皇室成员还是朝中大臣，都为这一喜事欢欣鼓舞。

明孝宗朱祐樘对皇子朱厚照格外宠爱。在朱厚照出生仅五个月时，明孝宗便开始与大臣们商议立太子之事。

弘治五年（1492年）正月二十四日，太师兼太子太师英国公张懋率领文武百官向明孝宗上书，表示：“陛下圣明，喜得皇子，臣等恳请陛下早日诏告天下，确立东宫太子之位，这是关乎国家根本的大事，愿陛下万寿无疆。”

同时，英国公张懋等人还向太皇太后周氏和皇太后呈递奏章，请求尽快册立太子。

然而，面对英国公张懋等人的请求，明孝宗朱祐樘并未立刻应允。他内心虽十分欢喜，但批复道：“众位大臣一心为国，实属难得。然而此事关系到江山社稷，皇子年纪尚幼，不可操之过急，待时机成熟再做定夺。”

不料，就在明孝宗的批复下达不久后的二十七日，英国公张懋再次带领文武百官呈上奏章，请求尽早确立太子之位。

对此，明孝宗依旧予以拒绝，并回应道：“确立太子之位旨在稳固国本、安定人心，如今无需急于一时。待皇子稍长，学习有所成就，具备相应德行之后，再举行册立大典为宜。”

面对明孝宗朱祐樘的多次拒绝，弘治五年（1492年）二月初二，大臣们第三次向孝宗皇帝呈上奏表，恳请立即册立太子。

见众臣屡次坚持，明孝宗朱祐樘最终决定顺水推舟，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并命礼部为册立东宫的仪式选定日期。

接到旨意后，礼部官员迅速展开筹备工作，不久便拟定了册封太子的仪式流程，并定于弘治五年（1492年）三月八日举行册立皇太子的大典。

在明朝，册立皇太子是一项极为庄重的盛事，但其礼仪程序相当繁复。册封当天，明孝宗朱祐樘首先命令保国公朱永祭告天地，新宁伯谭祐祭告社稷，驸马都尉周景祭告宗庙，而他自己则亲自祭告奉先殿与奉慈殿。

随后，他前往奉天殿，派遣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刘吉担任正使，太师兼太子太师、英国公张懋担任副使，持节捧着金册、金宝进行册封仪式，正式授予皇太子之位。

与此同时，皇太子从文华殿出发迎接金宝与金册。按照传统礼仪，皇太子需跪拜两次、鞠躬一次、俯伏一次，典礼结束后还需前往中宫向母后叩谢并接受朝贺。然而，年仅五个月大的皇子显然无法完成这些复杂的仪式，因此由皇上指派一名保姆怀抱皇子完成了整个过程。

根据册封太子的仪注，承制官在奉天殿外向皇太子宣读了孝宗皇帝的册封诏书，内容大致如下：“自古帝王传承万世基业，必以四海为心，以安定国家为根本。处理万事需秉持和顺之心，深谋远虑，提前确立储君以稳固国本。朕之子厚照乃上天所赐，现特授以金册、金宝，立为皇太子。”

此次册封仪式规模宏大，共涉及135名相关人员，其中包括授册宝官、读册宝官、纠仪御史57人，仪仗人员、警卫及武官52人，司仪10人，引导官员6人，以及太监10人。此外，还有来自外藩的使臣、僧道、耆老等众多嘉宾参与观礼。

随后，明孝宗朱祐樘颁布诏书通告天下，称：“帝王治国当以稳定为根本，心系百姓方能长治久安。朕即位五年以来，日夜操劳国事，今见皇子厚照资质非凡，特命群臣辅佐，择吉日将其立为太子，正位东宫。”同时宣布大赦天下。

就这样，朱厚照在出生仅五个月时便成为了大明王朝的法定继承人。

明孝宗朱祐樘在位期间，对违法乱纪的宦官、勋戚以及亲王采取了严厉措施，展现了铁面无私的态度。弘治五年（1492年），他亲自下令逮捕了荆王朱见潚，并根据其罪行将其废为平民。次年，即弘治六年（1493年），因朱见潚再次出现不轨行为，最终被处死，消除了一个潜在的威胁。

朱见潚是荆宪王朱瞻堈的长孙、靖王朱祁镐的长子，同时也是世袭王位的继承人。他的两位弟弟分别是都梁王朱见溥和樊山王朱见澋。尽管朱见潚与朱见溥同母所生，但他性格狭隘，认为母亲偏爱弟弟朱见溥，因此心生怨恨。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怨恨逐渐加深，最终无法控制。

某日，朱见潚竟将自己的生母软禁，剥夺食物与衣物，对其进行非人道的虐待，最终导致母亲惨死。然而，母亲去世后，他并未悔改，反而将灵柩草草埋葬于荒郊野外，行为令人发指。这一系列恶劣行径最终导致了他被废黜并处死的命运，也为后人敲响了警钟。

母亲遭人加害后，紧接着惨遭毒手的是弟弟朱见溥。朱见潚设计传话给朱见溥，声称要在后花园会面，共同商讨家族事务。朱见溥依约而至，却在毫无防备之际被兄长突袭，按倒在地，最终惨遭杀害。

随着朱见溥的死亡，朱见潚的丑恶嘴脸也彻底暴露无遗。他的目标转向了弟弟生前深爱的妃子何氏。何氏容貌秀丽，眼神妩媚动人，早在朱见溥尚在人世时，朱见潚便对她心怀不轨，渴望将她占为己有。然而，由于朱见溥的存在，以及何氏与弟弟之间深厚的感情和忠诚的爱情，他始终未能得逞。

如今朱见溥已死，朱见潚认为时机已到，于是故伎重施，派人诱骗何氏来到自己的府邸。他不顾伦理道德，强行霸占了这位可怜的女子。

失身于朱见潚后的何氏终日忧愁满面，拒绝饮食，一心求死。

然而，朱见潚阴险狡诈，为了迫使何氏屈服，竟对她百般折磨，阻止她轻易赴死。他一方面派人严密监视何氏，防止其自杀；另一方面强迫手下给她灌食米水，让她生不如死。

尽管遭受如此残酷的对待，何氏求死的决心从未动摇。数月之后，她在无尽的痛苦中含恨离世，结束了这悲惨的一生。

何氏去世后不久，荆王朱见潚又将目标转向了茆氏。茆氏容貌娇美，是其堂弟朱见潭的妻子。对此，朱见潚心生邪念，企图将茆氏占为己有。

然而，朱见潭的母亲马氏治家严谨，对儿媳茆氏看护甚严，从未让其单独与他人接触。因此，朱见潚每次试图接近茆氏都未能得逞，只能无功而返。

屡次受挫的朱见潚逐渐变得恼羞成怒，开始将怨恨转移到马氏身上。为了除掉马氏这个障碍，他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强行指控马氏有罪。随后，他命令将马氏剃光头发，并用鞭子毒打，逼迫她承认所谓的罪行。

得知母亲被抓的朱见潭心急如焚，多次前往荆王府求情，希望能够救出母亲。但朱见潚非但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反而被朱见潭的行为激怒。最终，朱见潭也被朱见潚逮捕，并被用装满土的袋子活活压死。

马氏在得知儿子惨死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加之身心交瘁，不久便撒手人寰。随着朱见潭和马氏相继离世，荆王朱见潚再无顾忌。他迅速派遣手下恶奴前往都昌王府，强行将茆氏掳入府中，据为己有。这一系列残忍行径，充分暴露了朱见潚的卑劣本质。

朱见潚残害多条人命，却始终安然无恙，这让他愈发肆意妄为。他不仅霸占他人的妻妾，还时常纠集一伙不法之徒，身着便服、骑马游荡，骚扰抢掠民宅，甚至越过汉水，掳走别人的妻女。面对这一社会公害，民众虽愤怒却不敢声张。

然而，在那些畏惧他的人中，有一个人如坐针毡，他便是荆王朱见潚的弟弟——樊山王朱见澋。

短短几个月内，朱见潚接连杀害了自己的生母和两位弟弟。朱见澋得知后惶恐不已，唯恐灾祸降临到自己头上，因此每日战战兢兢，度日如年。

这时，一位门客悄悄向朱见澋进言道：“王爷终日提心吊胆也不是长久之计。不如我们将荆王朱见潚的种种恶行密报给当今圣上。相信皇上定会对荆王的行为作出公正裁决，并严惩其罪行。到那时，王爷也不必再如此谨小慎微了。”

朱见澋听后茅塞顿开，随即秘密举报了荆王朱见潚的诸多罪孽。

明孝宗对荆王朱见潚的种种恶劣行径深感愤怒，他表示：“在我大明宗室之中，竟有如此不仁不义、残忍狠毒之人，实为天下之祸。”

于是，明孝宗立即下令召朱见潚进京。不久之后，朱见潚抵达京城。当孝宗得知朱见潚已到的消息后，立刻命令对其进行审讯，并指派廷臣协助会审。孝宗亲自前往文华门，在审讯过程中，根据樊山王的举报内容，逐一列举了朱见潚的罪状。面对确凿的证据，朱见潚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随后，明孝宗果断下令将荆王朱见潚废为庶人，并将其软禁于西内以示惩戒。

然而，朱见潚非但没有悔过之心，反而心怀怨恨，企图伺机报复。仅仅被废为庶人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再次暴露本性，开始密谋陷害其兄长朱见澋。

经过一番策划，他无中生有地编造罪名，向孝宗告发朱见澋与楚府永安王勾结，意图不轨。

明孝宗朱祐樘在收到奏章后深感震惊，随即指派官员前往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所谓樊山王与永安王谋反之说实为无中生有，二人并无任何谋反迹象。

与此同时，樊山王朱见澋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遂再次上书孝宗皇帝，指控荆王朱见潚私自制造弓弩等武器，声称这些正是朱见浦父子图谋不轨的铁证。

为查明真相，明孝宗朱祐樘再度派遣官员展开深入调查。经核实，樊山王朱见澋所奏内容完全属实。

在封建时代，谋反被视为十恶不赦的大罪，绝非寻常罪名可比。因此，明孝宗朱祐樘下令处死朱见潚，剥夺其继承资格，并改由朱见溥之子朱祐桐承袭荆王爵位。

来源：诗情画音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