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拍纪录片好像就是用短短几年的观察，去给一个人的人生盖棺定论。这其实是非常嚣张的做法。我相信人生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转机的，但是一个影片必须要有结束，这对我来说非常痛苦。但或许，接受找不到一个更加积极正向的结尾，就是拍摄这部影片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这是对一个理想主义

秦潇越，纪录片导演。

拍纪录片好像就是用短短几年的观察，去给一个人的人生盖棺定论。这其实是非常嚣张的做法。我相信人生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转机的，但是一个影片必须要有结束，这对我来说非常痛苦。

但或许，接受找不到一个更加积极正向的结尾，就是拍摄这部影片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这是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自我教育。

看见世界，看见我

2025.4.12 杭州

大家好，我叫秦潇越，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但很长时间里，我都对这个身份没有太多认同感。我走上这条路，还要从传说中的世界末日讲起。

世界与我

2012年12月21日，玛雅历法的最后一天，我在上海的街头采访陌生人。我问他们，如果今天真的是世界末日，你的人生有什么遗憾吗？如果有，是什么阻碍了你去做这件事？我希望以此来鼓励人们面对内心真实的渴望。

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在意别人的理想，我只是希望自己可以生活在一个理想被鼓舞的世界。

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即将踏入社会，心中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慌和深深的迷茫。身边的朋友好像都生活得不开心，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为了一个很遥远的、所谓的安稳，早早地放弃了更多的生活可能。

我不愿意让自己融入一个好像大家都不是在过着自己理想生活的社会。这让我感到害怕。

好在世界末日的采访，给了我信心。我发现，拍摄并不可怕。相反，镜头好像有一种魔力。有镜头的存在，我才有勇气直白地问出那些看起来非常天真的问题。而镜头前的那些人，好像也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

镜头给我打开了一个重新认识世界的窗口。“世界”不再是一个宏观又抽象的词，它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人。

初次感受到拍摄的快乐后，第二年夏天，我又一个人坐火车环游中国，想去看看更多陌生人的故事。我想了解是什么让他们过着现在的生活，他们的理想又是什么。我把这当作踏入社会前的一次社会调研，也期待在这趟旅行之后，能够更加清楚，自己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一路上，祖国的大好河山给予我视觉上的刺激，陌生人的故事则给我精神上的鼓舞。我拍到了火车售货员、背包客、乞丐、按摩的技师，这些平时和我的生活不太会有交集的人，都在镜头前向我敞开心扉。

印象深刻的第一个人，是我在广州火车站遇到的一位76岁的乞丐。

每次看到乞讨的人，我都不知道要不要给钱，因为不确定怎样才是正确的。特别是有些职业乞丐，难以辨别。但他跟别的乞丐不一样，没有吆喝，也不卖惨，只是坐在那里。

第二天又在同一个地方看到他，我鼓足勇气上前，准备跟他聊一聊。当我举起相机的时候，他身后的人全都散开了，但是他非常镇定，用方言来来回回说了好几遍他是如何成为一个乞丐的。

年轻的时候，他把田让给弟弟，对方承诺给他养老，可是等到真老了，承诺却没有兑现。他一气之下就出来讨饭了，一路从山东走到了广州。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讨饭也是一件这么有骨气的事。

我问他，有没有遇到过假的乞丐？他说没有，有的人家里有子女还出来乞讨，是因为问谁要钱都不容易，与其低声下气，还不如自己出来讨饭。

困惑我多年的问题得到了解答。即便是处在一个谁都瞧不起的处境，那也可能是他当下最有尊严的活着的方式。

第二个印象深刻的，是我在去昆明的火车上遇到的一个售货员。那天我临时改签，就搬到了他们工作人员车厢的隔壁。早上起来，他看到我在吃一个夹了火腿肠的面包，他说：“你这个面包还挺特别，一定很贵吧。”我就对他产生了好奇。火车到站后，我们约了拍摄。

他告诉我，他刚二十出头，跟家人断绝了关系，一个人从曲靖跑到昆明打工，做了各种各样的体力活，但都学不到东西，前段时间才终于面试上火车售货员的职位，穿上了一身帅气的制服。

他的理想是开着自己造的飞机，去世界各地看一看。我以为他说的是飞机模型，但是他说自己有这个聪明才智，去造一架真正的飞机。

我听得有点愣住了。那愣住的几秒钟，我害怕他觉得我在嘲笑他，就继续跟他对话，了解到他念了一年高中，发现自己的眼睛近视了，于是自作主张辍学，也因此跟父母产生了非常大的矛盾。

他出来了才知道，城市和农村的差异这么大，人和人的差距也这么大。

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害怕眼睛近视就辍学，这非常离谱，但回过头来想，他可能只是在保护他开飞机的梦想。因为在他的概念里，近视了就没办法当飞行员，他没有意识到可以通过考大学走出农村，实现理想。人生就此走上了另一个岔路。

离开的时候，他让我帮他在火车站门口的金牛雕像前拍一张照片。他说，这个牛就像奋斗的他一样。他的名字叫吴卓渊，这是他给自己改的名字。

这两个月的旅行构建了我的生活信念感，世界向我呈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面貌——不论人身在什么处境、什么年龄、什么行业，他的内心深处都本能地有着对于理想生活的向往，哪怕生活曾经辜负过他。

我给这个片子起名叫《世界与我》，因为我觉得世界是所有“我”的合集。只要每个人热爱生命，就是在创造美好世界。

旅行结束后，我好像也更加明白我要过一种什么样子的生活。我要用影像这种最有感染力的传播方式，去激发大家内心本就存在的对于理想生活的渴望，去热爱自己的生命。

其实我并没有学过影像制作，面对大量的素材，有点不知所措。等到影片真正完成，已经是2015年年底。四十几分钟的片子，毫无技术可言，全是情感。

但在2016年，我收到了全国各地100多个放映申请。只要对方有一个投影仪、有组织放映的能力，他就可以向我申请免费的放映。我希望寻找自我的故事，可以在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

我也积极地参与映后的活动。相信理想的信念在一次次的放映中被不断地提起、放大。有一次，我甚至看到我的海报跟贾樟柯的海报放在一起。我对我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了期待。

理想的背面

但老天好像在跟我开一个玩笑：你这么喜欢鼓舞人家去追求理想，那我就给你安排一个被困在极度现实里的人，让你知道理想的背面是什么。

《世界与我》在上海的一次放映，我认识了一个观众，他叫房君睿。等所有观众离开后，他走到我跟前，告诉我他的理想是做文物修复，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与此相关的工作。任何他感兴趣的博物馆、拍卖行，都需要更高的学历。甚至，他去做其他普通工作，也很难做满三个月。

于是，他整日郁郁寡欢，跟两只猫，还有他的父母，蜗居在上海市中心一个三十多平的老公房里。

房君睿一家三口

他有一点口吃，脸胀得通红想要表达，但是又表达不清楚的样子，让我很想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我想，或许我可以拍一个喜欢做文物修复的上海青年追寻自己理想的故事，说不定还能帮他找到理想的工作。

没想到第一次到家里拍摄，就遇到了父子两人在镜头前争执。

儿子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情绪非常低落，有时甚至连起床的动力都没有。他把全部精神寄托放在买书上，家里的书多得连多站一个人的空间都没有，父亲却觉得他买书又不看，实际上是一种逃避。

对于一个没有多少拍摄经验的导演来说，是会被这架势给吓到的。我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就矗立在家庭矛盾的暴风眼里。但此刻，我已经无处可逃，镜头无意识地记录着。

当第二次我到家里拍摄，又遇到更加剧烈的冲突时，我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很明显，这不会是一个我所期待的，因为理想而被救赎的故事。

房君睿的爸爸曾经也鼓励过他去追寻自己的理想。他花重金让儿子报了一个上海有名的文物修复大师的课程，碗是课程里要修复的作业。房爸爸指着修了一半的碗说：“如果你真的喜欢文物修复的话，这个碗早就修好了。”

房君睿修复到一半的碗

于是我也顺着他的话说：“那我们下次就等你把这个碗修好了再来拍。”本意是想要鼓励他真的开始为理想做些什么，但是他好像一眼就看穿了我。

他说：“你是不可能通过我拍一个励志故事的。”

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励志故事，那么是否还有记录的必要？这是当时困惑我的一个问题。

与此同时我还发现，房爸爸也视这次拍摄为一个重要的表达机会。他急于让儿子看清自己的位置，不要对理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我要过有意义的人生”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话，有几个人能过有意义的人生？

这句话他是跟房君睿说的，却像是一记耳光打在了我的脸上。鼓励大家追求理想并没有错，但此刻它像是一句废话，谁不知道理想好呢？

房君睿落寞地坐了下来，但是又充满期待地看着我，他问：“你觉得我爸爸说得对吗？”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甚至想要找个洞钻进去。但如果这个时候临阵脱逃，那么我在《世界与我》里建立的生活信念感就此崩塌，我想要通过影像去传递人性真善美的远大志向，也将不复存在。

这个时候，房君睿说：“如果你愿意拍的话，我愿意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就像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只是那时，我们都觉得自己才是钓鱼的那个人。

房君睿父亲和房君睿

可能大家会好奇，拍纪录片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拍摄是一种诱惑，无论是对导演而言，还是对拍摄对象而言，你就是被一种诱惑在牵引着往前走，做不了太多理智的判断。

当生活里多出了一个镜头，所有人都急于在镜头前证明自己。

房君睿的爸爸为了让儿子有所觉悟，在镜头前做最后一搏。房君睿的妈妈不认同他在镜头前数落儿子的做法，因为对于一个内心非常脆弱的人而言，这可能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她也加入了战斗。一家三口经常在镜头前吵得不可开交。

作为旁观者的我，情绪也并不稳定。房君睿多次在镜头前要轻生的宣言，让我很害怕真的拍到令我后悔一生的画面。我开始道德审判自己，觉得可能是我的拍摄加剧了他们的家庭矛盾。严重的时候，晚上我会做噩梦。

我退缩了，毕竟，我好像没有必要让自己卷入这样的漩涡里。

停止拍摄后，我去游山玩水，也给自己找了一份工作。但不论是工作中做的视频，还是旅游视频，都让我觉得无关痛痒。好像生命真正的奥义，就藏在那些逃脱不了又难以突破的关系里。

我重新审视那半年拍到的素材。做一个励志故事的预设被推翻，一个真实的故事仿佛就要向我发出呐喊。我决定接受挑战，放下全部的预设，让镜头带领我，去探索一个真实的故事。

但在此之前，我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并不是我造成了他人的痛苦，而是镜头让痛苦多了一次被看见的机会。

再次进入房君睿家，已经是八个月后。

这次，我了解到，房爸爸的父辈曾经是上海的买办，房君睿的爷爷做着黄包车公司的生意，房君睿妈妈的祖上也在上海经营庞大的油漆产业。但是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让这两个家族都渐渐没落了。

房君睿的爸爸从小就喜欢画画，但因为政审没过，与上海美术学校擦肩而过。他一直没有放弃过画画，虽然二十多年都在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但人才可以流动之后，他总算找到了在医院做美工的工作。

房君睿的父亲在作画

这段经历成为他口中的勋章，也曾用来鼓励房君睿坚持自己的理想。而房君睿却从这段家族记忆里窥探到，他原本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于是对现在的生活更加不满意，怨天尤人，觉得自己生错了时代。

这次拍摄，他的身边还多了一个来自教会的朋友，杨光。他时常来家里探访房君睿，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

我们的拍摄，终于不再只是无止境的家庭纷争，而是上升到关于生命的探讨：哲学层面的、宗教层面的、社会制度层面的、家庭层面的。一个人在人世间走一遭会遇到的各种困惑，都通过他们的一问一答被表达出来。

房君睿和杨光在家聊天

这是整个拍摄我最享受的阶段。镜头好像给了我一个上帝视角，我看着他困惑，看着他痛苦，同时也期待着他会不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当生活中多了一个镜头，多多少少都会让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有一天，房君睿跟杨光说，他觉得是天主把我跟杨光派到了他身边，帮助他走出困境。拍摄本身似乎成为了一种改变的力量，让所有的人都期待着未来会有所不同。

在这个昏暗逼仄的空间里，母亲永远在厨房里忙碌着，电视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国际新闻。房君睿和杨光会讨论特朗普，讨论台湾问题，讨论西方自由民主，讨论人的欲望，讨论孟子的反叛精神……

但是两年过去了，那个碗还在那里。我开始担心，拍摄给他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怂恿他对未来有了不切实际的期待。

房君睿父亲在看国际新闻

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更加积极正向的结尾，但四五年过去，碗没有修好，他的生活好像也看不到更大的变化。我决定结束这个片子，不能再等了。

当我吞吞吐吐地告诉房君睿，拍摄可能要结束了，他有些诧异，思索了一会儿，问：“你想要通过我表达什么呢？”

我提醒他：“一开始你就告诉我，这不会是一个励志故事。”

如果他一开始就知道这不会是一个励志故事，但他还是同意了拍摄。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人是宁愿痛苦被看见，也不愿意被忽略的。

这对父子其实都非常地孤独，镜头给了他们非常强的存在感。在拍摄的过程中，在一次次的嘘寒问暖中，房君睿肯定也想象过，人生会不会就此改变。而我像是一个刽子手，让故事就停留在那里，告诉他，你说得没错，你的人生不是一个励志故事。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心理过程。

最后一次拍摄，房君睿再一次提到他觉得未来没有希望，前段时间又打了自杀救助热线。就连他最喜欢的这个教会的朋友，也不能够给予他真正的内心的帮助。但这次，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我必须要走了。”

影片的结尾，就是我慢慢地从这个家中退出，像落荒而逃一样。房君睿看着防盗门慢慢地被带上，镜头里的他好像矗立在一个由家编织的牢笼里。

理想主义者的自我教育

在这个故事里，导演好像得以全身而退，但其实镜头外的我心理压力巨大。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处在自我质疑里，觉得花了这么多时间，做了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没有人会看这个片子。即便有人看，可能也会怪罪我，觉得我在消费他人的痛苦。

更可怕的是，我发现我的内心状态正在无限地接近房君睿。我这么多年剪不好这个片子，就像他这么多年修不好那个碗一样。我跟父母的关系也变得越发紧张。

当一个人变得充满戾气、怨天怨地，归根结底都是在怨恨那个没有实现理想的自己。

我父母曾经也想过让我放弃，给了我两个灵魂拷问：如果你真的热爱纪录片，为什么会做得这么痛苦？如果你真的擅长纪录片，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把这个片子做出来？

这个片子成了我的碗。

拍纪录片好像就是用短短几年的观察，去给一个人的人生盖棺定论。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嚣张的做法。我相信人生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转机的，但是一个影片必须要有结束，这对我来说非常痛苦。

但或许，接受找不到一个更加积极正向的结尾，就是拍摄这部影片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这是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自我教育。

当所有人都鼓吹一个英雄式的励志故事时，痛苦就不被重视，甚至仿佛不曾存在过。而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房君睿，都曾经在理想和现实的差距里，迷茫、痛苦、挣扎。

纪录片虽然记录的是他人的故事，但拍摄的过程，也是一次审视自己生命的机会。

那个在《世界与我》里鼓励大家去追寻理想的我并没有错，只是在拍摄房君睿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人并不能独立地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理想不能按照你的意志被执行，是因为你不仅仅是你自己，还存在于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里，三者相互作用，才成为了现在的你。

这部讲述上海普通家庭一家三口的故事，叫《巢》，2023年获得FIRST最佳纪录长片，跟随FIRST去了很多地方。

很多观众看完之后跟我说，在片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上海的一次放映结束后，房君睿一家去到了映后现场。房爸爸说：“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来看这个片子？是因为它真实。”

这一刻，我内心的石头才落了地，也慢慢开始接受自己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的身份。但是我变得小心，不再张牙舞爪地去怂恿别人追寻自己的理想，只想要给大家呈现更多不同的生命可能。

2022年，我开始了一个新的项目，叫《去哪安家》。它是一个系列片，讲述的是离开大城市，去小地方生活的人。

起因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篇关于年轻人花5万块钱到鹤岗买房安家的报道。鹤岗这个北方边境小城，被塑造成一个“躺平圣地”。我带着好奇心去实地探访了几个真实的移居到鹤岗的人，做了一个《在鹤岗安家》的短片。

没想到这个十几分钟的短片在网络上得到了非常多的评论。在我的镜头里，这些移居的人不再是媒体报道里的“社会Loser”，低房价只是给了他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他们身上真正打动人的，是非常顽强的生命力。

移居的关键词不应该是“躺平”，而应该是“勇气”。是勇气，让这些人的故事那么振奋人心。

这是沙溪一个非常有辨识度的树屋，住着一对夫妻和他们的两个孩子。

Luna曾经在上海做幼儿美术教育，小珂非常热爱音乐，曾经在丽江开酒吧。他们在上海生活一段时间后，计划开着房车去流浪。但突如其来的孩子，打乱了他们全部的计划。最后，他们在沙溪这个有风的地方，开了一个染坊，停留了下来。

诗和远方的生活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地浪漫、自由。我们抵达的第二天，就碰到这对夫妻闹矛盾。

我们和一些客人的到来，让小珂非常地兴奋，晚上喝酒聊天到了凌晨，早上酒瓶子东倒西歪。Luna说了几句，小珂不为所动，转头跟朋友抱怨说：“结了婚就是会受控制。”

到了晚上，Luna终于忍不住，跑到闺蜜面前哭了出来。她说，我们拍的是《去哪安家》，但是她的“去哪安家”从来不是跟随自己的心愿。不论是之前在大理生活，还是现在搬到沙溪，一直都是追随小珂。她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付出了这么多，最后还要被冠上“控制他”的罪名。

《去哪安家》里的Luna

看来生活里的一地鸡毛，不会因为搬去了一个浪漫的地方而消失。逃离只需要一时的勇气，但是真的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建造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需要面临更大的挑战。

《去哪安家》其实是《世界与我》十年后的再次出发，它们都是想要让大家去想一想：什么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不同的是，《去哪安家》带着我全新的对于世界和拍纪录片的思考，它尽可能克制去主张某种主义，只用鲜活的人物故事呈现更多生活的可能。

纪录片与我

拍纪录片常常容易让人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好像我们在关注一个弱势群体，急于给予世界一个答案，去解救劳苦众生。

但我觉得，拍纪录片对自己的意义永远要大于对他人的意义。其实是这些真实的鲜活的人物故事告诉我，世界是什么样的。

在探索世界的同时可以表达自我，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虽然在商业的可持续性上还有待探讨，但是我的生命体验已经被大大地拓宽。

在这样的生命体验变成一个个作品的时候，它就具备了跟更多人产生共鸣的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创作者，也会被大家看见。

谢谢大家！

策划丨YXQ

剪辑丨大凯

来源：一席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