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周雨珊，今年三十有五。九十年代末，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国企改革如火如荼，许多人下了岗，大街上到处是＂买断工龄＂的大字报。我和丈夫赵建国就是其中的普通一员，曾经引以为傲的＂铁饭碗＂突然间粉碎了。
房产证放在桌子上，我的手却一直在抖。弟弟的名字赫然印在上面，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是被人从高处推下，失重感让我窒息。
我叫周雨珊，今年三十有五。九十年代末，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国企改革如火如荼，许多人下了岗，大街上到处是＂买断工龄＂的大字报。我和丈夫赵建国就是其中的普通一员，曾经引以为傲的＂铁饭碗＂突然间粉碎了。
那天，我拿着厂里发的最后一个月工资和一张盖满了红章的解除劳动合同书，站在曾经工作了十年的纺织厂门口，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工厂的大喇叭里还在播放着《东方红》，但曾经熟悉的机器轰鸣声却渐渐稀疏。
＂雨珊，别哭了，日子还得过不是？咱们再找出路。＂赵建国揽着我的肩膀，手上的茧子粗糙得能刮破丝绸。他的眼神坚定，像是冬天里的一团火，让我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
下岗后，我们没有坐以待毙。赵建国找到一辆二手解放牌卡车，开始跑运输；我则顶着烈日寒风，在城东的批发市场租了个不足三平米的小档口卖服装。
那时候的日子，苦中带甜。冬天的批发市场冷得刺骨，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我常常一整天都哆嗦着，手指冻得像是红萝卜。摆摊归来，常常要用热水泡脚才能缓过劲来。夏天又热得像蒸笼，汗水浸透了衣衫，晚上数钱时，钞票都是湿漉漉的。
赵建国常常一趟运输下来，要开十几个小时的车，回来时满脸的疲惫，胡茬扎手。他那双曾经拿过车间先进工人奖状的手，现在布满了老茧和机油的痕迹。
＂咱们得有个自己的房子。＂赵建国常这么说，尤其是每次房东涨房租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那是我们这代人对＂安身立命＂最朴素的渴望。
那时我们住在城北一个狭小的筒子楼里，一室一厅，不到三十平米。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冬天上厕所要披着棉袄，捏着鼻子走过散发着阵阵酸臭味的走廊。夏天，整栋楼里回荡着邻居们的叹息和老式电风扇的嗡嗡声。
＂等有了自己的房子，咱就能把老家那张红木八仙桌搬过来，再买台新电视机，你想看《渴望》还是《编辑部的故事》都成。＂赵建国常常这样描绘我们未来的生活，眼里满是期待。
就这样，我们省吃俭用，一分一分地攒钱。每天晚上，我都会把当天赚的钱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绿色的铁皮盒子里，那是我爷爷留下来的老物件，上面的漆已经斑驳，但锁却格外结实。
赵建国戒了烟，那一包＂红塔山＂再也没有出现在他的口袋里；我再也没买过新衣服，批发市场上卖不出去的款式，就成了我的新装。就连过年回老家，我们都是坐最便宜的硬座，带着从集市上买的便宜年货。
五年下来，铁皮盒子里的钱越来越多，我们积攒了整整二十万。那是九十年代末，二十万可不是小数目，够在县城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了。
＂雨珊，听说你们攒了不少钱准备买房？＂一个周末的下午，妈妈来看我，手里提着一篮子自家种的蔬菜和几个刚下树的梨。她坐在我们租来的旧沙发上，不经意地问道。沙发弹簧早已松动，坐下去嘎吱作响。
＂嗯，现在有二十万了。＂我一边择着菜，一边有些自豪地回答。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映在那个绿色的铁皮盒子上，闪闪发光。
＂我就知道我闺女能干。＂妈妈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正好宏华小区在搞特价房，你把钱给我，我帮你打点关系，能便宜不少。你忘了吗，我和宏华小区的张经理是一个大队的。＂
宏华小区是县城新建的小区，环境不错，楼间距宽敞，还有个小花园，关键是离批发市场也不远。妈妈一提起这事，我的心就像被点燃了一样。
我和赵建国商量后，欣然同意了。二十万不是小数目，但妈妈一向精明能干，从小到大，她就是村里出了名的＂巧妇＂，会砍价会做人，我深信她会为我办好这事。
＂妈，这钱你一定要办妥当啊。＂临走时，我把铁皮盒子交给妈妈，有些不舍地说道。。
＂你放心，我什么时候坑过你？＂妈妈拍拍胸脯，语气里满是自信。
钱交给妈妈后，日子照常过。每天天不亮起床，摆摊，算账，等赵建国回来，一起吃一顿简单的晚饭，然后早早休息。只是我发现妈妈和弟弟周明辉的联系突然密切起来，电话打得勤，见面也频繁。
弟弟刚结婚不久，媳妇李小兰是隔壁村的姑娘，漂亮能干，就是家里条件差了些。结婚时，弟弟连个像样的婚房都没有，还是在老家的土坯房里办的酒席。那天，村里人都来了，却挤得满屋都是，有人还站在院子里吃饭。
＂你说咱弟媳妇嫁过来，连个像样的婚房都没有，这叫她多委屈啊。＂有一次，妈妈来我家，无意中提起这事。我点点头，却没多想。
半年后的一个星期天，妈妈喜气洋洋地告诉我房子快交付了，让我和赵建国去看看。那天，阳光明媚，宏华小区的草坪上已经种上了花，几个小孩正在玩耍，笑声清脆。
我们跟着妈妈上了楼，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七十多平米，虽然不大，但胜在朝向好，客厅和主卧都朝南，阳光充足。厨房的水龙头是新款的，拧开来，水流哗哗的响，不像筒子楼里那样时有时无。
＂妈，这房子真不错！＂我环顾四周，已经在脑海中规划起了家具的摆放。这次搬家，一定要把赵建国念叨了好几年的电视机买上，再添个新沙发，把那个嘎吱响的旧沙发换掉。
让我意外的是，弟弟和弟媳也在现场。弟媳李小兰热情地带我们参观每个房间，对房子的各处细节如数家珍。
＂嫂子，这房子真不错，阳台朝南，采光好。厨房还有抽油烟机的位置，比老家那土炕上烧火做饭强多了。＂李小兰热情地说，但眼神却有些闪烁，不太敢与我对视。
＂是啊，我们运气好。＂我笑着回应，却注意到李小兰称呼我＂嫂子＂，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叫我＂珊姐＂。这称呼的变化让我心里泛起了一丝疑惑，却又说不清楚为什么。
离开小区时，赵建国的脸色有些凝重。他平时话不多，但心思缜密，常常能察觉到我忽略的细节。
＂雨珊，你没觉得奇怪吗？＂回家的路上，赵建国突然问道，＂李小兰对那房子太熟悉了，像是早就看过好几次似的。＂
＂可能是妈带她来看过吧。＂我不以为然地回答，心思全在新房子上，已经开始计划买什么样的窗帘和床单了。
＂明天去看看房产证吧，这么大的事，得有个凭证。＂赵建国若有所思地说，目光望向远方，像是在思考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了妈妈家。老房子还是那样，土坯墙，木头门，院子里种着几棵葡萄树，藤蔓爬满了架子，绿意盎然。妈妈正在院子里择豆角，看到我们来，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妈，房子我们看了，挺好的。房产证办下来了吗？＂我开门见山地问。
＂办下来了，办下来了。＂妈妈放下手中的活，擦了擦手上的水，进屋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红色的本子，＂你们看，这就是。＂
妈妈把房产证拿了出来，递给了我。就是这一刻，我看到了上面赫然写着＂周明辉＂的名字。我的心像是被人猛地攥紧了，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妈，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声音都变了调，双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妈妈镇定地解释：＂雨珊，你别急。你弟弟刚结婚，需要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房子虽然写他的名，但将来也是你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再说了，你不是还在城里打拼吗？等你们真要回县城了，这房子不就是你们的？＂
赵建国的脸沉了下来，那是他生气时的表情。他接过房产证，仔细看了又看，像是要从那本红色的小册子里看出什么花来。
＂妈，这二十万是我和雨珊辛辛苦苦攒下的，您怎么能擅自做主？＂赵建国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建国，你这是什么意思？怀疑我要偏心？我这是为了两全其美。＂妈妈的语气变得强硬，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你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小辉结婚了，总不能一直住在老屋里吧？＂
＂可您当初不是说要帮我们买房吗？＂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声音有些哽咽。
＂我这不是帮你们买了吗？只不过写了你弟弟的名字。反正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区别？＂妈妈的语气变得有些强硬，手指不自然地绞在一起。
那天晚上的家庭聚餐异常压抑。桌上的红烧肉香气四溢，那是我最爱吃的菜，妈妈特意做的，可谁都没什么胃口。弟弟低着头不说话，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妈妈时不时偷瞄我一眼，眼神复杂；赵建国则一言不发地喝着闷酒，脸色越来越红。
我夹在中间，像是被撕扯的布匹。一边是我的亲生母亲和亲弟弟，血脉相连；一边是陪我走过艰难岁月的丈夫，同甘共苦。那种撕裂感几乎要将我击垮。
＂小辉，你说句话啊。＂妈妈终于忍不住，对弟弟说道。
弟弟抬起头，目光躲闪：＂姐，姐夫，我...我不知道妈是这么安排的。我以为...＂
＂你以为什么？＂赵建国打断了他，语气冰冷。
＂我以为是妈出钱帮我买的房子。＂弟弟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听不见了。
饭桌上的气氛更加凝重了。碗筷相碰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我看着这一家人，突然感到一阵陌生，仿佛这些熟悉的面孔在这一刻变得遥远而陌生。
回家的路上，我和赵建国都没说话。月光洒在柏油路上，影子被拉得很长。远处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是那首老歌《乡恋》，唱得人心碎。
＂妈，您当初为什么不直说？＂第二天，我独自去了妈妈家，终于忍不住问道。家里的老座钟滴答作响，记录着时间的流逝，也仿佛在记录着我们之间越来越深的裂痕。
＂我怕你不同意。＂妈妈垂下了头，手指不停地搓着围裙边，那是她心虚时的习惯，从我小时候就是这样，＂你弟弟结婚了，没有房子怎么行？李小兰家里一直嫌他条件差，好几次差点闹翻。而且...＂
妈妈顿了顿，眼圈突然红了：＂而且你爸最近查出肝病，需要不少钱治疗，家里实在周转不开。我们不想麻烦你，你们日子也不容易...＂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一下子软了。父亲一直是我心中的顶梁柱，即使年近六旬，依然硬朗如松，每次割麦子都是村里最快的。想到他生病，我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爸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我急切地问道。
＂说是要长期吃药，还得定期去医院检查。＂妈妈擦了擦眼泪，＂前段时间医药费就花了五千多，家里存款都快用完了。＂
我坐在老旧的藤椅上，那是爸爸年轻时买的，陪伴了我们家几十年。椅子发出嘎吱的响声，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妈，您应该直接跟我说的。爸生病了，我和建国不可能不管啊。＂我红着眼睛说道。
＂我知道你们不会不管，可你们也不容易啊。下岗后，日子那么紧巴巴的，我哪忍心再麻烦你们？＂妈妈叹了口气，＂我本想着，等你爸的病好些了，再慢慢跟你说明这事。没想到...＂
我突然理解了妈妈的两难处境。一边是生病的丈夫需要医药费，一边是刚结婚的儿子需要安家。在农村，儿子的婚事一向被看得很重，尤其是在那个年代，没有像样的婚房，常常会被人戳脊梁骨。
回去的路上，我心绪复杂。路过供销社时，看到一群老人正在下象棋，笑声朗朗；小卖部的收音机里传来评书的声音，说的是《杨家将》的故事；几个小孩在街边追逐嬉闹，脸上洋溢着无忧无虑的笑容。这一切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遥远。
回到家，赵建国已经从外地跑运输回来了。他坐在桌前，正在算账。看到我回来，他抬起头，眼中充满了疲惫和关切。
＂爸生病了。＂我简单地说道，然后把妈妈告诉我的一切都讲给了赵建国听。
赵建国听着听着，脸色变得复杂起来。他放下手中的笔，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雨珊，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二十万不是小数目，是我们这几年的血汗钱啊。虽然叔病了，但他们也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把钱挪用了。＂
＂可是建国，那毕竟是我爸妈，是我弟弟啊。＂我坐在他对面，眼泪又涌了出来。
＂我知道，我没说不管。但总得有个说法，有个章程。＂赵建国的声音坚定而有力，＂不然这钱就这么没了，我们的房子怎么办？你还记得当初是为什么攒这钱吗？＂
我当然记得。那是为了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家，一个不用担心房东涨房租，不用忍受公用厕所酸臭味的家。那里本应该有我们精心挑选的家具，贴着我们喜欢的壁纸，放着我们最珍视的照片和纪念品。
那段时间，我常常做噩梦，梦见自己站在悬崖边，两边都是深渊。醒来时，常常泪流满面。。
一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我刚收摊回家，推开门，发现弟弟周明辉正坐在我家的小客厅里，和赵建国说着什么。见我进来，两人都站了起来。
弟弟带来了一瓶二锅头和一叠文件。他的脸色有些憔悴，眼睛下面有明显的黑眼圈，看起来像是几天没睡好觉。
＂姐，姐夫，我来跟你们道歉。＂弟弟倒了三杯酒，神情诚恳，＂这事是我没做好，我应该早点和你们说清楚的。＂
＂小辉，事已至此，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苦笑道，心里却有一丝欣慰，至少弟弟还知道错了。
＂姐，我知道这么做对不起你们。＂弟弟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结婚时，李小兰家里就一直嫌弃我没房子。。小兰为这事没少在家里哭。＂
听到这里，我想起了李小兰那张漂亮却总是带着委屈的脸。在农村，女人嫁到没有像样房子的家庭，确实会被人看不起，甚至会被娘家人责怪。
＂妈看不下去了，就想办法帮我。她本来打算东拼西凑，可爸又查出了肝病，家里的钱一下子就不够了。＂弟弟继续解释道，声音越来越低，＂然后她就想到了你们的钱...＂
＂所以她就拿我们的钱去给你买房子？＂赵建国的声音有些冷。
＂是...＂弟弟低下了头，＂但我昨天才知道这钱完全是你们的，我以为只有一部分是。＂
弟弟从口袋里拿出一叠文件，推到我和赵建国面前：＂这是我签好的欠条和还款计划。房子暂时写我的名字，但我会按揭还给你们钱，每月两千，十年还清。等还清了，房子过户给你们，或者你们需要用钱时，我立马卖房还你们。＂
赵建国接过文件看了看，脸色稍微缓和：＂明辉，你能这么想，我们心里也好受些。但这事情办得实在太不地道了。＂
＂姐夫，我知道错了。＂弟弟倒了一杯酒，递给赵建国，然后又倒了一杯给我，最后给自己倒上，＂我敬你们一杯，道歉赔罪。＂
弟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眼圈有些发红：＂姐，姐夫，我知道这钱来之不易。你们下岗后多不容易，每天起早贪黑，省吃俭用。爸的病需要钱，妈也是为了两头兼顾，才出了这个主意。但这不是办法，我保证，一分钱都不会少，十年之内一定还清。＂
看着弟弟通红的脸，我突然回想起小时候，他总是跟在我屁股后面，叫我＂珊姐＂的模样。那个固执却又懂事的小男孩，如今也成了一个有担当的男人。我们虽然只差两岁，但我从小就把他当成需要呵护的弟弟。
＂小辉，你还记得吗，小时候你摔断了腿，是我背着你去村医那里包扎的。＂我突然说道，眼前浮现出那个夏天的景象。那时候，弟弟才七岁，在村口的大槐树上摔了下来，腿上划了很长一道口子，血流不止。
＂记得，那时候爸妈下地干活去了，你背着我走了整整三里地。＂弟弟的眼睛湿润了，＂姐，我从小到大，你一直对我最好。这次的事，我真的很抱歉。＂
＂别说了。＂我摆摆手，心里的怒气不知不觉间已经消散了大半，＂你有这份心，愿意承担责任，我和你姐夫也就不多说什么了。但以后家里有事，咱们得商量着来，不能这样偷偷摸摸的。＂
＂一定一定。＂弟弟连连点头，像是小时候犯了错，得到原谅后的模样。
风吹过窗帘，带来初夏的气息。我们三个坐在狭小的出租屋里，喝着廉价的二锅头，却感到一丝久违的轻松。窗外传来大喇叭的声音，是社区在播放《今天是你的生日》，歌声悠扬，让人想起年少时的梦想和期待。
第二天，弟弟特意来找我，给了我一把钥匙：＂姐，这是房子的钥匙。虽然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但这房子随时欢迎你们。等爸的病好些了，我就和你姐夫一起去办过户手续。＂
看着弟弟诚恳的眼神，我点点头，接过了钥匙。。
后来，我们还是继续住在那个狭小的出租屋里，继续着我们的打拼。每个月，弟弟都会准时把两千块钱存到我的账户上，分文不差。虽然我们没有搬到那个阳光充足的房子里，但那份家人之间的理解和宽容，却让我们的心更加贴近了。
爸爸的病情也逐渐稳定下来，虽然需要长期吃药，但已经能下地干些轻活了。每次我回老家看他，他都会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手里捧着一本旧报纸，眼神温和而坚定。
或许亲情就是这样，有着说不清的羁绊，也有着道不明的温暖。在那个物质匮乏却人情浓厚的年代，我们学会了在公平与亲情之间寻找平衡，在理解与宽容中修复裂痕。
那张房产证，最终被我锁进了抽屉。它不再仅仅是一张纸，而是我们家庭经历风雨后留下的印记。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想起那个夏天，想起弟弟通红的脸，想起爸爸在藤椅上看报纸的背影，想起妈妈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
有时候，生活就像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满载着酸甜苦辣。翻过去了，才发现那些曾经的疼痛和愤怒，都已化作了成长的养分。。因为我们是家人，是血脉相连的亲人，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来源：天涯旧时光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