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乙肝病毒的临床管理中，低病毒载量患者的肝癌风险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现有指南虽已界定HBV DNA＜2 000 IU/mL为低病毒载量范围，但研究表明，此类患者的5年累积肝癌发生率仍高达14.3%。近日，在2025大湾区肝病国际论坛暨消除病毒性肝炎大会上，《

编者按：在乙肝病毒的临床管理中，低病毒载量患者的肝癌风险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现有指南虽已界定HBV DNA＜2 000 IU/mL为低病毒载量范围，但研究表明，此类患者的5年累积肝癌发生率仍高达14.3%。近日，在2025大湾区肝病国际论坛暨消除病毒性肝炎大会上，《国际肝病》对中国香港仁安医院陈力元教授进行了采访，他深入剖析了低病毒载量患者的肝癌风险特征。他指出，亚洲患者因感染途径和免疫耐受状态的差异，使得低病毒载量管理更为复杂，需长期监测与个体化干预并重。

《国际肝病》

现有指南认为HBV DNA＜2000 IU/mL为低病毒载量，但既往研究显示，低病毒载量患者的5年累积肝癌发生率为14.3%，且与HBsAg定量水平显著相关。这是否提示需基于“HBsAg+HBV DNA”双指标重构肝癌风险分层模型？您认为该如何优化肝癌风险分层？

陈力元教授：在初治患者中，HBV DNA水平越高，肝癌风险越高。在一些初治中患者，我们已经知道，然而，在HBV DNA＜2000 IU/mL的患者中，表面抗原（HBsAg）定量水平越高，肝癌风险也随之增加。

对于接受核苷（酸）类似物（NAs）治疗的患者，部分低病毒载量患者的肝癌风险较高，可能与这部分人群中乙肝e抗原（HBeAg）阳性比例较高、既往病毒载量较高有关。目前，我们尚未有足够的数据支持是否需要基于“HBsAg+HBV DNA”双指标重构肝癌风险分层模型，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即便未来能够建立这样的双指标模型，其临床应用仍需等待新药的出现。因为对于低病毒载量患者，目前的治疗策略通常是继续使用现有药物，这些药物没有耐药性且副作用较小。即使联合治疗，也未必能进一步降低病毒载量。因此，虽然双指标模型可能在研究中具有意义，但在临床实践中，其实际应用价值可能需要结合未来的新药开发来实现。

《国际肝病》

亚洲人群中肝癌的发生机制与欧美存在差异，您如何看待“低病毒载量”在亚洲患者中的特殊临床意义？

陈力元教授：亚洲患者与欧美患者的最大差异在于感染途径，亚洲患者多为母婴传播，出生时即感染乙肝病毒，处于“免疫耐受期”，常表现为HBeAg阳性、病毒载量高；而欧美患者多在儿童期或成年后感染，HBeAg阳性、病毒载量较低。这一差异导致亚洲患者中，即使接受规范的抗病毒药物治疗，仍有约30%的患者存在“低病毒载量”问题。相比之下，低病毒载量在欧美患者中并不普遍。究其原因，亚洲患者因早期感染形成的免疫耐受状态，使得病毒整合入肝细胞基因组的风险更高，即使病毒复制水平较低，仍可能通过持续的炎症损伤和基因整合驱动肝纤维化进展，进而增加肝癌发生风险。因此，针对亚洲人群的低病毒载量管理，需更关注长期监测与个体化干预策略。

来源：小向医生聊保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