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李秀珍，曾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如今已是古稀之年。丈夫走后，我一个人在这两居室的老房子里住了整整十年。

七十岁的谎言

＂过了春节就六十八了。＂我对着镜子练习了三遍，才鼓起勇气走进老年联谊会。

我叫李秀珍，曾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如今已是古稀之年。丈夫走后，我一个人在这两居室的老房子里住了整整十年。

北风吹过窗棂的声音，墙上老式挂钟滴答的节奏，还有夜里偶尔咯吱作响的木地板，都成了我的＂家人＂。

说起这个年龄的事，还得从去年冬天说起。那天我去菜市场，回来时在楼梯口不小心摔了一跤。

整整躺了半个小时，没有一个人经过。我挣扎着爬起来，双手撑着墙壁，一步一挪地回到家中。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如果我真的起不来了，会不会就这样被人发现时已经......

儿子远在深圳，一年回来不过两次。电话里他总嚷着要接我过去住，但我明白他小两口的不容易，更清楚他们那个小屋子哪有我的位置。

女儿在省城医院当护士，三班倒的工作，连自己都顾不上。我能依靠的，只有我自己。

那天摔倒后，我躺在床上，望着墙上泛黄的老照片。照片里，我和老伴站在单位分的新房前，笑得那么灿烂。

那时候刚从农村调来城里教书，能分到一套四十多平的小房子，已经是天大的福气。那张黑白照片，是用同事借来的＂海鸥＂相机拍的，还特意去照相馆洗出来，裱在木框里挂在墙上。

如今，照片里那个壮实的男人已经不在了，只留下我一个人，面对着这个越来越冷清的小屋。

老式柜式收音机还放在电视柜旁边，尽管早已不用，但我舍不得扔。那是老伴最宝贝的东西，六十年代初，他用两个月的工资买的上海产＂红灯＂牌收音机，每天晚上听新闻联播是雷打不动的习惯。

这些老物件，见证了我们大半辈子的光阴。可现在，它们只是让我更加感到孤独。

＂秀珍，你今天打扮得真精神啊！＂老小区的门卫王大爷笑眯眯地说。

＂去老干部活动中心听戏，总得收拾收拾。＂我笑着回应，却没说实话。

其实我是去参加街道组织的＂夕阳红＂联谊会，这在我们这代人眼里，还是件略显羞涩的事情。仿佛到了这个年纪，还想找个伴儿，是件不知羞的事。

我翻出了八十年代末买的那件藏青色夹袄，虽然款式老旧，但布料结实，洗了几十次还是挺括。脖子上围了条暗红色的围巾，是女儿去年送的生日礼物。

出门前，我在镜子前犹豫了好久。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还打扮什么呢？可转念一想，人活一世，总不能就这么认命。

活动中心的大厅里，放着六十年代的老歌。《我的祖国》、《东方红》、《春天的故事》，听得人心潮澎湃。

我局促地坐在角落，手里捧着一杯枸杞茶，暗自懊悔来这里的决定。看着周围谈笑风生的老人们，我感到格格不入。

年轻时，我是学校里有名的＂辣椒老师＂，上课铿锵有力，批评学生毫不留情。可现在，我却连和陌生人搭话都紧张得手心冒汗。

正当我准备悄悄离开时，一位身材硬朗的老人走到我面前。

＂您好，我叫张国良，退休前在纺织厂当过厂长。您介意我坐这儿吗？＂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那是我们这代人最正式的＂礼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皱纹像是刻意整理过似的，整齐而有秩序。

他的眼睛里有一种诚恳的神情，让人不好拒绝。我点点头，他便在我旁边坐下。

＂您也是第一次来？＂他问。

＂是啊，被街道主任硬拉来的。＂我撒了个小谎，其实是我自己鼓起勇气来的。

＂我也是。老伴走了五年了，儿女工作忙，家里冷清得很。＂他说这话时，语气平静，但眼里有掩饰不住的孤独。

不知怎的，我们一下子就聊开了。从五十年代的大食堂，到六十年代的知青下乡，再到七十年代末的高考恢复，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

我们的青春，正好赶上了国家最动荡也最奋进的年代。或许正因如此，我们这一代人，特别能吃苦，也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

＂那时候，我们厂里一个月发二两肉票，我都舍不得用，留着等我爱人回娘家，给她爹妈改善生活。＂张国良说起往事，眉飞色舞。

＂我们学校食堂的炖白菜，一大盆里飘着几片猪油渣，吃了都觉得是美味。＂我也不由得回忆起那段艰苦又充满激情的岁月。

不知不觉，联谊会结束了。我和张国良在小区门口道别，他问能否改天登门拜访，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

回到家，我对着墙上老伴的照片唠叨：＂老头子，你走得太早了，留下我一个人，多没意思啊。＂

往日，这样的自言自语总能给我一丝慰藉，仿佛他还在听我说话。但今天，我忽然意识到，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

三天后，张国良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自己腌制的咸菜。

＂这是我自己做的，不放防腐剂，您尝尝。＂他递给我一小碟。

咸菜脆生生的，有股淡淡的辣味，确实可口。

＂您家盖饭还没变啊。＂他环顾四周，目光停在那台七十年代的老式缝纫机上，＂我家也有一台这样的蝴蝶牌，当年可是大件啊，结婚必备的三转一响之一。＂

＂是啊，当时攒了整整两年的工资才买的。＂我笑了笑，＂现在小年轻们哪知道这些。＂

我们坐在阳台上，喝着茶，看着楼下的老槐树。那棵树不知活了多少年，枝桠虬劲，春天开满白花，秫秫清香。

时间仿佛慢了下来，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我们谈起各自的子女，谈起退休后的生活，谈起看过的露天电影和听过的广播站通知......

就这样，张国良开始频繁地来我家串门。有时带着自己做的点心，有时带着刚买的新鲜蔬果。

我们一起去附近的公园散步，看老人们打太极拳；一起去老干部活动中心下象棋，我总是输，他却乐此不疲地教我；有时候，我们还会去菜市场讨价还价，买些新鲜的时令蔬菜。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期待他的到来，会为他准备他喜欢的茶叶，会在他要来的日子精心准备一顿可口的饭菜。

我甚至开始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虽然衣服还是那些老衣服，但会搭配得更加得体，会在镜子前多看两眼。

七十多岁了，这种感觉多么熟悉又陌生啊。就像年轻时初恋的悸动，却又多了几分踏实和理解。

但好景不长，很快小区里就传开了闲话。

＂你们听说了吗？李老师找了个对象，人家可是退休厂长呢，一个月退休金比咱们高多了！＂

＂我看啊，这年纪了，图的不就是那点钱嘛！＂

＂听说人家张厂长家里条件可好了，独门独户的大平房，还有儿子在机关工作呢！＂

这些闲言碎语像刀子一样刺痛我的心。那天在楼下买菜，我清楚地听到几个老太太在议论我，一个眼熟的甚至直接说：＂人家李老师可精明着呢，挑的是厂长，又不是咱们这些普通工人。＂

我气得浑身发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回到家，我把自己锁在屋里，整整哭了一个下午。

我没想到，在这个年纪，寻求一个伴侣也会被人误解成别有用心。

更让我难过的是，儿女们的反应也不如我想象的支持。

儿子在电话里沉默半晌，只说了句＂您自己考虑清楚＂。女儿则直接质问：＂妈，您认识他多久了？您查过他的背景吗？现在这社会，骗子多着呢！＂

我忍不住反驳：＂什么骗子不骗子的，人家正经八百的退休厂长，一把年纪了，能骗我什么？＂

＂那您为什么突然就想找个伴了？您不是一直说自己一个人挺好的吗？＂女儿一针见血地问。

我无言以对。是啊，为什么呢？是因为那次摔倒后的恐惧？是因为日渐衰老的身体？还是因为心底越来越难以忽视的孤独？

那一晚，我翻出了一个旧铁盒子。里面放着我和老伴的结婚证，早已泛黄；几封他当年写给我的信，纸张已经脆得不敢用力翻动；还有一个小手绢，绣着＂永结同心＂四个字，是我们成婚那天用的。

我突然有了一种背叛的感觉，仿佛我在辜负那个已经离去的人。

第二天，我没有去给张国良开门。他在门外敲了好久，又打了我家的座机，最后留下一袋水果，默默离开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接电话，不出门。我甚至后悔参加了那个联谊会，后悔让自己动了那些不该有的心思。

然而，一个星期后，张国良又来了。这次，我没法拒绝，因为他手里提着一个医药箱，说是听说我最近身体不舒服，特意带了些常用药来。

＂我这人没什么本事，就是在厂里当了几十年的安全员，医务室的同志教了我一些基本的医护知识。＂他站在门口，目光诚恳，＂老李，你别想太多，我就是关心你。＂

听到他叫我＂老李＂，我鼻子一酸。这是我们那个年代人的称呼方式，简单直接，却包含着一种特有的亲近和尊重。

我让他进来了。他帮我量了血压，发现有点高，马上从医药箱里拿出降压药。

＂你这药哪来的？＂我问。

＂前几天特意去医院配的。我查了资料，你这个年龄段的人，用这种药最合适。＂他认真地说。

我看着他忙前忙后的样子，忽然意识到，他是真的关心我，而不是别人说的那样，图我什么。

＂国良，我得跟你说实话。＂我深吸一口气，决定坦白，＂我今年其实已经七十六了，不是六十八。我...我怕你嫌我老，所以......＂

张国良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起来：＂秀珍，你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你吗？不是因为你年轻，而是因为你坐在角落里时那种安静的气质，像极了我年轻时爱读的书。年龄对我来说，不过是个数字罢了。＂

这话说得文绉绉的，一点不像一个老厂长会说的，倒像极了年轻时那些文艺青年。我忍不住问：＂你年轻时喜欢读书？＂

＂可不是嘛！我原本是学中文的，因为家里困难，没考上大学，进了厂当工人。后来一步步当上了班长、车间主任，最后熬到厂长。但我一直喜欢文学，厂里的墙报、广播稿，常常是我写的。＂

他说起这些往事，眼里闪烁着光芒，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眼前这个人不再陌生。他的经历、他的梦想，和我何其相似。我也曾梦想当个作家，最后只能在讲台上教授别人的文章。

＂你知道吗，我一直有个习惯，每天晚上睡前要读一点书。＂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是泛黄的《人民文学》，＂这是我珍藏了三十多年的，每一期我都买，从不间断。＂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志趣相投、心有灵犀。不是年轻时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到了这个年纪，找到了一个能理解你过去、陪伴你未来的人。

＂国良，我其实还有事瞒着你。＂我鼓起勇气继续坦白，＂我怕的不是孤独，是无助。我妈晚年得了老年痴呆，连自己儿女都认不得。我怕有一天，我也变成那样，没人照应。＂

张国良握住我的手：＂我明白。其实我们找伴侣，不都是这个原因吗？人老了，比起贫穷，更怕的是孤独无依。我父亲就是一个人在家摔倒，两天后才被邻居发现，那时候已经......＂

他没有说下去，但我懂了。原来，我们都背负着同样的恐惧，也怀揣着同样的期待。

那天，我们聊到很晚。他告诉我他的儿子在外地工作，一年难得回来一次；他的老伴走得很突然，一场急性心梗，连个告别的机会都没有。

我也向他倾诉了我的忧虑：儿女远在他乡，总不能拖累他们；自己一个人越来越力不从心，连换个灯泡都困难......

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我们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身上。时间似乎静止了，只有彼此的呼吸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第二天，我给儿女们打了电话，坦诚地告诉他们我和张国良的事。

＂妈，您喜欢就好。＂儿子的语气明显软化了，＂只要您开心，我支持您。＂

女儿那边沉默了一会，说：＂我上网查了，现在有个叫＇以老养老＇的概念，就是鼓励老年人互相照顾。我看挺好的，总比您一个人强。＂

我知道，他们是真心为我考虑的。或许一开始的担忧，也是因为关心我。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张国良的关系公开了。我们一起去公园锻炼，一起去老年大学学书法，一起去超市采购日常用品。

小区里的闲言碎语还是有，但我们已经不在乎了。岁月给了我们足够的智慧，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转眼到了春节，张国良在我家贴上了大红的＂福＂字，我们一起包了饺子。这是我十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家的温暖和节日的气氛。

儿女们回来时，见到了张国良。一开始气氛有些尴尬，但很快，张国良用他的诚恳和幽默打破了僵局。

看着他认真地教外孙下象棋的样子，儿子悄悄对我说：＂妈，他人不错。就是别指望我改口叫他爸。＂

我白了儿子一眼：＂谁让你改口了？他是他，你爸是你爸。＂

女儿也在一旁笑着说：＂妈，看您这精神头，比去年好多了。＂

那个春节，我们家格外热闹。张国良带来了他珍藏的老唱片，我们在老式留声机上放着《难忘今宵》，一起跳起了五十年代学过的交谊舞。

孩子们在一旁起哄，孙子孙女们惊讶地看着我们这两个＂老古董＂翩翩起舞，场面温馨又欢乐。

如今，我和张国良一起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的书法班和合唱团。每天早上，我们一起去小公园锻炼，傍晚一起在阳台上看夕阳。

有时候，我的腿脚不好，他就搀着我慢慢走；有时候，他的老花镜找不着了，我就帮他一起寻找。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相互扶持，共同前行。

那个七十岁的谎言，成了我们之间的小幽默。他有时会逗我：＂秀珍，你看起来最多六十五，骗人的本事不小啊！＂

我也会反击：＂您才是，谁信您真是厂长啊，分明是个文艺青年嘛！＂

就这样打打闹闹，日子过得比蜜还甜。

前几天，我从柜子底层翻出了一个尘封多年的日记本。那是年轻时写的，记录了我和老伴的点点滴滴。我犹豫了一下，决定把它给张国良看。

他小心翼翼地翻阅，时而点头，时而微笑，末了合上本子，说：＂秀珍，你的文笔真好，比我写的那些墙报强多了。＂

我知道，他是在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他尊重我的过去，也愿意成为我未来的一部分。

昨天，我们商量着把两家的东西整合一下，他搬来和我一起住。毕竟两个老人，住得近些，照应起来方便。

整理东西时，我们发现彼此都有好多相似的老物件：五六十年代的粮票、布票，老式搪瓷脸盆，褪色的结婚照，甚至还有当年的工作证和奖状。

这些见证了时代变迁的小物件，如今成了我们共同的回忆和话题。

其实年龄算什么呢？在我们这个年纪，最奢侈的不是金钱和地位，而是彼此的陪伴与理解。

每当夜深人静，听着身边均匀的呼吸声，我都会感到一种踏实。这种平凡的幸福，就是我晚年最大的财富。

如果说年轻时的爱情是炙热的火焰，那么老年的情感就是温暖的余晖，不那么耀眼，却能照亮生命的最后一程。

我不再害怕变老，不再恐惧孤独。因为我知道，即使在生命的暮年，我们依然有寻找幸福的权利和能力。

那个小小的谎言，那个刻意隐瞒的年龄，如今想来竟是命运的安排。它引领我走出了孤独的牢笼，找到了晚年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张国良常说，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动荡，更应该珍惜当下的安宁和幸福。他说得对，人生苦短，何必自寻烦恼？

如今，我们的日子过得简单而充实。早起一碗热粥，午后一杯清茶，晚上一段书香。不求大富大贵，只愿平安健康。

有人说，老年人找伴侣，不过是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是啊，但这有什么不对呢？人之常情，谁不希望有个依靠？

比起孤独地面对衰老和疾病，有一个人陪在身边，分享喜怒哀乐，这难道不是最美好的晚年图景吗？

我想告诉那些和我一样的老年朋友，不要因为年龄而放弃追求幸福的权利。哪怕是七十岁，八十岁，我们依然可以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因为爱，不分年龄；幸福，没有期限。

来源：梦幻新娘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