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只记得从小学一年级起，那辆被刷成青色的三轮车就停在学校后门的槐树下。车厢两侧用铁丝绑着几块黑乎乎的木板，上面钉着塑料布，风一吹，“啪啪”作响。木板上用粉笔歪歪扭扭写着”包子2元3个”“豆浆1元一碗”，那字迹每天都会被雨水或露水洗掉一点，第二天又会重新写上。

没人知道刘叔的摊子具体开了多少年。

我只记得从小学一年级起，那辆被刷成青色的三轮车就停在学校后门的槐树下。车厢两侧用铁丝绑着几块黑乎乎的木板，上面钉着塑料布，风一吹，“啪啪”作响。木板上用粉笔歪歪扭扭写着”包子2元3个”“豆浆1元一碗”，那字迹每天都会被雨水或露水洗掉一点，第二天又会重新写上。

那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刘叔的摊子能开这么久。学校后门那条街上的小店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刘叔的三轮车雷打不动，像一棵另类的”校树”，和那棵老槐树一起见证着一届又一届学生的成长。

后来才知道，刘叔有个宝贝女儿叫小云，比我大五岁，是县里有名的”学霸”。

“刘叔，来碗豆浆。”

“好嘞，马上。”刘叔抬头，露出满是褶皱的脸，眼睛却亮得像星星。他的动作总是很快，手指粗糙得像树皮，指甲缝里藏着洗不掉的黑色。

那天是周五，我放学晚了，天空阴沉沉的，好像随时会下雨。刘叔见我是最后一个顾客，顺手多加了半个油条。

“多了半个，不用给钱。”他指了指那个歪歪扭扭的半截油条，笑得像刚偷了糖的孩子。

摊位上放着一个老式收音机，天线用铝箔纸包着，底部绑着橡皮筋。收音机里说着什么”十年高考状元去向”的话题，刘叔一边擦桌子一边不停地往那边瞅。

“你闺女考上大学了吧？”我喝完最后一口豆浆。这是县城里人尽皆知的事情。

“嗯，北京的大学，”刘叔的眼里闪着光，然后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塑料夹子，里面装着一张泛黄的照片，“这是小云，漂亮吧？”

照片里是个扎着马尾的女孩，站在一栋教学楼前，脸上是羞涩中带着几分骄傲的笑容。照片右下角有点水渍，像是被什么东西打湿过。

“小云说城里的大学好，进去就能找到好工作，”刘叔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放回夹子里，“到时候，她说要把我也接过去。”

话还没说完，天空突然落下豆大的雨点。刘叔手忙脚乱地收拾摊子，那个装照片的夹子却不小心掉在地上，被雨水溅湿了一角。他赶紧捡起来，用袖子擦了又擦，然后贴在胸口，好像那是什么无价之宝。

最近的雨水似乎特别多。

小云大学毕业后，据说在北京找了份不错的工作。刘叔的早餐摊照常营业，但每次提起女儿时，他的自豪感几乎要从破旧的蓝色工装里溢出来。

“我闺女在外企上班，”他会这样告诉每一个愿意听的人，“她说那工资，一个月顶我半年。”

刘叔摊位上的收音机换成了一个小电视，虽然也是旧的，天线上依然缠着铝箔纸，但屏幕闪烁的光让他的眼神更加明亮。屏幕上有新闻，有电视剧，但他最爱看的是那些谈论北京生活的节目。

“这里，我闺女说她住的地方就在这附近，”他会指着屏幕上某个地方说，即使画面只是个模糊的街景。

那时候，刘叔的摆摊时间渐渐延长了。以前只做早餐，后来中午也不收摊，甚至有时候傍晚还能看到他在学校门口卖些卤味和凉粉。

“多赚点钱，等小云回来了，我也能拿得出手不是？”他笑着对前来买卤鸡爪的我说。

我注意到他手上多了几道新的伤疤，应该是切菜时不小心弄的。那些伤疤在他布满老茧的手上并不显眼，就像他这个人在县城的存在一样——不显眼，但固执地坚持着。

“小云什么时候回来啊？”我随口问道。

刘叔的动作突然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熟练地包着鸡爪，“她工作忙，可能过年会回来吧。”他的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

那年过年，我在街上遇到了刘叔。他戴着一顶崭新的黑色棉帽，怀里抱着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脸上洋溢着期待的笑容。

“去接小云？”我问。

“嗯，火车晚点了，”他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不碍事，反正我有的是时间。”

我没告诉他，我已经在火车站看见小云下车了，旁边还跟着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小云看起来变了很多，头发烫成了大波浪，穿着名牌，手上拎着看起来就很贵的包。最让我惊讶的是，当一个老同学热情地跟她打招呼，问她是不是来找刘叔时，她似乎有些尴尬，含糊地应了一声就匆匆离开了。

后来听说，小云确实回家了，但只待了一晚就走了，连摊子都没去看一眼。

摊位上的电视不知何时没有了。刘叔说是坏了，但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小云已经很久没回来了。

“现在的年轻人都忙，”他总是这样替女儿解释，“北京那么远，来回不容易。”

但县城就这么大，流言还是像油条下锅时的气泡一样，噗噗地往上冒。有人说小云嫁给了一个有钱人，不愿认这个卖早点的老爹了；也有人说小云其实在国外，根本不在北京；还有人说刘叔的摊子太寒酸，小云怕朋友看见笑话她。

我不知道哪个传言是真的，只知道刘叔的头发白得更快了，腰也弯了不少。但他的三轮车依然每天准时出现在学校后门，就算下雨天，他也只是多撑一把破旧的黑伞。

有一次我问他：“刘叔，你就不能换个大点的摊子吗？这么多年了。”

他摇摇头，“这摊子小云认得，要是她回来找不到我怎么办？”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刘叔的摊子能开这么久。不是因为生意好，不是因为位置佳，而是因为这里承载着一个父亲全部的希望和等待。

2005年的夏天特别热。

刘叔的身体开始不太好了，有时候会咳嗽得停不下来。他的三轮车上多了一个塑料瓶，里面装着颜色深得像酱油的中药。每隔一会儿，他就会倒出一小杯，皱着眉头一饮而尽。

“去医院看看吧，刘叔，”我递给他一张纸巾。

“没事，老毛病了，”他擦了擦嘴角，手里还拿着那个油渍斑斑的塑料夹，“等小云回来了，她懂这些，到时候她带我去北京的大医院。”

我想告诉他实话，告诉他县医院前两天来了一位从北京回乡的医生，那医生在一家咖啡馆里跟人聊天，提到了一个从县里考出去的女孩，现在嫁给了一个企业高管，早已经不愿提起自己的家乡和家人。

但看着刘叔期待的眼神，我什么都没说。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刘叔的摊子还在，但他的身影却越来越单薄。有时候他会在豆浆锅旁边打盹，直到客人的喊声才惊醒过来。

“刘叔，你要不要休息几天？”

“不行啊，”他揉揉眼睛，把豆浆舀进碗里，“这一休息，小云回来了找不到我怎么办？”

那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是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不需要感人肺腑的表白，它只是一个老人坚持守在一个地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为了在女儿回头的那一刻，能让她一眼就看到自己。

2008年的某一天，刘叔的摊子没有出现。

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还是没有。

大家都以为他终于认命了，决定歇业了。直到第四天，县医院的一个护士来学校买文具，才带来了消息——刘叔住院了，肺部感染，情况不太好。

我抽空去看他。病房里很安静，只有几台老旧的仪器发出规律的”滴滴”声。刘叔躺在床上，比我上次见他时瘦了一大圈，脸色蜡黄，双眼紧闭。床边的小桌上放着那个熟悉的塑料夹，里面的照片已经泛黄模糊，但依然被保存得很好。

“医生说他一直在叫一个名字，”护士小声对我说，“好像是在叫他女儿。”

我点点头，没有多说。

第二天晚上，刘叔的病情突然恶化。医院匆忙通知了县里能联系到的所有可能认识小云的人。但谁也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最后，是一个意外。刘叔裤兜里的一个破旧钱包夹层中，藏着一张早已泛黄的名片，上面有一个北京的电话号码。

医院打了过去。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是一声几乎微不可闻的”我马上回来”。

三天后，小云回来了。

她比记忆中成熟了许多，穿着一身得体的职业装，手上的戒指在病房的灯光下闪闪发光。但此刻，她看起来就像那个曾经站在教学楼前拍照的女孩一样无助。

刘叔仿佛感应到了什么，缓缓睁开了眼睛。

“爸…”小云的声音在颤抖。

“小云，”刘叔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打破什么美梦，“你…回来了。”

然后是长久的沉默。

“对不起，爸，”小云最终开口，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我…我不该这么久不回来。”

刘叔摇摇头，用尽全力抬起手，想要擦去女儿的眼泪，却没有力气。小云赶紧握住父亲的手，跪在床边。

“没事的，爸爸知道你忙，”刘叔的声音断断续续，“你过得好…爸爸就高兴。”

小云的眼泪流得更凶了，“不是的，爸…我…我嫌你的摊子丢人，我嫌你…不识字…我怕同事知道我爸是个摆早餐摊的…”

刘叔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让我想起了多年前他偷偷多给我半个油条时的样子。

“傻孩子，爸爸知道的，”他轻声说，“但爸爸不在乎…爸爸只要你好好的。”

病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窗外，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过，打破了短暂的寂静。

小云哭得像个孩子，她从包里拿出一叠照片，“爸，这些年我拍的照片，本来想寄给你的，但…但我一直没敢…”

刘叔看着照片，手指轻轻抚过每一张。那上面是小云在北京的生活，有她的工作照，有她的新家，有她的朋友聚会…唯独没有她父亲的身影。

“真好看，”刘叔说，眼睛亮得惊人，“我闺女真出息。”

然后，他把那个陪伴了他二十多年的塑料夹递给小云，“给，爸爸也一直留着你的照片呢。”

小云接过来，看到了那张自己大学时的照片，还有后面她完全不知道的几张——那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模糊不清，但能认出是她参加某次商业活动时被媒体拍到的照。照片经过了很多次折叠，留下了深深的折痕。

“爸爸让隔壁李婶的儿子从网上找的，”刘叔有些不好意思，“他说这叫…谷哥搜索？爸爸不认识那些字，就让他打印出来了。”

小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伏在父亲的病床前失声痛哭。

“爸…对不起…我是个不孝女…”

刘叔轻轻抚摸着女儿的头发，就像小时候一样，“别这么说，你是爸爸的骄傲。”

刘叔最终还是离开了，在小云回来的第五天。

他走得很安详，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小云守在床边，一夜未眠。她说，父亲走前告诉她：“摊子的位置别换，那是咱家的根。”

葬礼那天，来了很多人，几乎半个县城的人都来了。大家才发现，原来刘叔在这个小县城里，有这么多的朋友和熟人。

更让人意外的是，来了几个穿着考究的年轻人，说是小云曾经的同学。他们告诉小云，当年在北京读大学时，刘叔每个月都会寄一个破旧的包裹给小云，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和几百块钱。后来小云不告诉父亲地址了，那些包裹就寄到了同学宿舍，托他们转交。

“你爸爸经常给我们打电话，问你过得好不好，”一个女孩说，“他说怕打扰你工作，所以才找我们打听。”

小云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塑，任由泪水打湿了衣襟。

葬礼后，小云并没有马上回北京。她请了长假，重新开了刘叔的早餐摊。

三轮车还是那辆三轮车，位置还是那个位置。只是车厢两侧的木板换成了不锈钢的餐台，上面用彩色马克笔写着”刘记早餐”四个大字。

菜单也基本没变，包子豆浆油条，还是那几样。唯一的区别是，摊位上多了一个相框，里面是刘叔和小云的合影。那是在小云大学毕业那年拍的，刘叔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西装，骄傲地站在女儿身边。

“刘小姐，你真的不回北京了吗？”我问她，“你在那边不是有很好的工作吗？”

小云摇摇头，递给我一碗豆浆，“我请了长假，打算在这边待一年。”

“一年？”

“嗯，我想…好好了解一下爸爸的生活，”她顿了顿，“然后，也许我可以在县城开个分公司，这样就能经常回来了。”

我喝了一口豆浆，味道和刘叔做的一模一样。

“你知道吗，”小云突然说，“爸爸从来没有嫌弃过我，哪怕我…那么对他。”

她看着远处学校的大门，眼神有些迷离。

“有时候我在想，爸爸是不是早就知道我嫌他丢人，但他还是坚持在这个地方等我回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喝着豆浆。

“人真的很奇怪，”小云继续说，“当你拥有父母的时候，总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等到失去了，才发现那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

摊位上的收音机又换回来了，还是那个老式的，天线上依然缠着铝箔纸。现在它正播放着一首老歌，歌词讲述的是关于回家的故事。

“我爸说，”小云微笑着看向远方，“不管你飞得多高多远，总要记得回家的路。”

天空很蓝，阳光很暖。槐树下，三轮车旁，时光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只是这一次，再也没有人会因为摆早餐摊而感到羞耻。

因为那不仅仅是一个摊位，那是一个父亲用一生的坚持和等待，为女儿点亮的一盏回家的灯。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