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让世界如此混乱

摘要：随着特朗普总统通过一系列惩罚性关税颠覆全球贸易、重塑美国联盟关系，各国领导人正匆忙应对这一剧变。他们处境艰难：全球范围内，不满情绪高涨，政府接连在选举中失利或勉强维系。从美国到乌拉圭，从英国到印度，2024年，一股反现任浪潮席卷民主国家。然而，不仅民主国家陷入

亚伦·贝纳纳夫 / 纽约时报

——

世界陷入一片混乱，自有其因。

随着特朗普总统通过一系列惩罚性关税颠覆全球贸易、重塑美国联盟关系，各国领导人正匆忙应对这一剧变。他们处境艰难：全球范围内，不满情绪高涨，政府接连在选举中失利或勉强维系。从美国到乌拉圭，从英国到印度，2024年，一股反现任浪潮席卷民主国家。然而，不仅民主国家陷入危机，**同样面临社会动荡与经济不稳。如今，冲突已席卷全球。

对于这一令人忧心的现状，解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快速的社会变革——尤其是围绕移民和性别认同的争议——引发了强烈的文化反弹。另一些人指出，精英阶层在疫情应对上的失误或与民众的脱节，助长了反建制情绪和高支持率的强人领导。还有观点认为，算法驱动的社交媒体放大了错误信息和阴谋论的传播，加剧了社会不稳定。

这些理论各有道理，但当今混乱的深层根源在于一个更根本的因素：经济停滞。全球正经历一场自20世纪70年代起、2008年金融危机后加剧且至今未见好转的长期增长放缓。低增长、生产力下降和劳动力老龄化使全球经济陷入泥潭。这一共同的经济困境，正是全球政治与社会冲突的根源。

由全球最大经济体组成的二十国集团（G20）现状，深刻反映了世界经济的健康状况。数据令人担忧：经通胀调整后，其中八个国家自2007年以来的累计增长率不足10%，另有四个国家仅勉强跨过这一门槛。尽管印度、印尼和土耳其等国保持了较快增速，但多数成员国正经历长期的经济低迷。

过去，G20经济体通常保持2%至3%的年增长率，人均收入每25至35年翻一番。如今，许多国家的增长率仅为0.5%至1%，意味着收入翻倍需要70至100年。这种缓慢的速度，让人们难以在有生之年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停滞的破坏力无需达到绝对程度，就能瓦解预期：当人们不再相信自己或子女的生活会更好时，对制度的信任便会动摇，不满情绪随之高涨。

为何增长放缓如此显著？

其一，全球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阻碍了生产率增长——经济扩张的主要引擎。生产率，即每小时工作的产出，在制造业中提升较快。例如，一家汽车工厂引入机器人装配线，可在不增加人手的情况下使产量翻倍，甚至减少工人。但在服务业，效率提升困难得多。一家生意兴隆的餐厅需要更多服务员，一家收治更多病人的医院需要更多医生和护士。在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中，生产率增长始终较为缓慢。

这场酝酿数十年的巨变被称为“去工业化”。在欧美，去工业化意味着制造业岗位流失和工业品需求下降。但这一趋势不仅限于富裕经济体。G20范围内，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几乎拖累了所有地区的经济增长。如今，全球约50%的劳动力受雇于服务业。

另一个原因是人口增长放缓。二战后，婴儿潮推动了住房和基础设施需求，支撑了战后繁荣。人口学家曾预计生育率会稳定在更替水平（每个家庭约两个孩子），但现实中，生育率往往低于这一水平。过去，这源于家庭生育的孩子减少；如今，更多是因为组建家庭的人数下降。这一趋势已波及马来西亚、巴西、土耳其甚至印度。

人口减少对经济的冲击不容小觑。劳动力萎缩意味着市场规模缩小，企业扩张意愿降低——尤其是在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中，生产率增长有限且成本上升。投资因此受挫。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意味着更少的纳税人需要供养更多的退休人员，导致养老金和医疗成本激增，迫使政府提高税收、增加债务或削减福利。

在经济停滞的背景下，企业纷纷调整策略。许多公司不再将利润用于扩大业务、增加招聘或推动创新，而是转向股票回购和派发股息，优先考虑推高股价和管理层薪酬的财务操作。这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不平等加剧、需求受抑、增长低迷。这种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难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2020年代将是“增长乏力的十年”——这还是在特朗普贸易战加剧之前。

如何应对这一困局？一些人寄望于人工智能，认为其若能提升医疗、教育等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的效率，便可重振增长。然而，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备受热捧，其带来的生产力提升至今有限，且难以转化为核心服务的广泛改进。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进步似乎在放缓，而非加速。机器人难以成为全球经济的救星。

另一些人主张通过严格的关税保护推动再工业化，以恢复经济活力。这是特朗普政府理论上的赌注。但这一路径同样令人怀疑。首先，制造业衰落并非仅因贸易问题。即使是德国、韩国等制造业强国，工业就业也在萎缩。其次，半导体、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等被寄予厚望的行业，雇佣的工人相对较少。制造业创造大规模就业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若生产率难以显著提升，或许可以通过增加人口来刺激增长。这是一些鼓励生育政策背后的逻辑。然而，即便瑞典、法国等国家实施了慷慨的家庭政策，生育率仍在下降。另一种选择是高移民率，这仍是老龄化社会维持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方式。美国之所以比日本或德国增长更强劲，部分原因在于移民扩大了劳动力规模。但在当前反移民情绪高涨、特朗普再度执政的背景下，这一方案几乎不切实际。

首先，各国应通过赤字支出增加财政投入。美国经济相对欧洲的强势表现已被广泛讨论，但其关键原因却常被忽视：自2009年以来，美国持续维持高额预算赤字——平均占GDP的6%以上，而欧洲则长期坚持更为严格的财政纪律。

赤字支出能够有效刺激经济增长，尤其当资金投向公共领域时。例如，大力推动绿色转型可在未来多年持续带动经济活动。即使在历来倾向财政紧缩的欧洲，各国政府现也开始效仿美国，准备掀起一轮赤字支出热潮——不过，这些资金大多用于国家安全和军事扩张，而非经济振兴。

其次，重新分配财富是另一重要路径。过去，政策倾向于让富裕家庭更为富有，理由是通过“涓滴效应”刺激增长，但这一策略已明显失败。相反，政府可通过对富人征收更高税负，将收入重新分配至社会其他阶层。这在美国及其他地区无疑将面临激烈争议，但其益处显著：不仅能改善消费需求，还可增强国内和国际市场活力。

政策目标不应仅限于提升收入水平——研究显示，收入与幸福感的关联正逐渐减弱，而应聚焦于在增长放缓的世界中构建更稳定、更公平的社会。这需要加大民生领域投资，例如修复生态系统、重建基础设施、扩大住房供给等。同时，这也能为较贫穷国家在更公平、可预测的条件下追求出口导向型发展创造机遇。

当然，这些措施并非自动带来全球稳定。随着这一新路径的推进，新的政治冲突不可避免。但就当前形势而言，这一尝试无疑值得一试。

——————

亚伦·贝纳纳夫是康奈尔大学助理教授、德国汉堡新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自动化与未来工作》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