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建馆十周年的首个大型主题展“他者的城市：1920-1940年在巴黎的亚洲艺术家”（City of Others: Asian Artists in Paris, 1920s-1940s）近日对外展出，这一展览以“双城记”形式与法国巴黎塞努希博物

“彼时，艺术的太阳只在巴黎升起。”上世纪20年代，画家夏加尔曾如此描述巴黎。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建馆十周年的首个大型主题展“他者的城市：1920-1940年在巴黎的亚洲艺术家”（City of Others: Asian Artists in Paris, 1920s-1940s）近日对外展出，这一展览以“双城记”形式与法国巴黎塞努希博物馆的“黎谱、枚中栨与武高谈：越南现代艺术先驱在法国”相呼应。

1920-1940年代初，巴黎是世界文化艺术之都，也是海明威、毕加索、柯布西耶、乔伊斯、菲茨杰拉尔德、米罗、斯坦因、贾科梅蒂等大师履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除了大名鼎鼎的艺术明星，还有一个不被看见的群体，也在同时期的巴黎，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亚裔是欧洲外来客，也是边缘群体，这些艺术家日后虽成为亚洲各国艺术先驱，但上世纪20-40年代，不仅作品不被看见，他们自身的存在也不被看见。巴黎激励和启发着亚裔艺术家，也质疑和曲解他们，甚至试图抹去他们的存在。

展览现场 图：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今年是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成立十周年。2015年，这座以世界最多东南亚现代艺术藏品为核心的美术馆，在原高等法院大楼和原市政厅的两栋古典主义建筑中诞生。在美术馆迈入十年之际，这座东西文明交汇的城市，继续以它的方式，在文明对话中，诠释与建构自我艺术身份。

或归化，或独立：博览会上的法属印度支那画家

220件作品，200件档案资料，《他者的城市：1920-1940年代在巴黎的亚洲艺术家》揭示了亚洲各国现代艺术先驱们百年前的巴黎往事，包括当代艺术拍卖市场价值最高的旅法日裔艺术家藤田嗣治、旅法越南裔黎谱，“南洋画派”代表艺人张荔英、刘抗，有“印度的弗里达”之称的印度现代艺术先驱阿姆丽塔·谢尔-吉尔。

对欧洲和西方文化中心的巴黎而言，亚洲人虽是“他者”，却不是单一平面的模糊形象，对广袤多样的亚洲试图用“他者”一词简单概括是妄想。作为“他者”的亚洲人，包含多样群体，他们截然不同，大相径庭，折射着亚洲内部的复杂性。

黎谱，《欢乐时光》（L’Age heureux），1930年，图：AGUTTES

武高谈，《作曲》（Composition），1984年

这首先表现在法属亚洲殖民地的留法画家身上。法属印度支那是法国在中南半岛的殖民地。相比其他从亚洲来法的艺术家，越南裔艺术家在身份上与法国更“靠近”。展览通过身份与文化间的微妙距离，承接巴黎塞努希博物馆《越南现代艺术先驱在法国》的策展思路，把旅法越南裔艺术家作为展览开头。

越南裔艺术家中最为当代人熟悉的，莫过于近年被世界各大艺术拍卖行追捧、作品屡创佳绩的黎谱（Lê Phô），他的油画《裸女》2019年在佳士得以约140万美元高价拍出。黎谱1907年生于越南河内，1925-1930年就读于法国画家维克多·塔迪欧(Victor Tardieu)开办的河内印度支那美术学院，与梅忠恕、武高谈、阮潘正、苏玉云等艺术家同门。在河内训练五年后，黎谱1931年获印度支那奖学金，前往巴黎深造，1932年返回越南执教。1937年他再次前往巴黎，参加国际艺术展，并于次年在巴黎开办个展，在欧洲的艺术事业由此开始。黎谱是位高度融入法国社会的亚裔艺术家，至2001年在巴黎去世前，黎谱一直称巴黎为他的故乡。

留法越南艺术家枚中栨（左）、武高谈（中）与黎谱（右）在巴黎GALERIE VAN RICK画廊前合影 图：Sotheby’s

与黎谱同时留法的武高谈，来自一个更为法国化的背景：家族自18世纪起皈依天主教，讲流利法语。1931年武高谈获印度支那奖学金后前往巴黎，从此再未返回越南。他的创作受梵高、雷诺阿和马蒂斯影响，有浓郁的印象派和后印象派风格。

不同的家园：巴黎秋季沙龙里的华裔和日裔

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上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虽军阀割据、政治动荡、国力羸弱，但在文化层面，中国仍以独立文化个体出现在巴黎，与同期的日本相同。留法中国艺术家与日本艺术家们，以各自国族身份，在巴黎秋季沙龙崭露头角。1929-1933年，巴黎网球场现代美术馆（Jeu de Paume Museum）专门展出中国和日本艺术家作品，但不同民族身份与家国历史，在旅法华裔和日裔作品上，留下不同痕迹。

刘抗，《早餐》，1932年，油画，图：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张荔英，《自画像》，1932年，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藏

旅法华裔艺术家，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地位举足轻重，赵无极、常玉、吴冠中、常书鸿、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等，不仅是中国现代艺术奠基人，在海外也有极高认可度，是国际艺术拍卖行价值最高艺术家榜单常客。《他者的城市：1920-1940年在巴黎的亚洲艺术家》并未展示这些耳熟能详的中国旅法艺术家，转而从南洋的旅法华人角度切入。

生于浙江、48岁移居新加坡的张荔英（Georgette Chen），是被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当作“镇馆之宝”研究的艺术家，被视为“南洋画派”典范。张荔英的前半生与南洋几乎没有关系，是位深度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的女性人物：其父亲张静江为中国国民党元老、中华民国总统府资政。她曾在巴黎学习艺术，1930年在巴黎与陈友仁结婚，1954年才来到新加坡。若不是中年移居新加坡重拾画笔，张荔英可能只是个“民国名媛”，类似同期的另一位名媛——外交官顾维钧之妻、荷属东印度华人黄蕙兰。张荔英的绘画，折射出新加坡在中国历史风云变幻中的避难所作用。

藤田嗣治，《自画像》，1926年，法国里昂艺术博物馆 藏

在法国的日本艺术家又是另一番光景。时至今日，藤田嗣治仍然是法国最著名的日本艺术家，藤田以猫和女人为主题的画作见长，将日本画技巧引入油画，独创的“乳白色肌肤”裸体画在西方艺术界广受称赞。藤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1913年移居巴黎，一战爆发后，又因日本金援断绝而穷困潦倒。成为巴黎画派艺术家后，后到南美洲游历，又跟随日军，成为画战争画的军用画家和战犯，并留下“不是我抛弃日本，是日本抛弃我”的名言，1950年代再次移居法国并入籍，直到在欧洲去世。

板仓鼎须美子1929年的《红衣少女》（赤衣の女）展览现场 图：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展品选择，体现策展人的功力，《他者的城市：1920-1940年在巴黎的亚洲艺术家》挖掘了更多已在欧洲成名，却少为亚洲观众熟知的旅法日裔艺术家。传奇艺术夫妇板仓鼎须美子（Itakura Kanae）是一对英年早逝的天才夫妻，两人1926年途经夏威夷去巴黎学艺术，受到立体主义画派启发，形成独特艺术风格。这对夫妇分别在28岁和25岁去世，艺术成就随之被埋没，直到约100年后的今天才被重新发现。

展览现场 图：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沉默的声音：日据时期在巴黎的东亚艺术家

朴恩尚（音译，Pai Un-soung）是现代朝鲜半岛最著名的代表艺术家之一，也是首位在欧洲留学的韩裔画家。1922-1940年，朴恩尚在欧洲旅居18年，在柏林联邦艺术与应用美术学院学习，曾在德国和法国生活，绘画风格被欧洲艺术界广泛认可，许多作品今天仍被收藏在德国、捷克和波兰。朴恩尚生于日据朝鲜，身份是个谜团：1937-1940年，朴恩尚以“在法日本人”身份待在法国，在日本艺术展中参展，受到日本驻法使馆资助，尽管他本人曾多次抨击日本帝国主义行径和殖民主义暴行。除朴恩尚外，留法的在日朝鲜人李钟武（音译，Lee Chongwoo）的艺术，也是本次展览的展出作品。

Pai Un-soung，《家庭肖像》，1930-1935年，油画，私人收藏

1934-1935年，中国台湾籍画家刘启祥在法国卢浮宫，临摹马奈的《奥林匹亚》

日据时期旅法的中国台湾地区艺术家颜水龙、杨三郎和刘启祥是中国台湾现代艺术先驱。颜水龙1929年留学法国，入选法国秋季沙龙展；杨三郎曾在日本东京学习，1932年留学法国，致力于台阳美术协会筹备，风格深受法国印象派影响；刘启祥出身台湾地区的士绅望族柳营刘家，1932年经香港、新加坡抵达法国马赛，旅法期间创作印象派作品。

装饰、工艺及其他

除传统绘画外，本次特展还将工艺美术和装饰艺术（Art Deco）纳入，包含家具、珠宝、绘画、广告招贴画和摄影。在现当代领域，亚洲艺术家汲取印象派、野兽派和立体主义，形成融会贯通的跨文化创作，但上世纪初的亚洲传统艺术，在欧洲眼中是异国情调和猎奇式奇观，一个典型例子，是东方家具和漆器。越南的漆器，日本的漆器和屏风，及日本设计师Sougawara Seizo、Hamanaka Katsu的日式家具，是二十世纪30年代法国工艺美术的组成，也是欧洲装饰艺术的一部分。

另一典型例子，则是亚洲歌舞，尤以有歌舞传统的印度次大陆和爪哇岛为代表。

展览现场的亚洲装饰艺术品 图：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阿姆丽塔·谢尔-吉尔，《无题（戴头巾的女子）》，1932年，Dabriwala Family 藏

巴黎是亚洲各地现代艺术的启蒙圣地，被称为20世纪初最伟大前卫女艺术家之一的印度现代艺术先驱阿姆丽塔·谢尔-吉尔（Amrita Sher-Gil），1913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是印度旁遮普人与匈牙利犹太人混血，1929年留学巴黎，向高更、塞尚学习绘画，形成个人艺术风格。1937年，阿姆丽塔开始转向印度风格，以“南印度三部曲”完成自己的艺术使命，通过画布表达印度人民生活。

展览“他者的城市：1920-1940年在巴黎的亚洲艺术家”，将展出至2025年8月17日。

来源：米西说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