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心里咯噔一下，弟媳不是那种喜欢麻烦人的性格。她从不主动打电话给我，除非是过年过节。

那天我刚给猪喂完食，正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抽根烟。手机响了，是弟媳小芳的号码。

“哥，你能来一趟医院吗？”她声音有点发抖。

我心里咯噔一下，弟媳不是那种喜欢麻烦人的性格。她从不主动打电话给我，除非是过年过节。

到了县医院，看见小芳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外套，手里捏着一张检查单，眼睛红肿。

“医生说是肺癌，中晚期。”她把检查单递给我，上面的数字和英文字母我一个也看不懂，但那个”癌”字刺得我眼睛生疼。

“二弟呢？”

“他…出去接电话了。”小芳低着头，手指搓着衣角上的线头。

我点点头没多问，在她旁边坐下，看着走廊上的人来人往。一个护士推着药车经过，轮子有点歪，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像是在哭。

二弟小军那天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他的手机变成了”已关机”。

第三天下午，我在村口的小卖部买烟，看见他骑着那辆破摩托，后座绑着个蓝色的旅行包，正往县城方向疾驰而去。

老板娘递给我一包烟，顺便递来一句闲话：“听说你弟媳得了大病？你弟这是去哪啊？”

我接过烟，没应声。塑料袋上印着”谢谢惠顾”四个褪色的字，我握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

回到医院，小芳正在输液。她的床头放着一本《新概念英语》，书角已经翻卷得不成样子。我记得她一直想考个英语证书，去镇上的外贸公司上班。

“二弟有消息了吗？”我试探着问。

她摇摇头，眼神盯着墙角的一个蜘蛛网。

“他前天…拿走了我的银行卡，说要去取钱…”她犹豫了一下，“还有我妈留给我的那对金耳环。”

我的拳头在口袋里握紧又松开。

输液架上的药袋滴答滴答，计时的声音让人心烦。隔壁床的老太太正在跟家人抱怨饭菜难吃，电视里播着去年的春晚重播，笑声格外刺耳。

医生说小芳需要手术，然后是化疗。前前后后至少要二十万。

我家有个小门面，是十年前县里搞旧城改造时分的。一直租给人家做服装店，每月收入两千多，是我和老伴的主要生活来源。老伴退休金少，我这个村委干部的工资也就够买烟喝酒。

门面卖了十八万。房子刚挂出去第二天就卖了，买主是个戴金项链的中年人，看了十分钟就决定要了，只还了两万价钱。他接电话时我听见他说：“地段不错，政府要修地铁，这边肯定要拆迁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转念又想，管他呢，小芳的命要紧。

办完过户，我拿着现金去医院交了手术押金。回家路上买了两个馒头，走到门口才想起来老伴今天在家，我该买四个的。

“门面的事我听说了。”老伴端出一碗刚煮好的面条，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蛋黄还是半流质的，那是我最喜欢的状态。“你做得对。”

我突然觉得鼻子发酸。老伴很少这么直接地表扬我，大多数时候她都在唠叨我这也不行那也不对。

吃完面，我从柜子里翻出一叠照片，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了。爸妈去世早，我和二弟从小相依为命。照片上的小军才十来岁，穿着我的旧校服，袖子挽了好几道，笑得无忧无虑。

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每个月省吃俭用给他交学费。他成绩不错，我还想着供他上大学。谁知道高三那年他跟着同学去了广东打工，再也没回来念书。

照片下面压着一张皱巴巴的明信片，是小军当年从广东寄回来的。上面写着：“哥，我这边挺好的，你别担心。等我挣了钱，给你娶个漂亮嫂子。”

我笑了笑，把照片和明信片重新压回抽屉底。

小芳住院的第十五天，我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睡着了，梦见二弟回来了，还带了一车的礼物。醒来时，脖子疼得要命，窗外天已经亮了。

“张大哥，吃点东西吧。”小芳的病友刘婶递给我一个肉包子，还是热的。

“谢谢，你吃了吗？”

“吃过了。”她在我身边坐下，“我家那口子刚送来的，他对医院食堂怨气大，说饭菜比猪食还难吃。”

我笑了笑，咬了一口包子。刘婶的老公是个脾气急的老头，每次来医院都嚷嚷着要投诉，但对老伴疼得要命，每天变着花样带好吃的。

走廊尽头，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正在和护士长说话，手里拿着一大束百合花。白色的花瓣在荧光灯下显得格外刺眼。刘婶说那是5号床的女儿女婿，从上海赶回来的，听说是什么大公司的高管。

我低头继续啃包子，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二弟。他现在在哪里？是不是也在某个城市的街头匆匆走过？他还记得小芳吗？

包子有点凉了，肉馅的油脂凝固在嘴里，有种说不出的腻味。

手术定在周四上午。那天老伴特意从家里带来一个保温桶，里面是熬了一整夜的鸡汤。

“这是给小芳的，”她说，“手术后喝点暖和的。”

我点点头，接过保温桶，感觉分量不轻。老伴又叮嘱了几句，然后说要去赶集，下午就回来。我知道她是去求佛，她那一代的农村妇女，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总喜欢求神拜佛。

推小芳进手术室的时候，她突然拉住我的手：“哥，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你别告诉我爸，他身体不好…”

“说什么胡话！”我粗声打断她，“好好的手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她笑了笑，眼泪却落了下来：“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

“一家人，说什么添不添麻烦的。”我帮她擦了擦眼泪，看着她被推进手术室，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小芳才二十八岁，正是年轻漂亮的时候，生活本应该充满希望的。

手术室的指示灯亮起来，我在外面的长椅上坐下，点了根烟又熄灭了，想起这是在医院。

手术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医院走廊里人来人往。对面床的病人出院了，家属推着轮椅，脸上洋溢着喜悦。一个小护士推着药车经过，看到我还点头致意。

我靠在墙上，眼皮越来越沉。昨晚几乎没合眼，一直在数钱，确认后续化疗的费用够不够。如果不够，还能从哪里再搞点钱？

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刹车声把我惊醒。

医院门口停了一辆黑色奥迪，擦得锃亮，在阳光下反光得刺眼。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大概四十来岁，背着个公文包，脸上的表情严肃得像是来谈判的。

我没多想，重新闭上眼睛。这种豪车在县医院不多见，估计是哪个大老板来看病或看望亲友。

没想到那人径直走到手术室门口，在护士站询问了几句，然后朝我走来。

“请问是张大哥吗？”他的普通话很标准，不像本地人。

我一头雾水地点点头。

“我是小军的朋友，我叫王磊。”他伸出手，“小军让我来看看小芳，顺便…”他拿出一张银行卡，“这是二十万，小军说，这只是第一笔，后面还会有的。”

我愣在原地，不知道该不该接这张卡。

“小军他…在哪？”

男人犹豫了一下：“他在国外，这几年做了点小生意，现在资金周转有点困难，所以来不了…”

我打断他：“他知道小芳得了癌症？”

“知道，所以托我来的。”男人看了看手表，“不瞒您说，他现在的情况也不太好，但他说无论如何要先把小芳的医药费解决了。”

我感到一阵眩晕，不知是因为疲惫还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请问…您和小军是什么关系？”

“战友，”他顿了顿，“我们一起去的非洲。”

手术很成功。小芳麻药劲过去后，虚弱地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是问二弟有没有消息。

我犹豫了一下，决定实话实说，告诉她二弟的朋友来过，还带来了医药费。但我没有提非洲的事，也没告诉她二弟现在的”情况不太好”。

“我就知道，”小芳微微笑了，“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

看到她眼中重新燃起的希望，我没忍心说破。

那天晚上，我在病房的陪护椅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二弟回来了，还是那个十七岁的少年，穿着我的旧校服，在村口的大榕树下等我下班。

醒来时，天已经亮了。窗外的树上有只麻雀在叫，病房里飘着老伴带来的鸡汤香味。

小芳睡得很沉，呼吸平稳。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小镜子，是昨天护士给她的，说是女孩子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要照镜子。镜子旁边是她的《新概念英语》，还有一沓化疗的资料。

我轻手轻脚地走出病房，去走廊尽头的自动售货机买瓶水。回来的路上，看见王磊正站在护士站前，和医生交谈。

他今天穿了一身休闲装，看起来不那么严肃了。看到我，他点点头示意。

“小芳怎么样了？”他走过来问。

“手术很成功，医生说恢复得不错。”

“那就好。”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对了，小军让我转告您，让您别担心，他会处理好一切的。”

我接过名片，上面只有一个名字和电话号码，没有公司名称。

“王先生，我能冒昧问一句，小军他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会去非洲？”

王磊沉默了一会：“这个…等他自己回来跟您解释吧。”

接下来的日子，王磊时不时会来医院看望小芳，每次都带着二弟的问候和礼物。有一次他带来了一个非洲木雕，说是二弟特意托人从当地买的。

小芳开始化疗后，整个人消瘦了许多，头发也掉了不少。但她的精神比以前好多了，常常拿着英语书学习，说等身体好了要去找工作。

我没把门面卖掉的事告诉她，怕她有心理负担。老伴每天变着花样做饭菜，用保温桶送到医院来。

“二嫂，你这样下去怎么行，”小芳有一天突然说，“我住院这么久，你们的生活费从哪来？”

老伴笑着说：“你哥刚评上了优秀村干部，奖金不少呢。”

小芳将信将疑，但也没再追问。

八月的一天，我正在村委会整理档案，接到王磊的电话。

“张大哥，小军出事了。”他的声音很急促，“在非洲遇到武装分子了，现在在当地医院，情况不太好…”

我的手开始发抖：“他…他能挺过来吗？”

“不知道，医疗条件有限。我们正在想办法把他转到好一点的医院，但需要一大笔钱…”

我坐在椅子上，感觉天旋地转。门面已经卖了，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老伴的退休金和我的工资加起来，连塞牙缝都不够。

“张大哥？”电话那头的王磊催促道，“您听到我说的了吗？小军现在情况很危险…”

“我…我想想办法。”我艰难地说。

挂了电话，我坐在村委会的长椅上，不知所措。窗外的榕树还是老样子，叶子被太阳晒得发亮。村里的大喇叭正在播放防火安全知识，声音断断续续的。

忽然，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小芳的治疗费！

王磊给的那张卡里还剩下不少钱，足够救小军一命了。但这钱是给小芳治病的，她还要继续化疗…

我陷入了痛苦的挣扎。救弟弟，还是救弟媳？这种选择题太残忍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凌晨三点，我轻手轻脚地起床，打算去阳台抽根烟。

客厅里，老伴正坐在沙发上发呆，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个布包，是她平时装零钱的。

“你怎么还没睡？”我问。

她抬头看我，眼睛红红的：“我听见你打电话了。小军是不是出事了？”

我没有隐瞒，把王磊告诉我的一五一十说了。说完，我们都沉默了。

“用小芳的钱吧。”老伴突然说，“我相信她会同意的。”

“可她还要继续治疗…”

“我这些年攒了点钱，”她拍了拍布包，“不多，一万多。再加上我这个月的退休金，应该够小芳再治一段时间的。到时候再想办法。”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别磨蹭了，”老伴催促道，“赶紧给那个王磊打电话，趁现在还来得及。”

第二天一早，我去医院看小芳，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她实情。

推开病房门，意外地看到王磊站在那里，正和小芳聊天。看到我进来，他站起身：“张大哥，您来了。”

小芳的脸色很差，但眼睛异常明亮：“哥，我刚听王叔说了小军的事。”

我心里一沉，不知该怎么回应。

“我想把剩下的治疗费给小军，”她直视着我的眼睛，“他现在比我需要这笔钱。”

“胡说什么！”我声音有些发抖，“你的病还没好全呢，怎么能…”

“哥，”她打断我，“我知道你卖了门面给我治病，王叔都告诉我了。我也知道你昨晚一夜没睡，在想怎么救小军…”

我哑口无言，只感到一阵羞愧。

“我的病情已经稳定了，医生说可以先休息一段时间再继续化疗。”小芳握住我的手，“小军现在危在旦夕，如果…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我看向王磊，他点点头：“医生确实说过可以暂停化疗一段时间。”

小芳继续说：“再说了，那笔钱本来就是小军的，用来救他，天经地义。”

我终于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王磊带着钱连夜飞往非洲，说是要亲自看着小军转院治疗。

小芳出院回到我家休养，老伴像照顾亲闺女一样照顾她。日子虽然拮据，但倒也平静。

每天晚上，小芳都会坐在院子里看星星，嘴里念叨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英文单词。有时候她会问我：“哥，你说非洲的星星和这里的一样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能笑笑说：“应该差不多吧。”

一个月后的傍晚，我刚给院子里的菜浇完水，听到一阵汽车喇叭声。

门口停着一辆出租车，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个瘦削的男人，脸色蜡黄，但眉眼间还是能认出二弟的影子。

“哥…”他站在门口，声音有些发抖。

我放下水壶，大步走上前，想给他一拳，又想抱抱他，最后只是粗声说：“还知道回来啊！”

院子里传来一声尖叫，小芳冲了出来，扑进小军怀里，哭得像个孩子。

二弟紧紧抱着她，也哭了：“对不起，对不起…”

老伴站在一旁抹眼泪，我假装咳嗽了两声，掩饰自己的情绪。

后来我们才知道，小军这些年在非洲做矿产生意，一开始很顺利，后来遇到当地武装冲突，几乎赔光了所有积蓄。他不敢回来面对小芳，直到得知她生病的消息，才决定变卖所有资产寄钱回来。

那次受伤是在转移途中遇到了武装分子的袭击，差点丢了性命。

“我本来打算等伤好了，再挣够钱才回来的。”小军坐在我家的饭桌前说，“是王磊告诉我，小芳把治疗费让给了我，我…我实在没脸躲了。”

饭桌上，老伴蒸的馒头热气腾腾，我倒了四杯米酒，递给每个人一杯：“都过去了，好好过日子吧。”

小芳和小军相视一笑，举起酒杯。

我想起了那天医院门口的那辆豪车，仿佛就在昨天。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途，有人走了又回来，有人回来又要走。但无论如何，家人永远是那个驿站，让你知道，不管发生什么，总有人在等你。

窗外，夕阳的余晖洒在老槐树上，一只知了在树枝上鸣叫。夏天快结束了，但生活还在继续。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