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走地鸡，以其肉质紧实、口感丰富、营养价值高而闻名，承载着岭南乡村特有的生态智慧。在糖镇的田野调查中，传统散养模式构建了“鸡治虫、粪养田”的微循环系统——家禽在稻田捕食害虫，每亩农田可减少农药支出约200元，而农户通过出售走地鸡每只可获80~150元收益，这形成
走地鸡，以其肉质紧实、口感丰富、营养价值高而闻名，承载着岭南乡村特有的生态智慧。在糖镇的田野调查中，传统散养模式构建了“鸡治虫、粪养田”的微循环系统——家禽在稻田捕食害虫，每亩农田可减少农药支出约200元，而农户通过出售走地鸡每只可获80~150元收益，这形成了“活钱罐”式的经济韧性。这种根植于土地的生产方式，被村民视为“祖辈传下的活法”，维系着“田里有鸡跑，村里才有生气”的乡土秩序。
政策导向与乡土实践的显性冲突
散养家禽（走地鸡）的存续困境集中体现了农业现代化政策与地方实践的深层矛盾。政策制定者以效率优先为原则，通过土地流转、“小田并大田”等制度推动集约化种植，而村民则依托散养模式维持生计韧性。
Y村集中流转土地种植辣椒后，原有田埂被推平，原本属于农民的小而散的土地被流转承包给了种植户，村民被迫放弃散养鸡鸭。一位农户直言：“辣椒价格波动大，养鸡才是保底收入”。这种冲突背后，是政策对规模化农业的倾斜与传统小农经济缓冲功能的忽视。
D村强制圈养家禽以通过“人居环境整治”考核，但村民发现家禽圈养后虫害加剧，农药支出反增37%。散养鸡鸭原本通过捕食害虫形成微型生态循环，而政策对存在“污染风险”的过度担忧，导致基层执行时“一刀切”管理，忽视原本生态规律带给农民生产生活的便利。这种技术理性与在地知识的断裂，削弱了政策的实际效力，也为当地居民带来了困扰。
土地流转与生计安全的隐性撕裂
土地集中流转政策表面上解决了撂荒地复耕问题，实则加剧了小农的脆弱性，小农原本的生产模式被干预。Y村700亩土地流转给企业种植辣椒后，村民失去散养空间，而流转租金（300元/亩/年）无法覆盖原有散养鸡的收益（每只鸡80~150元，最高可达240元）。
一位老农抱怨：“种辣椒可能血本无归，市场价格和产量又不稳定，养鸡至少每天有蛋吃。”政策未提供替代性补偿收入的渠道，这导致57%的老年农户退出零工市场，生计链断裂。
水利设施的现代化改造进一步暴露政策与现实的错位。Z村投入200万元修复干渠，但因设计未考虑地形落差，下游农田仍无法引水灌溉。村民被迫自费打井或依赖雨水，部分田地再度撂荒。村干部坦言：“水利修得再漂亮，水引不到田里也是白费。”这种“重硬件轻实效”的治理逻辑，折射出政策目标与地方需求的脱节。
行政包办与社区自治的治理困境
自上而下的考核体系挤压了基层协商空间，基层考核往往重复赘余，各个部门均有自己的考核标准，当这些标准统合在一起，基层工作便较难有自主开展的空间。D村曾通过“四议两公开”制定散养规则，但因“不符合上级卫生标准”被否决。
村干部为完成复耕指标，强制要求农户签订流转协议，引发村民抗议：“签合同时只说种地，没说不让养鸡！”最终只能是村委会妥协，允许田埂边缘散养，但要求“不得影响主作物”。这种“政策弹性”本质却是行政压力与乡土秩序的无奈折中。
Z村电商助农等创新尝试亦受限于体制性障碍。Z村通过直播电商帮助农户销售蜂蜜，但快递成本占利润的50%，且人才流失严重（年均流失20人）。一位主播坦言：“村里基础设施差，年轻人宁愿去珠三角拿3000元工资，也不愿留下做电商”。政策对“数字赋能”的推崇，未能解决物流、冷链等底层支撑问题，这些基础设施无人配套，反而加剧了农户对中间商的依赖。
底层逻辑：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博弈
矛盾的本质是两种发展范式的对抗：
1.效率优先的规模化叙事：政策通过土地整合、资本下乡追求农业GDP增长，但忽视了小农经济的风险分散功能。Y村集中种植辣椒后遭遇市场暴跌，村民收入归零，而散养家禽原本可提供稳定现金流，但却因为散养鸡要给规模化辣椒种植让位，导致村民的“活钱罐”不再能发挥实际效用。
2.技术治理的标准化陷阱：环保考核将散养简化为“污染源”，但实测数据显示，C村散养鸡鸭排污量不及10头猪，水质未超标，且自然资源本身有一定的自净化功能。政策实施过度依赖抽象指标，割裂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3.行政干预的合法性危机：人居环境整治等考核倒逼基层“以禁代管”，D村因散养问题被扣分后，村干部强制圈养并承诺“考核通过后适度补贴损失”。这种权宜之计既不是长久发展可以依赖的核心手段，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政府公信力。
破局路径：在标准化与多样性间寻找平衡
糖镇一些村的实践智慧提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弹性空间规划：在H村的农业发展计划中，为了平衡村民的生计需求和农业生产的连片种植，特别规划了田埂周边的弹性空间（兼顾生产与生态的过渡区）。具体而言，村庄决定将田埂两侧1.5米的范围划为散养缓冲区（田埂养鸡不碍主粮）。
这一措施既保留了村民传统的散养生计空间，又满足了现代农业对连片种植的需求。在这个缓冲区内，村民可以继续放养家禽，而不会影响到大面积的农作物生长。同时，缓冲区的存在也减少了家禽对农作物的潜在损害，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生态服务付费：Z村还启动了一项创新的“鸡鸭治虫”生态积分试点项目。在这个项目中，农户被鼓励减少农药的使用，转而利用鸡鸭等家禽来控制害虫。通过这种方式，农户不仅能够获得更健康的农产品，还能通过减少农药使用量来兑换相应的生态补贴。
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还促进了环境保护，形成了环境保护与农户生计保障的良性循环。一个农户如果能够证明其农田减少了30%的农药使用，就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生态积分，这些积分可以在村内的生态商店中兑换成生活用品或其他福利。
社区赋权机制：在S村，为了更好地管理散养活动，村民代表大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修订了散养细则，确保了散养活动的可持续性。新的细则将卫生标准与养殖密度挂钩，这意味着农户在散养家禽时必须遵守一定的卫生条件，并且养殖密度不能超过一定的标准，同时不能在已经做过硬底化的地面上散养。
这样的管理措施避免了“一刀切”的简单管理方式，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既保证了村庄的公共卫生，又尊重了农户的养殖习惯。例如，如果某个农户的养殖区域卫生条件不达标，村民代表大会会要求其进行整改，而不是直接禁止其散养活动。通过这种方式，S村既维护了村庄的整体利益，又保障了农户的合法权益。
结论：超越非此即彼的治理思维
“鸡田之争”揭示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多元价值的冲突。政策制定需正视小农经济的缓冲价值，在效率与公平、标准化与多样性之间建立动态平衡。正如D村干部反思：“乡村振兴不能只顾田里长什么，还得看农民怎么活”。唯有承认地方性知识的治理价值，构建弹性政策框架，才能实现农业转型的平稳过渡。
来源：粤北山里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