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1997年的春节前夕，北方的冬天格外寒冷。天上鹅毛般的大雪已经连续下了三天，把整个县城裹进了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里。

那年春节的不期而遇

＂老杨，你怎么来了？这雪天路上多危险啊！＂三伯一脸惊讶地站在门口，我手里提着的糕点盒子上已积了一层薄雪。

那是1997年的春节前夕，北方的冬天格外寒冷。天上鹅毛般的大雪已经连续下了三天，把整个县城裹进了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里。

我叫杨成刚，今年三十出头，在县里的国营纺织厂当会计。厂里经济效益不算太好，但总算能保住饭碗，比起那些已经下岗的工友们，我的日子算是过得稳当。

屋外的风呼呼地刮着，雪花被吹得几乎是横着飞。我紧了紧身上那件已经穿了五六年的蓝色军大衣，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没膝的积雪里，朝三伯家的方向走去。

三伯名叫李守业，是我父亲的表哥，今年六十有二。他在县里的木器厂干了大半辈子木工，手艺在整个县城都是数得上号的。说起三伯的手艺，那可真不是盖的，他做的家具不仅结实耐用，还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每一件都像是艺术品。

记得小时候，我常坐在三伯的木工房里，看他熟练地使用刨子、凿子和锯子，木屑纷飞中，一块普通的木料在他手中逐渐成形，变成精美的家具。那时候我总是看得入迷，连饭点都忘记了。

＂三伯，大雪封路，爹娘没法来，我替他们给你和三娘拜个早年。＂我脱掉雪沾满的棉鞋，将它们整齐地放在门口的草垫上。

院子虽小，却收拾得干干净净。一进门就能闻到那股特有的木头香味，这是三伯几十年与木为伴留下的气息，早已渗入了房子的每个角落。

＂你这孩子，这么大的雪，骑自行车来多危险啊！电话里说一声就行了。＂三伯脸上满是责备，眼里却泛着暖意。

屋里的墙上挂着一个老式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一旁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结婚照，三伯和三娘穿着朴素的新衣，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笑容。照片虽然泛黄，却被擦拭得一尘不染。

我递过手中的糕点盒，又从怀里掏出一个鼓鼓的信封，塞给三伯：＂这是爹娘的一点心意，他们说等雪停了就来看您。＂

三伯的手僵在半空，脸上的皱纹绷紧了，像是老树皮上突然新添的沟壑：＂拿回去！杨老弟家里也不容易，你爹的病...＂

＂三伯，您就收下吧，这是一家人的情分。＂我坚持道，心里却泛起一阵酸楚。

屋内温度不高，土炕上只燃着小火，炉膛里的煤球发出轻微的噼啪声。三娘王桂芝坐在炕上，手里拿着针线活，正在缝补一件旧棉袄。见我进来，她忙要下地。

＂三娘别动，您坐着。＂我连忙说道，目光却不自觉地扫过屋内简朴的陈设。

墙角的柜子上摆着三伯年轻时得的几个工作奖状，已经泛黄。一台老式红灯收音机放在炕头，这是三伯在七十年代全厂劳动模范评选中获得的奖品，至今仍被他视若珍宝。

随着九十年代国企改革的浪潮，木器厂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改制的漩涡。三伯的儿子李向阳下了岗，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了困境。更雪上加霜的是，三娘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行动不便，每到阴雨天就疼得厉害。

三娘长叹一口气，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沧桑：＂成刚啊，这两年向阳找工作的事，真是愁死人了。以前在厂里好歹有个铁饭碗，现在......＂她的声音低了下去。

＂放心吧三娘，好日子会来的。＂我安慰道，心里却明白，对于这些年过半百的老工人来说，失去工作意味着什么。那不仅是收入的减少，更是尊严的丧失。

三伯倒了杯热茶递给我，茶杯是那种最普通的搪瓷杯，边缘已经有些磨损。他的手粗糙得像是树皮，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疤痕，那是几十年操作木工机械留下的印记。

＂听说你们厂里情况也不太好？＂三伯问道，声音里带着关切。

我点点头：＂是啊，厂里的订单越来越少，工资也经常拖欠。不过比起那些已经关停的厂子，我们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窗外雪越下越大，玻璃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花。炕上的火渐渐弱了，三伯起身添了几块煤球，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用量。

＂成刚，别站着了，上炕坐会儿吧。＂三娘拍了拍身旁的位置。

我笑着摇头：＂不了三娘，我还得去几家拜年，天黑前得回家。＂

临走时，我趁三伯去厨房倒水的空档，将信封塞在了炕桌的抽屉里。三娘看见了，欲言又止，最后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手，眼中含着泪水。

＂成刚啊，你三伯这人就这脾气，别往心里去。＂三娘的声音很低，像是怕被三伯听见，＂他一辈子清高，从来不愿意欠人情，就是现在日子再难，也要强撑着。＂

离开三伯家，天空中的雪变得更大了。北风刮得人脸生疼，我骑着自行车，轮子在雪地里打滑，好几次差点摔倒。寒风中，我想起了小时候，每逢过年，三伯总会提着自己做的木质玩具来我家，那是我童年最珍贵的礼物。

回到家，父母正在准备年夜饭。我们住在县城边上的一栋老式楼房里，是当年父亲所在的粮食局分的房子，七十多平米，虽然不大，但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不错的住房条件了。

＂成刚，你去三伯家了？＂父亲杨兆平从厨房探出头来，脸上因蒸汽而泛红。他今年五十八岁，退休前在县粮食局工作，两年前因为心脏病提前退休了。

＂去了，三伯家挺好的。＂我撒了个谎，不想让父亲担心。

母亲张月兰正在案板上包饺子，她的动作很慢，但每个饺子都捏得很漂亮。母亲比父亲小两岁，一辈子都在县医院当护士，勤劳善良，是街坊邻居眼中的好人。

＂你三伯那人，就是死要面子。＂母亲叹了口气，＂明明日子过得艰难，就是不肯开口。＂

父亲放下手中的活，眼睛望向窗外飘落的雪花：＂守业哥这辈子没服过软，这是他的性格，改不了的。＂

晚上七点多，我们一家三口正围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那是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已经用了十多年，屏幕时常会出现雪花点，但父亲总说：＂能看就行，别浪费钱买新的。＂

突然，门被急促地敲响了。我打开门，寒风裹挟着雪花灌进来，三伯和三娘站在门外，脸色严肃。

＂老杨，有话当面说！＂三伯的声音有些发颤，手里紧攥着那个信封和一个破旧的布包，那是他年轻时用过的工具包，看起来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

客厅里，气氛凝重得几乎让人窒息。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电视里的欢笑声成了最突兀的背景音。

三伯将信封重重放在茶几上，面容严肃：＂杨成刚，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李守业缺这点钱吗？＂

我低着头，不敢直视三伯的眼睛：＂三伯，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想...＂

＂成刚是好意，＂父亲打断了我，＂守业哥，别见怪。＂

三伯摇摇头，从布包里取出一个褪色的蓝布账本，那是那种七八十年代常见的工作记录本，封面已经磨损，边角卷曲。

＂杨兆平，你当年是怎么答应我的？＂三伯直呼我父亲的名字，语气中透着愠怒与委屈。

父亲颤抖着伸手接过账本，翻开第一页，那一刻，我看见他坚毅的脸上竟流下了泪水。

＂守业哥...＂父亲的声音哽咽了。

客厅里安静得可怕，只有春晚的欢声笑语从电视里传出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困惑地看着父亲和三伯，不明白这个旧账本为何有如此大的威力。

三娘拉着我的手，轻声解释：＂你不知道，你爹年轻时得了重病，医院说要手术，家里哪有那么多钱？那会儿你爷爷早亡，你奶奶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三娘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你三伯那时候卖了三次血，又借了一圈钱，才凑齐了手术费。那时候你三伯刚结婚不久，我们还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

我愣住了，看着父亲和三伯。这些年，我只知道父亲年轻时生过一场大病，却不知背后还有这样的故事。

＂那时候医院要八百块钱，＂三娘继续说道，＂八百块啊，那个年代是什么概念？你三伯一个月才挣四十多块钱，攒十年都攒不出来。＂

账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笔借款和还款，有些名字我甚至从未听说过，但每一笔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就连借了谁家半斤米、一两盐都一丝不苟地记着。

最后一页写着：＂兆平弟，钱财乃身外之物，你我一场兄弟，莫要再提。＂落款是1976年冬。

父亲放下账本，颤颤巍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对着三伯深深鞠了一躬：＂守业哥，这些年您的恩情我一直记在心里。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

三伯急忙扶起父亲：＂老杨，咱们是什么关系！当年你嫂子生向阳，是你半夜三更推自行车送医院的，那天下着大雨，你的衣服全湿透了还坚持守在产房外。这些都是一家人的事，何必记得那么清！＂

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老李，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这么清楚。＂

＂怎么能不记得？＂三伯的声音有些哽咽，＂那时候没有出租车，医院又远，要不是老杨，我媳妇和向阳可能都保不住。＂

窗外的雪依然在下，电视里的春晚到了高潮部分，小品演员的笑声通过老旧的音箱传出来，却无法融化屋内凝重的氛围。

＂可是您现在...＂父亲欲言又止，眼神中透着担忧和不忍。

三伯挺直了腰板，就像当年站在木工车间里一样，充满了自豪和尊严：＂杨老弟，我李守业这辈子没求过人。向阳已经在县建材市场找到活干了，下个月就能拿工资。木器厂虽然不景气了，但我的手艺还在啊！＂

他伸出那双满是老茧的手：＂这双手只要还能动，就不会让家里人饿肚子。我们李家的日子，自己能撑过去！＂

三娘拉着三伯的袖子，眼中闪着泪光：＂老李，大过年的，别这么倔。＂然后转向我：＂成刚，你三伯就是这脾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当年他坚持要还清借的每一分钱，哪怕我们自己吃糠咽菜，也要先还债。＂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去三伯家，无论什么时候，三伯总会变魔术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水果糖给我。那时我不知道，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块糖对于普通工人家庭来说，也是一种奢侈。

窗外，县城的广播站传来了新年的钟声和祝福语，雪已经停了，月光透过云层洒在雪地上，反射出银色的光芒。

我看着这两位老人家的背影，忽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尊严。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他们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三伯，＂我站起身，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有个想法。您的木工手艺在县里数一数二，为什么不开个小作坊？现在城里人都喜欢实木家具，仿古家具更是受欢迎，这门手艺不能丢啊。我有些积蓄，可以先垫上，您看行吗？＂

三伯皱着眉头，似乎在思考这个提议。

父亲眼睛一亮：＂好主意！守业哥，咱们合伙干！我退休了有的是时间，可以帮着看店。小傅家的那个门面房不是空着吗？位置好，租金也不贵。＂

三伯愣住了，眼神中闪过挣扎，最后缓缓点头：＂那...就不是借，是合伙。你们出钱，我出力，盈亏都按股份分配。＂

三娘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就听你的，老李。向阳早就说想跟着你学手艺了，这下正好有机会了。＂

第二天，大年三十，我们两家人一起吃了年夜饭。院子里堆起了一个小雪人，那是我和李向阳一起堆的，虽然有些歪斜，但却充满了童趣。

饭桌上，菜不算多，但每一道都是三娘和母亲的拿手好菜。有红烧肉、糖醋鱼、还有三娘特制的饺子。三娘包的饺子与众不同，每个褶子都捏得整整齐齐，像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

＂来，敬守业哥一杯，感谢他这些年的照顾。＂父亲举起了装满二锅头的小酒盅。

三伯也端起杯子：＂敬杨老弟，敬咱们的友情。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咱们的情分只增不减。＂

两个老人相视一笑，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岁月的痕迹和彼此的理解。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三伯的脸红扑扑的，话也多了起来。他讲起了年轻时在木器厂的故事，讲他如何从一个学徒成长为厂里的技术能手，讲他和父亲年轻时的趣事。

＂记得那年，你才十八九岁吧，＂三伯指着父亲笑道，＂跟我去看露天电影，结果半路遇到下雨，咱们躲在屋檐下，淋得像落汤鸡一样。＂

父亲也笑了：＂那次看的是《英雄儿女》，回去后感冒了一个星期。＂

母亲插嘴道：＂可不是嘛，那时候我刚认识你爸，见他总是咳嗽，还以为他有肺病呢！＂

屋里充满了欢声笑语，电视里的春晚歌舞升平，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

吃完饭，三伯神秘地招呼我去了他的房间。他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尘封已久的木箱，小心翼翼地打开。

＂这是我年轻时做的一些小玩意儿，一直留着没舍得用。＂三伯说着，从箱子里取出一个精致的木雕。那是一个栩栩如生的小狮子，每一根鬃毛都雕刻得细致入微。

＂送给你，＂三伯将木雕塞进我手里，＂算是给你的新年礼物。＂

我抚摸着木雕，感受着木头的温度和三伯的心意，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三伯，您这手艺...真是绝了。＂我由衷地赞叹道。

三伯摆摆手：＂什么绝不绝的，就是一门手艺罢了。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时髦的东西，这些老物件没几个人稀罕。＂

＂不，三伯，您错了。＂我坚定地说，＂现在城里人反而喜欢这种有年代感、有文化底蕴的东西。您的手艺不仅不会被淘汰，反而会越来越受欢迎。＂

三伯半信半疑地点点头：＂但愿如此吧。＂

春节的团圆饭上，我们两家人围坐在一起，那种亲情的温暖比任何暖气都要强烈。看着三伯和父亲那相似的眉宇间透出的坚毅，我忽然明白，这两个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在精神上如此相似。

两周后，我们在县城最热闹的中心街租下了一间门面房，开始了＂李氏传统家具店＂的创业之路。三伯负责制作，父亲负责看店，我则利用业余时间帮忙打理账目和宣传。

起初生意并不好，很多人路过只是驻足观看，却不舍得花钱购买。三伯并不灰心，他每天都在店里专心制作，木屑飞扬中，一件件精美的家具和工艺品诞生了。

转机出现在开业后的第三个月。一位从省城来的收藏家路过我们的店铺，被三伯制作的一套仿明式家具吸引，当即拍板购买，还预订了更多作品。

＂李师傅，你这手艺在全省都找不出几个能比的！＂那位收藏家真诚地赞叹道。

三伯谦虚地笑了笑：＂做了一辈子，总算没白做。＂

那天晚上，三伯罕见地喝醉了，他拉着父亲的手，眼中含泪：＂老杨，咱们这辈子，总算没给祖宗丢脸。＂

父亲也红了眼眶：＂守业哥，咱们这辈子，苦没白受，累没白吃。＂

如今，＂李氏传统家具店＂已经成了县城的一张名片，三伯的作品甚至远销到了北京和上海。李向阳也学会了三伯的手艺，成了年轻一代最有前途的木工师傅。

每当我回想起那个雪夜，三伯带着账本来我家的场景，心中总是充满感动。那一刻，我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亲情，什么是真正的尊严，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传统家庭精神。

年复一年，我们家和三伯家的春节团聚已经成了雷打不动的传统。屋外，时代的浪潮一波又一波；屋内，我们的情谊却如同三伯做的家具一般，历久弥新。

那年春节，我懂得了，亲情不只流淌在血脉中，更在于患难与共的担当；尊严不仅是自立自强的骨气，也是懂得放下与接受的智慧。

如今想来，那场不期而遇的雪，那个不期而遇的夜晚，恰如生命中那些不期而遇的真情，因为彼此的碰撞，照亮了平凡的岁月，温暖了漫长的人生路。

每当我看到三伯给我的那个小木雕，我都会想起那个雪夜，想起那本旧账本，想起那两个倔强又温情的老人。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中国人骨子里最传统、最珍贵的品质。

这，就是我们的家族故事，平凡却温暖，简单却深刻，如同一杯老酒，历经岁月的沉淀，愈发醇香。

来源：亲切花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