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从美国新任卫生部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上台后，美国的反疫苗话题就没有断过。受此影响，近期国内一些反疫苗群体（下图）也开始变得更加活跃，用断章取义的方式公开传播反疫苗情绪，破坏我国不断完善的防疫体系。

自从美国新任卫生部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上台后，美国的反疫苗话题就没有断过。受此影响，近期国内一些反疫苗群体（下图）也开始变得更加活跃，用断章取义的方式公开传播反疫苗情绪，破坏我国不断完善的防疫体系。

刚好借这个话题聊聊好久没详细提过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尤其是最早的那些不够好的疫苗，顺带说一下我认为的现代版的“生物战”。

先说图中提到的《生化超限战》这本书。这本书全名叫做《生化超限战：转基因食品和疫苗的阴谋》，在2011年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作者叫柴卫东。

柴卫东何许人也？除了民科（民间转基因食品问题研究学者）之外，这位的专业是航空发动机。不用往下说，只要是正常人用脑子想想，这种跨领域胡诌的人说的生物医学内容就完全不可信。

抛开作者本身非专业出身以及疑似阴谋论者之外，你会发现这本书中的很多内容和海外反疫苗甚至反科学群体的观点非常一致，举几个例子：

1.疫苗是西方控制人口或制造疾病的工具；（一些国家甚至认同到对疫苗接种人员进行恐怖袭击）

2.转基因作物是生物战工具；（至少那个年代，反转就是“英雄”，甚至氯化钠都能反）

3.美国利用生物技术实施“生物超限战”。（这个不评论了）

上面这些信息放在当年，或许很多人真的会深信不疑，但是回过头来看，除了一些真的缺少基本科学素养的群体外，大多数人已经反应过来，无论是“转基因有害”还是“人口控制”，全部都是哗众取宠的话题罢了。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本书中脊髓灰质炎疫苗被描述为“导致脊髓灰质炎”的元凶。那么自1979年后，美国所有脊髓灰质炎病例都是疫苗导致的吗？

答案是：文字角度，正确。

事实上，美国在1979年报告了最后一例由脊髓灰质炎野病毒（WPV）导致的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病例。此后，野病毒（WPV）引发的脊髓灰质炎在美国本土被证实彻底消灭。

而在这之前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每年能报告超过5万例脊髓灰质炎病例（包括未出现瘫痪的感染者）——也就是每年都有至少上万人出现终身瘫痪以及多大达数千人死亡。

但幸运的是，就在1955年，美国密歇根大学通过电视宣布——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研制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有效！

为了应对脊髓灰质炎疫情，美国在1955年率先引入了乔纳斯·索尔克发明的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IPV），并授权了5家公司进行制造。

这款疫苗在此前的实验中已经被证明能够降低脊髓灰质炎的发病风险，而首个脊灰疫苗的引入和大规模使用也确实有效帮助美国降低了脊髓灰质炎的发病情况……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每年超过5万例降至1963年的5600例。

也就是说，即便引入了IPV，每年发病仍超过5000例。

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病例出现？原因很简单：疫苗不够好。

长期关注脊灰疫苗的朋友们可能第一反应想到的是IPV肠道免疫不如口服脊灰减毒活疫苗（OPV），因此没能彻底避免感染和排毒（仅预防发病）——当然确实是一个原因，直到现在也是。

更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字面意思“不够好”，甚至有一部分可以说“糟糕”。

早期的IPV在诱导免疫反应方面存在一定局限，就是病毒灭活和纯化工艺尚不完善，因此无法提供足够好的针对脊髓灰质炎的免疫力，所以整体效果不够理想。

更糟糕的是，当时的工艺也并不够成熟，因此用于制备疫苗的病毒可能没被彻底杀死（疫苗中存在可以导致疾病的活病毒），而这也导致了那年出现了经典的疫苗安全事故（丑闻）——卡特事件。

1955年，克特制药公司（又译卡特制药公司，Cutter Laboratories）作为其中一个被授权生产IPV的企业，生产了12万剂脊髓灰质炎疫苗，用于遏制当年的脊灰疫情。

但是恐怖的是，这种“灭活”疫苗中竟然含有“活的”脊髓灰质炎病毒，而不是“灭活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也就是说，接种这种疫苗就如同接种了活的脊髓灰质炎病毒。

《皇家医学会杂志》2006年报导说，这些疫苗“引发了4万例脊髓灰质炎病例，导致200名儿童不同程度瘫痪，并导致10人死亡”。

除了带来疾病和死亡外，这起事件也催生了美国此后最严格且完备的政府疫苗监管机制，因此后续再也没有出现过此类情况。

为了弥补IPV的“低效”，美国在1961年开始引入并使用阿尔伯特·萨宾（Albert Sabin）研制的OPV，也就是从很多人认为“更先进的”灭活疫苗转为使用“较落后的”减毒活疫苗。

和灭活疫苗相比，减毒活疫苗不仅能够提供肠道保护（有效阻止病毒在肠道中复制和传播），还提供了更便捷的接种途径（口服），因此1963年三价OPV（tOPV）获批不久就被纳入美国的国家免疫规划（NIP）。

除此之外，研究者也同时推动了IPV升级，在1970年代后期开发了采用更先进的病毒纯化和灭活技术强化型IPV（Enhanced Inactivated Poliovirus Vaccine，eIPV），这款疫苗也带来了更好的免疫原性。

不过即便是有IPV甚至eIPV，美国在1960年后也在逐渐使用能够同时兼顾降低发病和感染风险的OPV，IPV的应用反而没有那么高。而这也是从疾病防控需要角度选择的最佳方案。

在两种疫苗的综合应用下，美国于1979年正式宣布消灭本土脊髓灰质炎，也就是不会再出现因“本土”的“脊髓灰质炎野病毒”所致病例。

从20世纪50年代的每年超过50000名病例，到1979年的本土0病例，这就是疫苗的真实作用。

在这里需要注意两个关键词：①本土；②脊髓灰质炎野病毒。

“更好的”OPV虽然更有效的降低了本土野病毒导致的病例数量，但同时也带来了被很多人称之为“恶魔抽签”的问题——疫苗相关麻痹性脊髓灰质炎（VAPP）。

在引入OPV不久后研究者们就发现，OPV虽然能有效降低脊灰发病，但极少数情况下也会出现疫苗所致的脊灰病例。然而，和每年成千上万的野病毒所致病例相比，显然选择每年不到10例的VAPP是“更合适的”。

这种选择，也持续到了1979年美国消灭本土野病毒病例之后，因此每年也会出现疫苗相关的脊灰病例，这也是图中所说“美国所有脊髓灰质炎病例都是疫苗导致的”的原因。

很多人会问，已经消灭了野病毒相关病例，为什么不直接全部转为IPV而是仍使用OPV？那就是因为，除了本土病例之外，还要考虑输入性风险。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在1979年-1990年期间每年净移民数就超过60万人，甚至1980年代末至1990年间，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总数可能在300万至500万人之间。

要知道，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引入OPV并开展大规模接种，成功将每年至少2万例的脊髓灰质炎彻底消灭，在2000年被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认证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

然而就在次年（2011年），我国新疆发生了一起由巴基斯坦输入性野生型脊髓灰质炎病毒相关的疫情，导致21例确诊病例，其中2人死亡。要知道，我国还不是移民国家。

别说1979年了，就算到了1988年，全球仍约有125个国家存在脊灰流行，每年还有超过35万例病例。此外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基本再生数（R0）值为5~7之间，远高于流感（≈2）。

一旦出现输入，后果不堪设想，更何况在覆盖率不够高的情况下，IPV还不能通过肠道免疫阻断病毒传播。

因此，仍需要靠更便捷的OPV维持群体免疫，即便是OPV每年会带来极个别的VAPP病例。

随着全球消灭脊灰工作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使用OPV消灭了野病毒导致的脊髓灰质炎病例，这也意味着输入性风险越来越小。

于是在1997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更新了关于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应用建议，采用“IPV-OPV混合”的序贯接种策略为儿童接种脊灰疫苗，即先接种两剂IPV，再接种两剂OPV，以减少VAPP的风险。

这一举动也将美国的VAPP数量从以前全程OPV时代的每年8-10例降低至序贯接种时代的1-2例。

不久后的2000年，美国宣布全面使用IPV接种，从此再也没有本土的VAPP出现，并且通过维持高接种率保持了较高的群体免疫水平。

而我国也在逐步优化免疫策略。2016年，中国停用三价OPV（因为2型野病毒已经彻底消灭）并引入第一剂IPV，大幅降低了VAPP风险；2020年，第二剂IPV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程序之中。保持OPV的原因就是我国仍然与存在脊髓灰质炎野病毒流行的国家接壤。

我在2019年就提到过，部分不与相关国家接壤的省份可以转为全程IPV而不再采用序贯接种策略（下图）。

在2020年和2023年，上海市和江苏省分别转为全程IPV，而不再使用OPV。

当我们了解这些，就知道脊灰疫苗虽然确实会极小概率导致脊髓灰质炎病例，但却是为了预防更多病例发生，而彻底杜绝此类情况出现，则是需要通过足够高的疫苗覆盖率和逐渐优化的免疫策略，绝不是“不用疫苗”。

然而，一些既蠢又坏的人就是通过断章取义的方式引导别人不打疫苗，而这种害人的手法才是真正的“生物战”（让人们暴露于疫苗可预防的病原体导致疾病甚至死亡）。

愿

—丸—

来源：卤煮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