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两点一存”历史功绩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学习贯彻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的壮举。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辟了陕甘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新阶段，历经血与火的淬炼，共产党人崇高信
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两点一存”历史功绩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学习贯彻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的壮举。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辟了陕甘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新阶段，历经血与火的淬炼，共产党人崇高信仰在革命斗争中凝聚升华，熔铸成伟大革命精神——照金精神。照金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顽强斗争的英雄气概、扎根群众的工作作风。照金精神“顽强斗争的英雄气概”的内涵，革命性地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舍生取义、自强不息的致世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道义、仁善、道德教化，义以为上、义以为质，知行统一、自强不息等，这是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表达。优秀传统文化舍生取义、自强不息的致世风格，在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革命性的传承。儒家视道德为最高的价值追求，置利益追求为服从地位。在义和利面前，贯穿儒学的价值取向始终是“义”。孔子《论语·阳货》旗帜鲜明地主张“义以为上”，教育人们要“见利思义”。同时，在关于民众利益讨论时也重视“利”，《论语·尧曰》认为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义利观，认为“利”之最大是生命，义之根本是道德，“生”与“义”都是人们所追求的，但当两者不能同时取得时，则舍弃生命的希望而求取道德的圆满。孟子认为人生来为善，即生来有着善良的“本心”，如果被“利”所蔽，见利忘义，就是《孟子·告子上》讲的“失其本心”。“失其本心”与“舍生取义”是完全对立的。只有操守“本心”，像“贤者”那样使“本心”“勿丧耳”，才能不为私利，做到“舍生取义”。他认为追求“利”，无论是个人之利还是群体之利，都是不好的，如果追求个人之利，更是可怕的。道德理想，才是孟子提倡的远大追求。后世儒家对孔孟义利观不断有所阐发，重要的一点是认识到义利统一，强调义利兼重。这个“利”指国家与民族利益，这是受墨家思想的影响，并汲取其合理成分的缘故。
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价值观的另一个问题，是“德”与“力”的关系问题。“德”指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把追求道德提升作为最高追求；“力”指社会治理用政令和刑罚来规范、约束、治理，也即法治。崇德轻力的观点是主流，德力并重的观点居于次要地位。孔子崇德，认为“为政以德”，天下百姓自然归附。因为以德为治，才能使百姓有羞耻之心，而从内心归服。认为德化礼教能防患于未然。《孟子·公孙丑上》主张“以德服人”，因而他有“善教之得民”的治国之道。而墨家墨子认为德力统一，法家韩非认为德力对立。墨家、法家观点对后世思想家有一定影响，汉王充集前人观点之大成，在《论衡·非韩》中对德、力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视德力并重为治国之道。但这并没有占据主要地位，对中国封建社会发挥了比较重要作用的，还是儒家崇德轻力思想。道德规范成为政治信条，道德教化成为重要的治国手段，封建政治比较重视利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达到稳定社会、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目的。
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义与利、德与力的观点，影响到中国哲学的知行观。“知”就是知道、了解，进而指正确的看法和认识；“行”就是行为、作为。重视实践、从实践中获得正确认知，是中华人文精神的价值观追求。“知行合一”是明代王守仁提出的，其正确之处在于认识到知与行相互依存，其错误的看法是混淆知与行的概念。“知行合一”有深远的思想渊源。孔子、孟子、荀子都重视“知”，更重视“行”。孔子认为坚持正确的认识，并把正确的认识付诸实施而得到成功，是最高境界，如《论语·雍也》讲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孟子·滕文公下》则讲：以“行天下之大道”为人生远大追求。《荀子·儒效》认为只有“行之”才能“明之”，“明之”就如同“圣人”一样伟大。中华传统文化比较早的认识到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强调主要在于付诸实践。《左传·昭公十年》所谓“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尚书·商书·说命》所谓“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宋明理学的知行观进一步演变发展，一方面，认识到知对于行的指导作用。程颐在《程氏遗书》卷十八中说：“须是知得了，方能乐得，故人力行先须要知。”另一方面，认识到正确的思想理论是达到至高精神境界的标志。对王守仁混淆知行界限的倾向，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明确提出“知行相资”的命题，对知行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有了清楚的认识。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传统文化表达进取与奋斗精神的最为响亮的词语。《周易·乾卦·象传》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然界永不停止地运行变化，君子应当效法自然，自立图强，刚健有为。道家认为自然的特征是素朴，无私无欲，包容和谐，“无为”不争。道家的“无为”，要的是权衡利弊，在利大于弊的情况下有所作为，而不是在弊大于利的情况下瞎作为。儒家认为，自然与人、人与人“普遍和谐”，“仁”“诚”是自然和人的本质，反映出对物质运动的真实性和道德性的深刻认识。孔子对学生的教诲表现出自立图强、刚健有为的态度，也影响了后学，无不认为应把自强不息的精神贯穿于整个生命历程。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思想与性格的生动准确表述。这种精神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数千年教育和激励着志士自立图强、刚健有为、殚精竭虑、探求真理、鞠躬尽瘁、经世致用、刚直不阿，面对奸佞，不屈不挠抵御外侮，成为中华民族性格品质的深刻内涵。
《周易·坤卦·象传》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地广而阔，君子应当以宽厚之德兼容并包万物。“德”即道德，早期儒家认为道德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传统文化关于道德的含义大体有三：一是生活的意义；二是如何区别善恶，从善去恶；三是内在的道德情操与外在礼义规则相结合，即“文质彬彬”。这是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孔子提出一个总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标准——“仁”。孟子有“浩然之气”“正气”之说，还有“大丈夫”的概念。一言以蔽之，道德修养应达到宽广深厚的高度。这样才能有博大的胸襟，才能有远大的志向、高尚的理想，才能博采众长、创新进取，才能百折不挠、奋发图强，不断取得进步和发展。西周末年的“和同之辩”，强调从整体的角度认识事物，不同的事物相聚在一起达到协调、和谐、互补、共生，即多样性的统一。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概括“和同之辩”为“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说，君子重视“和”，善于听取各方面的观点，深入思考，综合分析，汲取优长，得出正确结论，坚持真理，而不狭隘固执，也不盲从附和。孔子要求学生对于经过思考得出正确、但与老师不同的结论，要争论、要坚持，正如孔子在《论语·王灵公》里讲的：“当仁，不让于师”。“厚德载物”表现在“和而不同”，对传统文化的发展作用和影响深远而重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人的本质、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社会理想追求，以及多样性的统一、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等诸多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给予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滋养，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古代仁人志士的义与利、德与力、知与行、自强与厚德等思想观念和舍生取义、自强不息的致世风格，反映在照金精神中，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顽强斗争的英雄气概”的内涵，反映了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具有鲜明时代意义的价值观、社会观特质。
“顽强斗争的英雄气概”内涵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共产党人先进思想文化精华特质的价值观、社会观表达。其一充满人民拥护的正义力量。革命斗争都是为了劳苦大众的自由与幸福，深得响应与拥护。群众基础日益向好与对革命根据地斗争蓬勃发展相互促进，使得不断取得胜利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英姿勃发、一往无前。刘志丹坚定自豪地说：“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威信的知识分子果断地参加革命。人们说：“共产党本领大，人都愿意跟他们走。”社会各阶层普遍与党组织和革命队伍同心，更是相信党、热爱红军、自觉地跟着干。人民拥护，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英雄气概的底气所在！其二，具有理性坚韧的胆略勇气。西北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来自老百姓，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关学的熏陶影响。特别是历经革命斗争磨炼，具有革命勇气、革命胆略、革命智慧、革命毅力，更有基于革命斗争淬炼的理性。王世泰谈到兵运斗争的艰难与危险：“提着脑袋干革命”“没有足够的勇气，没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没有无私无畏、超人的胆略，是绝对办不到的。”习仲勋激励自己“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的人生警句，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具有理性坚韧的胆略勇气、顽强斗争的英雄气概的简约表达。其三，富有辩证思维的决策素养。西北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具有先秦周文化、长安文化和关学文化的传统教育与影响，关学的辩证思维与实学风格的影响，融入文化血脉、渗透思想修为。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学习运用，形成科学的辩证法思维。因此，在红二十六军浴血终南、主力红军回师无望的情况下，中共陕甘特委于1933年8月14日召开了著名的“陈家坡会议”，讨论形成重建主力红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历尽艰难返回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的刘志丹对陈家坡会议予以高度评价：“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苏区的建立与这次会议的正确决策是分不开的。”后来周恩来也高度评价陈家坡会议：“我看这就是陕北的马克思主义。”其四，不怕牺牲争取胜利的英雄情怀。保卫薛家寨战斗中，坚守薛家寨的游击队员和修械所、被服厂、红军医院及后勤人员400余人，激战持续5天。女游击队员们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数名女游击队员跃身跳下悬崖。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了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表现出不怕牺牲、争取胜利、英勇顽强、壮烈崇高的英雄情怀。
今天的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树立了新的正确的价值观，对义与利、德与力有了深刻的认识，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为最高宗旨，德治和法治相结合，这充分显示了思想文化的进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观点，包含了中国哲学的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有了科学的认识，成为指导我们认识与实践的行动指南。这是血与火的革命斗争淬炼的伟大思想文化精华的时代意义之所在！（作者为陕西国际商贸学院、陕西照金干部学院特聘教授 丁德科）
来源：高校圈的那些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