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日清晨，城中心菜市场旁的小巷口，天还没亮透，周琴已经摆好了小板凳和塑料桌子。她熟练地将一口老式铝锅放在煤气灶上，锅里的水已经烧开，冒着热气。锅盖上的水珠不断滴落，在灶台上形成了一小滩水渍，周琴也懒得擦。

夏日清晨，城中心菜市场旁的小巷口，天还没亮透，周琴已经摆好了小板凳和塑料桌子。她熟练地将一口老式铝锅放在煤气灶上，锅里的水已经烧开，冒着热气。锅盖上的水珠不断滴落，在灶台上形成了一小滩水渍，周琴也懒得擦。

“琴姐，老样子，加个卤蛋。”刚睁开眼的拾荒老头刘福贵扛着麻袋走过来，把皱巴巴的两元钱递给周琴。刘福贵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自己的碗和筷子。

“福贵啊，坐吧，马上就好。”周琴麻利地从案板上取了一把面，放进开水里煮着，熟练地翻动，然后捞进准备好的小碗里，浇上一勺自制的辣椒红油和一点点葱花。刘福贵把两元钱放在周琴身边的铁皮盒子里，接过那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坐在小巷口的塑料凳上，大口地吃了起来。

“呼——真香啊！”刘福贵吹着热气，小心翼翼地把卤蛋切成两半，分成四口吃完。这是他一天的开始，也是三十年来的习惯。

小巷子口的这个面摊，从我记事起就在这里。周琴的面一直是两块钱一碗，加个卤蛋三块，肉臊子四块。三十年来，县城的房价从几百一平涨到上万，但唯独这碗面的价格从未变过。

周琴今年快六十了，脸上的皱纹像她案板上的切痕一样密密麻麻。她的身后是一面老墙，墙上贴着已经泛黄的健康证复印件和一张褪色的全家福。照片里的周琴还很年轻，旁边站着她的丈夫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墙角有个塑料盆，里面泡着准备切的葱，旁边放着几瓶啤酒。那是给老主顾准备的，两块钱一瓶，比超市便宜一半。

“琴姐，明天就不开了？真的假的？”一个骑电动车的快递小伙停下来，一脸不信。

周琴没抬头，手上还在切着面条，“嗯，不开了，儿子非要接我去北京住。”

“那我得多吃一碗。”快递小伙掏出手机想扫码，周琴摆摆手，“别弄那玩意，两块钱有啥好扫的，放那盒子里。”

我是这条街的理发师，店面就在周琴摊位斜对面。早上八点半开门，晚上九点关门，跟周琴一样，是这条街上最早出现，最晚离开的人。周琴的面我吃了二十多年，从我刚学徒时的五块钱理发费，到现在的三十五块，而她的面始终是两块钱一碗。

“老板，帮我介绍个对象呗。”有个年轻人趁我给他剃头时问道。窗外恰好传来周琴的吆喝声，“面好咯——”

“找对象？我这理发店又不是婚介所。”我笑着回答，顺手把他头顶多出来的一撮头发剪掉。

“那边周大妈的女儿不错啊，听说在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做高管呢。”店里另一个等待的顾客插嘴道。

“人家年薪百万，能看上我们这些小县城的？再说，她妈这面才卖两块钱，日子过成啥样你也想象得到吧。”年轻人低头玩手机，嗤之以鼻。

我笑而不语。其实县城里有不少关于周琴的传闻。有人说她家里其实很有钱，面摊只是她的消遣；也有人说她儿子在北京买了大房子，早就让她过去享福，是她自己舍不得这个面摊。

每天清晨五点半，我去开店的路上总能看到周琴已经在小巷口忙活了。她的案板旁边放着一只旧收音机，年代久远，外壳有些开裂，音量不大不小，刚好能让摊位周围的人听见。

“今天限号尾号是3和8…”收音机里播报着今日限行。周琴手上动作不停，眼睛却不时瞟向街道尽头。

“等儿子电话呢？”我路过时随口问道。

“哪能啊，儿子早得很，这会儿在公司加班呢。”周琴笑着摇头，手却习惯性地摸了摸口袋里的老式翻盖手机，“就看看今天天气怎么样。”

她的小摊没有雨棚，下雨时她就站在屋檐下，穿着塑料雨衣，给顾客下面。有次暴雨，她的锅都被雨水打翻了，她就这么站在雨中，抱着那口锅，老半天没动。

周琴的丈夫十年前因病去世，病床前他握着周琴的手说：“面摊别关，那是咱们的根。”周琴答应了，此后十年，风雨无阻。

“老板，听说周大妈明天就不开摊了？”来店里剪头发的县医院小李医生问我。

“嗯，儿子要接她去北京。”我用梳子整理着他的头发，眼睛却看向窗外日渐拥挤的面摊队伍。

“唉，真舍不得那口面。”小李医生叹气道，“那个卤蛋是我读书时的味道啊。”

周琴的面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美食，就是普通的阳春面，唯一的特点可能是她的那碗臊子和红油。据说那个配方是她婆婆传下来的，婆婆从前在县城最大的面馆做厨师，那家面馆早在二十年前就关门了。

消息不知怎么传开了，这天下午，周琴的小摊前排起了长队。有穿西装的办公室职员，有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还有骑着电动车专程赶来的快递小哥和外卖员。队伍一直排到了街角的红绿灯那里。

“琴姐，多煮点儿，不够吃了！”一个中年男人举着手机喊道，“我发朋友圈了，好多人说要来吃最后一碗面！”

周琴有些慌了，“哎呀，我面条不够了，你们别排队了，明天再来吧！”

“明天不是就不开了吗？”人群中有人喊道。

周琴愣在那里，看着渐渐聚拢的人群，眼眶红了。她的小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平常最多就是早晚高峰时七八个人排队等着。

我关了理发店的门，穿过马路，挤进人群，“大家别急，我去帮琴姐买面条去。”

县城超市的方便面被我买空了两架子。回来时，看到周琴还在那里忙碌，脸上挂着泪，却还是笑着跟每个顾客打招呼，“慢点吃，小心烫。”

晚上八点多，面摊前的队伍依然没有散去。周琴的儿子打来电话，“妈，您收摊了吗？别太累了。”

“还有一些面条，卖完就收。”周琴擦了擦手接电话，“你放心，我不累。”

挂了电话，周琴对我说：“儿子他爸走的时候，来送他的只有咱们小巷子的十几个人。今天…”她的声音哽咽了。

夜幕降临，周琴的小摊在路灯下显得格外忙碌。我看到县里的几个网红主播也来了，举着手机直播，“这是我们县城卖了三十年都没涨价的两块钱面，明天就吃不到了…”

周琴不习惯被镜头对着，只是埋头煮面。她的围裙上沾满了面粉和水渍，手指因长期在热水中浸泡而发白起皱。

“大妈，能不能教我做这个面？”一个年轻女孩凑上来问。

周琴笑了，“有啥好学的，就普通阳春面，加点葱花和辣椒油。”

“那为什么您的面特别好吃呢？”女孩继续问。

周琴想了想，“可能是因为煮了三十年吧。”

面摊旁边的小凳子上，坐着几个老顾客。他们不着急吃完，就那么慢慢地嗦着面条，像是要把这最后的味道记在舌尖上。

刘福贵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红包，“琴姐，这是我这些年攒的一点心意，你拿着。”

周琴连连摆手，“老刘，收起来吧，你自己也不容易。”

“你这面我吃了三十年，就算是还你的情吧。”刘福贵执意塞给她。

周琴最终收下了红包，但趁刘福贵不注意，又塞回了他的口袋。

夜深了，面摊前的人渐渐散去。周琴坐在小凳子上休息，看着空荡荡的街道和她熟悉的每一寸砖石。我帮她收拾着桌椅和锅碗。

“老板，我那些老家伙你帮我处理了吧，带不走。”周琴指着她的锅灶和案板说。

“行，我来处理。”我点点头，知道她舍不得，又不得不舍。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去开店。小巷口已经没有了周琴的面摊，只有一地的水渍证明她曾经在这里站了三十年。

中午时分，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巷口。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是周琴的儿子。他环顾四周，走进巷子，在周琴摆摊的地方站了很久。

他走进我的理发店，“老板，我是周琴的儿子。”

“我知道，你小时候在我这儿理过头。”我笑着说，“你妈呢？”

“在家收拾东西，下午的高铁。”年轻人看着窗外说，“我小时候总觉得妈妈的面摊很丢人，现在……”

他没有说完，只是擦了擦眼角。

“听说你在北京混得不错？”我问道。

“还行吧，公司刚上市，忙得很。”年轻人叹了口气，“这次是硬逼着妈妈跟我走的，她这把年纪了，还天天凌晨四点起床…”

下午两点，巷口又热闹起来。周琴推着一个小推车，里面装着她的行李。让我惊讶的是，她穿上了一件崭新的连衣裙，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完全不像那个在面摊前忙碌的大妈了。

更让人惊讶的是，巷口聚集了几十个人，有老顾客，有街坊邻居，还有一些我都不认识的面孔。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个饭盒或碗。

“周大妈，走之前再煮一碗面吧！”人群中有人喊道。

周琴愣住了，看着这么多人，又看了看她儿子。她儿子无奈地笑了，从车里搬出一口锅和一个便携式煤气灶，还有一袋面条。

“最后一次了。”他对母亲说。

周琴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她系上那条旧围裙，在巷口支起锅灶，像过去三十年的每一天一样，开始煮面。

人们排着队，一碗一碗地打着面条，有人塞给周琴红包，有人送上鲜花，还有人悄悄地在她的推车里放了礼物。周琴一一谢绝了金钱，却收下了每个人的祝福。

最后一碗面，周琴亲手端给了拾荒老人刘福贵。

“琴姐，保重啊！”刘福贵的眼中含着泪，接过那碗热气腾腾的面。

“面还是两块钱，你别给多了。”周琴笑着说，手却悄悄塞给刘福贵一个厚厚的信封。

我远远地看着这一幕，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初到县城开理发店的我，身上只剩下两块钱，犹豫着是买个馒头还是坐公交车回住处。那天，周琴给了我一碗热腾腾的面，说：“先吃着，有钱了再还。”

这一晚，县城的朋友圈被周琴的故事刷屏了。有人发了周琴年轻时的照片，有人写了长长的怀念文字，还有人专门做了一个视频，记录着那个小面摊三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一周后，我收到了一个从北京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是一个旧收音机，就是周琴摊位上那个。还有一张纸条：“这是我听了三十年的老伙计，放在你那儿，我还能听到它的声音。”

县城依然如故，小巷口又有了新的面摊，卖的是十块钱一碗的牛肉面。没人再提两块钱的阳春面，仿佛那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但每当清晨，当我路过那个巷口，总能恍惚间闻到一丝熟悉的葱香和面香，听到周琴爽朗的笑声：“面好咯——”

日子就这样流淌过去，周琴的面摊成了县城的一段记忆。许多年后，当物价翻了几番，人们谈起那个坚持三十年不涨价的面摊时，已经带着某种敬意和怀念。不是因为那两块钱的实惠，而是因为那里面包含的坚守与温暖。

后来听说，周琴在北京也摆了个小摊，依然卖着两块钱一碗的面。只不过顾客从县城的老街坊，变成了写字楼里的白领和社区里的保安大爷。

再后来，周琴的儿子在北京开了一家连锁面馆，叫”琴姐面馆”，装修得很有怀旧风，墙上挂着周琴在县城小巷的老照片。菜单很简单，主打一款”怀旧阳春面”，售价却是三十八元一碗。

据说那家面馆生意火爆，还上了美食节目。周琴偶尔会去坐坐，但从不下厨，只是安静地坐在角落，看着人来人往。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个装满两块钱硬币的铁皮盒子，想起周琴说过的话：“面就是面，简简单单的东西，何必搞得那么复杂。”

去年冬天，我去北京出差，特意去了”琴姐面馆”。店里装潢精致，服务生彬彬有礼。我点了一碗招牌阳春面，端上来时，碗里放着精致的配菜和一个完美的溏心蛋。

味道不错，但不是记忆中的那个味道。

结账时，我问服务员：“周琴来过这里吗？”

服务员愣了一下，“您说老板的母亲啊？她去年回老家了，说城市太吵，住不惯。”

回到县城，我循着记忆找到了周琴的老房子。那是一处老旧的筒子楼，楼下杂货店的王大爷告诉我，周琴确实回来了，但不在家，每天清晨还是会去小巷口摆摊。

“不过不卖面了，就摆个小桌子，跟老街坊们唠嗑，有时候会带些北京特产分给大家。”王大爷笑着说。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地来到那个熟悉的巷口。远远地，就看到周琴坐在小马扎上，身边围着几个老人，有说有笑。她的身边放着那只熟悉的收音机，还是那个频道，播报着今日限行。

“琴姐！”我走上前去。

周琴抬头，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但笑容依旧灿烂。“是你啊，理发的老板。来，坐。”

我在她旁边坐下，看着熟悉的街景，感觉恍若隔世。

“怎么又回来了？北京不好吗？”我问道。

周琴笑了笑，从保温桶里倒出一碗热茶递给我，“北京挺好的，就是想家了。”

她看着远处的晨雾，轻声说：“人啊，有根的地方才是家。我那把老骨头啊，还是这小巷子舒服。”

我们就这么坐着，看着小县城慢慢苏醒，路过的人跟周琴打着招呼。收音机里传来欢快的小曲，周琴跟着轻轻哼唱。

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巷口晃过——是拾荒老人刘福贵，依然扛着他的麻袋，步履蹒跚。

“福贵！”周琴喊道，从身边的袋子里拿出一个保温盒，“来，趁热吃。”

我凑近一看，盒子里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上面飘着葱花和红油，旁边放着半个卤蛋。

刘福贵接过盒子，从口袋里摸出两枚硬币。

“放着吧。”周琴笑着说，“老朋友了。”

看着刘福贵坐在巷口的台阶上，小心翼翼地吃着那碗面的样子，我突然明白，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那不仅仅是一碗面，更是一段岁月，一份情谊，和一个人一生的坚守。

小县城的早晨，阳光温柔地洒在老旧的街道上，照在周琴布满皱纹却依然慈祥的脸上。时光仿佛在这一刻静止，又仿佛从未流逝。

三十年的坚守，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只不过，这一次，周琴不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回家。

来源：星河旅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