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周小军，1978年生，来自浙江一个偏远的小县城。那里的房子大多是低矮的土砖结构，街道像麻花一样曲折，雨后空气里总弥漫着一股泥土和霉味。
姐姐的承诺
＂等我生完孩子就给你养，谁让你比我过得好呢！＂姐姐周丽华端着搪瓷杯里的汾酒，在我的乔迁宴上当着亲朋好友的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
屋子里顿时哄笑一片，只有我知道姐姐眼里闪过的那一丝复杂情绪。
我叫周小军，1978年生，来自浙江一个偏远的小县城。那里的房子大多是低矮的土砖结构，街道像麻花一样曲折，雨后空气里总弥漫着一股泥土和霉味。
我家在县城最老旧的永安街上，砖瓦结构的四十多平米小屋里，挤着我们一家四口。父亲是国营纺织厂的工人，每天骑着永久牌自行车来回奔波。母亲在街道办的供销社小卖部工作，经常带回些过期的饼干和糖果给我们改善生活。
姐姐比我大五岁，自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记得小时候，每到冬天，炉子里的煤球烧得通红，姐姐总会把靠近炉子的位置让给我，自己缩在床角，手伸在袖筒里哈气取暖。
1996年的盛夏，蝉鸣震耳，我高考成绩揭晓那天，全家人围在县广播站的大喇叭下，听着广播员念出我的名字：＂周小军，465分，被杭州大学录取。＂父亲当场掏出了珍藏已久的红塔山香烟，请围观的邻居们一人一支。
临行前夜，屋外下着绵绵细雨，老房子的木门缝里灌进丝丝凉意。姐姐悄悄塞给我两百块钱，那时候这可是相当于父亲半个月的工资。钱是用旧报纸包着的，角都磨得卷了起来，想必是她攒了很久的。
＂小军，好好念书，别想家里，姐有钱会寄给你的。＂姐姐拍拍我的肩膀，眼里有说不尽的嘱托。
那一晚，我听见姐姐在厨房里和母亲小声说话：＂妈，我那些压岁钱都给小军了，您别担心他在杭州的生活费。＂
大学四年，我勤工俭学，做家教、送外卖、发传单，每月节省下的生活费都存进了邮政储蓄的绿色存折里。假期从不回家，在校外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和其他三个打工仔合租，一张木板床，一个旧蚊帐，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学校食堂五毛钱一碗的白米饭，我总是打半碗，然后配上两分钱一根的咸萝卜干。宿舍里同学都笑我抠门，殊不知每次接到姐姐的信，里面夹着红色的邮政汇款单，我都舍不得花。
毕业后，我留在杭州一家外企做销售，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我住在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里，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塞了六个人，每人一个铁皮柜，柜顶上放着一摞摞方便面和老干妈。每天睡前都要按顺序上厕所，那种日子，想起来都觉得恍如隔世。
而姐姐在我上大学那年嫁给了县城卖百货的李大伟。当时李家在县城算是小有资产，有一间五十平方的门面房，卖些日用百货。两人婚后凑了些钱，开了家小超市，摆着几排货架，冰柜里冻着雪糕和冰棍，柜台上放着装满零钱的铁皮盒子。
姐姐从不向我提起生活上的困难，每次通电话都说＂挺好的，你别惦记＂。我问她要不要钱，她总说：＂你自己攒着吧，杭州花销大。＂逢年过节我寄钱回去，她反而会在下次通话时责备我：＂你以为我们缺你那点钱吗？＂
1999年底，国企改革大潮席卷全国，父亲所在的纺织厂因经营不善宣告破产。父亲拿着不足两万的一次性补偿金，像霜打的茄子一样，整日坐在家门口的长凳上发呆，手里捏着一个褪了色的搪瓷杯，里面泡着劣质茶叶。
姐姐得知消息后二话不说，从超市的小金库里拿出五千块钱，让我转交给父母。她对我说：＂爸妈年纪大了，不能再受苦了。你还在上学，钱留着用，家里有姐姐顶着。＂
2008年的春天，杭州的梅花开得正艳，我终于在外企熬出了头，成了销售部的小组长。攒了几年的积蓄，再加上银行的贷款，我在杭州城东买了套七十平米的小两居。装修时，我亲自刷墙贴瓷砖，省下来的钱买了张席梦思床垫和一台29寸的彩电。
乔迁那天，我请了同事和在杭州的几个老乡，也把姐姐一家三口接来。他们坐了七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李大伟抱着四岁的儿子小宝，姐姐提着两大袋家乡特产——腌制的咸鸭蛋和自家腊肉。
姐姐走进我的新房，目光在擦得发亮的地板和刚换的纱窗帘上逡巡，眼圈有些发红。她一面打量，一面念叨：＂好家伙，真气派，比县电影院的放映室还敞亮。＂她的丈夫李大伟却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一直在沙发角落默默喝酒，眼神不时瞟向电视柜上那台最新款的松下彩电。
晚上，酒过三巡，姐姐突然站起来，端着杯子说了开头那句话。众人大笑，当作玩笑，只有我从姐姐略带倔强的语气中，听出了别样的意味。
夜深了，客人散去，我在厨房准备夜宵，剁着葱花的手突然顿住——隔着薄薄的墙壁，我听到了姐夫对姐姐的抱怨：＂你弟弟这样，咱们怎么抬得起头？老家都传遍了，周家有个在杭州买房的儿子，再看看咱们，开个破小超市，一个月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
＂他能有今天多不容易，你知道他大学那会儿多苦吗？有次我去看他，他住的地方连个热水器都没有，冬天洗澡要去公共澡堂，排队两小时。＂姐姐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看他就是独善其身，有了出息就忘了家里人。你当年要不是为了他，也不至于——＂
＂行了，别提这事了。小军能有今天，我比谁都高兴。＂姐姐打断了李大伟的话。
我端着刚煮好的鸡蛋面站在门外，心像被针扎了一样。李大伟的话语里充满了嫉妒，而姐姐的辩解却让我感到一丝不安——她为我付出了什么？
第二天，我没提这事，依然热情招待他们游西湖、逛河坊街，尽一个弟弟的本分。临别时，我悄悄塞给姐姐两千块钱，她起初不肯要，在我坚持下才收下，叮嘱我：＂你自己也别太辛苦，别老想着赚钱，找个对象才是正经事。＂
半年后的一个雨夜，姐姐打来电话，声音里透着掩不住的喜悦：＂小军，我怀孕了，医生说可能是双胞胎！＂我欣喜若狂，立刻请了假回老家。
火车晃晃悠悠，窗外的田野被雨水洗得发亮。我想起小时候，姐姐用她的红领巾给我当雨伞，自己却淋得像只落汤鸡。她总是这样，把最好的留给我，把艰难留给自己。
一进姐姐家的小超市，就看见李大伟愁眉不展地站在柜台后面，货架上的商品明显比以前少了许多。原来镇上新开了家连锁超市，生意受了不小的影响。
＂姐，要不我支援点钱，你们扩大经营，进些连锁店没有的特色商品？＂我试探着问，生怕触及李大伟的自尊。
姐姐摇摇头，眼神飘向门外：＂不用，咱们自己能挺过去。＂但她咬着下唇的样子告诉我，情况并不乐观。
那晚，我住在姐姐家二楼的小阁楼里，听着楼下李大伟和姐姐的争吵声：＂你怎么不向你弟弟开口？他那么有钱，帮衬一下怎么了？＂
＂他那是自己拼出来的，咱们凭什么要？＂姐姐的声音很坚决。
＂你这个死倔脾气！我妈都说了，当初你家要是按辈分把你弟弟送人，现在也轮不到这样。＂
＂你闭嘴！＂姐姐的声音陡然提高，＂小军是我看着长大的，谁都别想动他一根汗毛！＂
我躺在黑暗中，心里翻江倒海。送人？什么意思？难道我差点被过继给别人？为什么从来没人告诉我？
回杭州前，我偷偷在姐姐枕头下放了一万块钱。没想到当晚就接到姐夫电话：＂小军，你这是什么意思？看不起我们吗？＂
＂大伟哥，我不是那意思，就是想帮帮忙……＂
＂不用你帮，我们过得很好！要是实在闲钱多，不如先给爸妈换个大房子！＂电话那头传来摔东西的声音。
我叹了口气，不知如何是好。那晚，我梦见了小时候的事。五岁那年，我发高烧，姐姐背着我去卫生所，走了五里地的泥巴路。她瘦小的背脊被雨水打湿，却异常坚实。她拉着我的手上学，给我梳头，帮我洗衣服，省下自己的零花钱给我买本子和铅笔。那时候，姐姐就像我的半个母亲。
第二天，公司临时有紧急项目，我不得不加班到深夜。凌晨时分，手机突然响起，是姐姐打来的：＂小军，我出了点血，去医院了，你别担心，没大事。＂
我二话不说订了最早的一班飞机赶回老家。县医院的走廊上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苍白的墙壁上贴着几张褪色的健康教育海报。姐姐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但看到我时，眼睛里立刻有了光彩。
＂来啦，我没事，就是有点贫血，医生说休息几天就好。＂姐姐挤出一个笑容，虚弱地招招手。
我在病床边坐下，拉着姐姐的手：＂姐，听李大伟说，我小时候差点被送人？这是怎么回事？＂
姐姐的眼神闪烁了一下，然后笑道：＂他瞎说的，哪有的事。＂
就在这时，病房门被推开，李大伟的母亲王婶走了进来。她是个泼辣的女人，染着一头褐色卷发，手上戴着几个金戒指。她见到我就开始数落：
＂你看看，你姐姐嫁给我儿子，现在过得什么日子？又是做生意又是怀孕，累得跟什么似的。你倒好，一个人在杭州享清福，买房子，有车开。你姐姐当年要不是为了你，早就考大学了！＂
我愣住了：＂什么意思？＂
王婶冷笑道：＂你不知道？你姐姐高考那年，你爸下岗了，家里揭不开锅，是你姐姐放弃了高考，去服装厂打工养家的。她考了多少分知道吗？435分！那年我们县上线分数才420！她还偷偷攒钱，就为了将来供你上学。你以为你那学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妈，别说了！＂李大伟喝止道，但王婶已经打开了话匣子。
＂还有，你们家那会儿穷得叮当响，亲戚都说把你送给我大姑家，你姐姐愣是跪在地上哭了一宿，说就是饿死也不能把弟弟送人！＂
我如遭雷击，站在那里动弹不得。一旁的姐姐气得浑身发抖：＂妈，您这是什么话？小军好不容易回来看我，您就这么埋汰他？＂
＂我埋汰他？我是让他知道知道你的好！现在好了，人家发达了，你却还在这穷地方受苦！＂
病房里的气氛剑拔弩张，我心里乱成一团。离开医院时，我拉住了李大伟：＂姐夫，王婶说的是真的吗？＂
李大伟点点头，眼神复杂：＂丽华不让我们提这事，她说当姐姐的不就该这样。但你要知道，她本来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那天晚上，我独自去了姐姐家。她住在一栋建于八十年代的老旧居民楼里，楼道狭窄昏暗，水泥台阶被无数脚步磨得凹凸不平。楼道里飘着一股混合了煤油、咸菜和陈年木头的气味，墙皮脱落处露出了里面的红砖。
进门看见墙上挂着我从小到大的奖状，有＂三好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还有我的大学毕业照，我和父母的合影。客厅的老式玻璃柜里，摆着我送给他们的各种小礼物——保温杯、电热毯、收音机，都擦得一尘不染。
厨房的抽屉里，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叠发黄的信纸，是我大学时写给家里的信。每一封都被姐姐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信封上的邮戳清晰可辨，从1996年到2000年，一封不落。最上面那封信的角落里，还有几滴褪色的水渍——那是泪水的痕迹吗？
＂姐，你……＂我哽咽着说不出话。
姐姐摸着隆起的肚子，微笑着说：＂小军，别听娘家人瞎说。我不上大学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料。看着你一路走到今天，我比谁都骄傲。＂
我扑通一声跪在姐姐面前：＂姐，对不起，我不知道……＂
姐姐扶我起来，手上的茧子蹭过我的脸颊：＂傻孩子，这有什么。咱爸妈把我们拉扯大不容易，我作为姐姐，不就该照顾你吗？再说了，我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她指了指墙上的全家福：＂有老公有儿子，马上又要添两个宝宝，比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都幸福。＂
但我知道，姐姐的笑容下藏着多少心酸。她的同学李玉芳当年考上了师范学院，现在是县里中学的教导主任，每月工资几千块，寒暑假还有带薪休假。而姐姐每天早上五点就要起床备货，晚上十点关店，一年到头没有休息日。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姐姐乔迁宴上那句话的分量。那不是嫉妒，不是索取，而是她对我深沉的爱，对我能够照顾她的信任和期待。
回杭州前，我去了趟县建设银行，查了查姐姐的账户——那一万块钱她一分没动。我苦笑着摇摇头，又去超市看了看，生意确实很差，货架上的商品所剩无几，冰柜里的雪糕都结了一层厚厚的霜。
回杭州后，我立即行动起来。第一步，我向公司推荐李大伟做销售经理，负责浙江区域的二三线城市业务。虽然他起初不愿意，但在姐姐的劝说下终于接受了。第二步，我帮他们在我家附近租了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每月房租我偷偷付给房东。
两个月后，姐姐来电话说要生了，我立刻请假去医院陪产。手术室外，李大伟紧张地走来走去，手里的烟一根接一根。我拍拍他的肩膀：＂放心吧，姐姐吃过的苦比咱们想象的多，这点痛算什么。＂
李大伟哽咽道：＂小军，对不起，我以前总觉得你发达了看不起我们……＂
＂大伟哥，都是一家人，别这么说。＂我递给他一支烟，两人默默地站在走廊上，烟雾缭绕中，曾经的隔阂似乎消融了许多。
四个小时后，医生出来报喜：＂母子平安，是双胞胎女儿！＂
姐姐生完孩子，我的公司刚好在杭州开了分公司，李大伟很快适应了新工作，业绩名列前茅。姐姐在家带孩子，我每天下班后就去她家，陪两个小侄女玩耍。她们刚出生时像两只小猫一样皱巴巴的，转眼间已经会爬会笑，一声＂舅舅＂叫得我心都化了。
周末，我常带他们去西湖划船，买糖葫芦，放风筝，就像小时候姐姐带我去县城的小公园一样。两个小侄女白白胖胖，笑起来和姐姐年轻时一模一样，眼睛弯成月牙，露出两排整齐的小牙齿。
每天清晨，我和姐姐一起送孩子们上幼儿园，就像小时候她牵着我去上学一样。看着两个小侄女蹦蹦跳跳的背影，看着姐姐脸上欣慰的笑容，我知道，这就是家人的意义——不论贫富，不论际遇，血浓于水的牵绊永远不会断裂。
有一次，我下班回来，看见姐姐在阳台上晾衣服，夕阳的余晖洒在她的身上，给她增添了一层金色的光芒。我突然想起了那个雨夜，她用红领巾为我遮雨的场景。
＂姐，你记得小时候，你用红领巾给我当雨伞的事吗？＂我靠在门框上问道。
姐姐回过头，笑了：＂当然记得，那条红领巾后来都褪色了，妈还批评我不爱惜东西。＂
＂你知道吗，那天我在想，我姐姐真了不起，有一条会变大的红领巾，可以把我们两个都遮住。＂
姐姐哈哈大笑，眼角的皱纹在夕阳下显得格外柔和：＂傻孩子，那是因为你太小了，稍微一遮就觉得挡住了全世界。＂
是啊，在我小小的世界里，姐姐就是那把遮风挡雨的伞，是指引我前行的灯塔，是我永远的依靠。如今，轮到我来为她撑起一片天空了。
姐姐养育了我，如今，我也终于有能力守护她了。这或许就是姐姐所说的＂等我生完孩子就给你养＂的真正含义——不是依赖，而是一种传承，一种生生不息的爱与责任。
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曾经无私地爱着我，而现在，我也同样爱着她。
来源：那一刻的思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