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并不是说和兰陵笑笑生联系在一起的小说《金瓶梅》是勉强跻身于中国小说名著之列，相反，《金瓶梅》倒是中国古代很少几部能获得世界小说名著声誉的作品之一。

当我们把「兰陵笑笑生」列入「中国十大小说家」的名单时，实在是万不得已。

这并不是说和兰陵笑笑生联系在一起的小说《金瓶梅》是勉强跻身于中国小说名著之列，相反，《金瓶梅》倒是中国古代很少几部能获得世界小说名著声誉的作品之一。

问题在于，按照中国传统的记名习惯，所谓「兰陵笑笑生」，只是一个别名或化名，而非一个人的真实姓名。而且，除了小说《金瓶梅》为它的作者曾作为一个生命实体存在提供支持外，我们竟然没有任何可靠的历史材料可资说明这位小说家的生平经历、创作活动。

最后，最令人不安的是，「兰陵笑笑生」甚至很可能根本不是《金瓶梅》作者的别号或化名，它之所以与这部有着特殊历史和美学风貌的小说联系在一起，完全出自于其他人的假托。

因此，我们这里实际上只是把兰陵笑笑生作为代表《金瓶梅》作者的语言符号使用─这当然是使人怏怏的事。

《金瓶梅》作者是谁，从其问世以来近400 年时间内，人们一直没有、甚至也无法搞清楚，以至于有人把这个问题列入「中国文化之谜」。

而这个谜底也许是历史无意的遗失，也许一开始就是有意的隐瞒。

明版《袁中郎全集》载有这位公安派首席作家致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的一封信：

《金瓶梅》由何而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得示。

是信写于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时中郎任吴县令。

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提及《金瓶梅》的资料，它不仅告诉我们当时《金瓶梅》已以抄本的形式在一部分士人中流传，而且说明这部书在社会上的出现是很突兀的，以致袁中郎首先惊问它的来历。

在万历末年刻本出现以前，有材料证明《金瓶梅》吸引了很多读者，不少人千方百计地收罗传抄，甚至不惜重赀购买一帙二帙，以先睹为快。

当然人们不会不关心作者问题，现在发现的晚明涉及《金瓶梅》的材料，比较重要的大都提到了作者：

万历三十六年屠本畯记：

「《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埓。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山林经济籍》卷8）【1】

万历四十年袁小修记：

「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游居杮录》卷9）

万历四十四年谢肇淛记：

「《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小草斋文集‧金瓶梅跋》）【2】

万历四十七年沈德符记：

「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万历野获编》）【3】

从这些材料看，传抄本未署「作者名代」，读书界虽有意探求，得到的也只是说法不一、无法了然的传闻。

古代小说家当然不会想到今天小说史家为了他的隐名怎样费尽心思，但他对自己的作品理应不会毫无感情，只是传统和现实所造成的外在的以及内心的压力，使他也许是自觉地和自己灵性的创造物隔断了联系。

根据沈德符的记载，万历四十七年（1619）秋天，当他写下那段关于《金瓶梅》的文字时，吴中（苏州）已经出现了《金瓶梅》的刻本。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金瓶梅》最早刻本是《新刻金瓶梅词话》。

这个刊本有「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的序和「廿公」跋，还有「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的序。

我们基本可以断定《金瓶梅》当初刻于万历丁巳（1617）【4】，另有材料证明现存世三本完整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当为万历末年到天启初年据初版的翻刻【5】，引人注目的是《新刻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和廿公跋都提到了作者。

不过廿公跋所记仍为传闻：《金瓶梅》，传为世庙（嘉靖）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

而欣欣子序则提出了「兰陵笑笑生」：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所谓也……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时所蕴者，着斯传，凡一百回。

欣欣子序

令人吃惊的是，虽然《新刻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已经声称《金瓶梅》是兰陵笑笑生的作品，但至今竟没有发现清代有人提起这个话头。

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新刻绣像金瓶梅词话》很快淹没不彰，崇祯后，代之而起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根本没有提及「兰陵笑笑生」的欣欣子序（也没有廿公跋）【6】，而清代流传最广的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又实承此而来。

入清以后，也许是沈德符「嘉靖间大名士」等说法的影响，明代嘉、万间最著名的文人、「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被捕风捉影地说成是《金瓶梅》的作者。

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风在《稗说》中炫耀自己的多识：

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王世贞）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

张评本《第一奇书金瓶梅》初刻卷首康熙己亥（1695）谢颐序也说：「信乎凤洲（王世贞）作无疑也。」

为了解释这种说法，人们把《金瓶梅》的创作编织成了孝子报仇的故事：

权臣严嵩父子向王世贞父王忬强索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王忬交出赝品，为唐顺之（或汤裱匠）识破，因被构陷致死；为报父仇，王世贞特作小说以投敌所好，书页上涂有毒药，使严世蕃（或唐顺之）阅后中毒而死云云。

这个企图说明《金瓶梅》高尚创作动机的故事见于清代各种笔记，可见其广播于众口。

不过故事本身实多破绽，并不能叫所有的人信服，所以关于《金瓶梅》作者另外还有一些传闻和猜测。

如李卓吾作（《古本金瓶梅》书首《王仲瞿考证》），薛应旂、赵南星作（宫伟缪《春雨草堂别集》）和卢楠作（〈《金瓶梅》满文译本序〉）等。

1924 年，鲁迅指出王世贞作《金瓶梅》说「不过是一种推测之辞，不足信据」【7】。

1931-1933 年吴晗写了三篇文章，详尽论证了《清明上河图》故事的不可靠，并论述了《金瓶梅》应作于万历十年至万历三十年，否定了王世贞作《金瓶梅》说【8】。

1932 年在山西发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成为吴晗最后一篇长文的版本依据，使吴晗的一些结论显得比较可靠。

在此以后，欣欣子序所说的「兰陵笑笑生」代替了被斥退的王世贞被普遍承认为《金瓶梅》的作者，虽然人们对兰陵笑笑生实际一无所知，不过至少相信这是《金瓶梅》作者的化名。

介休本《金瓶梅词话》内页

吴晗对王世贞作《金瓶梅》说的否定是比较有力的，以至于46年以后，有人在没有提出新材料的情况下著文重新肯定王世贞作《金瓶梅》的说法，只好求助于强词和武断。

不过，1979年发表的这篇文章【9】，似乎激发了人们重新探求《金瓶梅》作者真实姓名的热情，两三年内论者争先恐后地提出李开先、贾三近、屠隆等名字来应选。

令人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说法，也都和王世贞说一样，基本上属于猜测，很难信实。

关于李开先可能是《金瓶梅》作者的说法，实际上提出颇早，不过仅仅是在一本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注脚中一带而已【10】。

20年后首倡者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讲学时才说明他推测的理由，由香港《大公报》报导出来【11】。

说李开先是《金瓶梅》的作者，首先在年代时间上就值得考虑。

《金瓶梅》的成书年代虽有「嘉靖」「万历」二说，但从各方面看，似以「万历」较为可信。

即使是书写于嘉靖，李开先因「九庙案」罢免于嘉靖二十二年，卒于隆庆二年，在时间上有可能，但据有人考证，书中窜入不少明人的姓名，如韩邦奇、凌云翼、王烨、温玺、曹禾、任廷贵、赵讷、陈文昭、何其高等人12，这些人大多是李开先同时或者稍后的在职官员，我们想象不出被解职回家的李开先这样做的理由。

至于《金瓶梅》引用了李开先的《宝剑记》，如同引用其他作品一样，似不能成为他作《金瓶梅》的根据，而如果从《金瓶梅》作者不愿意露出自己真实姓名的角度考虑，这恰恰是否定李开先作的一条反证。

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到当时传奇：「北人自王、康后，推山东李伯华。」

这部李开先「改其乡先辈之作」的《宝剑记》嘉靖二十六年（1547）已有刊本行世，为什么别人就没有可能引用呢？

另有一位论者也赞同李开先说。他是以重提《金瓶梅》的「集体成书说」作为前提的。

他认为《金瓶梅》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即像《水浒传》一样先有民间艺人的传唱积累，然后由作家写定，因此，他称李开先为「写定者」【13】。

《金瓶梅》借用《水浒》中的人物、故事作为结构的支点，情节内容有前后矛盾以及袭用了那么多其他作品等等，反应了古代小说家初次尝试独立进行长篇小说创作幼稚和粗疏的一面，也可能有未遑修改等原因，但因此说这部书原先是唱本，似乎还很难令人信服。

且不说《金瓶梅》并不是一部以适合演唱的故事为主的小说，很多方面表现出作者的创作个性；

假如它在当时像《水浒》《西游》一样被人广为传唱，实在用不着秘密传抄，而我们今天找不到刻本出现以前任何有关传唱《金瓶梅》故事的点滴记载，也是很奇怪的事【14】。

该论者对推测李开先「写定」《金瓶梅》没有提出更多的理由，在后来的文章中又修正自己的结论为：「《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15】。

说明了论者的谨慎，也透露了他对自己结论的不敢尽信。

《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 卜 键 著

至于贾三近和《金瓶梅》似乎谈不上有什么关系。

论者首先断定《金瓶梅》中常写到的「金华酒」就是山东峄县酒，作品中的方言就是峄县方言，「兰陵笑笑生」署名中的「兰陵」只能指峄县，然后根据他所理解的沈德符「大名士」的标准，认为当时峄县只有一个做过兵部侍郎的贾三近最合格，于是断言《金瓶梅》的著作权非贾三近莫属【16】。

该论者推说的根据都是非常不可靠的。如金华酒产于浙江，是当时北方时尚的南方酒，明清笔记、小说中多有记载，《新刻金瓶梅词话》72回又明白写道「金华酒」即「南酒」即「浙酒」，根本不可能是峄县酒。

说《金瓶梅》中的方言峄县邻邑人都不懂，不符合事实，也违反了方言学常识。

至于「兰陵」指什么地方，也不是那么绝对，江苏武进亦有此旧称。

贾三近又实际上是个标榜经学的大官僚，与文学因缘甚浅。说贾三近作《金瓶梅》从各方面看都是不可能成立的【17】。

提出屠隆作《金瓶梅》的论者基于他这样的一个发现：

《新刻金瓶梅词话》第56回中的〈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又见于兼收词赋传记和笑言杂咏的集子《开卷一笑》卷4，署「一衲道人」名；是书卷一题「卓吾先生编次，笑笑先生增订，哈哈道人校阅」，又一卷前仅「一衲道人屠隆参阅」。

于是他推断笑笑先生、哈哈道人和一衲道人实际都是屠隆，而屠隆既然是笑笑先生，也就应该是欣欣子序中的笑笑生了【18】。

这一推断的疑问也很多，比如《开卷一笑》中屠隆的署名是否伪托，「卓吾先生编次」的话就令人不得不产生怀疑，而另有同样署为「笑笑先生」的小说集《遍地金》，语言笔法又和《金瓶梅》大不相类；何况「哀头巾」的一诗一文恰在被沈德符称为赝作的53至57回之中；更重要的是笑笑生是否能肯定是《金瓶梅》作者的化名尚有疑问。

倘若这些都不能解释清楚，那么论者从生平经历、思想情趣等论证「没有谁比屠隆更像《金瓶梅》的作者了」，也就只是一般的推测了。

近几年，人们从「可能性」出发，推测、猜想《金瓶梅》的作者实不止以上数说，像汤显祖、徐渭等都已列入名单，甚至还有人考虑到了沈德符和他的父亲沈自邠。

虽然这些说法都是不可信的，但研究者的锐意探求和互相争讼，却在一定程度上把问题引向了深入，我们也从中多少看到了一些使研究陷入莫衷一是的混乱的原因。

《金瓶梅研究》第七辑（封面）

比如论者往往从方言来推断《金瓶梅》的作者，断定作者是山东人的，就拿书中的「山东方言」作为支持自己结论的论据，提出作者是南方人的，就强调其中的「吴语」。

有一位当代作家是江苏清江（今淮阴市）人，读了《金瓶梅》以后，就直观认为其中的方言是清江方言，作者应该是清江人。

面对《金瓶梅》复杂的语言现象，这种以偏概全和以今证古的作法是很不科学的，只能导致各种偏颇的结论。

还有，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从沈德符「大名士」说法出发考虑作者。

如有人历数「李卓吾……官小」「李开先……官还不够大」，「徐渭……没有做过大官」，「卢楠……不够个大名士」，算来算去只有王世贞够格。

而认为李开先是「写定者」的人则分辩说，李开先「做到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正四品，不存在《考证》所说的『官儿还不够大的问题』」。

其实，沈德符所记如不是有意假托，也仅是当时传闻之一种，怎能作为衡量作者的标准呢？

而从各方面考察，写出《金瓶梅》的人，虽然一定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但不大可能是做过大官僚的大名士【19】。

另外，若干论者把《新刻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提出的「兰陵笑笑生」作为谜面来推测作者也是很不可靠的。

因为明季《金瓶梅》抄本的寓目者从未提过钞本有序、跋或作者署名；沈德符曾见初刻本没有提到序、跋，薛冈《天爵堂笔余》谈及其在万历四十八年见到的《金瓶梅》刻本，也只提到简端的东吴弄珠客序，今天所能见到的有欣欣子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是翻刻，那么初刻本是否有欣欣子序也是很成问题的。

假若欣欣子序是出于刊印者或者翻刻者的伪托，怎么能作为推测作者真实姓名的依据呢？

或许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对《金瓶梅》作者真实姓名的研究，目前实际已经陷入了困境。在没有新的材料发现以前，想有所进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历史曾经留下很多谜，虽然我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一线解出谜底的希望，但时代久远，材料淹没，有一些是很难解开的，我们也不必为之愧羞而强为索解。

值得庆幸的是，《金瓶梅》作者留下了这部近百万字的小说。

每一部基于作家对生活的真切感觉的小说，必然渗透著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意念、感情和心理，反映作家的阅历、思想和审美判断等，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历史地昭示了小说家的心灵，有的时候，甚至比小说家的自白更为可靠。

因此，在历史没有提供其他条件的情况下，通过作品去认识和理解作家就显得更为重要。

《金瓶梅词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二

理解一本书和一个作家并不都是很容易的事。

许多作品和作家甚至很可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都不被人们所理解。

《金瓶梅》早在问世之初就引起了袁中郎、冯梦龙等人的重视。袁中郎在《殇政》中将其和《水浒》并列为「逸典」，冯梦龙进而褒扬其与《三国》《水浒》《西游》并为「宇内四大奇书」。

但我们从有关材料中几乎很少看到这些和作者生活在同一时代文化氛围中的读者阐述他们惊叹称许的原因。

谢肇淛〈金瓶梅跋〉是当时对《金瓶梅》最详尽的一篇评论文字，也只谈到《金瓶梅》描写生活内容的广泛和塑造人物方面的成就。

他所谓「穷极境象，駴意快心」和中郎「云霞满纸」一样只能算是审美体验的简单描写。

相反，对《金瓶梅》尖锐的批评则是相当多的。李日华认为此书「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而锋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也」（《味水轩日记》）。

沈德符原来「恨不得见」，待拥有抄本，却拒绝书坊购刻的要求，声言：「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万历野获编》）

甚至中郎弟小修也不顾他向来是乃兄文学见解的积极拥护者的身分，针锋相对地说：「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游居杮录》）

尽管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从其他角度出发而非本体论的文学批评，但确实反映了人们对《金瓶梅》所写内容的强烈反对。

《金瓶梅》到底写了些什么，为什么使人们既称异惊奇，又极力否定乃至「决当焚之」呢？

康熙四十七年（1708）有人将《金瓶梅》译成满文，刻本前的一篇序言对全书内容作了介绍和评价：

大凡编撰故事者，或扬善惩恶，以结祸福；或悞心申德，以昭诗文；或明理论性，譬以他物；或褒正疾邪，以断忠奸，虽属稗官，然无不备善……

而《金瓶梅》……篇篇皆是朋党争斗、钻营告密、亵渎贪饮、荒淫奸情、贪赃豪取、恃强欺凌、构陷诈骗、设计妄杀、穷极逸乐、诬谤倾轧、谗言离间之事耳。然于修身齐家有益社稷之事者无一件。【20】

其实，《金瓶梅》一书并非缺少「扬善惩恶」的道德说教，作者还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一个体现果报轮回的故事结构。

但是，作品所展示的社会生活内容─装在这幅以道德为画框里的画图─确实缺少生活的亮色。

在《金瓶梅》世界里，鼓荡着毫不掩饰的的卑鄙的欲念。

那些灵魂卑劣的人物─恶欲膨胀的商人，耽于享乐的帝王，贪赃枉法的官吏，是这个世界为所欲为的主人，而那些并不拥有权势、金钱的妇女和社会下层人物，竟也在这个生活的黑泥潭里翻滚，显得那样的寡廉鲜耻、道德沦丧。

所有这一切和中国传统文学敬德崇善的倾向，以善为美、美善相兼的特征都大不相同，也没有我们在大多数中国文学作品中常能体会到的那种「道义的力量」「诗歌的正义」，更不要说缺乏中国文学那种含蓄淡薄的诗意。

以往的文学，言志抒情的诗词歌赋且不说，就拿「明代四大奇书」的另外三部来看，也都不像《金瓶梅》内容这样脏乱丑卑：

《三国志演义》表现了天灾战乱给社会带来的灾难，但有仁君贤相在努力恢复道德纲常，他们因此成为「道义」的象征，寄托着人们的希望，受到人们的膜拜；

《水浒传》尽管对啸聚山林的强盗们十分景仰，人们却巧妙地把他们变成「忠义」的化身，使自己的感情得到合理的解释，而对「四大淫妇」剖腹剜心的残酷处置则体现了人们「纯正」的道德观念；

《西游记》似乎对一切神圣的东西都有怀疑，很少有几部小说能像它那样对西天佛祖、道教三清以及天上人间的帝王大臣采取那种揶揄嘲笑的态度，可是作者也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承认天上人间的「秩序」是无法动摇的，于是滑稽可笑的取经活动竟成了神圣的事业，以至于张书坤、悟一子、悟元道人等误把这部书当成了「大学之道」「禅门心法」「金丹妙诀」。

比较起来，《金瓶梅》确实走得太远了。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 李时人 编著

说起来，《金瓶梅》「不外描写世情」。问题在于它对世情的摹写，触及了传统文化心理最敏感的神经。

清人张竹坡认为这部书是围绕「冷热真假」四个字做文章，然其结穴却在「财色」：

本以嗜欲故，遂迷财色，因财色故，遂成冷热；因冷热故，遂乱真假，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趋承，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荼毒，所以此书独罪财色也。（〈竹坡闲话〉）

所谓「冷热真假」当然是一种浅薄的人生哲学，说作者「独谓财色」也非尽然，然其拈出的「财色」二字，却无疑可以看作是《金瓶梅》最突出的表征。

也就是说，《金瓶梅》最大的特点是突出描写了世情中的金钱和性关系，而尤以后者更令人触目惊心。

所以袁小修以为此书不过记「淫荡风月之事」，东吴弄珠客序也首先承认：「《金瓶梅》，秽书也。」

中国文化向来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宋元以来在思想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学─理学派更竭力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君子罕言利」，「万恶淫为首」，已经成为人们的─至少是书本和口头上的─普遍信条。

《金瓶梅》不仅写商场谋利，更公开描摹床笫之私，当然最容易引起人们高尚的义愤。

所以盛赞其为「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的谢肇淛也强烈谴责其「猥琐淫媟，无关名理」实是很自然的事。

对这种现象作道德的批评，大概不是很困难的事，难就难在怎样从创作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

当代一位知名作家就对此表示了困惑和不解：

这些淫秽之物，附着在一部文学名著——《金瓶梅》身上，成为它永远割除不掉的赘瘤，限制了本身的传播，这实在是文学史上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想象不出，这部伟大著作的作者，为什么写进这些东西以自污。

是为了畅销多得稿费？是为了使书成为出版商追逐的热门货？显然都不可能。有人怀疑，这些东西，有些是作者写的，而大部分是别人加进去的，也不无道理。【21】

推测《金瓶梅》原「无淫秽语」，或可看作出自一种维护本书和作者的良好愿望，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无力的辩护。

面对无可奈何的事实，东吴弄珠客说这是「盖为世诫，非为世劝」，以后人们常拿这类话头作为本书的注册商标，清人刘廷玑并解释这是「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在园杂志》）。

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逻辑。

而时下流行的「暴露」说，认为作者主要是「借此暴露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虽然为《金瓶梅》在文学史和小说史中争得了存在的根据，其观点和思想方法实承「诫世止淫」说而来，对作者创作动机的解释也未免一厢情愿，机械因果论和形而上学的色彩仍然很浓。

说到底，我们对《金瓶梅》的所有误解和不理解，都是因为我们对作家和作品缺乏历史的认识。

从文化的总体来看，文学是一种典型的心理─精神文化的形态表现。

所谓艺术生产就是作家艺术家把自己的某种意念（深层的和浅层的），通过各种形式，采用各种手段变成可供人感知的物化、象征化或符号化的具象。

生产者的意念毫无例外地要受一定民族、时代思想文化的制约，他的作品也就成为特定民族、特定时代对生活完全被动的临摹，创作活动是受复杂心理机制制约的，这样，作品必然表现出作为社会个体存在的生产者的主题意识。

实际上，我们在《金瓶梅》中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作者渲染物欲和情欲，对经商谋利津津乐道，对偷期苟合甚至悖于常理的性行动也抱着一种不无欣赏的态度进行描摹；

另一方面作者又经常直接站出来对这一切进行并非不严厉的道德谴责和宗教论证─而从作品看，作者这两方面的态度都是真诚的。

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一现象，是我们研究《金瓶梅》的起点，而只有从当时社会全部思想文化状况和作家复杂创作心理机制两个方面及其综合运动去把握作品和作家，才能使我们的认识不至于偏颇。

《李时人研究精选集》 台湾学生书局出版（2015）

注 释：

1 屠本畯《山林经济籍》有两种版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自娱斋不分卷本，北京图书馆藏惇德堂24卷本。本段文字见惇德堂本。据刘辉考证，《山林经济籍》编定于万历三十六年（〈北图馆藏《山林经济籍》与《金瓶梅》〉，《文献》1985年第2期）。

2 转引自《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期马泰来文；谢跋大约写于万历四十四年，参见马泰来〈诸城丘家与《金瓶梅》〉，《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 期。

3 参见拙作〈《万历野获编》金瓶梅条写作时间考辨〉《复旦学报》1986年第1期，亦可参见本书。

4 参见拙作〈谈《金瓶梅》的初刻本〉（《文学遗产》1985年第2期）和〈补证〉（《文学遗产》1986年第4期）。

5 《新刻金瓶梅词话》传世完整的有三本，分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日本德山毛利氏栖息堂。

6 孙楷第定《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崇祯本」，有人怀疑可能是清初顺治刻本。查此本将「花子由（油）改刻为「花子繇」，又将「吴巡检」改为「吴巡简」，显是避天启（由校）、崇祯（由检）名讳，但书未避顺治讳，故此本确可定为崇祯本。

7 《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页330。

8 〈《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清华周刊》36卷第4、5 期合刊，〈补记〉，

9 《清华周刊》37 卷第9、10 期合刊」，〈《金瓶梅》的著作年代及其社会背景〉，《文学季刊》创刊号。

10 〈金瓶梅作者究竟是谁？〉，《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 期。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页949。

11 香港《大公报》1982 年6 月12 日-14 日。

12 参见陈诏〈金瓶梅人物考〉，《学术月刊》1987年第7期。

13 〈金瓶梅写定者是李开先〉，《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14 参见杜维沫〈谈谈《金瓶梅》成书及其他〉，《文献》7 辑；拙作〈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成书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 年第3 期。

15 〈金瓶梅成书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84 年第3 期。

16 〈金瓶梅作者新证〉，《徐州师院学报》1982 年第3 期。

17 拙作〈贾三近作《金瓶梅》说不能成立─兼谈我们考证的态度和方法〉，《徐州师院学报》1983年第4 期，亦可参见本书。

18 〈金瓶梅作者屠隆考〉，《复旦学报》1983 年第3期。

19 参见孙逊、陈诏〈《金瓶梅》作者非大名士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20 据《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转引。

21〈小说与色情〉，《光明日报》1985 年6 月23 日。

文章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十大小说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后收入《李时人研究精选集》，台湾学生书局出版，2015。转发请注明出处。

来源：金学与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