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通（584年－617年），字仲淹，门人私谥文中子，隋朝绛州龙门（今山西万荣或河津）人，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出身官宦世家，其父王隆曾任隋朝国子博士，家学渊源深厚。

王通（584年－617年），字仲淹，门人私谥文中子，隋朝绛州龙门（今山西万荣或河津）人，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出身官宦世家，其父王隆曾任隋朝国子博士，家学渊源深厚。

王通自幼精习儒家经典，十五岁便以学识闻名，开始授徒讲学。仁寿三年（603年）西游长安，向隋文帝进献《太平十二策》，主张尊王道、推霸略，但未被采纳，仅获任蜀郡司户书佐等职，不久辞官归乡，潜心著述与教育。

话语过多的人，往往思虑不深，容易泄露机密，难以参与深远谋划。行动过于轻率浮躁的人，缺乏沉稳与恒心，难以建立长久稳固的关系。孔子也曾教导“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强调言语迟钝而行动敏捷。此言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对于稳重、内敛品格的推崇，警示世人慎言笃行。

品德高尚的君子会先仔细选择、考察对方的品行，确认志同道合之后才建立交往。而品行不端的小人则往往先不加选择地交往，之后才根据利害关系决定亲疏去留。这体现了君子交友的审慎原则，如同《论语》所言“无友不如己者”，强调交友应有益于自身德行。小人的交友方式则显得轻率功利。

人生最大的痛苦，在于听不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从而失去改正的机会，不断沉沦。人生最大的耻辱，在于内心麻木，失去了羞耻感，做了错事坏事也不觉得羞愧。正如古语所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在于能否“闻过则喜”，并有“羞恶之心”。此言强调了自省和道德底线对于个人修养的极端重要性。

此句区分了君子与小人学习目的的本质不同。君子学习是为了追求真理、领悟大道，提升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他们的学习是内向的，指向精神的完善。小人学习的目的则主要是为了获取现实利益，如功名、财富等。他们的学习是外向的，指向物质的获取。孔子亦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学习动机的不同，决定了学习内容、方法和最终成就的差异。

观察一个人富有时如何给予、与谁分享，可以看出他的仁爱与格局。观察一个人贫困时是否坚守底线、不取不义之财，可以看出他的操守。观察一个人显达时追求什么、爱好何物，可以看出他的志趣与境界。观察一个人困顿时如何行事、是否失志，可以看出他的气节与韧性。如同《管子·牧民》论述观察人之法，此言提供了具体可行的识人维度。

此句极言师道尊严与教化之功。天地自然赋予生命，但不能亲自养育成人。父母养育了身体，但心智、德行的完善成熟，往往需要依靠老师的教导。王通将老师（夫子）视为最终成就自己的关键，突显了教育在个人成长和社会文明传承中的决定性作用。韩愈《师说》亦强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此句表达了对师恩的深切感念和对教育价值的高度认同。

此句探讨了信任与谨慎的更高境界。说话算数固然可贵，但更高的境界是即使不说话，别人也因你的品行而深信不疑。行动小心谨慎固然重要，但更高的境界是即使没有刻意表现谨慎，你的行为自然合乎规范，让人放心。这强调了内在德行修养的重要性，当德行充沛于内，外在的言行自然会获得信任与认可，达到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然状态。

此句阐明了志向、道与言论三者之间的关系。远大的志向是成就道业、实现理想的基础和动力。而言语则是表达内心志向、阐述思想主张的工具。首先要立定高远的志向，以此为目标去追求和践行“道”，然后通过言论将自己的志向和对“道”的理解传播开来，影响他人。这强调了立志对于求道的重要性，以及言论服务于志向和道义的功能。

此句提出了一种化解毁谤与怨恨的策略，体现了退让与不争的智慧。面对他人的毁谤，有时不去辩解反而更能让谣言自行平息，过度的辩解可能适得其反。面对争端与怨恨，主动放弃争执，不与人争利争名，往往更能有效地终止怨恨的蔓延。老子《道德经》亦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思想。此句主张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保持内心的平和。

此句以吃饭穿衣为喻，说明为人处世应量力而行，适度为宜。接受别人的馈赠或承担任务，要像吃饭一样，根据自己的食量（能力、需求）来决定，不可贪多。选择职位、名誉或生活方式，要像穿衣服一样，根据自己的身材（实际情况、德才）来匹配，追求合身。此言倡导一种知足、务实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避免好高骛远或贪得无厌。

此句高度赞扬了“自知”与“自胜”的品质。能够真正了解自己长处与短处、能力边界的人，可以称之为“英”（明智、杰出）。能够战胜自身弱点、克服内心欲望与惰性的人，可以称之为“雄”（强大、非凡）。老子《道德经》亦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王通此言，强调了内省和自我克制是成为杰出人物的关键特质。

此句论述了为学、为君应以“道”为师的原则。即使是地位至高无上的天子，也必须有老师来指导。然而，老师并非固定不变的某个人，真正的老师是“道”本身。无论何人，只要其言行体现了真理、符合道义，就可以作为学习的对象。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亦是此意。此言破除了对权威的绝对迷信，强调了学习应以真理为最终归依，体现了求道的开放心态。

此句提出了君子面对危难和利益诱惑时的应有态度。听到可能发生的灾难或困难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去解决、化解。看到唾手可得的利益时，首先想到的是审视其是否合乎道义，不义之利则应主动回避。这体现了君子勇于担当、临难不惧的精神，以及见利思义、廉洁自守的道德操守。与《论语》“见危授命，见得思义”的精神一致。

此句指出了行动与静止两种状态可能出现的偏差。过于频繁地行动、干预过多，容易导致事务繁杂、忙中出错，失去重点（失之繁）。而过于保守、静止不动、缺乏作为，则容易导致错失良机、信息闭塞、活力不足（失之寡）。此言体现了中庸之道，警示人们无论动静，都要把握适度的原则，避免走向极端，力求动静合宜，恰到好处。

此句强调实践检验和证据的重要性。做事情最可贵之处在于取得实际效果、得到验证。而言论（此处理解为有价值的言论）最不应该因为暂时没有明确证据就被轻易抛弃，需要审慎对待，或许有待验证。王通重视实效，但对言论持相对开放态度，认为无实证的言论不宜轻率否定，需考察其合理性。这体现了求真务实与审慎判断相结合的态度。

此句阐述了恭敬和诚实笃行带来的益处。待人接物保持谦恭有礼的态度，能够使他人信服、归顺。做事踏实、诚恳、言行一致，能够最终获得成功。恭敬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容易赢得人心；诚实笃行是事业成功的基础，能够积累信誉，克服困难。此言强调了良好品德（恭、悫）在人际交往和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此句描绘了君子的人格尊严与行为底线。对于君子，可以用正当的礼遇和道义来招请延揽，但不能用不正当的利益或手段去引诱。如果彼此道不同，可以放弃任用君子，但不能对其施以怠慢和侮辱。这体现了君子重义轻利、坚守原则、维护人格尊严的特点。对待君子必须以礼相待，尊重其人格，否则宁可不与之往来。

此句揭示了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相互显明的关系。名声与实际相辅相成，有实才有好名，好名也能助实。功用与利益相互促进，有效利用能产生利益，利益也能支持更好利用。是与非在对比中更加清晰，通过辨别是非能明确标准。留下与离去各得其所、相安无事，是理想的人事状态。此言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强调和谐共生与各安其位的状态。

此句深刻剖析了两种不牢靠的交往关系。依靠权势建立的交往，一旦权势衰落，关系也随之中断。依靠利益结合的交往，一旦利益耗尽或无利可图，关系也随之解散。这两种交往都建立在外部条件之上，缺乏真诚的情感和道义基础，是脆弱不可靠的。因此，品德高尚的君子不屑于参与这样的交往，而追求建立在道义、情感基础上的稳固关系。

此句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忧虑。那些在其位不谋其政、尸位素餐的官僚庸人，在社会上比比皆是。如果到处都是这样不作为、不贡献的人，那么理想的王道政治（仁政、德政）又怎么可能兴盛起来呢？此语充满了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和对改革弊政、任用贤能的呼唤，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此句强调了赏罚的示范效应和杠杆作用。奖励一个人，可以鼓励成百上千的人向其学习，激发众人的积极性。惩罚一个人，可以警戒广大民众，使其不敢再犯同样的错误。赏罚不在于多少，而在于公正及时，能够起到以点带面、教育引导的作用。这体现了法家思想中运用赏罚进行有效治理的策略，强调了典型案例的警示与激励功能。

此句列举了四种严重的过患。最大的罪过在于过分热衷于钻营、急于求进，可能不择手段。最大的祸患在于言语过多，容易失言惹祸。最大的痛苦在于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最大的耻辱在于没有羞耻之心。此句系统地警示人们在进取心、言语、反省、知耻四个方面要特别注意修养，避免走向极端而招致灾祸。

此句以简洁的语言道出了一个普遍真理：世界上没有不付出辛勤劳动就能获得成功的事情。任何成就的取得，都需要艰苦的努力、持续的付出。无论是个人学业、事业的成功，还是国家社会的繁荣发展，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劳动和奋斗。此言否定了任何不劳而获的幻想，强调了勤劳、实干是成功的基础，是一种非常朴素而重要的价值观。

来源：混沌婴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