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5年，北京风冷如刀，于敏站在五楼窗边，手里握着一张画得密密麻麻的草稿，上头没名字，没单位，只有一串燃烧感的公式。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1965年，北京风冷如刀，于敏站在五楼窗边，手里握着一张画得密密麻麻的草稿，上头没名字，没单位，只有一串燃烧感的公式。

没人知道这是什么，但他知道，这是一颗氢弹的心脏。

于敏的手指关节红肿，指甲缝里全是铅笔末，他伏在图纸前，像在解剖一个巨兽。

从1964年秋到1965年夏，他画烂了整整五十本草稿簿。

背景只有一行字：“中国必须搞出自己的氢弹。”

原子弹爆炸成功那年，于敏本可以转身离开，他本是理论物理学家，主攻核结构，不属于武器设计队。

可他没有走，他说：“国家要这个，我就做。”

没有一张图纸，没有苏联援助，连泰勒-乌拉姆构型都只是个代号，一切，从0开始。

他不懂怎么造弹头，但他懂能量传播，他说：“如果我们不能让氘氚被点燃，那我们永远只能造原子弹的壳。”

从那天起，他把自己关进华北计算所五楼，墙壁贴满笔算公式，书架上堆满弹道模型和爆轰文献。

门从里面反锁，电话线拉直成绳，王淦昌敲门，问他：“现在走哪一步？”

他头也不抬：“第37种模型，还是不行，能量分布太散。”

王沉了脸：“你要给我一个能成的东西。”

于敏把满桌纸一推：“我就在给你命搏。”

最痛苦的不是失败，是“快要成功”。

一次，推导到了压缩临界点，能量模拟接近目标，全组人盯着算盘，呼吸都放慢了，五分钟后，于敏猛地站起来，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

王淦昌

“错了，前面一处假设，推导方向全偏。”

助理懵了：“白算了？”

他没回头，只说一句：“再来。”

推导继续推进到第十个月，有人撑不住退出，有人病倒。

于敏撑着一双通红的眼，把一张图画了三十遍，这图后来被叫作“于敏构型”。

不同于苏美路线，这条新模型强调X射线辐射均匀加热氘氚层，引发聚变，复杂、陌生、没人验证过。

它只能成，不能试错。

那晚，他把最后一页模型放在桌上，抬头看着王淦昌。

“这是我能给的全部。不能再改。”

王翻了半天，手心出汗，“这能行？”

“行不行，就靠这张图活了。”

1965年夏，一辆苏制小轿车驶进北京某科研基地，苏联技术代表团到了，带着微笑，也带着条件。

“如果愿意技术合作，五年成果，一年就能搞定。”

那天的汇报厅，坐了两排人，于敏在最后一排，头都没抬。

有人动了心，说：“五年和一年，差的不是时间，是代价。”

他冷笑一声：“他们会把真图纸给你？顶多是五年前的淘汰货，你敢拿来炸？”

苏方代表听懂了中文，脸色变了，后来，那次谈判不了了之，没人提成败，没人提得失。

第二天一早，于敏把草稿纸贴满了办公室的每面墙，他告诉组里人：“我们走自己的路，没人帮得上我们。”

“你手上的每一个公式，都有可能送错几万人。”

计算所变成了密室，算盘、滑尺、手摇机，哒哒响了一整年。

一次，凌晨3点，于敏在厕所晕倒，脸撞在水池边，牙掉了一颗，血滴在纸上。

他醒来第一句话：“哪页图被我砸了？涂了就废。”

王承书后来回忆：“他那段时间几乎是活在模型里，别人睡觉，他画图；别人吃饭，他算数；别人退缩，他顶上。”

后来，构型定型的前一晚，王承书找到他：“还想改吗？”

于敏头埋在稿纸堆里，嗓子干得发哑：“不改了，再改，方向就散了。”

“你知道风险。”

“我知道。”他眼神没抬，“我就是押这个。”这不是算学题，是押命。

当月，模型被送往西部设计所，计划试验，于敏没去现场，只留下三页图纸，装在棕色封皮信封里。

离开那天，他站在五楼走廊，看着楼下的一辆军车慢慢驶出大院，信封在车上，那是他的全部。

同事问：“你真不去？”

他只是点了根烟，吐了一口气：“这事儿，不该靠运气。”

那晚，他坐在办公室看了整整一夜的天，窗外月亮很白，像爆炸前的一道静光。

1967年6月14日，凌晨，罗布泊，沙尘漫天，气温骤降到零下，零号试验场，一颗深灰色装置静静地架在发射塔上。

它代号为“596二号装置”，内部是于敏构型，外壳上涂了三层防晒漆，拴着100多条电缆，连接着两公里外的控制室。

指挥部静悄悄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不仅是一场试验。

这是中国第一次氢弹爆炸。

成了，中国彻底跨过核门槛；败了，前功尽弃，所有赌注清零。

技术总指挥张爱萍翻着发令表，手指在颤，他问：“最后确认，装置状态？”

传来一句短促的回应：“全部正常。”

又问：“起爆时间核对？”

另一声回答：“同步完成。”

张爱萍吸了口气，咬紧牙关：“起爆手指令，准备。”

空气仿佛被抽干了。

西部荒漠，零号塔下的地面在颤抖，风吹过电缆，带起呜呜声，像是无形的低语。

倒计时开始。

10秒，9秒……

距离起爆还有0.2秒时，脉冲电流传进起爆器，核裂变反应首先点燃，引发中心压缩。

于敏在北京，一手攥着一张早已被汗浸湿的草稿副本，他的眼神死死盯着桌上的秒表。

这0.2秒，是裂变轰击辐射层；是X射线疯狂释放；是氘氚物质极速压缩升温；是一次穿越人类极限的能量重组。

没人能看到里面的世界，只能赌，那个被纸笔推算出的微观地狱，是否真的存在。

6月17日，北京时间8点整，天边闪过一道白光，大地炸开了第二个太阳。

升腾的蘑菇云直冲万米高空，光热波席卷千里，观测设备瞬间爆表，温度、压力、辐射指数，远超预设。

5分钟后，电传回报到北京研究所：“装置成功，爆轰完整，二次聚变达成。”

屋里静了几秒，然后，像春雷炸开。

有人大喊，有人抱头痛哭，更多的人，瘫坐在地上，手指还在哆嗦，于敏没有说话，他只把手里的那张草稿，慢慢放平。

上面写着的，是最后一个公式：“辐射压驱动——双层压缩——点火。”

没有签名，没有荣誉，只有一串默默写了两年的字。

爆炸成功后，世界震动。

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内部警报：“中国不仅掌握氢弹，还掌握了独立研发能力。”

苏联军事委员会震惊：“这不是拷贝，是全新路线。”

而在中国，北京小西天研究所，于敏正默默打包东西。

他的小屋里，没有勋章，没有庆功酒，只有一箱箱老旧草稿本，边缘已经卷翘发黄。

上头写着密密麻麻的字 “压缩机制推导”，“能量泄漏问题”，“壳层不稳定性控制”……没有一句是为了自己。

组织上派人来找他，说要给他开庆功会，于敏摆摆手：“算了吧。”

又有人劝他出国讲学，享受荣誉，他笑了笑：“国家需要的时候，我干；不需要的时候，我就消失。”

1970年，他的名字从所有项目文档中被撤下，外界只知道：中国氢弹爆了，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推了这一把。

1980年代，世界媒体报道中国核武发展时，总是出现一句话：“中国核武器发展，背后有一个神秘的名字。”

可国内档案里，关于于敏的描述，只有冷冰冰一行字：“理论物理贡献者。”

直到2015年，国家公开授予于敏“国家最高科技奖”，人们才知道，这个瘦小、头发稀疏的老人，是那个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人。

领奖那天，于敏穿了一件旧西装，走得很慢。

台下掌声雷动，但他微微鞠了一个小小的躬，只说了一句话：

“我没有别的本事，只是把这条路走到底了。”

来源：丁丁说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