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围绕“‘两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这一主题，分三个部分展开：一是“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视角来阐释“两个结合”；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创新理论的根，主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来探讨“两个结合”；三

今天，围绕“‘两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这一主题，分三个部分展开：一是“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视角来阐释“两个结合”；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创新理论的根，主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来探讨“两个结合”；三是巩固文化主体性是“两个结合”的内核，主要从文化主体性的视角来把握“两个结合”。

一、“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

（一）为什么要提出“中国化”

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那么，这一命题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我们简单梳理一下。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延安；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撰写了《论持久战》；到1938年10月，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同志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重大意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理论创新的主线，是极具主体性、自主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核心概念，具有本源性和统摄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文化自信、历史主动。可以说，在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中，最具原创性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思想上的奴隶”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从“理论上的搬运工”到“体系化学理化”，从“学徒状态”到“原创性贡献、原理性成果”，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史。

（二）“中国化”的核心问题和关键词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或者说关键词是什么？答案就是两个字，“结合”。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就是倡导“第一个结合”。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1945年4月20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重要文献，都强调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词就是“结合”。

（三）如何理解“结合”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视域看，是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五四运动时期，也就是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初以翻译、摘译、编译原文为主，内容大都片段化，并不完整。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加广泛，也更加系统。代表人物包括：陈独秀，他创办了《新青年》；李大钊，他在《新青年》连续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而且他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唯物史观”课程，是中国高校里最早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陈望道，他是《共产党宣言》中文翻译第一人；等等。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域看，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延安时期，也就是从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到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撰写了大量重要理论著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涉及战略方针、军队建设，以及党的政治建设、理论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方面。比如：1937年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又被称为哲学“两论”；1938年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也被称为“三论”；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1942年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被称为“延安整风”三篇论著；等等。《毛泽东选集》四卷共159篇文章，有112篇诞生于延安时期；《毛泽东文集》八卷的802篇文章，有385篇写于延安。这些重要文献，标志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第三，从“两个结合”的视域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丰富发展“一个结合”、继承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基础上，适时提出“两个结合”并加以深刻论述。相较“一个结合”，“两个结合”在表述上把过去“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改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的来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定自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是坚持“两个结合”、勇于推进理论创新的典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第四，从“第二个结合”的视域看，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结合。“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贯通融通，说到底就是思想的魂脉与文化的根脉的结合与融通。坚守好魂脉和根脉，充分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统一，立足中国实践和植根中华文化的统一，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创新理论的“根”的统一。如果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从而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

（四）如何领悟“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2022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指出，“强调‘两个结合’，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创性的。”习近平总书记继续说道：“中国走上这条道路，跟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考察殷墟遗址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

综上而言，“两个结合”，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实践维度，另一个是文化维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维度上展开，既揭示其实践意义，也阐释其文化意涵。“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必由之路，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也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创新理论的根

（一）从三个关系中把握“两个结合”

如何理解“两个结合”，特别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就是“第二个结合”？我认为要梳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1.“如何结合”与“能否结合”

“如何结合”主要是对“第一个结合”来讲的，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关键就在于如何结合，是实事求是，还是自以为是？是调查研究，还是主观主义？是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而“能否结合”主要是对“第二个结合”来讲的，也就是在如何结合之前首先要确定能不能结合，如果能结合才考虑如何结合；如果不能结合，如何结合也就无从谈起。一百多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否还有时代价值？如果有，是否能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这是我们一直思考探讨的重大问题。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否具有时代价值，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谈起。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任主编。当时人们没有料到，这份杂志的问世竟改写了文化的地图，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新青年》是一个思想阵地，为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表达观点的平台。可以说，《新青年》鼓吹新文化，新文化引领新青年。《新青年》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这里，我们怎么理解新文学和旧文学？那时的人们把西方文化称为“西学”，中华文化称为“中学”，并把“西学”称作“新学”，把“中学”称作“旧学”，又进而把“新学”当作“新文化”，“旧学”当成“旧文化”。这样，提倡新文学就是提倡“西学”“新学”“新文化”，反对旧文学就是反对中华传统文化，反对“中学”“旧学”“旧文化”。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个性解放”的积极意义是应当肯定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所批评的“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那样，片面性则是应当否定的。

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重新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当时，中国哲学界两位泰斗冯友兰和张岱年先生，努力在中国古代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到结合点。但是，在有些人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如果硬要结合，恐会造成马克思主义失真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变形。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使我们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不是要不要“结合”的问题，而是必须“结合”。

2.“一个结合”与“两个结合”

过去讲“一个结合”，现在讲“两个结合”，是不是说过去的“一个结合”是错的？不能这么理解。因为过去的“一个结合”蕴含了“第二个结合”。我们看“第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包括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也包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际；不仅包括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也包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但是要知道，蕴含意味着重要性不够。当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革命，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所以把重点放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今天，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文化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在这样的条件下，必须把“第二个结合”作为独立个体来发展创新。总的来讲，过去“第二个结合”蕴含于“第一个结合”，但为适应当今时代发展，就要把它抽出来从而丰富发展为“两个结合”。

3.“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

“两个结合”是一个整体，那么如何理解“两个结合”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两个结合”的侧重点不同。“第一个结合”聚焦的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主要指向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关键词是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第二个结合”聚焦的是思想的魂脉与文化的根脉的结合与融通，主要指向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文明中心论”，关键词是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两个结合”相互联系，实现“第一个结合”不能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推进“第二个结合”不能离开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两个结合”共同的目标指向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实践之“的”，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总之，“两个结合”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是一个整体。“第一个结合”是“第二个结合”的实践基础和实践本源，“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文化基础和文化根源。“第一个结合”蕴含了“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丰富、发展和深化了“第一个结合”。

（二）对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认识探索

1.近代中国思想界对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认识

什么是文化主体性？如何巩固文化主体性？我们从梁漱溟先生的“老根新芽说”说起。梁漱溟先生对中华文化主体性有一个思考，与我们今天讲的根脉相契合，称为“老根新芽说”。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就好比一棵大树，近代以来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冲击巨大，如“西学东渐”“欧美风雨”，使中华传统文化这棵大树逐渐枯萎、朽烂，从树叶、树梢、树枝到树干、树根。但若连树根都完全朽烂了，就真的完了。因此，趁着现在老根还没有完全朽烂的时候要想办法救活它。这样，树根活了，就能长出新芽来，再假以时日悉心培养，定能长成大树。届时，你若问这是棵新树吗？我答曰：是的，这是棵新树，是从原来的老树根上生长出来的。梁漱溟先生认为，将来中国的新文化正如这老树发新芽一般，不是简单地移植嫁接，更不是盲目地全盘西化。也就是说，在梁漱溟先生看来，“老根”与“新芽”不能分，根基与生机不可分，没有“老根”就没有“新芽”，没有“新芽”则“老根”没有生机。梁漱溟先生的“老根新芽说”对于我们理解文化主体性具有启发意义。

梁漱溟先生的树高千尺也有根，冯友兰先生的江河万里总有源。冯友兰先生的“旧邦新命论”，与梁漱溟先生的“老根新芽说”有异曲同工之处。冯友兰先生一生都在追求“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在晚年时还写成对联以自勉。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解释说：“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同时在书中还说道，“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将来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冯友兰先生还说：“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也是最新的国家。”最古老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未曾中断，最新体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冯友兰先生感叹：“这就增强了我的‘旧邦新命’的信心。新旧接合，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实现的，而且一定能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除了梁漱溟先生的“老根新芽说”、冯友兰先生的“旧邦新命论”，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还有很多表述，如返本开新、固本开新、革故鼎新、推陈出新，还有我们今天讲的守正创新。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并不是说中华文明以原状延续至今，而是说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总能在不同场景，以不同方式在历史长河中呈现。中华文化正是有了这个老根，才能发新芽、长新枝、开新花，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枝繁叶茂。换句话说，这老根，也就是根脉，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坚韧的文化生命力和坚挺的文化主体性。“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概括地说，老根新芽、旧邦新命、返本开新、固本开新、革故鼎新、推陈出新、守正创新，就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集中体现。

2.我们党对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认识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源”思考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以贯之的基本思路。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具有重大创新性意义的命题。他在阐述这一命题时先是论述：“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表明毛泽东同志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就蕴含了“两个结合”。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强调的“中国特点”，应当既包括中国实践的特点，也包括中国文化的特点；他论述的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应当既包括中国革命的命运，也包括中华文化的传承；他阐述的“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更是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不可分、有机结合。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从而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强调指出，“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在中国土壤里生长起来的就是中国实际和中华文化，与之相结合的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正式开幕。5月14日，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同志称赞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

为什么强调“民族智慧”？举几个例子。比如，实事求是。我们都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出发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而实事求是正是借用了中国的古语，即东汉班固著《汉书·河间献王传》，描写汉景帝之子刘德治学严谨，谓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给予新解，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可见，实事求是就是尊重客观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又如，哲学。毛泽东同志哲学“两论”中，《实践论》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阐释与总结。《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其中前半句讲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后半句讲的是知和行的关系，就是知行合一的中国传统理念，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理论联系实际。可以说，《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理念的结合。再看《矛盾论》，它讲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重点内容是对立统一规律，而中国古代辩证法的重要理念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阴阳学说。可见，《矛盾论》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结合。再比如，军事。毛泽东同志谈论最多的是《孙子兵法》，其中特别欣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古代的许多战例，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他也常提及。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谈到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时我们应采取的方针，他说：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以及它们的特点，作了系统阐述，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我们看这三个词：“民族的”，就是独立自主，就是文化自信自强，强调文化主体性；“科学的”，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赛先生”；“大众的”，就是民主的，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德先生”，体现了我们的自主立场和主体意识。

进入新时代，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第二个结合”时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党的二十大的这段重要内容，内涵丰富，意义重大，从“植根”开始，以“扎根”结束，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到山东考察时专门去看了孔府孔庙，到武夷山也专门来看一看朱熹园。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篇重要讲话的题目是《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是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发表的。三个多月后的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可以说，这篇重要讲话为“两个结合”的提出作了铺垫。

三、巩固文化主体性是“两个结合”的内核

（一）“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

1.“两个结合”的提出和发展

“两个结合”的提出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三步。第一步，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第二步，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对“第二个结合”进行了深刻阐述；第三步，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系统阐述“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推进了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

2.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和确立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正面回答了关于文化讨论的难点、焦点问题，推进了重大理论创新，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破解了重大理论难题，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和提出具有重大意义、起到关键作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成果。

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特征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基础性。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都离不开文化根基，这就是我们在前文一再强调的根、根本、根基、根脉和根源。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贯通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也是贯通于这一思想的重要内容。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极强的学理性。比如，巩固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全人类共同价值、文明交流互鉴等，这些概念、提法学理性极强。

4.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关键词

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即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和“两个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这是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那么，文化自信从何而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这就讲清楚了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那么，如何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就是坚持“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点：一是“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只有相互契合才能相互结合；二是“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就是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三是“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四是“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五是“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是“两个结合”的内核。

（二）文化主体性的内涵和意义

主体性是人的根本属性，是主体通过对象性实践活动把握客体的特性。文化主体性是人的文化活动自觉意识和自主立场的集中表达，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精神标识。“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文化传统是民族的根脉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失去了文化主体性，没有了自主立场，就如同浮萍没有了根，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讲，就如流浪者没有了家，没有安身立命之地，成为“文化的流浪者”，无所依托，无“家”可归。没有文化主体性就在文化意义上迷失了自我，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

（三）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导向

1.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核心问题是坚守好魂脉和根脉

魂脉表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根脉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创新理论的“根”。要坚守好魂脉和根脉，但要认识到魂脉和根脉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统一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中的，在“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之中，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而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既体现马克思主义之魂，也体现中华文化之根。说到底，“第二个结合”就是魂脉和根脉的融通。

2.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基本问题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近代以来，无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体中用”“中用西体”，所要探讨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认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形成“古今中西之争”。今天我们对待“古今中西之争”的正确立场和态度应当是：对传统文化既不自卑也不自大，而是自信自立；对西方文化既不俯视也不仰视，而是平视、平等交流对话。这样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主体意识、自主立场，对于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3.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关键问题是“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两个结合”的原创性贡献和原理性成果，对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巩固文化主体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4.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时代课题是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四）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逻辑理路

1.以“文明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内在生成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体现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又深深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创新；既学习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又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如此从“文明蒙尘”走到“文明新形态”。

2.以“旧邦新命”贯通古今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阐旧邦以辅新命”。这里，“旧邦”指的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新命”指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与阐发，使中国式现代化可感可知可行，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另一方面，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历史底蕴和精神力量。“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清晰地展现了中华文明、中国特色、中国道路这一贯通古今的链条，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

3.以“文明互鉴”融通中外

我们讲中华文化发展繁荣，讲建设文化强国，一定要有世界视野，一定要胸怀天下。中华文化主张“和而不同”。在中国哲学和中华文化中，“同”与“和”是两个概念。“同”是单一性，没有差异；“和”是多样性，包含差异和不同。如果全世界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发展模式，只有一种语言、一种文字，那是难以想象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当今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共同构成了绚烂多彩的人类文明图谱。因此，世界形势越是复杂多变，就越需要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越需要不同文化文明间的交流和对话。

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世界的眼光、开放的胸怀、包容的精神、平和的心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美美与共，融通中外，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和谐共生、相得益彰，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源：宣讲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