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静丨“数字共通”何以可能？——一项基于扎根理论的正能量信息网络传播个案研究

摘要：“数字共通”是理解数字时代社会交往的新假设，它从微观上为解释网络空间的运行规律提供了一种新路径。本文选取2023年发生在浙江杭州的“外卖小哥彭清林跳桥救人”正能量事件为个案进行扎根分析，以“向善”伦理共识为中心，以“义利之辨”为切入点，从“数字共通”共享、共鸣

以下文章来源于《数字传播学刊》（原《中国传媒报告》）2025年第1期，作者：邵静。如需引用或转载，请以纸质版为准，并注明出处。

[作者简介]

邵静，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国际文化传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传播学、媒介伦理研究。

本文为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善城杭州’形象传播中的‘向善’伦理呈现与认知研究”（M23JC092）、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年度一般课题“网络空间中的‘向善’伦理建构与实践路径研究”（24NDJC197YB）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数字共通”是理解数字时代社会交往的新假设，它从微观上为解释网络空间的运行规律提供了一种新路径。本文选取2023年发生在浙江杭州的“外卖小哥彭清林跳桥救人”正能量事件为个案进行扎根分析，以“向善”伦理共识为中心，以“义利之辨”为切入点，从“数字共通”共享、共鸣和共通的运作肌理中建构网络空间正能量信息的“同心圆”传播模型，探索“数字共通”实现的过程环节、影响因素及可能性等，以期为“数字共通”理念提供经验支撑与实践检验。

[关键字]数字共通；正能量；向善；义利之辨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中明确：“我们要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1]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构建网络空间中共守的价值理念与伦理规范是大势所趋。随着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中精英独占的公共话语结构被颠覆，形成了独特的“数字公共领域”（digital public sphere）[2]，传统公共领域中的理性协商共识模型在数字交往中遭遇到了挑战，仅仅关注共识凝练与规范确立显然不够。此时，基于数字技术“共-显”空间而形成的“数字共通”假设逐渐“现实可行”。[3]

“数字共通”何以可能？是否存在经验支撑？能否通过实践检验？能否为“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建设助力？本研究从社会正能量事件的网络传播实践出发，扎根网络新闻信息、自媒体信息、网友评论等，不仅总结出多元共存基础上的“向善”伦理共识，还以此为圆心，在数字交往中建构一个以“数字共通”为目标的同心圆模型，积极探索“数字共通”实现过程中的具体环节、影响因素等，在经验层面尝试回答“数字共通”何以可能的问题，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探究网络空间中的“向善”伦理建构与实践路径。

二、文献回顾

（一）“正能量”事件与“向善”伦理共识

“正能量”原本是天体物理学专有名词，以真空能量为0，能量大于真空的物质能量为正能量，能量低于真空的物质能量为负能量。语文期刊《咬文嚼字》发布的“2012年十大流行语”中，“正能量”位居榜首。当下，中国人为所有积极的、健康的、催人奋进的、个人力量的、充满希望的人和事，贴上“正能量”标签。[4]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中的正能量信息传播功不可没。积极心理学、积极新闻学、建设性新闻、解困新闻等概念都与正能量信息传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5]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只要我们坚定道德追求，不断激发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就一定能够为中华民族乘风破浪、阔步前行提供不竭的精神力量！[6]对正能量的追求符合人类对“善”的追求与向往，是中华民族的前行动力。在西方哲学史中，善（agathon）首先为苏格拉底所提出。苏格拉底说：“善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目的，其它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善而进行的，并不是为了其它目的而行善。”[7]柏拉图认为，灵魂的本性是善。[8]亚里士多德主张做人开始于培养向善的能力，这一能力必须在实践中发展。[9]70在中文里，我们可以用“好”来表示一般的人所欲求的目标，而用“善”来表示人所欲求的对象中那一部分具有道德正当含义的目标。[10]201在我国，春秋时代，孔子发展出了一种以“仁”为中心的道德理论和人生哲学。[10]41孔子的信徒孟子阐释了理想化的儒家学说，论证了“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论。而学界对于孟子性善论的基本含义，就有“人性本善论”和“人性向善论”两种解释。“向善”在这里是一种理论预设，且这一理论预设基于一种“四端之心”的经验实存，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而仁义礼智则是人心向善的根本归趣。[11]为此，“向善”就可以理解为人类最终达到具有道德正当含义的目标（即促进人类的繁荣和减少苦难[12]）时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包括德性层面的努力和行动层面的努力。荀子自认为对孔子思想作出了现实主义的诠释，认为“人性本恶”，并提出了“化性起伪”的向善方案，通过礼义、法度、师法等路径发挥主体能动性，积极地修为。[13]总之，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哲学中，道德伦理学占据主导地位，它关注如何通过行好人或“德性”人之所行，发展人的内在道德品质，即美德。[9]68如今，“善”的概念已经不易规定。在现代社会里，由于平等的观念和信仰的自由，价值的追求也就变得越来越歧异了。承认社会上人们的生活方式正日益多样化，人们的价值观念正日趋多元，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10]102-103因此，我们应该优先达到规范方面的普遍共识，达到“规范共识”而不是“价值共识”，达到有关“正当”“正义”的共识而不是“好”的共识。后一种有关“好”的共识可以在一部分人那里达到，在各种社会团体那里达到，他们不仅共享着全社会统一的规则共识，也在自己的社团里共享着价值共识、趣味共识或信仰共识，但是这种共识只能在可以自愿参加和退出的社团里存在，不是全社会的、不是具有某种强制性的。[10]106网络空间正能量事件传播中所蕴含的“向善”要素，涵盖了关乎“正当”与“正义”的“规范共识”，即行为层面的“善”；同时也蕴含了正能量事件中有关“好”的“价值共识”，即道德层面的“善”。可以说，在特定的正能量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有可能形成一种“向善”伦理共识，它不仅涉及行为、规范、规则等方面的共识，也关乎人们对道德层面的“好”的共同认知。

（二）数字公共领域与“数字共通”

数字时代，均质化的公共领域正在解体，异质化的公共领域得益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而日见雏形。[14]数字公共领域集纳了丰繁的交往智慧，形成了群体的新能动性，人们会基于共同的议题连通在一起，在互动中了解彼此差异之所在，开放的对话环境，相对扁平的网络结构和更为丰富而密切的虚拟互动增加了社会交往的文化资本。[15]同时，数字公共领域中的“数字界面”与“界面伦理”逐步凸显，数字界面之下是被界面的协议和规则中介的交往关系，主体间的对话伦理逐渐让位于数字空间的界面伦理。[16]数字公共领域中……人与人的偶然聚集不会成为“我们”，但这种偶然的聚焦正是数字交往最典型的特征——网民只是随机地因为某一事件刺激而短暂的连接在一起，所有的热点事件被广泛关注的时间都很有限，而且不同意见的人很难聚集在一起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不少行动者不渴望理解、商讨或寻求共识，不对严重的分裂或根深蒂固的社会事业作出长期承诺。[17]总之，想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共识的目标仍然只是“共识的幻象”。[18]为此，学者吴飞、傅正科提出“数字共通”假设。“数字共通”是指基于数字技术生成的“共－显”空间，这个空间为诸种主体性存在的独异性分配开启了新时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地扮演“自我”与“成为自我”的复数角色，出现了杂合的多元参与者共在的境况:连接在一起，却并没有真正的联系和同质化，共在、共鸣于网络空间中，却又呈现出独立、开放和流动的状态，保持着“可容忍的冲突”(tolerable conflict)，是在承认差异和矛盾前提下的众声喧哗。“数字共通”基于共享、共鸣与共通而运作。三个概念同时作为过程性变量与因变量，对“数字共通”的现象予以解释。公众分享他们的生活和观点，信息和观念的众声喧哗形成共享池，数字技术的连接让差异得以共－显，为主体间和文化间共鸣创造了条件，而共鸣关系的建立则是人类建构命运共同体走向共通的基础。[3]美国学者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建议，应该努力超越对当下历史时期的某些特定的技术导致的某些问题的纠结，而对人类行为在整个技术历史（尤其是数字技术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有所关注。以存在伦理学替代理性伦理学，从人的存在的本质出发，为“作为整体的人类”设计符合德性标准的发展道路。[19]“数字共通”假设就是一种为“作为整体的人类”所设计的符合德性标准的可行路径，它“从宏观上延续了人是一种关系性存在的哲学思考，从微观上为解释网络空间的运行规律提供了一种新路径”[3]，它不仅帮助我们挖掘数字公共领域中的“向善”伦理共识，还能够为理解人类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提供新思路，也为本文的正能量信息传播个案研究指明了新方向。

三、研究设计

（一）个案选取

本研究选取2023年发生在浙江杭州的“外卖小哥彭清林跳桥救人”这一正能量事件为个案。2023年6 月13日下午，杭州西兴大桥上一名年轻女子跳桥轻生，正在送件的外卖小哥彭清林从10 余米高的桥上一跃而下，与随后赶到的水警合力将跳桥女子安全救出。网友拍摄了彭清林跳桥救人的现场视频，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互联网随即充满了大量相关报道、点赞和评论热潮。

选取该个案的原因如下：首先，该个案属于典型的正能量事件，极易在讨论人群中形成特定的有关规范和价值面向上的“向善”伦理共识，有利于探索共识的达成过程与达成结果；其次，该个案最早发布于网络空间，影响较大，如抖音平台中一则名为《杭州跳桥救人小哥后续，6 月16 日，老家湖南桑植县县长来杭看望小哥，奖励10 万和县城现房一套》的短视频新闻，点赞量高达343.3万，评论量达到50.1万（截止2023年12 月31 日）[20]。“那些从未有机缘谋面的人们通过媒体被联系起来，互通信息，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与交锋，进行批评性话语生产”[3]，以该事件为中心的数字公共领域由此形成，研究对象明确；最后，该个案还与外卖小哥生存现状、杭州亚运会、城市形象建构等社会问题、社会事件密切相关，事件虽然始于网络空间，但也同时与网络虚拟场域之外的多重场域紧密联系，无数“在场”者都能够感受到网络世界的联结性[3]，共享、共鸣与共通的运作基础由此逐步形成，有利于推进对“数字共同”假设的进一步思考与检验。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扎根理论最初由格拉泽（Barney Glaser）与斯特劳斯(Anselm Strauss)提出，源于实用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符号互动论，是一套成熟规范的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强调文本资料的重要性，研究者可以使用访谈、观察、录像、档案、图画、日记、回忆录、新闻报纸、传记、历史档案、自传以及其他资源，可以根据研究问题，单独使用或组合使用以上一种或几种资料。[21]30本文主要研究“数字公共领域”中的“数字共通”假设，为此，研究中的所有扎根资料均来源于网络空间，包括网络空间中与本案例相关的人物专访、新闻报道、抖音短视频、网友评论等文本与视频资料等。为了确保资料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研究者从2023年6 月13 日-2023年12 月31日期间，采用“外卖小哥跳桥救人”“彭清林”“杭州跳桥救人小哥”“外卖小哥彭清林”等关键词进行全网检索，收集了大量原始分析材料。本研究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将编码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开放编码、轴向编码和选择式编码。[21] 71-95研究从概念出发，采取理论抽样法收集资料，源于初始资料的概念和有关这些概念的问题将成为进一步收集资料的基础，资料收集和分析齐头并进。最初的资料选取集中在网络中的新闻报道与人物专访，围绕提炼出的概念继续收集了相关的抖音视频资料、微博资料等内容与评论。整个抽样过程中，当发现有整体逻辑上的断裂时，研究者都会进一步收集资料，直到认为一种类属为理解一个现象提供了相当深度和宽度的信息，而且其他的类属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澄清，才宣布研究饱和。[21] 54-160

本研究的编码过程借助QSR NVivo12.0的质性分析工具完成，同时也使用了Excel对相关资料内容、编码节点、概念等进行和统合、筛选与手动合并，首先以“义利之辨”为切入点，初步整合数据形成了“外卖小哥彭清林跳桥救人”正能量事件网络传播图，随后，围绕“向善”伦理共识进一步建构、完善了“网络空间正能量信息的传播‘共通体’模型图”，并在其中发现了与“数字共通”假设相吻合的共享、共鸣与共通运作机制。

四、数据处理

（一）开放编码

从一篇人物专访入手，研究者着手进行开放编码，在逐句编码的过程中撰写备忘录，并将相关概念作为备忘录的标签，进一步采取理论抽样，继续搜集各类文字、视频、访谈资料。在开放性编码阶段，研究者对所得到的概念进行反复考察。开放编码节点间的关系不明确，涉及的角度庞杂，包括了救人细节、个人经历、个人认知、私人生活、多方奖励、身份建构、关系联结、事件定性、社会认可等多个层次。

本文主要考虑与网络空间信息传播、“向善”伦理相关的语句，同时剔除那些出现频次较少的概念，最终形成了包含19 个概念共1007个自由节点的编码清单，表1为得到的概念列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节选了三条原始语句及其概念条目。

表1 开放式编码概念汇总

编号概念原始资料1救人细节1.“我扔鞋是做好准备了。然后我准备去看（江面），第一次准备跳。但是，这有点高啊，想想腿有点抖。”2. “在落水的一瞬间我就想到成功了，OK了，但是有点痛是真的。一瞬间冲击过来，我说这好难受。我再也不敢了。赶快上去喘口气，然后先确定一下女孩子的方位，别的先不管了，先上去拉她再说。”3.“我（跳）下水以后才想着，赶快把你（救）上去。我要去送（外卖）单，我费了太长时间了。那个水警过来说要把我送到码头，码头那边那么远，开玩笑。我的车在桥上，你让我去那么远。开玩笑，我自己游过去了。我（外卖）单子也重要。因为我是在工作，救人只是我顺手的事情。”2个人经历1.“（之前）我被人救过，我以前第一次（溺水）的时候被人救过，我知道这种感觉，因为呛水是比较难受的。”2.“后面发现一些骑友，是一群真正的很阳光很开放的那种人，大家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路上的风景。然后我去西藏的路上，在云南那边去搭帐篷，刚好被人看到了，可能有声音嘛，你看我这边有房子空着，你快进来，不要在那里睡了。所以我觉得我挺感动的，我后面我讲，世界上还是好人多。”3. “的确我从来没有尝试过这么高的跳水。”3个人认知1.“不能犹豫，犹豫一会可能就真的人没了，跟人命比起来的话，这点都（是）小事。”2. “那必须要挺身而出。因为生命无价。对吧。”3.“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姿势没控制好，鲁莽跳下去的话，可能当时自己下去，自己也没了。但是当时的确没想那么多，因为她已经沉下去了，如果你不下去捞她一把的话，肯定就没了。”4报道主题1.“怂得真实，跳得勇敢！”2.“彭清林：纵身一跃。”3.“外卖小哥彭清林为救人从10余米高的桥跳下。”5多方奖励1.“小哥老家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委副书记、县长梁高武来医院看望慰问他，奖励了小哥一套房加10万元慰问金。”2.“杭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彭清林杭州市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称号。”3.“因跳江救人事迹感动全网的彭清林作为优秀骑手代表，外卖平台为其申请免费上大学名额。”6获奖态度1.“（不接受企业与个人捐款）你越在意什么东西，越容易被什么东西套住。总有一天会过去的。”2. “人家个人企业的也是辛苦钱来的，你们要捐，直接把这个钱捐到学校去。”3. “政府给我的一个表态，都能够激励到更多的人，去参与到我们的见义勇为，传递温暖这些事情，这些荣誉所带给你的就是，能够让你不停地向上走，不停地变好。”7身份建构1.“我算不上英雄啊，站在桥边的时候，我腿都软了。” 2. “外卖小哥的一跳，真英雄！真男人！”3.“我不是好人啊，我是普通人，什么叫好人，你只看到他好的一面，你没有看到他缺点的一面。”8关系联结1.“肯定会有啊，就是说，假如你在路上，可能是有的时候是别人一个无心之举，你自己会真的会很暖。”2.“反正就是不能让别人失望，你知道吗，你要把这份善意传下去。”3.“为什么我不能跟（黑粉）生气，为什么要放纵他们，为什么要惯着他们？”9事件定性1.“这种事情对于我来说，我就感觉明明就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真的没有什么。”2. “这种事情可以说的人，能够把99.99%的人可能都做不了，下不了这个决心，但是你作为这个0.01%这个事情做好，实际上对杭州来讲是你所影响的可能不（只）是这一个女孩，可能影响了更多的杭州人。”3. “见义勇为，英雄本色，宏扬正气，民族希望。”10畅想未来1.“然后我也希望她（被救者）改变以后，她能够传递我这个精神这样下去，接着去帮别人，这是最重要的。”2. “因为我看了我的抖音，然后他们说叫我去直播带货，放心，我绝对不会干的。我绝对不会带货，可能会拍拍视频。假如我有空的话，我可能会去一趟西藏，因为川藏（线）的确很长，然后路上有很多的垃圾，去年我还在跟朋友打电话商量，我说我们去捡垃圾吧，他说可以，但是可能是因为钱包没那个（钱），不然我早就去了。”3.“它只是一时的，我也不希望持续太久了，我的确是有点不太习惯。到时候慢慢后面会回归平静的生活。”11社会认可1. “这才是好人有好报，中国好政府，点赞。”2. “哥们很清醒，也很通透。”3. “感谢抖音平台，让我们认识了平凡中的英雄。”12地域因素1. “本来不知道这个桑植县，现在知道了。”2. “湖南的格局打开了，接下来看杭州的。”3.“对杭州更有好感了，难怪都说杭州市最具人性化的城市。”13私人生活1.彭清林妈妈在线催婚，“天天盼呀，希望他找个老婆回家。”2.“我表弟，从小胆子小，这次真的很勇敢。”“怎么那么多认亲的了，人家是拿奖，不是分遗产。”3.“我单亲妈妈带着儿子想嫁给他，有车有房不要彩礼。只图他善良……”“就8万块钱，让他自己花好吗。求你了。”14被救女孩1. “被救的人呢……最该好好答谢小哥的人应该是被救那女的吧，没有看到任何媒体报道，只报道国家奖励企业奖励，最重要的是……他舍命救的那个人怎么重谢呢？？”2.“小哥，我很感谢他，他是给我新生命的人，等我出院我会跟他私下联系。但我不想露面在公众眼中，我怕我情绪控制不好。”3.“前段时间还联系过，她要结婚了，叫我去吃喜糖……”15平台作用1.“我也有缺点啊，但我的缺点你看不到，因为媒体只会把好的一面放出来。”2.“我也想通过抖音等一些平台去改变至少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3.“我说过我不带货，但这不一定是绝对的，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思想境界还没有到需求的时候……”16现实代入1.“如果我会游泳，我也会毫不犹豫跳下去，就是我不太会。”2.“我也被人救过，一直感激恩人，保持亲密的联系，好人有好报！”3.“我也救过一个跳河的人，什么奖励啥都没收到！这一的事情我碰见还会去做，因为曾经我是一名军人！”17事件反思1.“个人建议先不要这么高频率去医院打扰英雄治疗，等康复后所有荣誉再上也不迟。”2.“没完没了是吧，过度宣传不一定是好事，救人得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盲目施救可能毁了两个家庭。”3.“说心里话！小哥这次拿到所有奖励和慰问金，希望全网不要去诋毁他，因为小哥是一个普通的人，拿自己的生命去挽救别人，就算拿到100万，都是应该的，不要去侮辱他喷他，不要道德绑架他。”18意见建议1.“建议将该桥命名为彭清林大桥，给全社会做个榜样。”2.“建议这样的大桥弄些安保巡逻人员，因为这样的事情可能以后会多次发生。”3.“建议小哥和家人收了这些奖励，为后人打个样，让见义勇为传承下去，少点犹豫多点果敢。收了之后怎么处理，可以自己决定！”19行动延伸1.“能不能公开一个捐款帐户，全国大家有心的个人捐一点，我可以出500。”2.“当你的外卖超时了，一定不要给差评，可能你的外卖小哥正在救人。”3.“有女朋友吗，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啊，免费帮你装修，终身有效。你跳下救人那一刻，我都哭了。”

（二）轴向编码

开放编码的同时，研究者也会进行一些简单的轴向编码，将一些次级概念和更加宽泛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些“类属”。此时，研究者将所得概念联结在一起，试图找寻回应核心问题的侧面维度。[22]通过对开放编码所获得的19 个概念进行删选与关联性分析，本研究最终获得了8 个与“义利之辨”相关的“次类属”，即“重义轻利”“见义勇为”“无我利他”“以利奖义”“义利平衡”“扬义赞利”“以利促义”“融利弘义”。之后，将“次类属”进行进一步合并，形成了包括“体验善”“建构善”“解读善”“延续善”在内的4 个“类属”，最后根据“数字共通”假设，又将四个类属分类合并置入共享、共鸣与共通的运行机制之中。

表2 轴向编码类属汇总

类属次类属概念关系阐释共享：体验善重义轻利个人经历个人经历影响价值观形成见义勇为个人认知核心价值观影响个人行为救人细节
共鸣：建构善
无我利他报道主题
传统与现代场域的融合与展现事件定性身份建构获奖态度以利奖义多方奖励激励机制助力伦理共识形成
共鸣：解读善义利平衡平台作用多场域“连接器”事件反思伦理共识的认同与挑战现实代入公共与私人场域的矛盾与统一扬义赞利社会认可官方与民间场域的话语互建共通：延续善以利促义行动延伸虚拟与现实场域的伦理共享融利弘义关系联结伦理共识的延伸与发展畅想未来

（三）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需要在已有的类属中通过系统性分析总结出具有统领性的核心问题，即“核心类属”，并进一步形成阐明类属间的逻辑关系，明确一条故事线，形成一个总体框架。在选择式编码中尤其要重视微观与宏观情境相结合、信息传播主体与传播过程相结合，将最终形成的“核心类属”归入变化的属性与维度之中。

经过对备忘录和原始资料的长时间分析与整理，以及针对开放编码与轴向编码的一系列操作后，本研究最终在选择式编码中确定了“核心类属”——“向善”伦理共识，并在资料中不断发现基于这一共识的正能量信息传播与伦理建构过程，从而进一步对应了“数字共通”假设中的共享、共鸣与共通机制，逐步建立了“网络空间正能量信息传播的‘共通体’模型图”。

图1网络空间正能量信息传播的“共通体”模型图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是分析者在不可获取额外数据进一步发展某一个范畴特征时，决定何时停止采样的鉴定标准。[23]模型建立后，本研究继续搜集与“外卖小哥彭清林跳桥救人事件”相关的新闻资料、抖音、微博信息与评论等，通过深入分析和不断比较，发现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几乎对有效概念增加没有新的贡献，由此可以宣布该模型达到理论饱和。

五、模型阐释与研究发现

根据编码分析，我们发现一个基于正能量信息传播个案的数字公共领域逐步形成，现实主体通过“界面”的中介进入到数字空间之中，虽然数字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舆论很难形成一种理想的“共识”，但正能量事件中所蕴含的“向善”元素仍能在一定程度引导舆论向共识圆心靠拢。总体上看，围绕着“向善”伦理共识圆心建立的正能量信息传播“共通体”以“义利之辨”为切入点，以体验善、建构善、解读善和延伸善为共识循环路径，以共享、共鸣、共通为主要运作机制，并将“数字共通”设立为理想目标。

（一）同心圆中的共识提炼与模型建构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人们获取、存储、利用、交换、管理信息的方式均呈现了多样化趋势，然而，多样之中仍需“共识”。所谓共识，也就是社会不同成员基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通过理性的互动、价值的沟通在观念层面所达到的某种一致。[24]全面的、整体的共识达成困难重重，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共识的本质认知与热切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25]。在网络空间正能量事件传播中，我们认为，要把“向善”伦理共识这个圆心守住，这里的“向善”伦理共识包含了全社会的普遍共识，主要表现为一些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和个人行为的原则规范，没有这些基本规范，人类社会实际上就不可能持久生存，更谈不上协调发展。[10] 106同时也蕴含了价值判断中有关“好”的“价值共识”，即人们从价值层面对正能量信息的理解与判断。这也是我们能够“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最终“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26]的基本前提。在坚守“向善”伦理共识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善”不仅与传播实践紧密相连，也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历史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往往以社会的阵痛、道德的失落为代价，某一原则、行为、人物，可能符合历史进步的需要，但却不一定是道德的。反之同理。[27]221这一前提下，有关“善”的论辩显得弥足珍贵，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生产生活实践中的“义利之辨”。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一再出现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即当社会变革时期，就会出现“义利之辨”的激烈争论。[28]由网络信息技术引发的新一轮社会变革足以再次激起伦理层面的义利之辨。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可分为三个分析层次：一是作为理性认识，即事实判断的义利观；二是作为价值要求，即“当然之则”的义利观；三是作为实践方案，即关乎中国式命题的义利观。[27]208-213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当下的义利之辨与义利取向等提供了独特的时代背景与道德实践源泉，义利之辨在包括网络空间正能量信息的传播实践中产生了新的意义，在价值要求与实践方案制定方面具有重新解读与诠释的必要性。为此，本研究将“义利之辨”作为诠释“向善”伦理共识的特定视角与研究切入点。针对网络空间中“外卖小哥彭清林跳桥救人”事件，我们首先确定“向善”伦理共识，并以“义利之辨”为切入点，将这一事件定性为“见义勇为”行为；接下来，以此为线索扎根网络空间中的各类相关信息，最终形成了“网络空间正能量信息传播的‘共通体’模型图”。作为圆心的“向善”伦理共识并非业已实现的目标，也不是一定会达到的终点：“对整个社会而言，要想就存在和有效性达成共识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所使用的共识不过是一种临时得到的认可而已”[29]。“数字共通”强调的是一种寻找共性的、拥有差异性的自由交往，是“主体间性的美好相遇”[30]，人们在数字交往中的共享、共鸣与共通的“存在体验”最为重要。

（二）模型分解与阐释

1. 体验善：数字共通中的“共享”基础

“体验善”中的“重义轻利”观念是小哥彭清林日常生活经历中所形成的特定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他实现了价值观的分享与传递，而对生命的尊重与“生命无价”观念的认可则进一步助推了小哥的“见义勇为”。数字平台可以在线上充分调动人们共享动机，小哥救人的视频被路人拍摄上传网络，本身就是一个数字平台中的信息“共享”行为，“共享”带来了独异性、差异性的“共显”，随时都在更新与演化，并且促进了信息的进一步分享、浏览、评论、收藏等行为，开启了一个“交往性行为”[30]。网友此时“共享”的不仅仅是信息，还包括对“向善”价值观的认同与共享，任何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形成能够凝聚广泛共识的主流价值。[31]当小哥彭清林将“见义勇为”的正能量事件定性为“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真的没有什么”时，绝大多数媒体、网友表现出了高度的认可与赞扬，这与其对主流价值观的深刻认同与密切体验息息相关。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向善”的精神内核，它使全国人民树立了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与道德观念，也更容易理解和认同所见所闻中包含“向善”内核的正能量行为。虽然公共领域理性协商共识模型在数字交往中遭遇到了挑战[3]，但仍然不能低估“共享”正能量事件在数字公共领域中的凝聚作用，这种共享关乎分享者的期望与自尊，关乎人与人之间的共情与信任，更关乎整体公共生活的繁荣。[3]

2. 建构善：主流媒体搭建数字共通中的观念“共鸣室”

网络空间正能量信息传播“共通体”由丰富的扎根材料所建构，虽然网络空间中的公开信息丰富多样，但主流媒体的信息优势依旧明显：以相关抖音视频为例，在点赞量“10 万+”的30 则短视频里，仅有3 则视频来源于自媒体，占比10%，其余短视频均来自于官方媒体及其主持人抖音号，如潮新闻、杭州网、人民日报、杭州日报、小强说等抖音号。数字平台中的主流媒体信息传播范围广、传播力强，在网络空间的传播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观念和意见得以碰撞的“共鸣室”，一个充满活力、能够自我更新的“共鸣室”。 [30]

对生命、自由、平等、民主等人类核心价值的尊重、对信息传播过程中“向善”伦理共识的追求是“共鸣室”中的讨论重点，这一方向符合我国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方针，有助于提升网络空间中正能量信息的传播效果；反之，带有正能量性质的社会事件也更容易进入主流媒体的视野，网络空间正能量信息与主流媒体间的同在性、共质性较为突出。同时，主流媒体与抖音等自媒体平台的优势整合，也容易形成正能量事件传播的联合效应：主流媒体通过记录生活、传递正能量的举措，与抖音平台的品牌理念形成了一定的契合，增进了主流媒体、自媒体平台、网民之间的多维正向互动。在这一特殊的“共鸣室”中，即使最终未能达成共识，但共鸣的经历仍然会在主体间留下互动的深痕，彼此间的观念和情感反应会留存下来并在各自的反思生活中成为挥之不去的参照系。[3]

图2 外卖小哥跳江救人事件材料的词云分析图

除了消息来源，关键词的运用在“共鸣室”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关键词分析可以窥探信息流动的更新与演化方向，从而在人们具体的数字行动中理解、分析其交往性行为与未来行动方向。我们对所有扎根材料进行词频分析，结果发现与“外卖小哥彭清林跳江救人事件”中的“救人细节”“社会认可”“多方奖励”相关的关键词较多，包括“跳”“救”“救人”“高”“杭州”等事件细节词，“英雄”“好人”“见义勇为”“赞”“善良”等评价类关键词，此外，“奖励”“钱”“值得”等与“多方奖励”相关的词语也占有一席之地。“向善”伦理共识通过扎根资料的议程设置与框架搭建而生动展现，“义利之辨”的雏形在“行动-传播-认可-奖励”的因果链条中逐渐浮现，“共鸣室”中的多重共鸣关系由此形成。

布尔迪厄认为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32]社会学中场域的本质是通过诉诸与其他人之间的相对位置来解释个人行动中的规律性以及社会运行的逻辑。[33]在本案例中，网络空间是一个典型的媒介场域。从本质上来说，媒介场域是一个充满竞争和争夺的场域，为了占有更多的符号资本、掌握更大的符号权力，占据更有利的场域位置，不同竞争主体总是处于持续的争夺和较量之中。[34]媒介场域中的竞争带来了多元化的信息环境，“共识”的达成变得难以实现，而不同主体在网络空间中形成的多样化“共鸣”，建立的“复数的共鸣关系”，既可能导向各美其美，甚至是美美与共的理想交往关系，也可能导向撕裂与观点极化。[30]在正能量事件的传播过程中也同样存在因多场域对话与争论而形成的多重“共鸣关系”，形成了不同的数字交往结果。网络空间中的权威主体代表国家意志，结构主体具有相当程度的网络诚信与组织规模，能够对所属单元主体进行有效控制，单元主体包括超自由化能力的网络个体或小型组织。网络空间中的三类主体关系呈现相互依赖、动态变化的态势。[35]在本案例中，我们可以将各大主流媒体作为权威主体的代表，抖音、微博等自媒体平台作为结构主体的代表，网民则是其中的单元主体。

第一，“开放共鸣”与“真实共鸣”的同频共振

数字平台中主流媒体关注正能量事件中的“向善”内核，它们作为权威主体的代表形成了一种“开放共鸣”，体现为一种无边界的揭示和理解力量。在这种揭示的领域中，此在得以跨越背景、身份和观点的差异，共通体验情感或思想的同一性。[30]主流媒体强调基于生命、自由、平等、民主等人类核心价值基础的“义利观”，关注信息生产者、服务者、用户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信息伦理共识既上承传统，比如重视“利自义出”“以义生利”的理念，又兼容近代以来的“义利统一观”，也是一种在传统场域与现代场域结合中所形成的“开放共鸣”。此外，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不能片面反对主流媒体营造的“媒体舆论场”与人民群众日常议论所形成的“口头舆论场”，刻意强调“同一舆论场”，要认识到目前社会中很多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包括互联网舆论在内的民间舆论场的推动。[36]要看到“两大舆论场经过了近四十年的演化，其格局从原先的竞争关系正在转向‘融合’关系”。[37]在本案例相关的“10万+”高赞抖音视频中，包含了一些来自“民间场域”的个人自媒体博主的原创内容，包括一首名为《外卖小哥彭清林》的原创歌曲和一则名为《英雄赞》的现代诗，以平实的话语、押韵的方式突出了小哥的救人细节、赞扬了小哥的英雄行为，网民反响强烈：“改编的好！应该为平民英雄点赞与发扬他的正义的精神！！！”“这位老师作词非常实在句句属实！”“编这首歌的创作者太有才了必须点赞！”“这是谁编的诗，666！”……公众对于“向善”伦理共识的认同离不开民间场域对该事件的积极推动与传播，在这里，民间舆论场中形成了一种“真实共鸣”，这种共鸣是主体受客体感染而自然产生的，它不需要刻意营造或伪装。[30]此时官方场域与民间场域间的关系并不是割裂的、对抗的，而是互动的、融合的，“开放共鸣”与“真实共鸣”同频共振。

第二，“开放共鸣”与“理性共鸣”的异曲同工

本案例中，多主体、多场域的交织促使权威主体、结构主体与单元主体间的持续“对话”，以期达到相互承认、相互认同的目标。所谓承认，也就是对差异的容忍和宽容；所谓认同，则是对普遍性的肯定和接受[24]。多重场域中的“承认”体现在不断地内外思考与虚实对比之中，体现在对“异议”的包容之中，更体现在“开放共鸣”的理性反思之中：网络媒介场域中，单元主体在公共场域赞同“见义勇为”行为，同时也利用私人场域中的经验反思过度宣传、过度救援、道德绑架等问题；单元主体还利用虚拟场域披露、争论现实场域中的“救人无回报”现象，在意见的交锋中争取不同主体对事实的确认，以达成相互间的“承认”。“承认”的前提是“差异”，但“共鸣”的基础是“承认”。只要公共与私人场域的“向善”本质仍然统一、虚拟与现实场域的“向善”伦理依旧共享，“理性共鸣”依旧在“开放共鸣”的前提之下、异曲同工，即使当下“差异”无处不在，数字空间中的理想交往关系仍有达成的希望。

第三，“开放共鸣”与“圈层共鸣”的导向撕裂

在数据搜集过程中，我们发现，微博热搜排行Top10话题里，有8条与外卖小哥落户、奖励、荣誉、认可等内容相关，其中热度最高的为新浪微博热搜榜第2位的话题：“杭州跳桥救人小哥获落户资格”，其热度峰值一度达到了1566098，“跳桥救人外卖小哥成亚运志愿者”“彭清林入选中国好人榜”等话题讨论热度也很高。对外卖小哥的荣誉、嘉奖成为新闻报道的重点和网民评论的主要话题，这有助于“向善”伦理共识中“义利统一观”的继承与发扬，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开放共鸣”。然而，官方与民间，虚拟与现实、公共与私人场域边界的模糊使很多情况下的“利”事实脱离了“义”规范，网络空间中“荣誉与嘉奖”类的“事实性话语”，逐步演变为城市之间、官员之间、部门之间、组织之间，甚至是个体之间的“博弈、竞争性话语”，影响了不同主体对“向善”伦理共识的深度认同，也引发了“开放共鸣”与“圈层共鸣”间的“导向撕裂”。

在桑植县奖励小哥现金与住房后，有不少网友与被访者立即表示：“我觉得杭州市政府也应该有所表示@杭州市政府”，“当时以为杭州政府会给奖励一套，这么高跳下去真的是以生命在救人”，还有网友与被访者建议政府给予小哥落户、医保、稳定工作、子女入学等呼声。在外卖小哥被报道获得了诸多荣誉奖励时，网络中还出现了很多“比较”“对比”声：“比那些天天坐办公室专家强多了”“不是格局小了，每天都有见义勇为的，比他救人事件还要危险，还有付出生命的，都没有热度。对我们来说无所谓，对他们来说太不公平了”“说句不怕大家喷的话，他救了女孩一命，女孩救了他一生。钱有了，名声有了，事业有了”。还有一些被访者、网友对政府的“荣誉嘉奖”提出了形象建构、宣传等“功利性”动机：“桑植县很精明，抓住了宣传机会，也弘扬了正气”，当小哥当上亚运火炬手时，有网友评论“杭州你赢了”。这里的“圈层共鸣”更多地关注特定群体或存在领域的揭示现象，且这一领域“相对封闭”。[30] “圈层共鸣”受到了政府形象、网络流量、阶层矛盾、现实境况等不同场域环境、惯习的影响，对正能量信息的解读突出单位主体了自身的“代入感”。单元主体“以利促义”的网络评论、结构主体基于流量的信息筛选与推送、权威主体基于形象塑造的舆论引导等综合性因素，进一步引发了针对价值根据的导向撕裂与偏差。

第四，“虚假共鸣”与“离散共鸣”的喧哗与回归

“虚假共鸣”是一种表面的、虚假的关系联结。它可能源自个体的某种目的或需求，或者屈从于一种权力的压制，个体不是真正理解和体验他人的情感。[30]本案例中，一些网红、大V借助此次事件主动为小哥捐款捐物以提高流量，在网络空间形成了明显的“虚假共鸣”。如网红博主“衣哥”主动“为彭清林老家桑植县教育基金会捐款10 万元”，博主“钻石小猪”主动为小哥订制钻戒，并试图送出，全程视频跟踪；在微博与抖音的评论中，也出现了多位无法辨别真伪的自称为彭清林“叔叔”“表哥”“表弟”的人，蹭热度、博流量。另外，抖音平台中还出现了多名女子公开表达“嫁给彭清林”的愿望，甚至进行了病房实地探访，这似乎成为了一种“离散共鸣”，即个体在相对独立或分散的状态下产生的共鸣，离散共鸣试图维持个体之间的情感联系与互动。[30]虽然此时的“离散共鸣”与以上“虚假共鸣”无法严格区分，但两者均属于本案例“开放共鸣”中的“例外”，民间场域中的自发捐赠、探望、认亲、求爱等行为引发了网络热议与争论，形成了公共场域向私人场域的引流效应，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共鸣偏差”。

最终，小哥彭清林通过社交媒体与网友进行了“对话”与“沟通”，小哥经由主流媒体、自媒体等路径扩大其在网络媒介场域中的话语权，尝试在与不同主体的“对话”中以理性呼吁、实际行动等方式制定特殊的“义规范”：彭清林表达了“只接受官方表扬和慰问金，不接受任何个人与企业捐赠”“婚姻不是儿戏，不要一时冲动”等真实想法，避免了更多的“偏差性”认知与行动，呼唤“虚假共鸣”与“离散共鸣”主体的“向善”回归。

4. 延续善：线下行动延伸与关系联结助推“数字共通”目标达成

“共通”既要有交往理性的支持，也需要一种广泛的共情意识和共情实践。[3]“延续善”的环节将“解读善”中的不少想法落实在了现实场域的行动中，在线上为现实“向善”行动提出了不少具体的行动建议，突出了共情意识与实践在线下的进一步延续。当网友与外卖小哥的身份、生存体验“共情”时，他们呼吁在线下为跳桥小哥捐款捐物，所提及的捐赠内容包括现金、新房装修、服装等不一而足；网友还建议在现实场域中善待所有外卖人员——“当你的外卖超时了，一定不要给差评，可能你的外卖小哥正在救人”。事件过后，彭清林在送外卖的途中不断被认出，人们不仅对小哥赞不绝口，还在街头巷尾争相与其合影留恋。从公共场域到私人场域，从虚拟场域到现实场域，网络空间中单元主体的行动延伸方向明确，“数字共通”在情感层面的共振共鸣从线上延续至线下。“见义勇为”之后，小哥彭清林也在网络空间表达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思考：他将继续考虑如何在与他人、社会、自然的关系联结中找到真我、延续善良。“不会带货”“到川藏线捡垃圾”是他朴实的愿想；踏踏实实的生活、工作则是他持续“向善”的目标，正如一则新闻标题所示：“2023年，杭州外卖小哥彭清林跳桥救人迅速走红，金钱、机会、荣誉纷沓而至，但他选择做回外卖小哥，上午10 点半起床，凌晨2 点下班，不理会‘作秀’质疑，做回一个普通人。”[38]从线上到线下，从网络空间到现实生活，小哥与“正能量”的网友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地扮演‘自我’与‘成为自我’的复数角色”[3]，他们一起继续在“融利弘义”的道路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延续善”的同时，让更多的人经历善、体验善，用“向善”伦理共识连接网络空间与现实生活，他们共在、共鸣于网络空间中，却又在承认差异和矛盾前提下众声喧哗[3]，“数字共通”的实现不仅仅局限在数字空间，同样需要线下行动的支持，它是一种“连接和敞开”，是一种“交汇和相互成就”[3]。

六、结论与讨论

“数字共通”何以可能？本文将2023年发生在浙江杭州的“外卖小哥彭清林跳桥救人”这一网络空间正能量事件作为“数字共通”的实践检验样本，以“义利之辨”为切入点，从正能量事件中的“向善”伦理共识出发，探索由“同”向“通”的认知转变与实践过渡。

“数字共通”拥有可能：以本案例为例，“数字共通”是“一种过程和目的”，是一种“独立、开放和流动的状态” [3]：它为网络空间中的“向善”实践提供了新解释，也为其中的“向善”伦理建构指明了新方向；它体现在体验善、建构善、解读善和延伸善的过程之中，同时也蕴藏在共享、共鸣与共通的运行机制之下；它受到网络空间中不同主体间权力与关系的拉扯，又在主体之间保持着“可容忍的冲突”[3]；它强调同心圆中“圆心”的重要性，又拒绝同心圆内“无差异的同”[3]；它是理解数字时代社会交往的新假设，也是探索网络空间运行规律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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