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富贵，弟弟要结婚了，你能回来吗？＂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握紧话筒，喉咙发紧，眼前浮现出她改嫁那天的背影。
母亲的来电
＂小周，你妈来电话了。＂车间主任递给我话筒，我愣住了。这个春节前夕，我没想到会听到母亲的声音。
＂富贵，弟弟要结婚了，你能回来吗？＂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握紧话筒，喉咙发紧，眼前浮现出她改嫁那天的背影。
十几年的委屈一涌而上，我悄声说了句＂不回＂，便挂断了电话。手掌心全是汗，我一把扯下工装口袋里的毛巾擦了擦手，装作没事人一样返回车床前。
我叫周富贵，这名字在六十年代初生人中不算稀奇。那时候，家家都盼着好日子，爹娘给孩子取名都带着美好愿望。
八十年代末，母亲改嫁到邻省，与我断了联系。那年我十六岁，刚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国营机械厂。厂里人都知道我的情况，叫我＂小周＂。
车间里的师傅们对我不错，特别是老李头，退休前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他手把手教我操作车床，连续三个月的夜班都陪着我，硬是把我从一个连车床开关都找不着的毛头小子，带成了能独立完成零件加工的学徒工。
没人提我的家事，但眼神里的怜悯我心知肚明。他们都知道，我是个没娘的孩子。
宿舍是六人间，铁架子床，每人一个铁皮柜。冬天的时候，屋里冷得像冰窖，我们就围着＂蜂窝煤＂小火炉烤手，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渴望》。
每到过年，工友们都拎着行李兴冲冲地赶回家，背着大包小包的年货，脸上洋溢着幸福。而我只能在食堂吃顿饺子，然后回空荡荡的宿舍看春晚。
有时候，我会爬上屋顶，望着满天烟火发呆，想象母亲在千里之外是否也在看同样的夜空。也许，她正抱着那个跟我同母异父的弟弟，跟他爹一起吃团圆饭吧。
九三年起，国家实行住房制度改革，厂里开始分房。按说我年龄小，又是单身汉，该排在后面。可车间主任把名额给了我。
＂小周啊，你一个人在外头不容易，先把窝安好，以后的日子长着呢。＂主任拍着我的肩膀，目光中带着一丝怜惜，把钥匙塞到我手里。那是一把老式的铜钥匙，沉甸甸的，像是钥匙，又像是一份责任。
我搬进了七十年代建的单元楼，四楼，西边套间，大概四十多平米。屋子不大，却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真正的家。隔壁是退休教师王阿姨，耳不聋眼不花，精神头十足。
刚搬进来那几天，我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就一张旧行军床，一个暖水瓶，外加一套厂里发的搪瓷缸碗。王阿姨得知后，硬是从她家搬来一张旧八仙桌，两把靠背椅，还有一盏台灯。
＂年轻人，日子要一步一步过。咱们老百姓，能吃饱穿暖就知足了。＂王阿姨总是这么说。她时常给我送饭菜，嘘寒问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工厂下班后，我有时会帮她修修收音机，换换灯泡，干些男人该干的活儿。她就给我讲她教书的故事，讲她那个在南方工作的儿子，讲她年轻时候的趣事。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从学徒工变成技术骨干，工资从四十多涨到几百。每个月发了工资，我都会买点好菜好酒，去王阿姨家吃个便饭。
在厂里人眼里，我是个话不多的闷葫芦，但做事靠谱。车间生产任务紧的时候，常常加班到深夜，我从不叫苦喊累。大伙儿都说，小周这孩子，就是太少说话，心事儿太重。
生活在好转，可心里的结却始终解不开。每当看到别人一家人有说有笑，或是厂里谁家有了喜事，父母子女其乐融融，我就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失落和愤怒。
那些年，弟弟几次来信寻我，都被我原封退回。他小我九岁，素未谋面，在我心里，他是母亲背叛的证明，是那个夺走我母亲的男人的孩子。
信封上那陌生又熟悉的字迹，让我一眼就能认出是母亲代笔。每次看到那工整的字体，我就想起小时候母亲教我写字的情景——她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画，耐心地教我写＂人＂、＂木＂、＂火＂，那些最简单的汉字。
九七年，国企改革大潮席卷全国。我们厂被＂战略重组＂，很多老师傅下岗回家了。我技术不错，又年轻，留了下来，但工作比以前累多了。那段日子，每天加班到深夜是常事，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怕自己成了下一个拿着工龄证回家的人。
人到中年，心境也在悄然变化。有天下班回来，楼下小卖部的林大姐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是有人打来电话，留了信息。
＂你弟弟来电话了，说你妈住院了，挺严重的。＂
我听完，只是点点头，把纸条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可那天晚上，我竟一夜未眠，坐在床沿发了整宿的呆。窗外的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我的思绪也像那影子一样，蔓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第二天是周末，我破天荒地睡到中午。醒来时，发现王阿姨已经用备用钥匙进来，在厨房忙活。
＂富贵啊，过来吃点东西。＂王阿姨端着热气腾腾的青菜面条进门。菜是阳台上她自己种的小青菜，嫩绿鲜香。
她看我神情恍惚，叹了口气，把碗放在八仙桌上，在我对面坐下。破旧的藤椅发出吱呀声，像是在叹息。
＂是不是家里的事？＂她问我，目光柔和而坚定。
我点点头，低头扒拉着面条，不想多说。
＂我也有个倔脾气的儿子，跟他爸一个样。＂王阿姨望着窗外，眼里泛着光，声音有点哽咽，＂当年我跟他爸闹别扭，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再没回去。后来他爸走了，儿子恨我不理解他爸，也跟我断了来往。＂
＂现在呢？＂我抬头问道，面条的热气模糊了我的视线。
＂现在啊，盼着他能回来看看，哪怕骂我一顿也行。＂她的眼泪掉进了面碗，荡起一圈小小的涟漪，＂人啊，等到老了才明白，亲情不能等，等不起的。＂
＂可有些事，不是想原谅就能原谅的。＂我放下筷子，声音低沉。
＂富贵，你是个好孩子。＂王阿姨伸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但有些事，不是对错那么简单。人这一辈子啊，没几个十年。别等到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她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平静已久的心湖。
那晚我翻出一个布包，里面是我唯一带走的东西——一张母亲抱着我的黑白照片。那是七十年代初的照片，已经泛黄，边角有些卷曲。
照片上，她穿着粗布衣裳，头发扎成大辫子，脸上带着疲惫的笑。而我，不过三四岁的样子，胖乎乎的，穿着打了补丁的小棉袄，笑得眯起眼睛。
我记得那时家里穷，她省下钱给我买学费和文具，自己舍不得吃一块肉。夏天的时候，她用一把蒲扇给我扇风，自己却汗流浃背。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撑起一片天，直到改嫁那天。
那天，我正在厂门口东张西望，盼着下班铃声快些响起。忽然，工厂退休的老李头骑着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刹住了车。
＂富贵啊，下班啦？一块儿走呗。＂老李头递给我一根＂大前门＂，自己也点上一根。
我摇摇头：＂您先走吧，我等人呢。＂
＂有对象了？＂老李头笑着打趣，＂是哪个车间的姑娘？＂
＂哪有啊，就是跟人约好了打球。＂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老李头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欲言又止地看着我。这眼神我太熟悉了，每次有人要提起我的家事，都是这种表情。
＂您有话就直说吧。＂我平静地说。
＂富贵啊，我听说你妈住院了？＂老李头小心翼翼地问。
我没吭声，低头踢着地上的小石子。
＂你别怪我多嘴。＂老李头支支吾吾地说，＂当年你妈改嫁，不是不要你，是没法子。你爸走得早，她一个女人拉扯你，又没什么文化，实在是...＂
老李头顿了顿，吐出一口烟圈，＂她答应那家人，条件就是给你留够上学的钱和生活费。后来厂里照顾你，她才放心走的。这些年，她没少托人打听你的事。＂
我一下子站不稳，靠在墙上。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呼吸变得困难。十几年的怨恨，在这一刻有了松动。
＂我、我不知道...＂我喃喃自语。
＂人啊，都有难处。＂老李头拍拍我的肩膀，跨上自行车，＂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母亲的白发、颤抖的声音、弟弟的婚事，这些碎片在脑海中拼接。我又拿出那张照片，看着年轻的她，心如刀绞。
我想起她为我缝补衣服，常常一直缝到深夜；我想起她教我算术，虽然她自己只上过几年学；我想起她生病时仍坚持下地干活，就为了多赚些钱给我买学习用品...
一滴泪水落在照片上，我慌忙用袖子擦干。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允许自己去思考：母亲当年的选择，到底是无奈还是无情？
第二天是周日，我破天荒地起了个大早，骑着自行车去了火车站。弟弟结婚的日子近了，按照老李头的说法，母亲病后出院，现在正在筹备弟弟的婚事。
＂去邻省的票还有吗？＂我问售票员。
＂晚上七点的硬座还有几张。＂售票员懒洋洋地回答。
我掏出工资本，数了数前段时间刚发的奖金，够买往返车票还有余。犹豫了一下，我还是买了张车票。
回家收拾行李时，我翻出了多年前退回的那几封信，都没拆封。现在想来，真是固执己见。我小心地拆开其中一封，是弟弟写的，字迹稚嫩却工整，想必是上小学时写的。
＂哥哥，我叫周顺利，今年八岁了，上小学二年级。妈妈常常给我讲你的事，说你很聪明，读书很用功。我们家墙上挂着你的照片，妈妈说那是她最珍贵的东西...＂
我的眼眶湿润了。这个从未谋面的弟弟，在信中流露出对我的仰慕之情。而我，却把他当成了仇人。
晚上的火车人满为患，走道上挤满了打工返乡的人。我抱着一个纸箱子，里面装着我给母亲和弟弟买的礼物——一件毛衣和一块手表。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火车终于到站了。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按照记忆中的地址，来到了县城。弟弟的婚礼在县城最大的饭店举行。这里比我记忆中的样子变化很大，到处都是新建的楼房，街道也宽敞了许多。
我穿着新买的西装，站在饭店门口，双腿像灌了铅。心脏砰砰直跳，就像当年第一次独自操作车床时那样紧张。进还是不进？我在心里挣扎着。
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了我面前，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母亲。她的头发全白了，比照片上的她矮了一截，脸上的皱纹像刻在树皮上的年轮，清晰可见。
但她的眼睛，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和我一模一样的眼睛，明亮而坚定。我们四目相对，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
＂富贵...＂她颤抖地叫我的名字，泪水夺眶而出。她慢慢地向我走来，步履蹒跚，却坚定不移。
我们相对无言，十几年的隔阂在这一刻如山般巍峨。是她先向我走来，满是皱纹的手抚上我的脸。
＂对不起，儿子...＂这一声＂儿子＂，击垮了我所有的防线。
＂妈，＂我哽咽着，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我回来了。＂
我们相拥而泣，像两棵经历风雪的老树，终于在春天里紧紧依偎。路人投来好奇的目光，但我们全然不顾。
＂哥？＂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我抬头，看到一个和我长相有几分相似的年轻人，穿着新郎礼服，惊讶地看着我。
＂顺利...＂母亲擦着眼泪，激动地说，＂你哥哥来了。＂
弟弟的眼圈红了，向我伸出手，却又收回，最后干脆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结实的拥抱。
＂哥，你终于来了。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
婚宴上，我坐在主桌，听着亲友们的寒暄，看着弟弟和新娘幸福的笑脸。这一切都像一场梦，我怕一不小心就会醒来，发现自己还是那个孤独的人。
我为母亲斟了一杯茶，她接过，手微微颤抖。
＂富贵，对不起...＂母亲低声说，声音里满是愧疚。
＂妈，别说了。＂我握住她的手，＂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弟弟拘谨地喊我一声＂哥＂，我拍拍他的肩膀，看着他和新娘的笑脸，恍惚间明白了什么是家人。
宴席散去，我们回到弟弟的新家。这是一套小区房，虽然不大，但收拾得很整齐。墙上挂着我小时候的照片，和弟弟从小到大的照片并排放着。
母亲看我盯着照片出神，轻声说：＂我一直给顺利讲你的事，怕他不记得有个哥哥。＂
临睡前，母亲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这些年寄给我却被退回的所有信件。信封已经泛黄，但每一封都保存完好，整整齐齐地叠放着。
＂我一直没扔，想着总有一天你会看。＂母亲说，声音里满是希望和期待。
我接过布包，沉甸甸的，像是装着我们错过的十几年光阴。
＂妈，我明天就要回厂里了。＂我轻声说，＂以后有空，我会常回来看你和弟弟。＂
＂富贵，妈不求别的，就求你别再恨妈了。＂母亲握着我的手，＂这些年，妈没一天不想你。＂
＂我知道了，妈。＂我点点头，心里的坚冰终于完全融化。
回厂的前一晚，我和弟弟坐在阳台上喝茶。春节临近，远处不时有零星的烟花升空，绽放出绚丽的色彩。
＂哥，妈这些年过得不容易。＂弟弟轻声说，＂她总是念叨你，每年你的生日都要蒸寿桃，点蜡烛，好像你就在家里一样。＂
我沉默不语，心中泛起阵阵酸楚。
＂爸对妈挺好的，也从没阻止妈找你。＂弟弟继续说，＂其实，他去世前，还叮嘱我一定要找到你，让妈见你一面。＂
我惊讶地看着弟弟：＂你爸...去世了？＂
＂嗯，三年前的事了。肺癌。＂弟弟的眼神黯淡下来，＂那时候家里很困难，是妈一个人撑着。我大学都是半工半读过来的。＂
我不知该说什么，只能默默地点头。原来，生活对每个人都不容易。而我，却因为一己之私，错过了这么多应该承担的责任。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返程的火车。母亲和弟弟送我到站台，直到火车开动，他们还在站台上挥手。我透过车窗，看着母亲日渐佝偻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
回到厂里，我像往常一样上班，但心境已经完全不同。我开始定期给家里打电话，逢年过节寄些钱和礼物回去。工友们都说，小周变了，话多了，笑容也多了。
春节假期，我没有像往年那样留在宿舍，而是买了车票，回到了那个有母亲和弟弟的家。王阿姨知道后，高兴得合不拢嘴，非要给我包一大包饺子带回去。
＂富贵啊，这就对了。＂她笑着说，＂人这辈子啊，家才是最重要的。＂
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新年的气息弥漫开来。我知道，生活会继续向前，但从此以后，不再是一个人的旅程。
在火车上，我打开那个装满信件的布包，一封一封地读着。字里行间，是母亲和弟弟这些年的牵挂和思念。最后一封信是母亲去年写的，信中提到她想来看我，但怕我还在生她的气。
列车轰鸣着驶向远方，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我望着窗外，想起了那天在电话里对母亲说的＂不回＂。如今，我终于明白，回家的路，其实从未走远。
来源：怀旧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