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如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在展览前言里说的：“传统与现代共处一室，古代文物与当代创作对话，这正是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见证。”这场由中国美术馆与甘肃省文物局联合主办的展览，铺陈出一幅跨越数千年的丝路文明长卷。“墨韵文脉”不仅呈现历史，更激发当代思考，是现代人走入中华

莫高窟第220窟《舞乐图》（临摹者：吴荣鉴、侯黎明、娄婕）

《燃灯菩萨》（1946年绘） 常沙娜

《石窟艺术的创造者》 潘絜兹

正如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在展览前言里说的：“传统与现代共处一室，古代文物与当代创作对话，这正是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见证。”这场由中国美术馆与甘肃省文物局联合主办的展览，铺陈出一幅跨越数千年的丝路文明长卷。“墨韵文脉”不仅呈现历史，更激发当代思考，是现代人走入中华文明的基因库。在这里我们不仅感受到中华文化基因与民族审美理想，也更理解了中华文明的连续、开放与包容。

■ 胡杨 文/摄

这几年看了一些“敦煌展”，4月6日下午去中国美术馆看的“墨韵文脉——甘肃丝路艺术珍品展”可谓独树一帜。展览以240余件（套）文物与艺术珍品，从“绘塑同光”“书刻同辉”两个方面溯源传统艺术的精神根脉，展现丝路文明的壮美气象，展品涉及彩陶、简牍、帛书、画像砖、花砖、陶俑、木俑、抄经、彩塑、临摹壁画等多个类别。这场由中国美术馆与甘肃省文物局联合主办的展览，铺陈出一幅跨越数千年的丝路文明长卷，自3月11日开幕以来，已成为京城文化界的热议话题。

看展：寻访中华文明的千年基因库

正如“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每次看“敦煌展”都是一场发现之旅。

提到敦煌，人们总会先想到莫高窟。实际上敦煌是一个地理名词，莫高窟则是这片绿洲跃动的文化心脏。以莫高窟为圆心，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玉门昌马石窟等如闪闪发光的珠链，串联构成丝路古道上绵延250公里的石窟长廊。这座由建筑、雕塑、壁画铸就的时间长廊是佛教入华的见证，也记录了思想交融的双向轨迹。季羡林先生曾感慨其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个文化体系的汇流之地。

是的，鸣沙山东麓的735个洞窟是佛教汉化的千年基因库。从公元4世纪（南北朝）到14世纪（元朝），莫高窟连续开凿1000多年，现存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估算）、2000多身彩塑，堪称中华文化艺术的“时间胶囊”。1900年藏经洞的开启，更是激活了冻结的时空切片。鸠摩罗什大师所译的《金刚经》（是现存最早标有年代的印刷品）、《观音经》祈福文书、玄奘带回的梵文贝叶经……这些带着温度的历史遗存，保存了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再本土化的完整证据链。

没有敦煌，佛教可能只是史书上的几句记载；有了敦煌，我们能触摸到1600年前僧侣的笔迹、看到盛唐时期极高艺术性的佛像绘画、了解中华文化的基因与民族审美的理想。

“绘塑同光”：古今艺术的时空对话

在美术馆三层“绘塑同光”展厅，古老敦煌艺术的瑰丽与现代艺术的碰撞交相辉映。

“绘塑同光”主题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彩陶文化，莫高窟中庄严的壁画，丰盈的彩塑，无一不是马家窑先民的继承者。敦煌壁画和彩塑的纹饰是对彩陶上的纹饰的一种延续，如旋涡纹、网格纹，以充满韵律的曲线，展现了对线性张力的追求，与敦煌壁画中飞天飘带的婉转、造像衣纹的流动形成了相隔数千年的呼应。这正是彩陶文明给予河西走廊的珍贵馈赠。

看莫高窟壁画时，我们会看到许多经变画，这是佛教艺术中一种独特的绘画形式，主要用于将佛经中的抽象教义、故事情节或理想世界转化为视觉图像，以便更直观地理解佛法。

在“绘塑同光”展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莫高窟第220窟《舞乐图》（临摹者：吴荣鉴、侯黎明、娄婕）。其以唐代宫廷夜宴和上元灯会为背景，展现了盛唐时期胡汉交融的乐舞文化，是初唐壁画中的巅峰之作。

画面中的灯楼、灯轮与敦煌文献记载的唐代上元节燃灯习俗相印证。以中间的九层灯楼为中心，两侧对称分布。宝台中央，两组舞伎相向而舞——左侧两人身着锦衣石榴裙，腾踏跳跃似疾风回旋；右侧两人身着素白舞裙，挥巾展臂如行云流水。足下的圆形舞毯，既是西域胡旋舞的典型道具，又暗含佛教“圆融无碍”的象征。左右两边则环绕着28个乐伎，分别手持琵琶、箜篌、笙、羯鼓等20余种乐器，涵盖弹拨、吹奏、打击三大类。历史记载，唐玄宗设“梨园”整合胡汉乐舞，莫高窟的壁画也反映了这一文化政策。

站在长长的画卷前，我内心欢喜。原来白居易笔下“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的胡旋舞，如此婀娜多姿。

展厅中还有潘絜兹的一幅《石窟艺术的创造者》，画家以工笔技法重构洞窟壁画制作的历史场景，将千年壁画转化为当代艺术的典范。

在这里我不仅看到了素有“敦煌守护神”之称的常书鸿先生临摹的壁画作品《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还有他女儿常沙娜的临摹作品，其中《燃灯菩萨》（1946年绘）是常沙娜十几岁时的临摹。他们父女两代“守护敦煌”，述说着“一生择一事，一世倾敦煌”的传奇。

展厅还有很多艺术大师创作的敦煌主题作品，比如靳尚谊临摹的《供养菩萨》，以西方油画语言探索中国传统绘画的“现代性转化”可能。这些临摹作品并非简单地复刻，而是融入个人风格的再创作。

无论是徐徐道来的“经变画”还是繁复的藻井、飘逸的飞天，它们汇聚一堂，让观者徜徉在丝绸之路的艺术长廊，更让不同时空的作品展开对话，重新梳理和激活中华美学的深层逻辑，这也是展览的初衷。正如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在展览前言里说的：“传统与现代共处一室，古代文物与当代创作对话，这正是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见证。”

“书刻同辉”：执笔研墨叩响文明密电码

我很喜欢这次展览的分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绘画与文字向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书刻同辉”展览在美术馆五层展厅，它带着观众溯源汉字与书法的演进史。

距今4000余年的马家窑彩陶上，刻画符号“フ”如远古先民的智慧星火，昭示着汉字萌芽的雏形。这些符号与彩陶纹饰浑然一体，既是对自然的抽象表达，也是书写艺术的原始启蒙。

无论是陶寺遗址还是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彩绘符号或刻符，都被认为是文字起源的萌芽。同样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上也有类似的刻符。秦公鼎上精美的铭文，丝绸之路汉简帛书上边塞将士的日常记录，隋唐经书上虔敬佛教文化与书写艺术的融合，尤其是集大成者的《淳化阁帖》刻石，呈现了中华文明浓缩的精华——汉字书写从萌芽到成熟的历程。

当我看到展柜里铺陈的、现存最早的《金刚经》手抄卷时，整个人被震撼了。南北朝时的《金刚经》抄本，鸠摩罗什译本，这也是我熟读的版本。一片汉代简牍《甲渠鄣侯以亭行》7个字，我居然认识5个！那一刻的激动，无以言表。这也许就是血脉以及文化传承的力量。

简牍，是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一般认为竹制为“简”，木制为“牍”；也有认为是细条形为“简”，方形为“牍”，合称为“简牍”。

甘肃地区出土简牍6万余枚，记录了2000多年前丝绸之路上的动人故事、真实事件、智慧光芒，犹如一部“活页书法史”，揭示书写从实用到艺术的嬗变。

这是一场视觉的盛宴，书法爱好者有福了，可以见证“法帖之巅”《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刻丛帖，由宋太宗赵光义亲自下令编纂，精选历代书法名家手迹，可谓书法界的“百科全书”。其中收录了王羲之、王献之等东晋以来众多书法大家的经典之作，行书、草书各显神韵。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以“二王”为代表的帖学书法美学体系，对后世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淳化阁帖》还是书法史上的“技术革新者”，它首次采用“双钩填墨”法，将墨迹转化为刻版，实现了书法的批量传播。这意味着，以前只能看孤品真迹的书法爱好者，终于能通过法帖学习书法，奠定了后世书法传播的基础。

“淳和足使忘躯命，荣观足以光心膂”，这是三国时期吴皇象章草书法作品《顽暗帖》石刻上的一句话，我默默地念着，内心的激动久久不能平息。

看完展览已是傍晚时分，那一刻夕阳正好，感觉自己“心里是满满的”。“墨韵文脉”不仅呈现历史，更激发当代思考，是现代人走入中华文明的基因库。在这里我们不仅感受到中华文化基因与民族审美理想，也更理解了中华文明的连续、开放与包容。

来源：环球网海外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