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780 年，朝鲜王朝冬至使金昌业在《燕行录》中记载了一桩令他惊骇莫名的见闻：乾隆皇帝在紫禁城畅音阁观戏时，突然命人推出一尊诸葛亮塑像，当众以金鞭痛击，口中骂道：“当时何故七擒孟获而七纵之，使遗种为患今日乎？” 戏台上《出师表》的唱段尚未停歇，殿堂内王公大臣噤

1780 年，朝鲜王朝冬至使金昌业在《燕行录》中记载了一桩令他惊骇莫名的见闻：乾隆皇帝在紫禁城畅音阁观戏时，突然命人推出一尊诸葛亮塑像，当众以金鞭痛击，口中骂道：“当时何故七擒孟获而七纵之，使遗种为患今日乎？” 戏台上《出师表》的唱段尚未停歇，殿堂内王公大臣噤若寒蝉，唯有帝王的怒斥声回荡 —— 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帝王侮辱先贤事件，其荒诞程度远超戏剧本身。

乾隆为何对千年前的诸葛亮如此愤恨？这场跨越时空的 “鞭尸”，实则是一位帝王在军事惨败后，对自身权威崩塌的病态宣泄，更是封建皇权面对无解困境时，暴露出的脆弱与偏执。

1762 年，缅甸贡榜王朝挥师北上，侵扰云南边境。此时的乾隆皇帝刚平定准噶尔不久，正沉浸在 “天朝上国” 的迷梦中，将缅甸视为 “境外流寇”，连下三道圣旨命云贵总督刘藻 “速行剿灭”。

这位饱读诗书的封疆大吏却不懂兵事，拼凑数千绿营兵仓促应战，在缅军的象兵与燧发枪前一触即溃。刘藻羞愧自尽，成为清缅战争中首位殒命的封疆大吏。

乾隆并未察觉危机，认为不过是 “庸臣误事”，换上战功赫赫的杨应琚。这位曾平定回疆的老将却犯了轻敌大忌，时值缅军主力在暹罗征战，他率 3 万大军主动出击，却被留守的 8000 缅军依托木寨和火器击溃。

清军败退至云南境内，杨应琚竟谎报 “大捷”，直至缅军兵临永昌城下，谎言才被戳破。乾隆盛怒之下，赐其自尽。

两任总督折戟，乾隆终于意识到对手的强大。他派亲信明瑞为第三任云贵总督，调拨八旗精锐 1.5 万人，配以贵州绿营 2 万，扬言 “必灭此朝食”。明瑞率军分两路深入缅境，初期攻占数座村寨，却在曼德勒陷入重围。

缅军

缅军以密集火铳压制，用象群冲击清军阵型，明瑞率亲兵断后，身中数箭自刎而死。战报传至京城，乾隆 “震悼良久”，首次对缅甸的真实实力产生恐惧。

1769 年，乾隆祭出 “全明星阵容”：以傅恒为经略，阿桂、阿里衮为副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大臣，调集东北索伦兵、四川绿营、贵州苗兵共计 5 万，携带重炮数千门，几乎倾全国之力远征。然而缅军已构筑起坚固的防线，热带雨林中的瘴气更成为清军的噩梦。双方在伊洛瓦底江对峙四个月，清军日均减员百人，傅恒本人感染疟疾，阿桂、海兰察也身染重病。

最终，清军以阵亡 3 万余人的代价，勉强达成 “缅甸请和” 的体面结局 —— 所谓 “十全武功” 之一的 “征缅之役”，实则是一场耗时七年、耗资千万两的惨胜。

战争结束后，傅恒因伤病于次年去世，乾隆的 “心腹臂助” 折损，成为压垮他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位自称 “文治武功古今第一” 的帝王，无法接受被 “南蛮小邦” 羞辱的事实，开始疯狂寻找替罪羊。

他将目光投向了七百年前的诸葛亮 —— 在《滇黔志》等地方志中，确实有 “孟获后裔迁居缅甸” 的附会记载，尽管考据学早已证明，缅甸主体民族缅族属藏缅语族，与彝族先民孟获并无直接关联，但乾隆需要一个可以发泄的 “靶子”。

诸葛亮

在畅音阁的那场闹剧，本质上是帝王的 “甩锅表演”。他当众鞭打诸葛亮塑像，痛斥 “纵虎归山” 之过，实则是在向满朝文武宣告：败绩非朕之过，乃前朝未能斩草除根所致。这种逻辑荒诞之处在于，诸葛亮南征发生在 225 年，而缅族先民迁入伊洛瓦底江流域是在 11 世纪之后，两者相隔近九百年，毫无因果关联。

但乾隆不在乎史实，他需要维护 “天子圣明” 的绝对权威，哪怕是以侮辱智慧化身的诸葛亮为代价。

这并非乾隆首次展现 “巨婴式治国”。晚年面对白莲教起义，他在宫中设坛，亲自绘制密宗咒符，试图 “千里咒杀” 起义军首领，荒唐程度堪比祖父康熙晚年 “召唤六甲神兵咒死策妄阿拉布坦” 的闹剧。

当制度性困境无法用理性解决时，封建帝王往往诉诸玄学或历史甩锅，暴露出集权体制下决策者的认知局限 —— 他们既缺乏现代国家的外交视野（不知缅甸已发展为中南半岛强国），也没有勇气承认军事体系（八旗绿营落后于时代）与后勤保障（热带作战经验空白）的真实短板。

乾隆对诸葛亮的鞭笞，折射出封建帝王的权威悖论：越是标榜 “十全”，越难以承受丝毫瑕疵。对比汉武帝征匈奴失败后颁布《轮台诏》自我反省，唐太宗征高句丽失利后坦言 “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乾隆的 “迁怒于古” 显得尤为不堪。

他无法理解，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智慧，正在于 “攻心为上” 的怀柔政策，而清朝在西南边疆推行的 “改土归流” 过于激进，激化了民族矛盾，恰是缅甸能够煽动边民叛乱的重要原因。

七擒孟获

这场闹剧的另一个注脚，是朝鲜使臣的观察：“胡人孩童皆知敬武侯，而天朝上国反辱先贤。”

在儒家文化圈的认知里，诸葛亮是 “智圣” 与 “忠臣” 的象征，乾隆的行为不仅违背中原传统价值观，更暴露了满清帝王对汉文化的选择性利用 —— 需要时高举 “尊孔崇儒” 大旗，受挫时便践踏文化符号以泄私愤。这种实用主义态度，让 “康乾盛世” 的文明成色大打折扣。

乾隆痛斥的 “七纵孟获遗患”，恰是中华文明 “以德服人” 的体现。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并未派驻大量驻军，而是 “不留兵、不运粮”，通过扶持当地首领实现自治，这种 “华夷一体” 的治理智慧，远比武力征服更具持久影响力。

乾隆

反观乾隆的 “雷霆之怒”，不过是帝国斜阳下的最后一次歇斯底里 —— 当他在 1799 年驾崩时，白莲教起义已蔓延五省，清缅边境的隐患仍未消除，所谓 “十全老人” 的神话，终究掩盖不了制度僵化与思想禁锢的深层危机。

乾隆鞭打诸葛亮的塑像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但这一事件留下的启示却格外清晰：当权力拒绝面对现实，当权威依赖神话维系，再强盛的帝国也会陷入自我欺骗的怪圈。从迁怒于古人到迷信于咒术，封建帝王的偏执背后，是中央集权体制失去纠错能力的必然结果。

在时间的长河里，任何试图用暴力改写历史的行径，最终都将成为文明的注脚，供后人在叹息中沉思：当权力失去了自省的能力，再华丽的帝王戏，也不过是一曲走向衰亡的挽歌。

【素材来源于@陈舞雩（yú）的视频】

来源：古书奇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