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拜读了叶舒宪先生关于美国大学的思考（《美国大学三题》，《开放时代》2001年11月号），颇增见识。但是叶先生在讨论美国西部新兴名校如何挑战东部长春藤权威时，引用了2000年全美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工学院和教育学院这“五大学院”的排名，指出斯坦福大学在其
近日拜读了叶舒宪先生关于美国大学的思考（《美国大学三题》，《开放时代》2001年11月号），颇增见识。但是叶先生在讨论美国西部新兴名校如何挑战东部长春藤权威时，引用了2000年全美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工学院和教育学院这“五大学院”的排名，指出斯坦福大学在其中四个学院中排名第二，“大大超出了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宾夕法尼亚等东部名校”，则稍有误会。首先是斯坦福大学虽不能与长春藤大学比历史资格，其存在的时间也已相当长（似乎已过了百年校庆，若尚未过也当不远），今称其为“新兴”名校，它自己会不会觉得有些委屈？
更重要的是，其他学校的情况我不清楚，普林斯顿大学却并无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教育学院的设置，其“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也不包括所有的工程学系（且不说新兴的计算机科学系，就是较传统的电机系也不在此学院中），与一般意义的“工学院”可能也还略有差异。既然普林斯顿大学本无“五大学院”之四，其与斯坦福大学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但以甲之所无与乙之所有进行比较，或者不能反映其实际；所谓“大大超出”云云，实在只是一种虚悬的想像而已。
今日中国大学中院系设置的“多元化”恐怕已超过世界任何一国，各类学院的名目真是到了叹为观止的程度，充分体现出想像力和创新力的无比丰富。但这也带来一个困难，如果我们也学美国来搞学院排名，或会发现已经相当难以进行类比。比如，北京大学今日仍无所谓文学院之设，而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虽同在一地，其各自的文学院所辖学科却相去甚远。如果以“文学院”来排名，北大自然榜上无名，我们恐怕不宜据此说北大的文学或文科已“大大落伍”。又若以“文学与新闻学院”进行排名，叶先生就读的某校很可能排名第一，因为尚少听说其他大学有此设置也。倘若有人进而依据这样的排名来论证中国的“西部大学对东部权威的挑战”，那些并不设置此类学院的东部和北部大学恐怕要提出抗议。
美国大学全校性的排名，一般是指本科而言。至于具体学科和专业的排名，则是针对研究生教育，且较多是指博士阶段的研究生教育。通常专业学人若要从排名看美国大学的学术地位，大致更多关注各具体学科的排名，而较少据所谓“五大学院”的排名来评估学校。因为所谓“五大学院”，主要是针对实际应用的教育机构，除医学和法学的体制相对特殊外，商学院和教育学院多以培养硕士阶段的应用人才为主要目标，即使与一般基础学科训练方法最为接近的工学院，也以培养硕士阶段的应用人才为重要目标（工学专业的博士多在研究机构和大学任职，而硕士则较多担任企业中的工程师一类工作）。
因此，如果论及叶先生所说的“博士班”科目，“五大学院”与其余众多专业本不在一条起跑线上，若以这些学院的排名来谈论学校地位，凡所谓研究性大学皆难认可，恐怕斯坦福大学也不愿接受其所长仅在这些方面。这里丝毫没有看轻“五大学院”的意思，教育学院今日在美国已不十分受人看重，许多大学已不再设置，但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仍是相当吸引人的学院。不过如章太炎所说，“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像卖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的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值”。尤其是长春藤大学及与之相类者，其自定位和他人的认知皆不允其只看重学科和院系那吸引人的一面。
美国的大学本有较多的“自主性”，其院系设置也相对多元化。如普林斯顿大学不设“五大学院”之四，便颇能体现其“特立独行”的风格，实亦秉承了该校特别看重文理基础学科的一贯传统。即使该校的“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也以训练研究性人才为主要目标，而不重应用性工程师的培养。这是学校的自定位使然，或可说是“保守”，或也带点精神贵族的气味，但在美国多元的高等教育系统中，这样的独特风格仍得到充分承认，不论本科还是研究生教育，普林斯顿大学都是众皆认可的一流名校。其他大学若与其比较高下，也决不会以“五大学院”一类来以有对无。
中国近代本也有类似的传统，王国维在清末就说，“若以功用为学问之标准”，则大学可以不设经学、文学和哲学这类学科，只需传授“物质的应用的科学”，而高等学府也就与“工场阛阓等”。此语本针对张之洞主持的新大学体制而发，其实张之洞设计的新学制并不仅仅重应用，他曾明言：小学堂“以养成国民忠国家尊圣教之心为主，各科学均以汉文讲授，一概毋庸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要到中文通顺的中学阶段，始准兼习洋文。但对于设在通商口岸附近的高等小学堂，尤其“学生中亦有资敏家寒，将来意在改习农工商实业、不拟入中学堂以上各学堂者，其人系为急于谋生起见”，则准其在学堂课程时刻之外兼习洋文。换言之，新学堂主要是培养“国家人才”，但对“急于谋生”的贫寒子弟仍网开一面，考虑得相当周到。
有意思的是，张之洞设计的制度在美国无意中竟得以实现：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业洗衣店、餐馆之移民后代往往习工商、法律、医学以谋生计，而并不选择文史哲一类美国“国学”；优秀大学的文史哲系科，或为发自内心真受这类学科吸引之人，或为不愁衣食的上层子弟。而上述移民的第三四代及以后各代，在度过“急于谋生”阶段并确立起社会地位后，也常有修习不那么重应用之学科者。这样一种并非规划而自然形成的学科选择之路，相当能适应移民国家的特色，既能为新移民提供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出路，也确保了其“国学”及其他基础学科始终不乏真正的一流人才。这也许才是源远流长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吧。
在中国，由于在近代中外竞争中长期处于失利的局面，导致国人文化自信心的不足，反映在教育上，就是清季原拟培养“国家人才”的学科日渐衰落，而原来不过为贫寒子弟“急于谋生”那网开一面的设置乃成为各类学子的优先选择。今日各地高考“状元”多选经济管理一类科目（这类科目也恰好文理考生兼收），正是全社会心态“贫寒子弟化”的表征。恐怕只有到整体的相对富裕之后再两三代，文史哲系科才能录取到较多考试成绩优秀的人才。只希望两三代后大学这些系科尚有少数足以抱残守缺的师资，否则便会出现师弱弟子强的尴尬局面，后果不堪设想（其实今日类似的局面已开始萌芽，各重点大学所设的“文科基地班”往往被称为“大师班”，有时学生也不免这样自期；某次我不得不坦然请学生放弃这一幻想，理由很简单：一群小师怎么能培养出大师呢）。
鲁迅曾慨叹从小康走入破落之时最能见社会真相，不过身遇家道衰败之人也可有不同的态度，孔子早就说过，“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前人曾有“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名句，身穷而志不衰，或者就是鲁迅所说的社会的脊梁？惟穷则思变本是人之常情，“物质的兴起”更是近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倾向。全社会心态“贫寒子弟化”之后，作为社会一机构的大学，是否也当趋从于普遍的“社会意志”呢？从民主的角度看，答案是肯定的，故大学不妨即以“五大学院”为主。但学术如果不能超越社会意志而独立，大学如果不能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维持其“清流”的超越地位，则与“工场阛阓”一类技术培训班没有多大区别，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了。
在王国维看来，文学本“游戏的事业”，是因“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靠父母供衣食的小儿“无所谓争存之事”，故有余力“作种种之游戏”。成人则只有“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乃有文学之产生。“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叶先生自己也在从事文学这一不那么能“急于谋生”的专业，而对于另一不那么能“急于谋生”的人类学尤有兴趣。他在观察美国学界时偶尔的疏忽可能也是全社会心态“贫寒子弟化”的一种表现，提示出某种特定的思维倾向，即重应用学科而轻基础学科。
近年在中国的确是应用性的学科更受青睐，而所谓“基础理论”方面则文理科皆较疏冷；某一学科的重要与否端看其是否能当下产生经济效益，文史哲一类太接近“精神文明”的学科不必提，就是不那么直接作用于物质生产的自然科学基础学科，似乎也已有明显的“危机感”。记得某位物理学家说过，即使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中，其研究成果也还有品味的高下之分。这样高层次的区分对尚未得过诺贝尔奖的国人来说，或者太过清雅；然而“科学”又何止在应用层面，其与“技术”还是有相当区别的！
傅斯年在1919年特别提出，科学与不同民族文化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怎样认知科学。他举例说，“同是一个电学，汤姆生约瑟心里的电学，和普通电学家心里的电学，和电气工程师心里的电学，和电机修理匠心里的电学，截然不同”。科学亦然，“有的人看得科学是真理，有的人看得是发挥精灵活动最有趣味的事物，有的人看得是‘利用厚生’的器具”。故“科学在人心里手上，因人的性质不同而异其意味”。
关键在于，我欲仁而斯仁至，科学“也因为人待他不一样也就异其效用：中国人以前对于科学，只承认了他的物质的效用，不知道他的精神的效用，所以他也不和中国人亲切起来，勉强给中国人很少些的物质的效用，毫不帮助中国的文化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情形发生了变化，“现在人渐渐于机械的科学观以外，有个精神的科学观，知道科学不特是狭义的有用，并且是个精神的兴奋剂”。傅先生乐观地预言，此后中国人对于科学已脱离“制造局的主义”而进入新的时代，当然是往“精神的兴奋剂”方向努力。
的确，新文化运动时的主流学人特别强调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直接针对的便是近代中国注重物质和“学要有用”的大语境。故其所反的传统不仅有远古的孔家店，也包括晚清以来重力轻学这一新传统。从这一角度看“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我们对这一运动的认识及对其遗产的继承都还相当不足。这部分因为新文化人这一取向当时就引起一些“老新派”的不满，吴稚晖在20世纪20年代便公开鼓吹应回复到晚清的“制造局主义”，强调学西方当注重其物质科学。而且这一倾向的影响日益大，致使傅先生乐观的预言几乎成为“空想”，到今日“科学”一词已渐有被“科技”取代之势了。
其实清季已有学人认识到西方之长绝不仅在物质一面，梁启超在19世纪末年已强调“精神”才是“真文明”，他说：“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游于上海香港之间，见有目悬金圈之镜，手持淡巴之卷，昼乘四轮之马车，夕啖长桌之华宴，如此者可谓之文明乎？决不可；陆有石室，川有铁桥，海有轮舟，竭国力以购军舰，朘民财以效洋操，如此者可谓之文明乎？决不可。何也？皆其形质也，非其精神也。求文明而从形质入，如行死港，处处遇窒碍，而更无他路可以别通，其势必不能达其目的，至尽弃其前功而后已。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也。”
约半个世纪后的1954年，曾是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同事的李济对其学生张光直说：“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故“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的责任，任何“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张先生当时所学的，正是叶先生极感兴趣的人类学，他已尽其责任在那一领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现在张先生也已归道山，我们为人师者或者也该深刻反省李先生那至为语重心长的寄托，不仅关注培养“工程师或医师”的学院，而尤致力于培植“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
原刊《开放时代》2001年第1期
来源：考古研史一点号
