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综合言之，自从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佛、道二教并驾齐驱，互相刺激也互相补助，构成了两大信仰系统。在唐代以前，两大宗教可以说都在建构系统的时期，从无到有、从浅到深；到了唐宋之间，它们就已是中国建制性宗教的两大主流。

综合言之，自从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佛、道二教并驾齐驱，互相刺激也互相补助，构成了两大信仰系统。在唐代以前，两大宗教可以说都在建构系统的时期，从无到有、从浅到深；到了唐宋之间，它们就已是中国建制性宗教的两大主流。

在中国的民间，或者更恰当地说，有些处于文化精英层次的人物，一只脚踩在儒家，一只脚踩在民间，他们就会尝试如何整合这些不同的信仰为一个系统。

福建的林兆恩开创了夏教，就是提倡三教合一：将儒、道、佛糅合为一个信仰。夏教维持的时间不长，而且具有相当的地域性，但后来在各处发展的类似运动，却几乎都具有夏教的影子。

夏教代表的三教合一的观念，在许多比较通达的读书人之中并不罕见，这些读书人也因此完全可以接受家中其他成员选择的佛、道信仰。

民国时代，曾经一度有人发起组织“孔教”，这个努力并没有成功。然而有所谓“红卍字会”，就是三教合一的组织，它总部设在济南，创会的一群人士，无论男女都平等地参加发展和管理的工作。

从民国初期至抗战以前，红卍字会的发展十分迅速。那时东北已经沦陷了，红卍字会在东北伪满政权之下一样非常蓬勃。在我家乡无锡的红卍字会之下，还有许多念佛会，也有所谓的“斋堂”—前者是许多家庭妇女尤其是女性长者经常聚会的场合，后者则是老年无依无靠的信众，若干人组织为一个共同生活的单位。

这些组织中，念佛的部分是属于净土宗的高宣佛号，静坐的部分则与佛教的禅宗和道教的打坐并无区别。

红卍字会并无神职人员，祭神在道观，拜佛在佛寺，敬拜祖宗则在自己家中和祖祠之内。我的祖母就是无锡红卍字会相当活跃的一个人，在她的卧室后面另辟一个小小院落，是她的佛堂，其中有儒、道、佛的主要神像：至圣先师、观音和老子。

他们在念佛会宣讲的主要文献是《太上感应篇》，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现象。这群老妇人是地方慈善事业的主流，济贫冬赈、救济孤儿寡妇等，都是他们一年四季按时推动的工作。

民间方面，一个明代军人组织的罗教，最初是在漕运路线上的船户、民工、护运军人之中发展，后来则广泛地传播于黄河、长江、淮河以至东南沿海。他们称教主为“罗祖”，在各处水陆码头常有罗祖庵，老年无家的人士，颇有人以罗祖庵为安身之所终其余年。

罗教结合了佛教禅宗和道教中的许多教义及传统。罗教从禅宗中吸收了“心造一切”的概念，认为人的苦难是由于心欲造成，因此罗教追求无为、弃欲，以达到最高的内心状态。

罗教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自称为禅宗的一支。同时，罗教还从道教吸收了“道玄”这个概念，来解释世界的形成，认为世界是从真空家乡中形成的，并演化为世界万物。

因此，外部世界不是禅宗的教义中那样从内心产生的，而是事实存在的。

红卍字会

佛教方面，上述八大宗派，到了近代只有净土和禅宗最盛。

前面已经说过，是因为其他宗派的学术要求较多。净土的归依者注重其信佛之诚，以宣念佛号为其持信的功夫。禅宗则是以“直指真如”的顿悟为入门功夫，不着文字而注重敏锐的悟性。

禅宗的“机锋”，借重当时的一事一物触发灵性、开悟佛理，也就不太重视经典的研读和阐释。对于一般信众而言，禅宗一路也是方便法门。

晚唐以下的中国佛教，禅宗特盛，继而禅净合一。到了近代，佛教界群贤辈出：禅宗出了寄禅及虚云，净土宗出了印光，律宗出了弘一，天台出了谛闲，华严出了丹霞，唯识出了欧阳竟无。

儒家学者在近代颇有人采撷佛教思想，以组织其近代中国哲学体系，例如：熊十力先生借重唯识论援佛入儒，成为新儒家的重要部分；方东美先生将华严的宇宙观与他的美学理论糅合为一，构成了中国近代哲学中极堪重视的唯心论哲学。

凡此现象，大致由于西方传来的现代文化，激发传统文化的精英必须努力检讨和重建自己的传统。

熊十力

综合言之，自从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佛、道二教并驾齐驱，互相刺激也互相补助，构成了两大信仰系统。在唐代以前，两大宗教可以说都在建构系统的时期，从无到有、从浅到深；到了唐宋之间，它们就已是中国建制性宗教的两大主流。

无论佛、道，也已分歧为许多宗派，凡此宗派最初无不以教义的差异分别发挥其特有的重点，例如佛家的唯识宗、华严宗，都是从教义深刻的讨论开宗定义。道家亦复如此，有内修、外修、丹鼎、符箓各种教派。

唐宋尤其宋代以后，佛教是以净土和禅宗为主流，道教是以北方的新道教之一全真派和南方龙虎山正一派的系统作为主流。

这一阶段，佛、道的教派都逐渐倾向于民间，也更倾向于个人的坚信，认为信仰比教义的探讨更为重要。这种发展，就逐渐将建制性的宗教引导走向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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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品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