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骑着电动车从县城回来，远远看见刘大伯的平房前晾晒着几件洗褪了色的旧衣服。那件蓝白条纹的衬衫我再熟悉不过，记得刘大伯穿着它在我小学毕业照上露过脸。

村口那株老槐树今年又开花了，浓郁的香味飘得老远。

我骑着电动车从县城回来，远远看见刘大伯的平房前晾晒着几件洗褪了色的旧衣服。那件蓝白条纹的衬衫我再熟悉不过，记得刘大伯穿着它在我小学毕业照上露过脸。

二十多年过去了，那件衬衫依然被洗得干干净净。

刘大伯今年七十有八了，下半身瘫痪已有十五年。村里人都说他命苦，年轻时是村里出了名的能人，带头成立了村办砖厂，日子红火得很。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五十出头就得了怪病，一年之内就从一个壮汉变成了只能躺在床上的废人。

更让人唏嘘的是，就在他病倒的第三年，刘大娘被诊断出了老年痴呆。

村里人心里都有数：刘大伯这辈子算是完了。

谁知刘大伯还真是个犟脾气，硬是不同意儿女们把刘大娘送去敬老院。“老婆是我的，我自己能照顾。”他倔强地说。

有天我正好去他家送鸡蛋，从窗户缝里看到刘大伯趴在床沿，用强壮的上半身支撑着，一点一点挪到轮椅上，双手握着老伴的手，一遍一遍教她认自己的名字。

“我是谁？我是你老刘啊！”

刘大娘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嘴里念叨着”回家，我要回家”。

我不忍心看下去，轻手轻脚地放下鸡蛋就走了。

大伯家墙上的日历还停留在2016年。那一年刘大娘的病情突然恶化，认不得任何人，连自己儿子来都拿棍子打。只有在刘大伯面前，她才会安静一些。

村里的闲话也渐渐多了起来。

“要我说，刘老四就是犟，把老伴送去敬老院多好，有专业人士照顾。”

“就是，何必遭这罪呢？他自己还是个瘫子呢！”

刘大伯对这些闲言碎语充耳不闻。每天早上，他会挣扎着从床上起来，摇着轮椅去厨房，艰难地为老伴做饭。

有次我去送馒头，恰好撞见刘大伯扶着墙试图够到高处的碗柜。整个过程像是一场酷刑，他的脸憋得通红，额头上的汗水滴答滴答往下掉。

“大伯，我来帮您吧！”我连忙上前。

他却固执地摇头：“自己的事自己做。”

那天他用了将近半小时才拿到碗，又花了四十分钟做了一碗面条。当他艰难地把面条端到床前时，刘大娘已经睡着了。

我看到他轻轻叹了口气，慢慢把面条端回厨房，自己吃了。

村里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瘫痪的人怎么能照顾一个痴呆的人？可刘大伯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坚持着。

他们的儿子刘强在城里做生意，隔三差五会回来看看，但每次来都劝大伯把大娘送去专业机构。

“爸，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您也七十多岁的人了…”

“我答应过你妈，这辈子不会丢下她。”刘大伯的语气里透着倔强。

刘强只好作罢，每月按时打钱回来，又请了村里的王婶每天来帮忙做饭洗衣。

王婶有次和我闲聊：“老刘家那老头儿，我活这么大岁数，还真没见过这么痴情的人。”

那个下雨天，我路过刘大伯家时，看见他正坐在轮椅上，一只手撑着雨伞，另一只手拿着晾衣杆，试图把雨中的衣服收进来。雨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赶紧过去帮忙。他看见我，微微点头算是打招呼。

收完衣服，他递给我一个塑料袋：“前两天你妈送来的红薯饼，我给你留了两个。”

塑料袋上印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字样，已经褪色发黄，但被洗得很干净。

“谢谢大伯。”我接过袋子，看了一眼里面——那哪是什么红薯饼，分明是大伯自己做的，还做得歪歪扭扭的。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问妈妈：“大伯为什么这么执着地照顾大娘？”

妈妈叹了口气，告诉我一个尘封已久的故事。

原来，刘大伯和刘大娘年轻时并不是包办婚姻，而是刘大伯一见钟情追来的。当年刘大伯去邻村办事，看见刘大娘在井边洗衣服，一下子就被她的美貌吸引。回来后，他天天想方设法往邻村跑，硬是用一百天的时间打动了刘大娘的心。

婚后两人感情很好，但好景不长。大饥荒那年，刘大娘怀着刘强，家里断了粮。刘大伯为了让媳妇有口吃的，悄悄把自己的口粮都省下来给她。结果自己饿得晕倒在地里，醒来后失去了记忆，甚至不认识刘大娘了。

那时候刘大娘已经临产，她强忍着剧痛，一边照顾刘大伯，一边挺着大肚子去地里刨野菜。村里人都劝她改嫁，她硬是咬着牙熬了下来。

三个月后，刘大伯的记忆慢慢恢复了。当他得知这三个月发生的事后，跪在刘大娘面前痛哭流涕，发誓这辈子都要好好待她。

“所以…”妈妈说，“你大伯一直觉得欠大娘的，这些年来都在还那份情。”

我听完这个故事，不知道说什么好。那些晾晒的褪色衣服、过期的日历、洗得发白的塑料袋，突然都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去年冬天特别冷。刘大伯的房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盖的，墙壁早已开裂，风从缝隙里呼呼地灌进来。村委会几次想帮他修缮房子，但他都婉拒了，只同意修补了几处漏雨的屋顶。

“够住就行了。”他总是这么说。

我注意到他家的煤球少了很多，就问他是不是缺煤。

“不缺不缺，你大娘怕冷，我把煤都给她用了。”他笑呵呵地说，身上只穿着两件薄毛衣。

那个冬天，村里有个谁家的狗半夜跑丢了，主人沿着村道找，意外地看见刘大伯居然在夜里十一点多还坐在轮椅上，在院子里捡拾柴火。月光下，他那瘦弱的身影显得格外孤独。

刘大娘的情况越来越差，经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大喊大叫，说有人要害她。刘大伯就守在她床前，握着她的手，一遍遍地说：“没事的，有我在，没人能伤害你。”

有时候，刘大娘会突然暴怒，掀翻饭碗，打翻水杯。刘大伯总是耐心地收拾好一切，然后重新做饭端水。

村里老张家的大黄狗特别喜欢往刘大伯家跑。有一天，我看见刘大伯把吃剩的肉骨头包在报纸里，小心翼翼地喂给大黄狗。狗儿摇着尾巴，蹭着他的轮椅。

那张报纸是2017年的，已经发黄了，但折叠得很整齐。

今年清明刚过，刘大娘的病情突然恶化。医生说可能撑不了多久了。消息一传开，刘强匆忙从城里赶回来，要把母亲送去县医院。

刘大伯却说：“让她在家里走吧，熟悉的地方，她不会害怕。”

医生只好在家里给刘大娘打上了吊瓶，说随时可能离开。

那几天，我经常去刘大伯家帮忙。每次去，都看见他坐在床边，握着刘大娘的手，轻声说着话。

“记得我们年轻时候，你最爱吃的是炒鸡蛋…”

“儿子考上大学那年，你高兴得一晚上没睡…”

“去年冬天那场雪可真大，你说想出去看看，我没能带你去…”

刘大娘始终双眼紧闭，对一切浑然不觉。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她会这样离开的时候，奇迹发生了。

那天下午，我和往常一样去送饭。一进门就听见刘大伯压抑的啜泣声。

“大伯，您怎么了？”我急忙问道。

刘大伯抬起头，满脸是泪，但嘴角却挂着笑容：“你大娘…她认出我来了！”

我有些不敢相信，走到床前。只见刘大娘虚弱地睁着眼睛，目光却出奇地清澈。

“老刘…”她用沙哑的声音轻唤着大伯的名字。

刘大伯握着她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刘大娘艰难地抬起手，想摸摸他的脸，却没力气。刘大伯赶紧凑过去，让她的手贴在自己脸上。

“我知道…这些年…都是你在照顾我…”刘大娘断断续续地说。

“别说话，好好休息。”刘大伯劝道。

刘大娘却摇摇头：“我…我记得…你在饥荒那年…为了我…饿晕过去…”

刘大伯愣住了：“你…你还记得？”

“我一直记得…只是…说不出来…”刘大娘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老刘…这一生…嫁给你…值了…”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转过身，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的泪水。

外面，村口的老槐树花瓣纷纷扬扬地落下来，像一场无声的雪。

三天后，刘大娘平静地走了。走的那天，她一直握着刘大伯的手，嘴角带着微笑。

出殡那天，全村的人都来了，连那些曾经说过闲话的人也主动来帮忙。大家看向刘大伯的眼神里，再没有半点怜悯，只有深深的敬意。

刘强想带父亲去城里住，刘大伯却执意留在村里：“我和你妈在这住了一辈子，这里有我们的回忆。”

昨天，我又去看刘大伯。他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膝盖上放着一本相册。那是我从没见过的，翻开一看，全是刘大伯和刘大娘的合影。

最让我意外的是，相册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是刘大娘的笔迹：“老刘，若有来世，我还嫁给你。”

纸条已经泛黄，写满了指纹的痕迹，像是被人反复拿出来看过。

我问刘大伯：“这纸条是什么时候写的？”

“你大娘刚开始得病那会儿，有一天突然清醒了一会儿，写下了这个。”刘大伯的手轻轻抚摸着纸条，“她其实一直都知道，只是病魔夺走了她表达的能力。”

此时，院子里的收音机正在播放一首老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等待》。刘大伯的手指随着节奏轻轻敲打着轮椅扶手。

我忽然想起什么，问道：“大伯，您家收音机里的电池是不是该换了？声音有点小。”

刘大伯笑了笑：“不着急，等用完了再换也不迟。”

我注意到收音机旁边放着一个发黄的塑料盒子，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节新电池。盒子上贴着一张小纸条：“老刘的收音机电池”，是刘大娘的字迹。

夕阳西下，刘大伯推着轮椅回屋去了。我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缓慢而坚定的背影，突然理解了什么叫”爱情”。

那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不是花前月下的缠绵，而是平凡日子里的陪伴，是困难时刻的不离不弃，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深情与守候。

回家的路上，我经过村口的老槐树，发现树干上刻着两个早已模糊的名字，旁边是一个歪歪扭扭的爱心。

不知怎的，我忽然鼻子一酸，泪水再次夺眶而出。

我知道，那是年轻时的刘大伯和刘大娘留下的痕迹，是他们爱情的见证。而今，老槐树依然挺立，见证着一段跨越时光、战胜疾病的深情。

树下，一只花斑猫正懒洋洋地晒太阳。那是刘大娘生前最喜欢的猫，如今成了刘大伯的伴儿。它冲我”喵”了一声，然后慢悠悠地走向刘大伯的院子。

村子里的广播响起了，宣布下周村委会要来给老人体检。声音断断续续的，伴随着电流的杂音，但足以传遍每个角落。

我想起刘大伯说过的话：“人这一辈子，苦点累点不怕，怕的是没人陪着一起苦一起累。”

是啊，生命中最珍贵的，不正是这相濡以沫的情深吗？

明天，我要给刘大伯送去新换的收音机电池，再陪他一起听听那些老歌。

来源：大州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