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时候，国企改革大潮席卷全国，像我这样的工人，拿着微薄的下岗补贴，忽然就成了＂社会闲人＂。

算盘后的真相

＂老伴，咱家房子的钱，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

我放下手中的毛线，抬头看着王建军。

他手指微微颤抖，眼神闪烁，嘴角牵起的笑容有些勉强。

我叫李巧云，今年五十二岁，是九十年代初下岗的棉纺厂女工。

那时候，国企改革大潮席卷全国，像我这样的工人，拿着微薄的下岗补贴，忽然就成了＂社会闲人＂。

日子像是忽然断了线的风筝，不知道要飘向何方。

我和前夫是厂里的老工友，结婚二十年，一个女儿已经考上了师范学院。

可他却在我下岗那年，和统计科的小张跑了，留下我和女儿在筒子楼里的四十平小屋里相依为命。

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女儿大学毕业，进了市里一所小学当老师，我的心里才算有了一丝慰藉。

转眼，女儿也结了婚，我也渐渐习惯了独居的生活。

每天早起熬一锅小米粥，听着老式收音机里的评书，下午去小区门口的长椅上和老姐妹们唠嗑，日子虽然平淡，但也算踏实。

就在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的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王建军。

那时我们都是二婚，都有各自的孩子已经成家。

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厂区老干部活动室的象棋比赛上。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坐在棋盘对面，一手托着下巴，一手拿着一枚棋子，迟迟不落子，那副专注的模样，让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后来才知道，他是机修车间的老师傅，技术好得很，大家都叫他＂王师傅＂。

他爱喝茶，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深蓝色的搪瓷缸子，里面泡着他从老家带来的茶叶。

＂尝尝？＂他把缸子递给我，眼睛笑成了一条缝，＂这是我家乡的土茶，没啥名堂，但耐泡。＂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微苦中带着一丝回甘，就像人生百味，苦尽总会甘来。

我们常在厂区的小花园散步，走过铁架花棚下的水泥长凳，走过锈迹斑斑的大喇叭，走过那些承载着我们青春记忆的地方。

他总是慢悬半步，像是怕我跟不上。

夏夜，蝉鸣阵阵，他会买两根冰棍，笑着说：＂大热天的，吃根冰棍，解解暑。＂

像极了我们年轻时的模样。

那时我心里暖烘烘的，觉得这辈子值了。

五年前，我们领了证，一纸婚书，将两个在生活中跌跌撞撞的人连在了一起。

我们把我的老房子卖了，添了些钱，在城东买了一套七十平的两居室。

那是商品房，不像我们以前住的筒子楼，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阳台上还能放几盆花。

搬家那天，王建军推着单位借来的平板车，把我那些陈旧的家当一件件搬上楼——缝纫机、老式黑白电视机、八十年代买的衣柜，还有那个装满了女儿从小到大照片的木箱子。

邻居老张在楼下碰见我们，打趣说：＂建军啊，你这是捡了个宝。＂

王建军咧嘴笑着说：＂是啊，巧云比金子还值钱。＂

我心里甜滋滋的，觉得自己像是中了头彩。

日子过得平淡而踏实。

清晨，我煮小米粥，他买油条和豆浆；傍晚，我洗菜，他择韭菜，说是小时候在农村，干这个最拿手。

每到星期天，我们就骑着二八自行车去五里外的副食品商场，买一周的菜。

冬天，他总会早起给我烧一壶开水，放在保温瓶里，说是怕我洗漱的时候手冻着。

夏天，他会把西瓜放在自来水龙头下冲一冲，然后切成小块，说是这样吃着更解暑。

厨房里烟火缭绕，小日子像熬得浓稠的老汤，越品越有滋味。

我们楼下有个小花园，常有老人在那下棋、打牌。

晚饭后，我们也会去那儿溜达，和邻居们拉拉家常，聊聊子女上学、工作的事。

日子一天天这么过着，我常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平淡即是福＂吧。

直到那个电话打来。

那是个周二的下午，我正在阳台上给花浇水。

电话铃声响起，王建军接了起来，我隐约听见他压低声音说：＂你别急，爸这就想办法。＂

放下电话，他脸色凝重，说是厂里有点事，得赶紧过去一趟。

那晚他回来得很晚，衣服上带着浓重的烟酒味，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只是摇摇头，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从那以后，他经常半夜接到电话，然后借口加班出去好几个小时。

一次他洗衣服，裤兜里掉出一张欠条，上面写着：＂今欠王明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借款人：吴大勇。＂

王明是他儿子的名字。

我心里一惊，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他支支吾吾地说是他儿子做小生意，临时周转不开，借了点钱给朋友，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不是那种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但心里却隐隐不安起来。

那几天，他辗转反侧，夜里总是起来抽烟，站在阳台上望着远处发呆。

一个星期后的早晨，他穿戴整齐，说要去见老同事。

三天后，他告诉我，房子卖了。

＂卖了？＂我愣住了，感觉像是被人当头一棒。

＂卖给谁了？怎么卖的？买主是谁？＂我一连串的问题脱口而出。

他说是老同学郑勇介绍的买家，一口价八十五万，比市场价高一些。

＂房本呢？契约在哪儿？＂我急切地问。

＂都办好了，对方是现金交易，下周就能拿到钱。＂他说着，眼睛看向别处，＂咱们可以租个小点的房子住，剩下的钱投资做点小生意，比放在那儿贬值强。＂

我没再多问。

婚姻就是这样，总得有一方退让，何况他说得也有道理，钱放着确实不如投资。

日子还要过，我想，也许他有他的打算。

可不知从何时起，我发现王建军变了。

早饭桌上，他不再给我剥那个我最爱吃的茶叶蛋；晚饭后，他不再陪我去小区散步；就连看电视时，他也总是心不在焉，时不时看表，好像在等什么重要的事情。

以前他睡觉时总喜欢拉着我的手，现在却总是背对着我，像是在躲避什么。

一天，我去菜市场买菜，碰见住在隔壁单元的老李。

他是退休老干部，在社区很有威望，常组织居民跳广场舞。

＂巧云啊，听说你家要搬走了？＂老李挑选着菜，漫不经心地问道。

＂没有啊，谁说的？＂我惊讶地反问。

＂王师傅不是卖房子了吗？＂老李放下手中的白菜，压低声音，＂听说是为了他儿子，欠了工厂一大笔钱，都传遍了。＂

我心里一沉，像是被人打了一闷棍。

回家的路上，脚步沉重得像灌了铅。

印象中，王建军并不常提起他儿子，只是偶尔会说起他在外地的机械厂工作，去年结了婚，日子过得还可以。

回家后，我问王建军钱的事，他支支吾吾说要投资做点小生意。

我不再追问，但心里的疑云越积越厚。

厨房里的油烟味似乎变得格外呛人，电视里的笑声也刺耳得很。

中秋节那天，我去看望退休后住在城西的老同事张玉兰。

她是我厂里的老姐妹，当年下岗后开了家小裁缝铺，现在也退休了，儿女不在身边，一个人住在老旧的筒子楼里。

我带了些月饼和水果去看她，她热情地拉我进屋，倒了杯茶，絮絮叨叨地说起厂里的旧事。

闲聊中，她突然问：＂巧云，你和建军过得好吗？＂

＂挺好的，怎么了？＂我心头一跳，有种不好的预感。

＂没什么，就是问问。＂她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接着说，＂你可小心点，他结婚前就跟老刘说过，他儿子欠了二十多万，想找个老实人家结婚，解决儿子的困境。＂

我手中的茶杯差点掉在地上，茶水溅在了裤子上，却浑然不觉。

＂老刘亲耳听见的，不会有错，＂张玉兰叹了口气，＂我本不该说的，可你是我的姐妹，我不能看着你被骗。＂

我脑子＂嗡＂的一声，像是有人在耳边敲了一记锣。

那些疑点一下子都连起来了——他急于结婚，坚持要卖我的房子，再加上最近的冷淡和敷衍。

回家的路上，我走得很慢，仿佛每一步都踩在棉花上。

秋风掠过脸颊，带着萧瑟的寒意。

路过小区门口的水果摊，老板娘热情地招呼：＂大姐，买点梨吧，又甜又脆，刚从乡下运来的。＂

我机械地点点头，买了两斤。

梨是王建军最爱吃的水果，每次我买回来，他总会笑眯眯地说：＂还是我家巧云知道我的心思。＂

现在想来，那些亲密的话语，到底有几分是真心的？

回到家，屋子里空荡荡的。

我看着墙上那张我和王建军在颐和园照的合影，两个人笑得那么灿烂，仿佛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

照片下面放着那个我最爱的紫砂茶壶，是王建军去年送我的生日礼物。

＂这可是宜兴正宗的紫砂，我托了老乡才买到的，＂他递给我时说，＂用它泡的茶，回甘特别足。＂

记得那晚，我们坐在阳台上，他给我讲他少年时在农村放牛的故事，讲他第一次进城时被高楼大厦吓呆的糗事，讲他如何靠着一手修理技术在厂里站稳脚跟。

月光洒在他的脸上，我看着他眼角的皱纹，心里满是柔情。

那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切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那晚，王建军又一次没回家。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整整一夜。

电视里播着八点档的连续剧，男男女女上演着一幕幕情感纠葛，而我的婚姻，却像是被人编写好的剧本，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凌晨两点，当他蹑手蹑脚推门进来，看到我坐在客厅，似乎吃了一惊。

＂这么晚还没睡？＂他讪笑着问。

＂房子的钱去哪了？＂我直截了当地问。

＂我不是说了吗，做生意去了。＂他避开我的目光，走向卧室。

＂什么生意需要八十五万？＂我拦住他的去路，＂是不是给了你儿子？他欠了多少钱？＂

他脸色一变，随即像是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沙发上。

＂你都知道了？＂

＂嗯，都知道了。＂我平静地说，心里却像是刀割一般疼。

他沉默了片刻，终于开口：＂明明欠了钱，我不能看着儿子被人逼债。他做生意赔了，又借了高利贷，那些人是要命的，天天打电话威胁，说要打断他的腿。＂

＂所以，你娶我就是为了这个？为了我的房子？＂

＂不全是，＂他抬起头，眼神复杂，＂一开始是这样，但后来，我是真心喜欢你的，巧云，你相信我。＂

＂那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地卖房子？＂

＂我...我怕你不同意。＂

＂如果你实话实说，我可能会考虑帮你，但你骗我，这就不只是钱的问题了。＂

＂巧云，你听我解释...＂

＂不用了。＂我打断他，＂你儿子比什么都重要，我明白。每个父母都会这样，我不怪你爱儿子，我怪你骗我的感情。＂

他低下头，没有反驳。

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一种解脱，像是终于放下了一块压在心头的大石。

＂房子卖了就卖了，钱给你儿子就给你儿子吧，＂我说，＂但我们的婚姻，到此为止。＂

＂别这样，巧云，＂他急了，＂我保证以后好好对你，再也不瞒着你了。＂

＂晚了。＂我摇摇头，突然觉得很累，＂感情这东西，就像这茶壶，摔碎了，就是摔碎了，再也回不去了。＂

我看着茶几上的紫砂壶，心里隐隐作痛。

那夜，我们谁也没睡着。

他在客厅的沙发上辗转反侧，我在卧室里听着窗外的雨声，泪水悄无声息地打湿了枕巾。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起床，带着简单的行李，回到了城南的姐姐家。

那是一间小小的平房，院子里种着几株鸡冠花，红得似火。

姐姐比我大三岁，也是独居，见我突然带着行李上门，二话不说就让我住下了。

＂咋了这是？＂她给我倒了杯热水，关切地问。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她，说着说着，眼泪又掉了下来。

＂好你个王建军，亏我还当他是个实诚人，＂姐姐气得拍桌子，＂你放心，姐不会让你吃亏的。＂

＂算了，＂我擦干眼泪，＂房子是我们俩的共同财产，他拿去救儿子，也说得过去。＂

＂那也不能这么骗人啊，＂姐姐愤愤不平，＂你这是太老实了。＂

＂人生在世，总有看走眼的时候，＂我苦笑道，＂我不怪他，只是太累了，想休息一下。＂

在姐姐家住了两周，王建军打了无数个电话，又托人传话，说是真心悔过，要我回去。

但我心意已决，不愿再回到那个充满谎言的婚姻中。

我没有指责王建军，也没有责怪自己的轻信。

人生漫长，谁能保证不被算计一次？

重要的是醒悟后怎么活。

两个月后，我在老市场租了间小店面，开了家面馆。

面馆不大，只有三张桌子，但胜在位置好，价格公道。

我手艺不错，面条筋道，汤头鲜美，很快就有了回头客。

清晨五点，我就起床和面、熬汤。

推开店门，晨光微熹，街上行人寥寥。

第一锅面汤上来，整个店里弥漫着葱姜蒜和骨头汤的香气。

早起的工人、赶路的学生、晨练回来的老人，都喜欢来我这儿喝碗热汤面，暖暖肚子。

＂李姐，来碗牛肉面。＂

＂好嘞，稍等。＂

我麻利地下面，舀汤，放调料，一气呵成。

忙碌中，我找回了独立的感觉和生活的勇气。

面馆开业三个月后，王建军来了。

他消瘦了许多，头发似乎也白了不少。

＂巧云，＂他站在门口，欲言又止，＂我...我来看看你。＂

＂坐吧，＂我淡淡地说，＂想吃点什么？＂

＂随便，什么都行。＂

我给他做了碗牛肉面，这是他最爱吃的。

他狼吞虎咽地吃完，擦擦嘴，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这是卖房子的钱，四十万，是你的那一份。＂

我愣住了，没想到他会把钱送来。

＂不用了，＂我摇摇头，＂钱你留着吧，给儿子周转用。＂

＂不，这钱是你应得的，＂他坚持道，＂我对不起你，但钱是一定要还的。＂

看着他真诚的眼神，我心里的怨气消了大半。

＂你儿子的事情解决了吗？＂我问。

＂解决了，＂他叹了口气，＂那些高利贷的人总算不来闹了，明明也找了新工作，日子慢慢会好起来的。＂

＂那就好。＂

＂巧云，＂他犹豫了一下，＂我能不能...我是说，我们能不能...＂

＂别说了，＂我打断他，＂有些路，一旦走错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他沉默了，眼中满是懊悔和无奈。

＂我不恨你，建军，＂我轻声说，＂但我也不会再回去了。＂

他点点头，转身离开，背影比我记忆中佝偻了许多。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

有时，我会想起那个曾经的家，想起那些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

不是每段婚姻都值得珍惜，但每一次生活的选择都是成长。

就像那碗面，煮得再久，最终还是要端上桌，由自己品尝。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小面馆生意越来越好。

邻居们都说，李巧云是个有本事的女人，一个人也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我添置了新桌椅，又请了个帮工，忙得不亦乐乎。

偶尔，我会想念那个紫砂茶壶，想念那个照片墙，想念阳台上那几盆吊兰。

但更多时候，我享受着现在的生活——早起和面，中午打烊小憩，傍晚去市场买菜，晚上和姐姐一起看电视。

日子简单而充实。

有人说，女人过了五十岁，就是重新活一回。

以前活给别人看，现在活给自己看。

我开始学着化妆，买了几件鲜艳的衣服，周末还跟着社区的舞蹈队学跳广场舞。

姐姐笑我：＂老妹子，越活越年轻了。＂

我也笑：＂人嘛，总要给自己找点乐子。＂

偶尔会有人问起我的故事，我只是笑笑，说：＂人活着，最重要的是看清自己的路，然后勇敢走下去。＂

人生如棋，有人算盘打得精，有人只顾走一步看一步。

但棋盘之外，天高地阔，总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不是所有的结局都是圆满的，但任何一个坦然面对真相的人，都值得拥有新的开始。

冬去春来，又是一年。

我的面馆门口新添了一排小花坛，红的黄的紫的，花开正好。

每天清晨，推开店门，迎接第一缕阳光和第一位客人，心里满是踏实和感恩。

这大概就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跌跌撞撞，但始终向前。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