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4月23日至24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京举行。经项目汇报会、综合评议，最终评委投票选出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4月23日至24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京举行。经项目汇报会、综合评议，最终评委投票选出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乔云飞宣布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按年代早晚顺序）
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
甘肃临洮寺洼遗址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2024年一如既往地重视和关心文物考古工作。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就建设文化强国、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在地方调研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麦积山石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云梦县博物馆等文博单位，强调要深入推进考古等工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战略部署，指引文物考古事业奋进新征程。
乔云飞表示，2024年中国考古趁势而为、砥砺前行。三部委联合发文加强考古和大遗址保护用地保障，中外联合考古专项规划、《推进考古研学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过去一年，国家文物局批复实施1740项考古发掘项目，18个“考古中国”在研项目统筹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即将结项，夏商文明研究工程正式启动，考古工作影响力持续提升。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突出代表，涵盖了人类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夏商周考古、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佛教考古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终评会评委通过抽签方式从评审委员会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21位评委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本届推介活动共收到30个参评考古项目，经过初评、终评等环节选出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
发掘单位：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
郑喆轩
濛溪河遗址距今8-6万年，处于早期现代人演化的关键阶段，特殊的饱水环境难能可贵地保存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信息，是国际罕见的同时包含丰富石器与动植物遗存的“百科全书”式遗址，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唯一发现丰富植物遗存的遗址，埋藏一系列国内最早阶段的行为现代性证据。主要材料包括：
1.独具特色的硅化木小石器与骨器、木器构成的立体工具体系，显示出古人类因地制宜、灵活机动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认知能力。
2.丰富的植物遗存组合前所未有，包括核桃、橡子、花椒、接骨草等，为认识世界范围内早期现代人采集行为提供了唯一性的新材料。结合特殊类型动物群，将被认为发生于距今2-1万年的食物广谱革命推前至距今8-6万年，改写学术界关于人类对动植物资源利用历史的认识。
3.系列刻划线条、图案，是东亚首次集中性、系统性出现的象征性行为证据，显示了东亚早期人类思维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4.该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包含86处以硅化木为主要原料制作小型石器的遗址群，填补东亚早期现代人演化研究的关键时空及行为、文化空白，有力地证明过去被认为“落后”的东亚古人群有独特的聪明才智，不仅继承了本地的石器技术传统，还创新性地加工和使用了有机质材料的工具，发展出复杂的适应生存行为。
该遗址和相关材料的发现，是对东亚现代人起源、演化研究和源远流长的华夏早期文化发展认识的重大突破。
项目图片
濛溪河遗址发掘区正视图
部分出土石器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
发掘单位：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仙居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项目负责人：
仲召兵
仙居下汤遗址通过四个年度2250平方米的发掘，揭示了距今9000年前上山文化中晚期中心台地、外围人工土台、环壕的三重聚落结构及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心台地和外围人工土台上遗迹丰富，有房址、“器物坑”、灰坑、墓葬、食物加工场、红烧土广场、沟渠、道路等遗迹，全景式呈现了早期农业社会的聚落形态和结构。
外围人工土台对应于基本的社会单元，这些社会单元围绕中心台地分布。这一聚落形态和结构，以及上山文化晚期高等级墓葬的出现，更新了我们对新石器时代早期社会结构的认识。
下汤遗址历经上山、跨湖桥、河姆渡、好川文化，纵贯本区域新石器时代的始终，完善了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是我国南方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对一万年文化史、一万年文明起步的重要实证。遗址保存完好，各类遗迹和遗物极为丰富，为多学科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为复原和重建早期农业社会提供了有力支撑，为研究我国南方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重要样本。目前，属地党委和政府正在加快推动考古遗址公园和考古博物馆建设，为上山文化遗址群申遗作出贡献。
项目图片
红烧土广场遗迹（由南向北）
器物坑举例
甘肃临洮寺洼遗址
发掘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
郭志委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地处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年代居于文明探源的关键时期，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具有填补西北地区空白的重要意义。寺洼遗址内涵极为丰富，经过多年考古工作，发掘出一处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发现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围壕（沟）”、近百座房址、大量灰坑窖穴、十余座陶窑和数座墓葬，另有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的线索，时代从马家窑类型延续到半山类型，在多个方面取得重要突破：首次发现史前时期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围壕（沟）”；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大规模制陶区；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大型聚落；首次确认马家窑文化高等级、中心性聚落。上述发现展现了48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彰显了黄河上游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新高度，其西北特色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多元一体”格局的内容，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西北地区关键时期的空白，是认识黄河上游早期文明化进程的新起点，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项目图片
2021GLSM120（上为西略偏南）
马家窑类型彩陶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
发掘单位：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兰州大学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京大学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
夏格旺堆
玛不错遗址的新发现是近年来西藏考古新石器阶段最重要学术突破，发现了迄今为止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距今4800-2000年）也最为清晰的文化序列，解决了西藏中南部新石器不同阶段的文化格局问题。
玛不错聚落演变脉络清晰，各时期的聚落布局和遗迹类型自有特点，不仅填补了高海拔新石器时代人类生存策略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为西藏新石器阶段聚落考古与社会研究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丰富的一批资料。
该遗址考古工作结合多学科研究，在古DNA，古人类学，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的突破。揭示了人类在海拔4400米以上的生态位活动的高原适应性、复杂性和连续性。玛不错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不仅对西藏考古，对世界范围内认识和理解高原人类适应演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项目图片
玛不错第三期墓葬
玛不错第一期遗存典型骨器和石器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
发掘单位：
武汉大学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
项目负责人：
孙卓
盘龙城遗址为夏商时期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聚落，是探索长江流域早期文明进程的关键遗址。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近年考古工作践行大考古工作理念，聚焦长江流域文明进程学术问题，从遗址发掘、科学研究到价值诠释，展开十年持续性的考古工作。
新发现极大扩展了以往对城市聚落布局的认识，揭示了城市聚落的阶段性变迁，并由此展现出中原王朝向南的经略历程；发现铸铜手工业作坊，更新过去地方城市不能生产青铜礼器的认识；探索遗址景观环境的变迁，首次从考古学证据明确夏商时期长江中游水位变化趋势；首次发现长江流域夏商时期石构遗迹，进一步表明盘龙城城市聚落的复杂性和突出规格。
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践行长江流域文明溯源研究与传播展示，工作成果展现出最早中国中央对地方的治理模式，以及早期中国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文明互动所催发出的璀璨文化。新发现为深化了解长江流域早期文明进程、黄河与长江的文明互动提供了关键材料。
盘龙城遗址的发掘工作同时成为国际合作研究与教学的示范，并进一步促进了当地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建设，有效将学术成果向公众转化，切实做到了将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传承长江千年文脉，体现出本项考古工作重要社会价值。
项目图片
小嘴发掘区航拍
盘龙城杨家湾M17出土金片绿松石镶嵌兽面形器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发掘单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
种建荣
一是周原遗址聚落考古的大突破，也是西周乃至先秦考古中罕见的大发现。首次在周原遗址发现的先周文化大型建筑，是目前所知先周文化规模最大的建筑，首次在一处遗址中发现3座西周城址，大城是目前所见三代面积最大者。两座宏大的城门，填补了以往发现的阙如。东周遗存的发现与美阳地望的确认，也是战国考古的重大收获。
二是促进了诸多重大学术问题研究的突破性进展。确认了周原乃古公亶父迁岐之地，是先周文化近百年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三重城墙的发现，使周原西周城市结构和发展过程豁然清晰。有力推动了周代营国制度的深入研究。近300字西周甲骨文的发现，特别是西周中期甲骨文、月相、国族名等诸多首次发现，丰富了西周史料，完善了西周甲骨学。
三是田野工作理念与方法是先秦大遗址考古的典范。以探索城垣结构、道路网络、池渠水系、大型建筑作为田野考古的“金钥匙”与“总开关”，系统划分功能区并以功能区作为聚落研究主要考古单位，等等一系列田野考古新理念新方法的探索，是近年周原考古取得大发现的根本缘由，对先秦时期大遗址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项目图片
大城东门内南组建筑
有字卜甲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
发掘单位：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
郭京宁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是目前发掘时间最长、面积最大、内涵最丰富的西周封国遗址，作为周初三公之一的召公所封之燕国，是西周分封制最有力的见证。
新发现外城墙和外城壕，首次明确了西周封国中的两重城垣结构。城址范围由60万平方米扩大至近100万平方米。琉璃河遗址的城市方向、城圈结构等规划特征与王朝中心周原遗址相似，是分封制下国家治理、边地统治的有力见证。
新发掘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面积巨大为西周封国之最，大型夯土井类遗迹的结构前所未见。结合钻探所知夯土分布状况，可大致厘清城址的结构与形态，是西周都邑形态研究的重要突破。
燕侯家族墓地的确认，使遗址最高等级墓葬的数量与墓地形态得以完整展现，不仅可推断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延续时间，更可填补传世文献中燕侯世系的空白。
贵族墓葬M1902出土作册奂器有关“太保墉燕”的铭文，证实了召公亲自到达燕地主持燕都营建，是北京城市建设史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首都北京三千年建城史。
通过人类全基因组测序，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复原古代家族树，是研究古代家族关系、社会结构的重大突破。
项目图片
城北家族墓地航拍
作册奂器组合及“太保墉燕”铭文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
发掘单位：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
山东大学
项目负责人：
宫希成
“江淮遗珍，楚风绝唱”。武王墩一号墓的发掘，为研究楚文化政治格局、礼制变迁与艺术成就树立了里程碑式的考古标杆。不仅改写了楚文化研究的时空框架，更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江淮流域的璀璨实证。
王陵规制，独步江淮。武王墩墓是战国楚系墓葬中“独立陵园制”的典范，陵园面积达150万平方米，车马坑长达148米，陪葬墓、祭祀坑星罗棋布，主墓封土高逾14米，墓坑深达20米，展现了楚国工匠卓越的工程智慧。
九室棺椁，文字密码。“亞”字形九室多重棺椁为国内首见，椁木墨书数千字，内容涵盖方位、分室、木材性质与编号，是迄今等级最高、信息最系统的先秦墨书文献，为破解楚国职官制度与营造流程提供了“活字典”。
礼乐重器，文明交融。出土文物逾万件，礼器组合完整震撼：以九鼎八簋为核心的铜器群、钟磬瑟鼓的乐器体系，刷新了战国礼乐文明的认知。漆木器纹饰华美，龙凤案、耳杯等器物融合中原与楚地风格，印证了楚文化对秦汉艺术的深远影响。
以俑代殉，礼制革新。西室280件木俑阵列，仪仗与乐舞分工清晰，体现出楚国从“人殉”向“俑殉”的文明跃迁。这一“明器化”丧葬系统的成熟，为后世兵马俑制度提供了直接渊源。
项目图片
东Ⅰ室第5次降水面（上为东）
器物提取结束后的椁室（上为北）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
发掘单位：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晋宁区文物管理所
云南大学
项目负责人：
蒋志龙
河泊所遗址的发掘及其收获，是云贵高原地区考古的重大突破，是先秦及秦汉时期边远地区考古的最新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珍贵实证。
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揭露了汉代益州郡城址的主体布局，发现了主干道路、高规格衙署建筑区等城内主要功能分区，出土了“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等官印封泥，大量有字简牍及“益州”铭文瓦当等重要实物，为准确推定汉代益州郡郡治位置提供了考古学实证，可以确定上蒜第一小学地点为中心的区域正是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益州郡城址连续叠压的三期城墙、大型木结构遗迹和水井等发现，既与遗址河网密布的聚落生态密切相关，也反映了滇中地区古代先民因地制宜的城市营建理念，是研究云南高原古代人地关系等问题的重要考古材料，丰富了秦汉时期边疆城市考古研究的内涵。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和简牍，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出土的最重要的一批汉代文书资料，实证了《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西汉置益州郡”的历史史实，也弥补了汉代基层治理考古发掘资料的缺失，揭示了中央王朝通过“赐滇王王印”、推行郡县制的柔性治理，对云南实施了有效行政管辖，最终推动西南边疆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项目图片
大型木构遗迹（从西向东拍）
封泥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发掘单位：
中央民族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
莫尔寺遗址经过六年持续发掘，清理出大规模寺院建筑群，出土了极具特色的石膏佛教造像、铜钱及石、陶、木、丝织品等大量遗物，系统地揭示了寺院建筑构成，主要建筑的形制结构和功能性质，以及寺院布局变迁，理清了遗址的兴衰历程。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
1.莫尔寺遗址始建于公元1世纪，废弃于9世纪末10世纪初，延续约900年，是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年代最早、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提供了我国早期佛寺布局及其发展演变的样本，推进了丝绸之路佛教考古、我国早期佛寺起源和佛教中国化研究。
2.该遗址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汇处，佛教东传我国第一站，地理位置重要；晚期遗址融合了印度、犍陀罗、中亚、当地和中原多种文化元素，并且存在与武周时期所建造汉大云寺关联的可能性。莫尔寺遗址的发掘成果表明，佛教进入西域、疏勒伊始，就开启了中国化进程，提供了佛教中国化的新模式，是文明交流互鉴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的有力见证。
3.莫尔寺遗址实证了多元宗教并存和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特殊意义。
在考古工作理念上，重视发掘和保护利用、宣传传播同步开展，编制了保护利用规划，推动申报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采取多种形式宣传考古成果，取得良好的学术和社会效益。
项目图片
方形塔
石膏大佛脸
来源：中国文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