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夫 · N. 甘波，约书亚 · S. 汉南和托马斯 · 奈尔

摘要：“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的日益兴起标志着跨学科领域正在努力挑战关于人类与非人类或人类外（other-than-human）物质世界的长期固有假设。本文认为，目前并没有一个关于新物质主义的单一定义，而是至少存在三条不同且部分不兼容的路径。

何为新物质主义？

克里斯托夫·N.甘波（Christopher N. Gamble）

约书亚·S.汉南（Joshua S. Hanan）

托马斯·奈尔（Thomas Nail）

导论

“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的日益兴起标志着跨学科领域正在努力挑战关于人类与非人类或人类外（other-than-human）物质世界的长期固有假设。本文认为，目前并没有一个关于新物质主义的单一定义，而是至少存在三条不同且部分不兼容的路径。[1] 这三条路径至少有一个共同的理论承诺：以某一种方式质疑二十世纪大部分理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建构主义倾向，从而鼓励人文学科更多地关注科学。

这种“物质主义转向”的共同动机是，在占主导地位的欧洲西方传统中，物质被忽视或被贬低为一种本质上毫无意义的被动存在。新物质主义者经常强调物质是“有生命的”，“活生生的”，“充满活力的”，“动态的”，“施动性的”（agentive），从而是主动的（active），这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座右铭。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论证的，尽管新物质主义学者倾向于将这些术语交替使用[2]，但它们在我们区分出的三种方法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同样，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探讨的，这种分歧也体现在新物质主义者对人类中心主义二元对立（例如“意义与物质”，“文化与自然”以及“性别与性”）的质疑中。

新物质主义的兴起也伴随着许多批评。例如，新物质主义被批评为夸大了早期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生物恐惧症”或对物质的忽视[3]；被批评为错误地拒绝了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物质主义[4]；被批评为未经批判地将对物质的科学研究与物质本身混为一谈[5]；被批评为夸大了其所谓的“新意（newness）”[6]。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批评大多将所有新物质主义者归为同一类，因此往往错误地确定了批评目标。至少，我们希望证明这一点。

本文源于我们试图对这些批评的回应，但并非为了捍卫新物质主义本身。相反，我们希望将每支批评的箭头重新指向其正确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倡导我们所声称的“表演性”（performative）或“行进性”（pedetic）新物质主义。我们认为这种方法具有最大的价值和未来发展的潜力，但不幸的是，它被严重误解并与其他两种新物质主义混为一谈。因此，我们旨在阐明“否定新物质主义”（negative new materialism），“活力新物质主义”（vital new materialism）和“表演性”或“行进性”新物质主义并非兼容。[7]即使它们的动机相似，但它们的基本指导前提却不相同。

更具体地说，尽管这三种物质主义都试图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将物质视为本质上被动且毫无意义的假设，但我们认为只有表演性新物质主义的方法彻底颠覆了人类与物质之间的明确分离。否定新物质主义和活力新物质主义以不同方式继续阻碍对物质真正表演性运动的欣赏。一方面，否定新物质主义要么接受人类思想与无机物质之间的极端分裂，要么接受一种“消匿的”（withdrawn）本质，我们认为这两种情况都因其未经批判地接受外部人类观察者视角而持续存在。[8]另一方面，尽管活力新物质主义明确拒绝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但我们认为它仍然通过将一种生命形而上学投射到无机物质上而重新引入了本质主义。[9]在这些关键方面，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详细阐述的，非表演性新物质主义理论继续涉及某些客观主义的、非相关的，因此是观念论的假设或残余。[10]

然而，表演性新物质主义的方法成功地避免了明确分离，因为它拒绝了任何关于物质之外的东西——包括人类意义——的假设，这些假设指导、结构化或赋予物质行为以意义。在这种观点中，如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所说，物质仅仅“是[...]一种做（doing）”。[11]物质是它之所做（Matter is what it does），或者用托马斯·奈尔（Thomas Nail）的话说，“它如何运动”（how it moves）。[12]由于人类的表演并非独立于物质世界的其他表演，这种观点也导致了对科学的表演性理解，其中每一次观察行为同时构成了对被观察对象的转化。这种观点使我们能够对上述提到的新物质主义作品的批评做出以下回应：

（1 ）对物质的忽视。虽然我们同意一些新物质主义作品无意中强化了它们试图质疑的二元对立[13]，但我们认为这种批评并不适用于表演性方法。例如，当后者提到之前的“忽视”物质时，并不是说以前的理论家没有谈论物质，而是说那些理论家忽视或低估了物质内在的动态性和意义（正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假设，即意义以及可能使人类与众不同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是非物质的）。[14]

（2）对科学的盲目崇拜。虽然我们同意一些新物质主义者以未经批判的方式接受科学，将其发现与物质本身混为一谈，但在表演性叙述中，科学实践和话语就像任何（无论是人类的还是其他东西的）其他行动一样，同样是它们所描述的世界的生产者。因此，这种叙述同意后结构主义和科学与技术研究的观点，即所有人类话语都是构成性的（constitutive）。然而，新的论点是（至少在占主导地位的欧洲西方传统中），这些话语本身也是——而且仅仅是——物质的特定配置或表演。

（3 ）对新奇的迷恋。尽管我们完全支持对新物质主义所谓新意的历史溯源研究，但我们再次认为这种批评并不适用于表演性方法。物质始终处于运动之中。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展示了这种运动的创造力是如何在西方传统中被抹去或排除的。[15]此外，可以说，表演性物质主义在欧洲西方传统中最重要的历史先驱是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他的哲学诗作在许多方面与对荷马的表演性物质主义理解相联系。[16]此外，我们还认为，最近呼吁更多地认识到并持续关注表演性“新”物质主义（如巴拉德的“代理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与原住民研究文献中讨论的众多且多样的代理者本体论（agent ontology）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差异）是有价值的，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17] 因此，我们将表演性物质主义视为以新形式恢复那些较老的、被忽视或被轻视的物质主义，而绝不是一种凭空出现的理论。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阐明表演性或行进性物质主义与旧物质主义以及其他新物质主义之间的差异，来明确表演性或行进性物质主义方法的特点。第一部分的总体目标是论述前一种区分。

Notes

1 “活力”、“否定”和“表演性”（performative）新物质主义。关于定义“新物质主义（s）”的三部被广泛引用的著作，可参见 Stacy Alaimo and Susan Hekman, eds., Material Feminisms(Minneapolis: Indiana UP, 2008); Diana Coole and Samantha Frost, eds., New Materialisms: Ontology, Agency, and Politics(Durham, NC: Duke UP, 2010); Rick Dolphijn and Iris van der Tuin, eds.,New Materialism: Interviews and Cartographies(Ann Arbor, MI: Open Humanities, 2012)。前两部文集的引言将新物质主义定义为关注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物质与意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忽视了表演性新物质主义所强调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内在互动（intra-actions）或纠缠（entanglements）（尽管第一部文集中包含了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和维基·柯比（Vicki Kirby）所撰写的表演性新物质主义章节）。第二部著作的引言还支持了一种活力论的路径。第三部书收录了支持这三种新物质主义的倡导者的访谈，并且在其后半部分将它们置于富有成效的对话中，以发展一种“横向的”（transversal）新物质主义，这种新物质主义在许多方面接受了表演性的路径。然而，这些著作中没有一部理论化了我们认为的表演性、活力和否定新物质主义之间的关键差异，而这正是我们论文的主要理论目标。

2 否定新物质主义者倾向于回避诸如“有生命的”，“活生生的”，“充满活力的”之类的术语。参见，如Timothy Morton, The Ecological Thought(Cambridge, MA: Harvard UP, 2010), 中提到，称互联网为“‘网（Web）’对我来说[...]有点过于活力论了”，他更倾向于使用听起来不那么活力论的“网格（Mesh）” (28)。

3 最初的表述，参见 Sara Ahmed, “Imaginary Prohibitions: 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Founding Gestures of the ‘New Materi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15.1 (2008): 23–39; Nikki Sullivan, “The Somatechnics of Bodily Inscription: Tattooing,”Studies in Gender and Sexuality10.3 (2009): 129–41.进一步讨论和该主题。最近的研究包括 Caroline Braunmühl, “Beyond Hierarchical Oppositions: A Feminist Critique of Karen Barad’s Agential Realism,”Feminist Theory19.2 (2017): 223–40; Dennis Bruining, “Interrogating the Founding Gestures of the New Materialism,”Cultural Studies Review22.2 (2016): 21–40. 关于回应，参见 Davis, “A Response and Feminism’s Anti-Biologism: A Response to Sara Ahmed,”16.1 (2009): 67–80; Iris van der Tuin, “Deflationary Logic,”15.4 (2008): 411. 正如Davis指出的那样，Ahmed引用的女性主义科学工作将人类意义与生物学之间的关系视为巴拉德所说的“混合”（mixture），而不是“纠缠”（71, 75 n. 5）。前者假定一个预先存在、离散且不变的边界，因此涉及一种“共/和（both/and）”或“互动性（interactional）”的逻辑，而在后者的情况下，边界是相互或“内在互动性（intraactively）”地构成的。我们认为，只有表演性新物质主义才能实现一种内在互动性纠缠的解释。关于对女性主义“反生物学主义（antibiologism）”的重要批判，参见 Elizabeth A. Wilson,Gut Feminism(Durham, NC: Duke UP, 2015).

4 Simon Choat, “Science, Agency and Ontology: A Historical-Materialist Response to New Materialism,” Political Studies66.4 (2011): 1027– 42; Joss Hands, “From Cultural to New Materialism and Back: The Enduring Legacy of Raymond Williams,”Culture, Theory and Critique56.2 (2015): 133–48.

5 Angela Willey, “Biopossibility: A Queer Feminist Materialist Science Studies Manifesto,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Question of Monogamous Behavior,”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41.3 (2016): 553–77.

6 参见Sarah Ellenzweig and John H. Zammito, eds., The New Politics of Materialis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该文集自称“首次探讨新物质主义‘新’在哪里，并将其置于跨学科视角中”。大多数章节以批判性的方式回答了这一问题

7 见 note 1 above.

8 参见Carol A. Taylor, “Close Encounters of a Critical Kind,” Cultural Studies – Critical Methodologies16.2 (2016): 201–12, 特别是与客体导向本体论学者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相关内容 (210)。这一批评在Thomas Lemke, “Materialism without Matter: The Recurrence of Subjectivism in ObjectOriented Ontology,”Distinktio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18.2 (2017): 133–52.被重申。

9 Thomas Lemke, “An Alternative Model of Politic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of Jane Bennett’s Vital Materialism,”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35.6 (2018): 31–54.“用一种过时的词汇来说：贝内特（Bennett）支持一种‘观念论的’物质主义解释”(46)。“直白地说：这种活力物质主义缺乏物质性。”(47)。对活力新物质主义的类似批判，参见Quentin Meillassoux, “Iteration, Reiteration, ism?Repetition: A Speculative Analysis of the Meaningless Sign,” trans. Robin Mackay,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20 Apr. 2012, 4.

10 尽管没有提出一种（完全）表演性的解决方案，但关于物质主义如何一直受到各种理想主义的困扰和削弱的批判，可参见Jean-Michel Salanskis, “Some Figures of Matter,” trans. Ray Brassier, Pli: The Warwick Journal of Philosophy12 (2001): 5–13.

11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151; emphasis added.

12 Thomas Nail, Being and Motion(Oxford: Oxford UP, 2018).

13 见 note 4 above.

14 例如，巴拉德在Meeting the Universe中提出的知名论断：“有一种重要的感受，其中似乎唯一不在重要的东西就是物质。”(132)

15 Nail, Being and Motion;Christopher N. Gamble and Joshua S. Hanan. “Figures of Entanglement: Special Issue Introduction,”Review of Communication 16.4 (2016): 265–80.

16 参见Thomas Nail, Lucretius I: An Ontology of Mo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18);Lucretius II: An Ethics of Motion(Edinburgh: Edinburgh UP, forthcoming 2020); 关于荷马，参见Christopher N. Gamble (MS in progress).

17 Jerry Lee Rosiek, Jimmy Snyder, and Scott L. Pratt, “The New Materialisms and Indigenous Theories of Non-human Agency: Making the Case for Respectful Anti-Colonial Engagement,” Qualitative Inquiry(forthcoming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